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2021, 55(11): 2194-2206 doi: 10.3785/j.issn.1008-973X.2021.11.021

土木与建筑工程

基于个人选择偏好的城市医疗资源配置分析

程明骏,, 朱云辰, 岑沛立, 黄杉,

1. 浙江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27

2. 浙江大学 平衡建筑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7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 杭州310009

Allocation of urban medical resources based on personal choice preference

CHENG Ming-jun,, ZHU Yun-chen, CEN Pei-li, HUANG Shan,

1.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Limited Compan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Center for Balance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3.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9, China

通讯作者: 黄杉,男,正高级工程师. orcid.org/0000-0002-8081-974X. E-mail: archer58@zju.edu.cn

收稿日期: 2021-04-2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71841006);2020年度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立项项目(K横2020331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2015-R2-061);浙江省2020年建设科研项目(2020K012)

Received: 2021-04-27  

Fund supported: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71841006);2020年度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立项项目(K横2020331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2015-R2-061);浙江省2020年建设科研项目(2020K012)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程明骏(1995—),男,助理工程师,从事城乡规划研究.orcid.org/0000-0002-0049-4333.E-mail:mkellerc@outlook.com , E-mail:mkellerc@outlook.com

摘要

在健康城市与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须研究医疗资源空间配置的方法论. 以杭州市为例,采用改进后的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以“从供到求”的视角来研究公共医疗资源空间分配情况,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TPB),以“从求到供”的视角来研究个人选择偏好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 结果表明,杭州市医疗资源具有明显的中心集聚性,居民可获得的医疗资源总量和医院的医疗资源被挤兑与否及程度相关,证明了居民个人意愿对城市医疗资源分配的影响. 分析结果对当前《杭州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6—2035)》的医疗设施布点方案进行合理性分析与局部优化,提升了布点方案的科学性。

关键词: 医疗资源 ; 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 ; 计划行为理论 ; 个人选择偏好 ; 杭州

Abstract

New methods of spatial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ities and COVID-19 pandemic. Hangzhou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and the improved Gaussian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2SFCA) was used to study the space allocation of public medic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to demand”.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was used as represent of personal choice preferenc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hoice behavior on the medic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to supply”. Results show that Hangzhou’s medical resources have obvious centr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medical resources available to residents is related to whether the hospital’s medical resources are run on and the extent. Meanwhile, it is proved that residents’ personal choice has an impact on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medical resources. The analysis results can be the optimization to the medical facility distribution scheme of the current “Hangzhou Urban Medical and Health Facility Layout Planning (2016—2035)”, which has analyzed the rationality and also improved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distribution scheme.

Keywords: medical resource ;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 personal choice preference ;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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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程明骏, 朱云辰, 岑沛立, 黄杉. 基于个人选择偏好的城市医疗资源配置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J], 2021, 55(11): 2194-2206 doi:10.3785/j.issn.1008-973X.2021.11.021

CHENG Ming-jun, ZHU Yun-chen, CEN Pei-li, HUANG Shan. Allocation of urban medical resources based on personal choice preferenc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Engineering Science)[J], 2021, 55(11): 2194-2206 doi:10.3785/j.issn.1008-973X.2021.11.021

“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84年提出的概念,在过去40 a中,学者就这一概念提出了各类健康城市规划目标,并构建了对应的评价体系. 相关研究在2009年至2019年快速增多[1]. 在当前疫情影响下,政府与学者都认为健康城市的打造需要城市规划更快更好地与医学、公共卫生学及管理学等学科进行交叉,打造更稳固的健康城市医疗体系[2].

