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文明论的合理内核，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和分工为基础，从经济学视角阐释了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文明演进过程，并以生产方式的演变揭示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过渡性，从资本主义矛盾运动中预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其共产主义的未来视野否定了文明等级论以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为完美典范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中的野蛮”以及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并阐明了西方殖民主义在非西方殖民地的野蛮掠夺和文明传播的辩证法，从而破除了“文明—野蛮”二元对立模式和“西方文明—非西方野蛮”的意识形态偏见。
“文明”（civilization）概念起源于18世纪启蒙时代，有文雅、教化、开化、进步诸义。随着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兴起，以及现代国际法的确立和地理教科书的普及，以“文明”与“野蛮”划分社会形态和进行历史分期的文明等级论成为近代欧洲的普遍性知识。文明论和文明等级论是近代欧洲历史的观念产物，一方面，“文明”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启蒙主义历史哲学的“进步”精神；另一方面，“文明与野蛮”的社会等级的欧洲中心主义亦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时代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文明论的合理内核，以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以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方法，形成了其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
一 文明论与文明等级论
在英法语言中，文明意味着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进化，即生活方式的文雅、有教养和城市化。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文明被赋予社会进步的意义。埃利亚斯指出：文明这一概念涉及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饪，几乎每一件事都以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进行。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
文明是一个历史概念。文明论以按照“文明”与“野蛮”进行社会形态分类的文明等级论为要旨。文明等级论将人类群体分别纳入一个由低到高的社会序列，即“野蛮的”“蒙昧的”“半开化的”“文明的”“启蒙的”五个等级，更为流行的是三级论（“野蛮”“蒙昧”“文明”）和四级论（“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将外族人称为barbaros（今译“野蛮人”）。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向海外拓殖，将殖民地的非白人称为“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启蒙运动以后，文野之分演变为一套新的文明观和普遍性话语。19世纪，欧洲人的文明等级论上升为大多数主权国家的共识，现代国际法的“主权国家”往往是“文明国家”的代名
19世纪，西欧先发国家将其新的权力模式强制性地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一传播过程的主要动力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大部分英国人把市场扩展与帝国实践视为‘进步的’，并将世界划分为‘文明的’（civilized）、‘野蛮的’（barbarian）和‘未开化的’（savage）三个地带。这种区分对新型权力模式的传播至关重要。
文明等级论是欧洲近代历史的产物。“文明”概念诞生于18世纪启蒙时代，启蒙主义历史哲学使文明具有了进步的启蒙精神。欧洲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伴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文明等级论成为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普遍性知识。欧洲人制定的现代国际法亦以文明等级论为思想基础，其世界秩序中的主权国家即“文明国家”，并不包括“野蛮人”所在的非欧洲民族的殖民地。而近代欧美学校的地理教科书则使文明等级论得以普及且深入人心。由此，文明等级论成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性知识。
兴起于启蒙时代的文明论融汇了启蒙主义的进步观念。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文明社会演化的“四阶段理论”，即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商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过渡，被归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另一位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亚当·弗格森在其《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阐述了人类从“野蛮民族”到“文明国家”的社会进化过程。这种进化的社会阶段论奠定了文明等级论的理论基础。随着启蒙时代进步论历史观的兴起，文明具有了社会和人性发展之义。19世纪，基佐阐发了启蒙主义的文明概念，认为“发展的概念是这个词所包含的基本概念
文明等级论的“进步”之义亦难掩其理论偏弊和意识形态偏见。其一，发轫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文明等级论是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演变而来的，其理论逻辑蕴含着浓厚的殖民主义倾向。其二，这种以欧洲为人类文明社会典范和顶端的文明等级论，还具有鲜明的以欧洲人、白种人、基督徒和资本帝国为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卡尔·施密特强调：“从16世纪到20世纪，欧洲国际法始终主张，基督教民族不仅创造了一套适用于整个地球的秩序，而且还代表此秩序。……文明除了指欧洲文明之外，别无他指。在这个含义上，欧洲俨然是世界的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文明论的合理内核，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了文明的本质以及文明演进的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
二 资产阶级时代的现代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从而扬弃和超越了启蒙时代以来的文明论。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文明论的合理内核，将文明视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文明意味着社会形态的进步以及社会素质的优良。久居英国这一当时最发达工业国的恩格斯将英国人视为文明程度最高的人：“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资产阶级时代的文明成果首先体现为生产力革命所产生的空前的人类经济奇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产阶级文明又具有阶级压迫的野蛮性。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即工业化的社会生产力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雇佣劳动制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矛盾。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
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之道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创造共产主义新文明。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即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由此，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其具有的资本属性，并使其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以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文明演进的基础，从生产力革命的视角，肯定了以大工业和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巨大进步性。欧洲现代文明的先进不在于文明等级论所标榜的地域的、宗教的、人种的优越性，而在于资产阶级时代以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化生产力与私有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进而预言资本主义危机将孕育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新文明。
三 现代社会“文明中的野蛮”
当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把人类的进步设想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卢梭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所具有的进步与退步交织的矛盾运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类道德的衰退，私有制的确立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如果说文明是人类社会脱离自然状态的进步，那么，文明的发展却给自然状态的自由的人戴上了枷锁。卢梭将从孤独的野蛮人到社会的人的演变视为人类的败坏。“在使人成为社会的人的同时，却使人变成了邪恶的生物，并把人和世界从那末遥远的一个时代，终于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文明中的野蛮”是马克思用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犯罪现象的用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简称《古代社会》）出版。摩尔根通过长期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证明了人类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家庭演变规律，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摩尔根的划时代发现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极为重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成果，曾试图用自己和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意
