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职业伦理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机制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现代职业形成之后均产生了职业群体所须共同遵行的、特有的伦理或道德准则。就职业伦理的初衷来说，任何职业伦理都源于职业群体内部进行自我规制的需要，这使职业伦理一开始就作为一种规范发挥着调整职业内部成员行为活动的作用。职业的发展以及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从规范意义上催生了约束群体活动和职业成员行为的要求，这几乎是一种必然。有关规范一般成因的研究表明，人们认识到某种客观必然性，根据这种认识形成相应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的价值进行评价即权衡利弊，将有利于群体的行为方式提升为普遍的行为模式，形成肯定性规范，将不利于群体的行为方式加以禁止，形成否定性规范^［

法律职业伦理专门适用于法律职业人员，其调整的是法律职业者在与其职业身份有关的活动中的行为。现代社会的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教育和训练，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与特定法律伦理的人所组成的法律工作者共同体。从事法律职业的固定人群在共同的法律实践活动及环境中，经过共同的职业训练，形成了法律专业内部特有的思维和方法，由此也在共同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基础上，形成了调整法律职业内外部关系的特殊伦理准则与道德规范。把法律职业伦理理解为法律人的职业行为规范，还需要考虑的是为何这种行为规范是偏向道德性的，因为任何规范都具有规范的基本功能，即指导行为、评价行为，以及为行为预测提供依据^［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既要回溯到对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实践何时还需要道德评价的考虑，也更多地涉及职业伦理的特性为何又不能归约为日常道德的问题。对此，相关的一些研究认为，当存在由一定的规则构成的实践时，人们动用道德或伦理评价的情形往往发生在“规则允许但道德不允许（禁止）”的场域，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形中道德评价才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也就是说，道德评价所指向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发生的但却又是无法依据规则而获得辩护的行为^［

具体来说，之所以职业伦理作为道德要求又有别于普遍的日常道德准则，正是因为职业实践不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依据对一定职业制度规则的理解所产生的道德要求都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社会特别行业的道德要求，而这些特别行业与社会基本制度和社会基本善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标准意义的职业伦理通常与某些特定的行业发生关联，如法律人、医生和教师等，他们的工作都决定了人们是否拥有做自我人生规划的基本能力，他们都是与主要社会制度和社会基本善相关的角色^［

所以，虽然职业伦理并不总是将其自身价值和精神置于大众伦理或日常道德之上，但是，职业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与特定职业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诉求相关，而与社会大众的一般看法或流行意识无关。这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论，“公意是共同道德的基础，它弥散于社会各处，用不着我们去甄别它究竟处于何方，而职业伦理则不同，每一种职业伦理都落于每一个被限定的区域”，“职业伦理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

必须承认，法律职业领域如果寻求伦理的帮助，即法律职业伦理成为法律职业者行为规范的一个根据，那么它必定具有必然性，其以法律道德律为基础，是根据法律活动的专业知识，经过历史演化而形成的法律职业人群的行为规范。从一定意义上看，法律职业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活动，体现了法律职业特定的价值理念，在规范法律职业的过程中，伦理学试图在具体语境中引入法律职业的自我规制，促成法律职业共同体以道德为主体发展出一套自我规制的伦理治理架构。法律职业共同体承载着道德，法律职业者群体是基于对法律事业、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和伦理道德具有相同的认知联系在一起，而法律人不可或缺的道德义务通常被称作“伦理的”^［

法律职业伦理使法律人负有相应的专门道德义务及伦理责任，在很多方面影响甚至规定着法律活动目标或工作任务的完成方式。通过直接调整法律人的职业行为，法律职业伦理产生规范功能，而这种规范功能虽然仅针对法律人自身的业务活动，但是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也带来深刻影响，并表现出多方面的能动作用，形成社会功能。

