日本遣唐使入唐后获得书籍的途径多种多样，等价购书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东亚古代货币史一直是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领域。虽然国别货币史研究已有丰赡的学术成果积累，但有关东亚各国通用的国际货币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宋明时期中国货币的域外流通，很少有人论及隋唐时代东亚朝贡贸易圈内的通用货币问题。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从8世纪开始，遣唐使就携带大量黄金到中国消费，给唐人造成日本盛产黄金的印象，这一印象又通过唐人传给伊斯兰商人，从而促使9世纪黄金之国“外克瓦克（al-Wāqwāq）”传说在亚洲的流行。事实上，日本到8世纪中叶才首次发现黄金，之前百余年的黄金消费完全依赖进口，之后约半个世纪所产黄金仅供内需。公元804年派往中国的第18次遣唐使首次携带黄金在中国作为货币使用，而整个8世纪东亚流通的货币是布帛，这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引进中国的“租庸调”制度密切相关。

猿投神社是一所位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古老神社，以保存古代汉籍写本而广为人知。该神社所保存的汉籍共计有八种，分别是《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帝范》《臣轨》《史记》《文选》及《白氏文集》，这些汉籍写本皆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汉籍写本在当时并非罕见的版本，而是极为普通的读本。日本镰仓时代以后，京都的学问逐渐影响至关东及其他地区，镰仓时代武家学问的精髓以金泽文库及足利学校的藏书为代表。不过，我们对地方寺院与民间的实际状况未必能够从上述藏书得到充分的了解。若欲探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初期汉学的平均水平、阅读内容及所使用的文本等问题，猿投神社收藏的汉籍写本将不失为宝贵的资料。

出土刻本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大量出土刻本残页的存在，说明伴随“丝绸之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条以传播刻本为主的“书籍之路”。黑水城出土的一组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黑水城出土《初学记》与日藏南宋本《初学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版本关系，前者的刊刻地点应为福建建阳，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在南宋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宋元时期由江南通往塞外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形成过程是中原文明向西域地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之路”在西域华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半个多世纪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息息相关。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通常为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范式所主导。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到资本主义发生的探索，再到近些年早期现代化、工业化的争议，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不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在不断冲击瓶颈中推进。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固然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江南史研究的实质进展亦有赖于问题意识的创新、理论思辩的提升。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要深入理解杜威美学，就要从其形而上学立场开始。他试图以自己哲学思想最核心的“经验自然主义”所提供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去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的美学中，基于“一个经验”的审美经验代表了最完满的经验，使艺术能够通过自身的过程性和整体性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与审美是获得好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赋予人们以意义的实践。艺术作为开放性的交流，最充分地实现了民主，民主社群使好生活得以可能，民主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杜威在艺术和审美中找到了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中二元论、基础主义的整体性、过程性的办法，并且从中看到了理想伦理生活的理智性与情感性。他对“意义”的讨论是其经验形而上学与美学理论之间至为重要的纽带，并且最终通向伦理学的价值维度。在今天，通过重新思考杜威美学，人们也许会得到启发，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面向未来。

亚当·斯密是一位特别注重修辞的学者，要想准确把握其道德理论核心，需要认真分析其代表作《道德情操论》的文本。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TMS）标题中的moral sentiments是指人类在道德判断上的一种基本能力，是包含同情、良知、审美以及道德推理等多方面内容的，其根源在于人类以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经验到各种道德实践，又通过归纳、反思和推理来将其一般化，最后上升为指导道德抉择和道德行为的原理。斯密道德论的核心绝非“道德情操”本身，而是各种道德情感得以形成的同情共感机制。现在被广泛接受的中文翻译书名《道德情操论》容易误导读者，而翻译成《道德情感论》更符合斯密道德理论的核心内涵。

