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法治将抽象的法治变成具体的数据，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传统法治的研究和实践模式。数字化为量化法治提供了技术手段，也催生了一种新型法治形态——数字法治。数字法治是量化法治发展的新阶段。数字法治是法治系统工程的一种面向。大数据是数字法治的灵魂。“实践法治观+实效法治观+系统法治观”构成了数字法治的分析范式。数字法治具体表现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方面综合集成的场景应用。法治指数能够满足数据规范化、场景应用精准化、风险预警实时化等数字法治的需要。数字法治面临制度供给、数据共享、数据安全三大难题。数字法治建立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之上。解决数据共享难题要从机制、利益、技术三方面入手。数据安全治理要实现体系化、标准化、常态化。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体现为当事人合法行使处分权与行政检察监督的复合。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具有权利救济、替代性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等属性，在司法办案中应当坚持合法、自愿、诉讼监督与纠纷解决相结合等原则；坚持法律监督与争议化解有机结合，尊重正确生效裁判既判力和行政自由裁量权，以纠纷解决为导向，在法律监督过程中解决行政相对人合理诉求；坚持依法全面审查的原则，处理好纠纷解决与公权监督、公益优先与私益救济、程序正义与实体利益保护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在机制构建方面，应当坚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定位，遵循司法规律，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科学界定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范围，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效力保障机制。

环境财税政策组合的有效性及其能否实现多重政策目标需要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检验。以环境税和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组合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能在揭示环境财税政策作用机理的同时，明确各类政策对产出、环境和社会总福利的综合影响。环境税天然地具有污染减排功能，“费改税”平移制度设计下的环境税规模不足以弥补地方环境治理财力缺口，故需要纵向生态转移支付。生态转移支付能有效地拉动产出，但转移支付的扩张偏向会偏离其环境治理的初衷，故需阶段性地突显其绿色偏向。央地共享情形下的环境税与纵向生态转移支付的组合能够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政策锁定效应明显，环境污染物强度减排政策能够使环保支出的环境绩效由负转正且能极大地拓展两类政策组合的选择空间。

居民绿色消费转型是中国乃至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居民绿色消费的内涵、模式、行为和政府监管政策设计的已有成果，发现绿色消费的内涵和模式研究总体呈现从单一化到系统化的转变；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表现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进；绿色消费政府监管政策的研究旨在指明不同监管政策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并评估具体政策的市场结果。未来居民绿色消费研究的主要方向如下：（1）科学界定不同绿色消费层级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与转化机理；（2）构建绿色消费行为综合分析框架，探究绿色消费行为内外部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和行为偏差的形成机理；（3）绿色消费监管政策创新和跨时空效应评估；（4）数字经济背景下绿色消费行为的新特征和监管工具的研究。

面对新冠疫情，以专业机构和专业群体为代表的专家系统在媒介接触影响政府信任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全国性调查分析发现，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通过官方媒介接触新冠疫情信息越多，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就越高，而非官方媒介接触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没有直接影响。官方媒介接触同时经由医疗机构信任和科学家信任对公众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信任产生正面影响，而非官方媒介接触仅经由医疗机构信任对公众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科学家信任在官方媒介接触与公众政府信任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强于医疗机构信任，而在非官方媒介接触影响公众政府信任的过程中，仅医疗机构信任存在负面中介作用。基于专家系统在现代社会信任生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要充分发挥专家系统的作用，依靠科学应对和化解危机。

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其话语生产长期由西方理论话语主导，如何确立中国电影理论话语的独立自主性，始终困扰着本土电影研究者，而关于中国电影的概念辩争则是话语激烈争夺的前沿。“华莱坞电影”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力图革新长期被西方理论话语及其概念命名所辖制的中国电影研究版图，引来国内外众多学者追随，并自东向西输出到欧美学界，实现了反向“理论旅行”。其从新世界主义视域和华夏传播理论立基，进行融通中外的学术对话，在国际的理论旅行中形成了既源于本土又向世界开放的兼容并蓄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对探路中国电影研究建构理论话语主体性的突破方向，构建融通中外的知识话语体系，管窥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话语参与世界思想丛林竞争的国际话语权问题，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启迪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用户隐私意识的提高，用户在新技术背景下的隐私行为已成为一项全球性议题。然而，现有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如何从更加基础、本质的层面上有效解释用户的隐私行为是当前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基于神经隐私研究框架，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研究用户隐私行为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可为解决现有问题提供新思路。具体来说，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展开：（1）构建隐私构念与神经活动的关联；（2）从动态神经活动过程视角解构复杂的隐私行为；（3）探索用户隐私行为中自动化、无意识的启发式加工的神经活动证据；（4）整合系统式和启发式两种认知加工过程以完善用户隐私行为研究理论框架。

在“文学边缘化”说法颇为流行的背景下，剧本杀从竞争激烈的文娱市场中脱颖而出。虽然剧本杀具有文学和游戏的双重属性，但当前从文学角度研究剧本杀的不多。在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剧本杀折射出体验经济时代文学认知、文学接受、文学生产的嬗变。从文学认知的角度来看，剧本杀以游戏形式强化了文学的娱乐传统，重振了后互联网时代的现场社交，成为文化娱乐市场的快速消费品。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剧本杀为玩家提供了多角色的沉浸式体验。剧本杀具有非生产、短周期、个性化等特征，其本质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体验经济。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看，剧本杀以“亚文学”形态和创意写作方式，融入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已经形成政府重视、市场运作、玩家参与的良性产业格局。

邵雍的易学与诗学之间存在秩序谨严与安乐闲适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从他的易学思想来看，呈现出工夫的“后天易学”与自然的“先天易学”之间的割裂。第二，邵雍之学分为“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邵雍所观察和解释的客观世界是“一分为四”的，呈现出的特征就是秩序谨严，而对于主观世界，邵雍则强调个体生命境界的安乐闲适。第三，从他的诗歌创作来看，存在整体主义的形式与个体主义的内容间的张力，形式上有秩序严整的“四分体”与闭环的“首尾体”，主题上则以表现安乐闲适的情怀为主。这三个层次之间是同构的。

随着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与扩容，试验区法治建设问题日趋突出。目前的授权立法制度对地方立法机关多有忽略，使得当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治建设难以满足其发展的现实需要。应当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的立法机关作为被授权主体，授予其更大的立法权限，为其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高水平的立法规范，这是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地方立法权限狭小的关键。被授权的地方立法应当以变通型立法为主，以精准授权作为授权的主要方式，从而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创新性与针对性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