首先，法律职业伦理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其规范功能生发出来的，法律职业伦理调整法律职业行为实际上是协调或规制法律职业内外的社会关系，从而对社会关系也产生必然的能动作用。法律职业伦理不是空洞的道德观念或形式，而是具有实体内容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法律职业伦理经常表现为具体的行为要求，许多伦理规范已转换为看得见的职业制度和行为规则，成为法律职业者的具体行为标准，全方位指引法律职业活动的全过程。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是基于法律职业活动特性与本质产生的要求，既是伦理规范性的体现和运作，也是对法律职业人员进行约束和控制的重要准据。伦理本身就是规范性的，因为伦理涉及道德层面的价值诉求问题，在道德价值诉求的指引下，伦理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对人们的行为实践提出要求和限制，且其目的就是要影响人们的行为并调节社会关系。职业伦理具备一般伦理的规范性，但比一般伦理具有更高的能动性。由于法律职业活动的特殊性，法律职业伦理就具有超越一般社会伦理的高度能动作用，其对法律职业群体和社会整体的秩序指引也更具实践性。

其次，法律职业伦理规范法律人的行为活动实际上也是为了规整法律活动的正常秩序，这种法律活动的正常秩序恰是社会整体良善运营所必须依赖的秩序，由此法律职业伦理必然凝聚社会公共道德的建构与评价功能。法律职业伦理所调整的法律活动领域很显然是一种社会公共领域，且这种活动领域是一种重要的且主要的社会制度运行场域。就此而论，法律职业者正是主要社会制度设定的角色，主要社会制度必须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目标，而法律职业伦理又是基于提供和维护主要社会制度和社会基本善的理由而存在的，它定然承载并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公共道德的实践价值。法律制度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它是主要社会制度中的核心部分，并且若认为法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理想，那么，法律人工作的重要性就超出了其所拥有的个案意义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这就是“对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忠诚”^［

再次，法律职业伦理通过规制法律职业行为，可以使法律人工作获得更多的源自社会价值方面的正当性，现代法律活动能够恰当引领社会价值的良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法律职业伦理来保证的。在现代社会，法律活动的正当性诚然首要来自法律主体（包括法律人）行为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活动可以与源自社会价值的正当性毫无关系。现代法律活动可能会经常面临的一种正当性困境是，基于法律上“合规则性”的技术化操作却与社会的价值观念并不耦合，法律人通过职业行为苦苦追寻的结果却取得不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职业伦理作为制度伦理就必须在解决这种困境上发挥作用。在法律的实施日趋复杂化和精细化因而越来越被法律职业群体所垄断的背景下，“合规则性”和“技术化”本来就是法律职业者的“拿手好戏”^［

不仅如此，当法律人在职业生涯中面临伦理冲突和道德困惑时，法律职业伦理能够提供指引并帮助解决难题：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以体现职业价值、职业精神和伦理意识来维持法律职业者的责任行为，即使是在缺少法律对某些行为进行指引的情况下，法律人也能够从职业伦理中寻求到对其内心的引导；另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通过设置种种限制、要求、界限、标准及许可等来取代人们的主观感受、说服或情感判断，给法律职业者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广泛的拘束力以解决伦理矛盾^［

从职业社会学的层面看，维系职业共同体并使之存续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职业伦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职业伦理使职业活动薪火相传，任何职业伦理都具有凝聚一定职业共同体的功能，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凝聚也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社会功能。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群体共享的理想信念和意识形态，是法律职业者的主导价值观，能够对法律职业人员起到集结和聚合的作用，有利于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促进法律职业群体的健康发展。法律职业伦理的特性及要求源自法律专业活动自身的属性与运作安排，其不仅强化了法律职业人员的主体性，也使法律职业群体在社会中具有高度的同质化，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在思维和行动上趋于整体的一致性。这正如有研究所论，“法律职业者试图将其伦理规范性奠基于其自律性之中（即为自己立法的能力），以此来说明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从而构建起共同体成员彼此的伦理责任”^［

概括地说，法律职业伦理凝聚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强化了法律职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社会正义感、道德感、荣誉感和责任心等，能够增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协作精神；另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提供了法律工作者在专业活动中共同的从业认知和行为规范，能够增强法律群体成员之间相互的认同感和支持力，从而保证了法律职业者在相关领域的合理联系，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合作。有必要指出的是，法律职业伦理及其规范看似一种“软约束”，其实际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硬支撑”。事实也表明，法律职业伦理的“软约束”其实并不软，它是法律职业技能的支撑和行业自律的基石。法律职业群体固然要带头信奉和遵守法律，遵从法律程序，履行“刚性”法律规范所设定的义务，同时也需要在社会公众面前塑造法律人这种职业共同体的“正义形象”和“公共身份”。在“刚性”的法律之外的空间，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柔性”约束的内心价值观、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而恰恰是这种“软法”的内在规约，构建起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行业自律秩序，从而确保法律人群体能够相互激励、相互监督、相互提高，共同坚守职业底线，不负社会期待^［