学者研究了交通时间、病患类型、病患选择与医院就诊量之间的联系. Huff[3-4]提出使用引力分析法来判断城市设施供需关系. Austin[5]提出基于供需分析对城市公共设施的评价方法. Mcallister[6]提出对公共设施布点从效率和公平2个角度的分析和评价方法,建立了基于设施规模和距离的数学模型. Khan[7]就医疗设施的可达性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方法,为之后的相关研究建立了一定理论基础. 在之后30 a的应用过程中,以Radke等[8-9]为代表,根据医疗设施实际运营中的资源分配情况,通过引入引力分析法完善相应的变量体系,逐渐演化为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2SFCA). 但最初该方法在确定搜索范围时,仅考虑距离的长短,而忽略距离长短导致的数据衰减,因此,Guagliardo等[10]提出距离导致数据衰减的数理原因,将原先同质化的引力直线优化为逐渐衰减的不同级别的分段式引力直线. Luo等[11]以人口统计口径为切入点,提升了对需求的计算的精度,同时提出搜索范围应为30 min驾驶圈的可达性要求. 进一步,Dai[12]使用连续的阻抗计算方法——高斯衰减系数(Gaussian attenuation function)使用时间形成阻抗,代替原先简单的分段式衰减,形成了现在较为常见的2SFCA. 该方法被Wan等[13]引用,在对底特律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判断结果. Delamater等[14]通过密歇根州的实践,对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有效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发现该方法的准确率约为74%. Dong等[15]使用同样的方法对湖北省综合医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政策上的优化方案.

宋正娜等[16-21]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分析近些年各类城市公共设施分布问题. 2004年应联行[22]对杭州城市社区现状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相关研究与评价,在此研究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开展了对公共医疗资源空间分布的研究,如王远飞等[23-24]利用GIS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和北京市的综合医疗系统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目前,2SFCA理论在概念结构以及算法框架上都已经发展成熟,其在城市基础设施分布研究的理论演化过程,正处于通过不同研究区域的实践应用寻找不同改进方案的阶段. 程敏等[25]以上海市的养老设施、公园绿地为例,通过引入空间自相关分析与盲区分析的方式,对算法进行优化. 任家怿等[26]通过统计居住区人口密度的方式表现人对公共设施的需求,但人口密度与对医疗设施及其他类型公共设施的需求程度之间并非严格正相关,居住环境、年龄结构、交通条件、医疗设施规模等也是影响需求程度的重要因子,因此在对医疗资源配置分析研究上,通过对个人主观行为的分析,能够更全面地表现城市居民对以医疗设施为代表的公共设施的选择倾向. 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有基于个人主观行为分析的医疗资源分布配置研究.

传统规划主要是通过在空间上安排供给来解决居民医疗需求,这包含了2个隐性条件:1) 所有的居民偏好需求一致;2)所有的居民就近选择(即无选择行为). 国务院提出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及相关文件[27-28]中强调“医疗资源应与居民健康偏好需求相匹配”. 由于居民对于医疗资源在质与量上的需求日益增长,主观意愿偏好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现有的方法缺乏对人的主观意愿的数理化表达. 因此,通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这类行为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进一步分析医疗资源的实际服务能力.

TPB理论是以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与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为基础[29-30],由Ajzen[31]逐步深化完善的一种选择模型理论,其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32]

TPB被有效用于多个行为领域,如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以TPB理论为基础,对英国国民的医疗设施选择行为展开研究,其研究成果使英国国民对高质量医疗设施选择的比例从2006年前的25%上升至年后的50%[33]。当前国内基于TPB进行的医疗卫生资源研究相对较少,聂静虹等[34]使用TPB模型探究影响病患对医院选择的最大变量,得出主要影响因子为到医院的距离,次要因子为医院的体量.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将病患选择过程与医院空间区位这2个因子加入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研究[35]. 其中,申悦等[36]对上海市小部分医院患者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1)患者就医以机动化出行为主,其中小汽车出行的比例最高;2)当患者的病情趋向严重时,患者对距离会更不敏感;3)医疗设施可达性的改善能够显著减少患者的就医距离,但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综合性医院的可达性,小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并不能使患者就医可达性显著提高.

TPB理论在医疗资源配置分析方面的研究还是以问卷调查法、层次分析法为主要手段;将TPB与2SFCA相结合的数理类研究尚未出现,仅有在非模型化下的选择行为与2SFCA进行结合的医疗设施可达性研究,对于医疗资源配置的评价视角较为单一,关于人对医疗资源需求量化的深入研究仍不足[37].

综上所述,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处于较为成熟的应用阶段;但面向未来的新研究方向,如与公共卫生、行为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在样本获取方式与理论体系构建上都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在当下所处的“后疫情期”,重庆、宁波地方政府与部分大学正在迅速推进健康城市与公共卫生相关体系的建设与研究[38-41],故该类综合研究正是“健康城市”规划与建设所亟需的. 本研究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构建数学模型,对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分布进行理论探讨,在规划上对公共卫生体系作出优化调整,全方位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加强医疗与疾控系统建设.