来自浙江省23家农民合作社案例的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合作社内外协同创新能力不强，主要体现在组织内外协同创新战略意愿弱、目标协同度低；合作方重视程度不够，组织保障不力；组织内外沟通力度弱，知识协同平台作用小。合作方异质性、组织结构、沟通机制、信任度及外部监管环境影响了合作社的战略、组织和知识协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构建组织内外协同创新战略愿景，增强组织内外协同创新目标协同度；加大组织间协同创新力度，完善组织内人事、股权结构及利润分配机制；强化组织间沟通，固化组织内信息共享制度，加强政府监管。

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的稳定效用是政府大力扶持农业保险发展的目的，也是农业保险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利用微观数据从农户层面对生猪保险的稳定效应研究表明，在“保成本”的保障水平下，生猪保险对农户的收入波动并没有起到显著的稳定作用。这不仅对农户持续参保意愿产生了不利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究其原因，生猪保险的低保障水平和理赔模式导致保险赔款难以有效补偿农户遭受的损失。模拟研究结果显示，在高保障水平的足额保险情况下，生猪保险能显著发挥稳定农业收入的作用。因此，提高保障水平、满足农户多样化的风险保障需求是今后我国农业保险不断完善的一个方向。

人口安全理论自出现以来已有不少理论成果，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然而近年来该理论研究趋冷，重要原因之一即“人口安全”这一术语很容易为其他词语所替代，但各类人口问题与人口安全在安全化上的区别是难以替代的，因为安全化是一个不同于安全本身并通过言语行为建构威胁的过程——使沉默的安全“发声”的过程。人口安全问题的沉默给社会带来威胁，而人口安全是否沉默取决于社会成员对人口问题的评估和预测，因此，需要创造民主的环境来集中社会各团体的智慧。安全化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威胁。人口问题安全化有两种路径：政治化路径与社会化路径，在安全化的过程中，这两种路径分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挥各自的作用。人口安全理论对安全化的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D打印技术的发展使著作权法上的复制变得更为高效便捷，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亟待梳理和解决的问题。基于3D打印技术原理，可将其分为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在输入环节，对CAD文件的作品类型进行规制，采用视觉标准界定立体作品，并以“美术作品+模型作品”的思路进行综合保护；在输出环节，3D打印属于复制，且可以实现从平面到立体和从立体到立体的复制形态，复制权的控制范围应不限于现行法律所列举的方式。针对3D打印技术在网络传播中的侵权风险，应对合理使用中的私人复制予以限制，灵活运用“三步检验标准”对合理性进行审查。3D打印在著作权法方面并未引发新的法律问题，现行制度已存在包容空间，不必为其特设著作权新规，通过对现有规则的解释和借助已有案例的适用经验便能解决可预见的著作权法争端。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中国上市公司短期债务融资偏好与高现金持有的现象逐渐缓解，与此同时，长期负债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而随着长期负债到期，现金持有对缓解流动性风险十分重要。目前国内的债务期限结构研究通常只区分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对长期负债期限结构则鲜有涉及。因此，长期负债期限结构的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现金持有的影响路径需要更为细化的研究。经验结果显示，首先，2002—2014年长期负债期限结构呈趋势性上升，长期负债占资产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其次，随着长期负债剩余期限的减少，流动性风险增加，现金持有规模也随之增加；最后，股改对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选择及现金持有规模的积极影响也显著地影响了两者的互动关系。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向追求中高速和质量型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解决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也就是经济结构再平衡，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规模扩张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障，也是中国多年来致力的发展与改革目标，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经济结构再平衡有赖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经济长期发展和增长周期延长，才能为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结构再平衡提供时间、空间的回旋。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契机，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再平衡，以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的成绩，却在公共事务领域遇到诸多治理难题。对此，经济学家常常依托“用脚投票”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框架下展开解读；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依托“用手投票”机制，强调政治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及其作用机制。借助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这两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图捕捉其作用的条件。基于该模型，进一步把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视为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联合生产的过程，详细剖析了“用手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条机理路径。基于面板数据，本文还以因特网普及率作为“用手投票”能力的代理变量，对呼吁机制在约束地方政府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理解中国故事需要同时考虑退出和呼吁机制，相关制度设计应维持两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