尽管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又有行业分工，不同行业（如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之间的职业伦理具体要求也有所差异，但是，法律职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职业伦理构成相应行业的伦理和道德准则，它们有利于保障各行业职业人员的凝聚，而且法律职业内部不同行业也共同作为法律职业的组成部分一并遵行整体的职业伦理要求，从而对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也产生凝聚作用。也就是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所有法律职业成员共同遵循的伦理准则，虽然不同行业的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有所差异，但是法律职业内部不同行业也应一起遵循具有融贯性的共同伦理要求，例如维护公平正义、忠诚于法律、勤勉尽责等这些法律职业伦理的核心原则和具体规则对法律职业的所有人员都是活动准则。在法律职业群体共同奉行一致的职业伦理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续和整体发展就会处于良好的状态。

人们常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明职业伦理的这种重要作用，他在论述近代专业化官僚产生时曾说，“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

法律职业伦理不仅是法律职业群体及其成员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也有辐射功能。法律职业伦理能够对非法律职业人员乃至社会整体的伦理状况和道德文明产生重要的作用，具有带动社会一般伦理发展和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效果。法律职业伦理不仅培养法律职业者的良好品质，激励法律职业群体的高尚美德，也通过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从而激励人们追求和向往高尚的道德品行。相反，如果法律职业活动中存在诸多法律人违反法律职业伦理的行为，就不仅影响和危害法律人自身的形象和声誉，损害法律运行和法律职业的权威和公信力，更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公众的正能量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造成破坏，不利于社会道德文明的发展，甚至带来社会伦理状况的退化。

既然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给定了合格的法律人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法律职业者对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恪守必然会对非职业主体产生影响，改变社会公众普遍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标准。由于法律职业伦理依赖或源自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内容，与法律活动的本质和特征相辅相成，是受社会公众认可的道德信念和从业规范，其对法律职业者的意义不仅在于指示、引导和约束“看得见”的行为，还能够带来思想与认识上的塑造和培养，从而真正起到辐射社会道德认知和引领社会价值走向的功效。法律职业伦理使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能够养成忠于法律、尽职尽责的良好职业习惯和职业心理，使法律职业者在共同的职业理想与价值信念引领下正确认识自己的专业和社会责任，法律理念和社会良好价值便会通过法律职业群体和法律人的行为向社会传递和散发。

例如，在法律职业中，法官是专门履行国家司法职能的人员，司法职业伦理就是法官应当遵循的内心信念和行动守则。“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就一般意义的要求看，法律职业人士及其群体常被强烈要求应该具有以下伦理，即正直、诚实守恒、透明公开、证明义务及与其相关的责任、保守秘密、客观无偏见、对对方的尊重之心、遵守法律、对国家的忠诚之心，等等^［

除却凝聚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对社会道德的辐射功能，法律职业伦理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多重社会功能。它们可以整体被概括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

法律职业伦理具有凝聚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功能，而这种社会功能的达成效果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及实际建设情况。一定社会或国家的法律活动及其工作人员一旦形成具有相当程度的职业化的共同体，法律职业伦理就会在法律职业共同体演进到一定发展阶段时较好地发挥作用，并奔赴激励法律职业共同体自治的道路。从社会分工的发展对近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看，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精深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常常需要以某种职业为依托，工作环境和专门职责也需要从事某种行业的人员必须具备特定的职业素质，法律活动的职业化也依此种逻辑产生^［

任何职业伦理都是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在特定区域功能分化的结果，职业群体的结构越牢固，适用于群体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就越多，其统摄成员的权威就越大^［