1. 研究方法

1.1. 基于2SFCA与TPB的杭州市“供求双向”医疗资源配置分析模型

结合2SFCA与TPB方法,分别以医疗资源点与人口点为主视角,从“刚性供给”出发和“刚性需求”出发,计算医疗资源供给角度与人口点需求角度下的资源可达性(见图12). 以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批复的《杭州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6—2035)》中主城六区规划范围人口点作为人口需求点、以综合医院作为主要医疗资源供给点;研究视角为杭州市主城六区内整体医疗资源的供需平衡,医疗资源供给点面向的是研究范围内所有人口点内的目标病患,所以本研究未将仅服务于社区内部的社区医院纳入医疗资源供给点范畴.

图 1

图 1   从“刚性供给”与“刚性需求”出发的医疗资源“分配”与“供给”两步过程

Fig.1   Medical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supply” from view of “rigid supply” and “rigid demand”


图 2

图 2   基于2SFCA与TPB的杭州市“供求双向”医疗资源可达性分析技术路线图

Fig.2   Technology roadmap of accessibility analysis technology of “supply and demand” medical resources in Hangzhou based on 2SFCA and TPB


综上所述,在模型应用计算之前,先对人口需求点及医疗资源供给点进行如下前提假设:1)医疗资源点指的是杭州市主城六区内所有综合医院(即二级+三级医院);2)人口需求点所包括人群为杭州市主城六区内,到本市综合医院就医的病患;3)人口点内病患对于到医院距离这一因子并不敏感,其需求可以概括为“只要能解决病症,杭州市主城六区内任何综合医院都会前往”.

本研究在2SFCA与TPB的理论视角下,将杭州市医疗资源分配过程分为以下2步(见图12):从人口点刚性需求出发的“适配供给”,即解决“无视出行能力,哪些医院能够满足我的看病需求”这一问题;从医疗资源点刚性供给出发的“满足需求”,即解决“既定服务范围,我能服务到哪些病人”这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构建“供求双向”的医疗资源可达性计算模型.

1.2. 空间资源配比视角下的2SFCA

在传统的规划分析方法中,主要考量的是资源空间分配的合理性. 在本研究中,以2SFCA为基础,通过对居民点到医院(即医疗资源点)的2次搜索来确定医院分配到周围居民个人的医疗资源条件,其可达性数值代表人均可占有的资源总量.

医疗资源的供给水平常通过床位数来表征,因此,本研究使用床位数来表征医疗资源的供给水平. 同时,依据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42]中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卫生机构床位数应达到6张/千常住人口. 本研究以该条目作为评价杭州市卫生医疗资源是否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重要指标.

考虑到二级以上医院通常须服务一定范围以上的人群,基于申悦等[36]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在分析医院服务范围时,采用从医院出发,汽车出行可达区域的计算方式来确定,时间阈值设定为30 min,车行时速根据滴滴出行全国重点城市交通运行报告设定为25 km/h,包含停车等待时间.

2SFCA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2个步骤:

1)对于每一个医院 $ j $给定时间阈值,即30 min,形成一个搜索范围,对落在搜索范围内的每个人口点 $ i $的人口进行赋值并加和. 进一步计算可以得出供需比. 其计算公式为

$ {R}_{j}=\dfrac{{S}_{j}}{{\displaystyle \sum }_{i\in \left\{{t}_{ij}\leqslant {t}_{0}\right\}}G({t}_{ij},{t}_{0}){P}_{i}} . $
(1)

式中: $ {S}_{j} $为医院资源;G为该行进时间下的高斯方程; $ {P}_{i} $$ i $人口点内的总人口; $ {t}_{ij} $为医院 $ j $与人口点 $ i $之间在常用交通方式(一般指小汽车出行)下的行程时间, $ {t}_{0}= $30 min. G ( $ {t}_{ij} $$ {t}_{0} $)的表达式为

$ G\left({t}_{ij},{t}_{0}\right)=\left\{\begin{array}{c}\dfrac{\mathrm{e}\mathrm{x}\mathrm{p}\; \left (-0.5 {\left(\dfrac{{t}_{ij}}{{t}_{0}}\right)}^{2}\right)-{\mathrm{e}\mathrm{x}\mathrm{p}\; \left(-0.5\right)}^{}}{1-\mathrm{e}\mathrm{x}\mathrm{p}\; (-0.5)},\;{t}_{ij}\leqslant {t}_{0};\\ \qquad \qquad \quad 0, \qquad \qquad \qquad \quad {t}_{ij} >{t}_{0}.\end{array}\right. $
(2)

2)对于每一个人口点 $ i $,同样给定搜索范围并对落于该搜索范围内的每个医院的供需比 $ {R}_{j} $进行加权求和. 求和后的数值记为 $ i $点的可达性. 该值的大小可以理解为该点在给定时间阈值内可以获得的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单位为床/人. 表达式如下:

$ {A}_{i{\rm{G}}}={\sum }_{j\in \left\{{t}_{ij}\leqslant {t}_{0}\right\}}G({t}_{ij},{t}_{0}){R}_{j} . $
(3)

式中: ${A}_{i{\rm{G}}}$$ i $人口点在从供到求视角下,以2SFCA计算的可达性.

1.3. 个人意愿选择视角下的行为学分析方法

就本研究而言,结合实际现状与已有的研究成果,针对TPB理论的3个主要组成部分,提出以下3个假设:1)在较小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下,同一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社会背景和周边环境形成的主观规范对个体的影响差异较小,因此假定同一栅格范围内所有居民的主观规范相同;2)医院体量的大小对就医患者的主观意愿有较大的正向影响;3)在疾病严重程度等同的情况下,就医患者与医院的距离对感知行为控制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对TPB理论计算公式进行深化,使其成为可被认知的意向选择概率:

$ {E}_{ij}=\frac{{D}_{ij}}{{\displaystyle \sum }_{j=1}^{n}{D}_{ij}}=\frac{({S}_{j})^{\beta }({d}_{ij})^{\lambda }C}{{\displaystyle \sum }_{j=1}^{n}{{(S}_{j})}^{\beta }({d}_{ij})^{\lambda }C} . $
(4)

式中: $ {D}_{ij} $$ i $地区对 $ j $医院的意愿程度大小;n为医疗设施总量; $({S}_{j})^{\beta }$为第 $ j $点设施的规模程度, $ \beta $为规模程度的影响系数; $({d}_{ij})^{\lambda }$为点 $ i $与点 $ j $之间的空间距离, $ \lambda $为距离影响系数; $ C $为个人受到的社会主观规范程度,即个人受到的社会背景和居住地周边环境协同导致的观念影响,但是在个体行为决策的过程中,由于个体的态度是一致的,对个人而言主观规范带来的态度差异相比于不同地理条件带来的差异微乎其微,可以认为是固定常数; $ {E}_{ij} $为位于 $ i $地区的人群前往 $ j $医院使用服务的意向概率. 在王远飞等[23]的研究当中,当 $ \;\beta =1 $$ \lambda =-2 $时,类似模型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本研究在实际数据处理过程中,通过尝试对 $ \beta $$ \lambda $不同取值的方式,来寻找更适合于本研究计算的系数组合. 验证结果显示,无论将 $ \beta $$ \lambda $取值升高或降低,都将对医院吸引力的计算造成过于放大或者过于缩小的影响,故在本研究的研究当中,也采用这组数值,即 $ \;\beta =1 $$ \lambda =-2 $. 另外,空间距离使用道路网络距离.

通过计算每个居民点对某医院j的偏好程度,可以得到各居民点对该医院在选择意愿偏好下的医疗资源需求总量,表达式为

$ {S}_{j}^{{'}}=\sum_i {P}_{i} {E}_{ij} . $
(5)

式中: $ {S}_{j}^{{'}} $$ j $医院被偏好需求的医疗资源量. 通过式(5)可以得到各医院在居民意愿选择后满足居民意愿所需要的床位数,并由此与医院现有床位数 $ {S}_{j} $进行对比.