从世界范围内看，不同的国家在建构法律职业伦理的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其中，通过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来确立法律职业的道德自主性、独立性、价值判断的统一性，进而促进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共同忠诚，通过行业自治的途径形成体系化的职业伦理规范^［

法律职业伦理调整着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行为活动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彰显的是法律职业的价值理念与伦理诉求。为了让法律职业伦理的价值目标及应有功能获得良好的实现，现实中经常采用的一种重要举措便是把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具体化为制度化的规范，让法律职业伦理准则具有规范性的表现形式。就此而言，法律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往往具有多种正式制度化的渊源，不仅有行业组织统一制定的行业规范，亦有被相关立法吸收而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前者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后者如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中规定的相应条款等。整体来看，我国目前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规范已然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规范体系，既包括立法层面的规范，也包括职业协会的规范，既有法典模式的综合性职业伦理，也有针对个别问题的单行性规定，其构成了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行业规范和地方性规范等不同类型和位阶的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渊源体系^［

问题在于，制度化实施方式作为落实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途径导致了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和形式化，这就使得原本作为道德范畴和以自律性为本质属性的伦理要求遭遇了实证化困境，给法律职业伦理的社会功能实现也带来了一定障碍。这正如有研究者所论，“道德与伦理越制度化，越容易消灭行动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能力。由于复杂的道德选择化约为对规则的遵守，行动者既无须追问和反思自己的道德动机，也无须充分了解其他主体的道德处境，这样反而被免除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也无法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

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及共同体化形成了有别于大众道德和其他职业伦理的法律职业伦理，也让法律职业伦理具备了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因素。尽管如此，当现代法律职业伦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法律职业伦理的理念要求更多地被以实证的规范形式予以表现的时候，其又遭遇到了“非道德性”困境。这种“非道德性”困境是指法律职业伦理逐渐脱离大众道德评价和个体道德体验的轨道，变得与大众道德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与大众道德评价和个体道德体验毫无关联的执业行为规范。例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只需对法律条文负责，律师只需对委托人忠诚，而在对待正义以及公共利益方面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义务^［

实际上，法律人往往面临着比非法律职业人员更为复杂的道德难题，法律人在职业实践中基于专业角色所进行的伦理选择有时要比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道德选择更为棘手。如同法律制度本身不能假设法律纠纷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法律世界中就能解决，法律职业伦理也不能假设法律工作者仅仅是在一个封闭的道德世界中执业。法律人必须面对并且慎重考虑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角色对法律活动（包括法律人行为）提出的社会道德要求。这就意味着，法律职业伦理的制度建设必须寻求能够建立法律职业伦理本身的要求与社会道德的转译和协调机制，这是法律职业伦理能够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重要条件。我国多年来的许多社会热点案件，如南京彭某案等，已经表明法律人的职业判断显然会对社会道德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因此，通过构建一定的机制来实现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道德的转译和协调，应当成为推动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发展的必要选项。

法律职业教育是法律人养成的必经环节。一般而言，在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学教育）中加强对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开发和讲授，是提升法律人法律职业伦理素养的基本方式，也是法律职业伦理能够实现其应有功能的重要机制。法律职业伦理调整法律人行为并产生多重社会功能的路径及其特点在于，它多是以群体伦理评价和道德实施的方法来展开的。从根本上说，法律职业伦理作为道德层面的准则，是一种依靠职业人员的内心信念、职业良心、思想感化和社会舆论等来获得实施的社会规范，它是关于从业者思想与行为善恶、好坏、对错、美丑、正邪、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方面的价值理念及规范。与法律评价多把人们的外部行为及其结果作为侧重点不同，伦理评价的侧重点则是人们的思想动机和价值情感。所以，对法律人内心伦理信念的培育应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心和真正目标所在。尤其是在法律职业伦理所内含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原则越来越被表达为实证的行为规范的背景下，注重对法律职业者内心伦理信念的培育正成为促使合格法律人养成的关键机制。

也正如此，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该主要不是关于法律职业行为规范内容本身的教育，而是如何培植法律人的道德良知和伦理信念，即通过法律职业伦理的评价、激励等方式塑造法律人的道德认知和理想人格，“使法律职业人员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和情感、信念，自觉地尽到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协调各种相关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