通过对比 $ {S}_{j}^{{'}} $$ {S}_{j} $,可以得到意愿需求的床位数和实际可以供给的床位数之间的差异. 该差异导致居民可获取的实际医疗资源供给与居民刚性需求之间不匹配,进而导致居民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量无法满足自身期望. 因此,研究以居民刚性需求为基准,对实际可供给的床位数进行分配,即可以得到意愿视角下某区域实际可以拥有的医疗资源. 表达式为

$ {A}_{i{\rm{Q}}}={\displaystyle {\frac{1}{P_i}}\sum_j {{P}_{i} {E}_{ij} {S}_{j}}/{{S}_{j}^{{'}}}} . $
(6)

式中: ${A}_{i{\rm{Q}}}$$ i $人口点在从求到供视角下,以行为学分析法计算的可达性.

由此方法推断出杭州市不同地区人群在个体意愿选择导致的行为学结果下的个体可获得医疗资源总量,并同时得到杭州市医院实际可供给资源(刚性资源)与被偏好资源(刚性需求)之间的具体关系.

2. 杭州市医疗资源空间分布评价

2.1. 研究基础

杭州市是浙江省省会,浙江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杭州市的自然人文景观,如西湖、京杭大运河、钱塘江等举世闻名,这些地质条件也塑造了杭州市现有的城市格局. 杭州市人口主要集聚在老城区,并向城西地区和下沙、滨江地区蔓延.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为《杭州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6—2035)》中主城六区内所有综合医院(见图3),包括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江干区,时间范围为2018年全年. 按照300 m×300 m栅格格网对人口进行分割后共得到人口点( $ i $)栅格7152个,共计人口557万(见图4). 通过对杭州市医院及卫生机构进行统计与汇总,共得到杭州市主城六区二级以上医院32家,其中有三级甲等医院23家.

图 3

图 3   杭州市主城六区综合医院及路网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general hospitals and road network in six districts in Hangzhou


图 4

图 4   杭州市人口点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Hangzhou


2.2. 空间资源配比视角下的杭州市医疗资源空间评价结果

首先通过使用空间资源配比视角下的2SFCA对杭州市主城六区医疗资源的空间可达性进行评价. 使用ArcGIS软件(ArcGIS 10.3,ESRI,California)建立网络分析模型,计算各人口点 $ i $(7152个)与医院 $ j $(32个)在阈值范围内的最短路径距离,形成网络分析图. 将相关数据代入式(1)、(2)后进行数据运算,得到各个人口点 $ i $可以被医疗资源点 $ j $设施给予的资源量,再得出每个 $ j $点对不同 $ i $点的空间可达性,进行加和处理(式(3))后生成结果(见图5).

图 5

图 5   空间资源配比视角下的医疗卫生资源可达性分析图

Fig.5   Accessibility map of medical and health resources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杭州市医疗高可达性资源基本集中在一个明显的限定区域内,呈现出明显的中心扩散型形态. 该区域东起复兴大桥沿钱江至杭州东站高铁沿线,北至铁路线与留石高架交叉口沿留石高架路-通益路-湖州街-丰潭路-余杭塘路至紫金港路,西至天目山西路与西湖西侧沿岸,本研究将该区域称之为杭州市医疗资源“高可达性内聚环”.

杭州市“高可达性内聚环”占杭州市主城六区面积的11%,占有28家综合医院,其中有18家为三级甲等医院,分别占据了主城六区87.5%的综合医院与78.3%的三级甲等医院. 此外,可以发现杭州市医疗资源沿绕城高速、过江隧道及其他交通要道向周围地区扩散. 下沙地区作为杭州市开发区也具有一定的医疗资源,属于“中可达性区域”. 总的来说,医疗资源较好的区域基本覆盖了杭州市主城区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

杭州市医疗“低可达性区域”主要集中在绕城高速以外的边缘区域,如滨江区主要地区及三墩镇、转塘、七堡、祥符、丁兰、西兴等地区和街道. 这些区域人口相对较少,居民区基本以镇村或新发展的城市建设区为主,医院建设动力弱,配套意愿需求低,因此医疗资源也相对较差.

同时,杭州市在较小的区域内集中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该情况以西至龙翔桥、北至凤起路、东至秋石高架、南至解放路的老城区核心地区为甚. 该地区虽然面积只占主城六区面积的1.1%,却集中了9家综合医院,占所有医院的28.1%. 其中又有三级甲等医院6家,占所有三级甲等医院的26.1%. 这种高密度的集中主要是源于过去杭州市市区较小及部分历史原因,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医疗资源不能较好地为全体市民服务,甚至进一步加重了周围地区的交通拥堵程度. 从现状上来看,该地区虽不能说面临着巨大的综合医院资源缺口,但医院过于集聚导致的交通堵塞、无法停车及其他现象导致了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

2.3. 个人意愿选择视角下的杭州市医疗资源空间评价

2SFCA主要考虑了在人与人需求一致、没有自主选择意愿下的空间尺度上的资源分配情况,忽视了人个体本身的意愿偏好需求所引发的选择行为. 本研究使用个人意愿选择视角下的行为学分析方法对杭州市医疗资源的分配情况进行评价,主要包括2个部分:医院现有资源与被偏好资源的比较,以及选择行为下杭州市医疗资源空间情况.

首先使用ArcGIS软件(ArcGIS 10.3,ESRI,California)通过全杭州市道路生成网络模型,由此计算研究范围内各 $ i $点(7152个)与各 $ j $点(32个)之间的最短距离,将相关数据代入式(4)后计算得到杭州市各 $ i $点(栅格人口点)对杭州市各 $ j $点(综合医院)的意向选择概率;在此基础上,对各医院进行分类统计,求得不同医院被偏好需求的床位总数(见式(5)),并与医院现有床位总数进行比较与复算(式(6)),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杭州市综合医院现有床位数与偏好需求床位数分类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number of existing beds and preferred beds of hospitals in Hangzhou

医院名称 ${\mathit{S} }_{\mathit{j} }$/张 ${\mathit{S} }'_{\mathit{j} }$/张 ${ {S'_{ {j} } } } -{ {S} }_{ {j} }$/张 $\dfrac{ { {S'_{ {j} } } }-{ {S_{ {j} } } } } { {S_{ {j} }} } /\text{%}$ 分类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翠苑院区) 1200 2038.6 838.6 69.88 1)
浙江省新华医院 1200 1772.8 572.8 47.73 1)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850 1359.1 509.1 59.89 1)
浙江省人民医院(朝晖院区) 1700 2189.9 489.9 28.82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庆春院区) 1200 1632.9 432.9 36.07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 1200 1606.0 406.0 33.83 1)
杭州市红会医院 1000 1380.3 380.3 38.03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 1200 1565.9 365.9 30.49 1)
浙江医院(三墩院区) 1200 1488.5 288.5 24.04 1)
武警医院 490 754.0 264.0 53.88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500 2737.4 237.4 9.50 4)
杭州市中医院(北山分院) 1000 1219.7 219.7 21.97 1)
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 860 1065.0 205.0 23.83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解放路院区) 1000 1166.6 166.6 16.66 4)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莫干山路院区) 430 590.2 160.2 37.26 3)
浙江省青春医院 300 453.4 153.4 51.13 3)
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杭州医院 450 601.3 151.3 33.63 3)
江干区人民医院(笕桥院区) 100 234.2 134.2 134.16 3)
杭州市中医院(丁桥院区) 500 631.2 131.2 26.24 3)
江干区人民医院(明石院区) 100 220.9 120.9 120.86 3)
树兰(杭州)医院 1000 1104.9 104.9 10.49 4)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30 527.6 97.6 22.71 3)
浙江大学校医院(华家池分院) 100 194.4 94.4 94.40 3)
浙江大学校医院(紫金港校区分院) 50 123.7 73.7 147.35 3)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200 1236.9 36.9 3.08 4)
浙江大学校医院 30 40.3 10.3 34.46 3)
浙江省中医院 2060 2065.3 5.3 0.26 4)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之江院区) 300 272.1 −27.9 −9.29 2)
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分院) 500 435.7 −64.3 −12.86 2)
浙江医院 615 464.6 −150.4 −24.46 2)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3医院 1000 733.0 −267.0 −26.70 2)
杭州市西溪医院 1100 514.6 −585.4 −53.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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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具的4个主要分类表达了从求到供视角的医疗资源可达性计算下,医疗资源在空间上的4种供给能力情况.

1)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大型综合医院. 该类医院往往坐落于人口密度高但医院数量少的地区. 对居民而言,水准越高、体量越大的医院越容易受到青睐. 因此一家大型医院周边若缺乏同级别的医院,则易吸引周边较大范围内的居民到该医院就医;在此基础上,如果周围居民密度偏高,则又易造成一定程度上医疗资源的挤兑情况,形成医院周边医疗资源可达性的“谷值”(即浅色区域). 谷值实际上影响了医院周边居民能获得的医疗资源总量,典型代表即为同德医院(翠苑院区)所在区域(见图6). 该类医院虽然体量大、资源充分,但与其他医院较远的间距和周边较密集的人口导致大量患者对该类医院医疗资源的挤兑. 因此,在新建设大体量医院时应充分考虑医院间间距,避免产生资源挤兑现象.

图 6

图 6   个人意愿选择视角下的医疗卫生资源可达性分析图

Fig.6   Accessibility map of medical and health resources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willingness choice


2)医疗资源溢出的医院. 该类型医院有2种分型. 第1种分型是该医院建设规模较大,但由于地处相对偏僻,医院建设相对于当前医疗资源需求结构而言较为超前,导致医疗资源暂时溢出的情况. 但这种溢出往往是短时间的,在周围地区人口充盈之后即转变为第1)或第3)型医院. 第2种分型则是由于通往医院的道路交通相对困难(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3医院),导致就医意愿人数较低,医疗资源因此溢出. 当医疗资源溢出后,在医疗资源可达性的计算结果中,形成了周围资源的“峰值”(如图6所示,即深色区域). 须注意的是,第2)型医院的第1种分型由于短期内可以保持相对充盈的医疗资源,在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作为紧急定点医院.

3)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中小型医院. 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家医院都必然会对周围居民产生吸引,但中小医院自身体量的不足,往往会导致即使该医院只吸引了小部分居民,但该医院严重不足的资源也无法完全满足周围居民的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小医院对周边的影响相对较弱,但是实际上也容易导致周围居民陷入医疗资源不足的境地.

4)医疗资源基本满足的大型医院. 该类型医院大多坐落于杭州市医疗资源“高可达性内聚环”内. 由于其间距相对较近,这些医院顶尖的医疗资源可以相对满足周边居民的医疗资源需求.

当意愿选择的可达性大于1.0时,代表该医疗点 $ j $满足该市居民一般医疗需求(即医疗供给能力大于6张/千常住人口),反之则代表不满足.

总的来看,杭州市具有“峰值”区域2个,“谷值”区域7个. 峰值区域体量明显大于谷值区域体量,除此之外,在个人意愿选择视角下,杭州西、南部相较于东、北部可得资源较多.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武警医院、江干区人民医院笕桥院区、明石院区周边人均可得资源较低,而西溪医院、浙江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3医院周边人均可得资源较高. 总体来说,人均医疗资源(即意愿选择的可达性)与人口密度负相关,与医院密度和医院体量正相关.

3. 对比分析与讨论

假设杭州市医疗资源在研究过程中总量恒定,上述2种计算方法(从供到求、从求到供)存在一定差异性,导致2种计算结果迥异,在此基础上,对计算结果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可对比的2种计算方式下单个栅格所占杭州市总医疗资源的数值; 再用需求出发的可达性标准化值减去供给出发的可达性标准化值,得出医疗资源可达性变化计算结果,如图7所示.图中,浅色(灰色)部分(即可达性对比值小于0的区域)意味着经过计算模拟后该地区的居民所获得的医疗资源比空间视角下给予分配的资源更少;反之,深色(黑色)部分则意味着其获得资源比空间视角下给予的资源更多. 本研究由浅到深共分有灰度等级6级. 与单纯考虑刚性需求或刚性供给的方法相比,叠加计算结果通过不同视角,将医疗资源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修正,更准确地反映了医疗资源点到人口点的综合分布情况.

图 7

图 7   空间资源配比与个人意愿选择视角对比下的医疗卫生资源可达性变化图

Fig.7   Change map of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and health resources under comparison of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patial willingness choice perspective


和实际上可拥有的资源相比,主城区灰色区的医疗资源相对溢出,黑色区的医疗资源相对匮乏. 从供求的角度上来说,可以认为灰色区医疗资源供过于求,黑色区医疗资源供不应求. 因此,最直观的解决方案即是从溢出区域向欠缺区域进行资源转移,主要包括设立新的医院(如树兰医院)、由原有医院开设分院(如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之江院区)、尽快开设社区卫生医疗中心等几种方式. 事实上,由原有资源丰富的医院(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黑色区开设分院的方式可以更快地缓解医疗资源缺乏的状态. 该类方式可以快速利用医院本身充盈的医疗资源,但不利于医疗系统的体系化建设与远期发展. 其次,本研究所包含的2种计算方法实际上都有各自的缺陷与用途. 空间资源配给,即从供到求视角下的资源分配计算方法缺少人对医院选择行为的考量,而行为学视角下,即从求到供的资源分配计算方法则对距离的变化敏感程度较差.

以TPB与2SFCA为基础,对杭州市主城六区现状医疗资源分布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医疗资源配置合理性分析结果,与《杭州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6—2035)》中的规划医疗设施选址图进行比对. 通过对比发现,如图7所示,杭州市主城六区共有8处新增规划医疗设施预留用地,其中1~6号与8号用地位于医疗资源可达性低的区域,其可达性资源在2种方法中均低于主城六区平均水准,处于可达性对比的第4、5级灰度,是须得到资源转移的区域,因此可以认为满足了计算结果得出的医疗空缺,也验证了这7处规划选址的科学性;但7号用地则位于可达性分析结果的高可达性区域,即非医疗资源稀缺地区,通过计算结果得知,在此处规划建设新医疗设施,易造成医疗资源不合理溢出.

4. 结 论

(1)从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杭州市医疗资源具有明显的中心集聚性,老城区核心为甚. 主城区(老城区)具有丰富的医疗资源,郊区及农村地区资源量少. 老城区中心是城市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城西、城南、城北地区人口密集,而配套相对较少;下沙地区流动人口相对较多,而医疗资源仍有较大不足. 同时,村庄地区及转塘地区可获得的医疗资源也有所不足.

(2)在对杭州市居民的医疗需求进行叠加计算后,发现杭州市医疗资源总量仍不能满足全市的需求总量. 在以居民选择(需求)为主视角进行从求到供的医疗资源可达性计算后,发现这一视角下的资源分配情况计算结果与在空间上以供给为主视角分析的医疗资源可达性结果有较大不同. 首先不同居民点(人口点)可获得的医疗资源之间的差距相较于空间分配时更小,这是由于人选择行为的基本特性;其次由于需求情况与实际资源不匹配,医院周边居民可获得的资源实际计算量往往会与居民主观预估量有较大差别,不能满足周边人口点医疗资源需求的医院周边会形成医疗资源可达性上的“谷值”,反之则会形成“峰值”.

(3)杭州市医疗资源具有中心供给溢出且难以满足周边区域人口点需求的整体情况,这需要医疗资源在空间上向周边地区转移. 转移的方法包括新建医院或开设分院,并开设社区卫生医疗中心,建立体系化的、多层级的医疗卫生空间网络.

(4)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研究对当前《杭州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6—2035)》提出以下优化建议:保留1~6号与8号用地的医疗设施预留用地,同时取消7号用地的医疗设施预留用地,用以其他重要城市功能建设. 并对未来相关规划提出以下建议:1)医疗资源建设应当超前发展,新区规划应对相应空地适当留白;2)应当避免超远间距下的超大分院建设,该类建设容易导致医疗资源在周边地区形成巨大的“谷值”区. 尽可能采取适中偏大体量的医院在城市中间隔相对均匀进行布置的规划思路,这样的布置方法在提供水平较高的医疗服务的同时又兼顾较小范围内的重症患者需求,并给居民更丰富的选择,以尽可能提高资源分配公平性.

通过构建多视角的评价体系,在医疗资源配置合理性这一问题上提出一种方法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能对多种出行方式或基层医疗卫生设施进行通盘的考虑与分析,也未能考虑到实际生活中的日变化系数与疾病的季节性变化,并且缺乏对其他中小城市的分析与比对研究. 这些问题是后续研究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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