马克思在《古代社会》摘要中指出，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管理机关和法律的建立主要就是为了促进创造、保护和享有财产。财产产生了人类的奴隶制并将之作为生产财产的工具，随着子女继承财产这一制度的建立，严格的专偶制家庭才第一次有可能出
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继续从事马克思生前未完成的工作，以摩尔根《古代社会》为基础写就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文明史研究杰作，书中系统阐发了其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他在序言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阐释摩尔根著作中“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他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在恩格斯看来，文明与野蛮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文明时代一直延续着野蛮的奴隶制。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此即文明时代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恩格斯揭示了文明时代在进步与退步的矛盾运动中演进的深刻历史悖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盛赞傅立叶的辩证的文明观：“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
恩格斯赞同黑格尔和傅立叶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他对人性问题亦持辩证的思考：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具有人性的人和具有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基督教一贯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文明等级论即文明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以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经济学视域阐释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摒弃了文明与野蛮两极模式，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固有的矛盾运动。其“文明在‘恶性循环’中运动”的命题，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乃至整个阶级社会“文明中的野蛮”的历史辩证法。
四 东西之间：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非西方民族的血与火的征服史与掠夺史。一方面，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工业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帝国以炮舰开辟世界市场，摧毁非西方民族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从而推动了工业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亦伴随着现代文明的传播，工业化和世界市场将闭关自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裹挟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从而推动了其社会转型。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这一文明与强权的两面性显示了历史与道德的深刻悖论。文明等级论所蕴含的文明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之文明与强权两面性的观念体现。
19世纪是“日不落帝国”全球扩张的“英国的世纪”。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征服及其所导致的古老亚洲社会的变迁，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关注。他们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殖民主义以及东西方文明冲突中印度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分析，是其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的展开。
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的殖民主义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将英国和中国的战争视为“文明世界”与封闭的“野蛮社会”的冲突。他指出：对立统一原则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验证。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鸦片。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
而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马克思严厉谴责英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野蛮暴行，指出在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中，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
关于波斯人和中国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指出：“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
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揭示了中英鸦片战争之“文明”与“野蛮”的深刻悖论以及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清朝皇帝为制止臣民吸食鸦片而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则将鸦片走私作为财政系统不可缺失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庞大、腐朽保守、与世隔绝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为了获得谋利的特权，这真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异的对联式悲
在印度，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主义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初，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曾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不列颠入侵者摧毁了印度的手织机和手纺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的破坏性使命，另一个是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建设性使命。“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马克思强调，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野蛮的征服者会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文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时代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借助科学的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在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文明演进的基础，以此评判资产阶级时代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并且辩证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进步性及其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对于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殖民主义侵略掠夺，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既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和印度的野蛮的强盗行径，又指出了其破坏亚洲式旧社会和传播欧洲新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从而揭示了西方列强的强权与文明的两面性，以及现代文明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同样，在欧洲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也存在乡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的文明冲突。关于德国在东欧斯拉夫地区的殖民地化和文明化，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民族混居杂处，城市基本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
而对于德意志人在东欧推行的日耳曼化，恩格斯则肯定了其文明传播的进步意义：“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
在19世纪资本主义西力东侵的殖民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标准判断文明的优劣，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以大工业和世界市场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代农业文明而兴、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趋势。对于殖民主义的强权与文明的两面性，马克思恩格斯既严厉谴责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野蛮暴行，又肯定了其通过殖民主义征服而传播现代文明的“野蛮中的文明”，认为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侵略征服，在印度完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而客观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种对殖民主义的辩证思考深刻地揭示了文明进程中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裹挟入世界现代化大潮，由此开始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艰难历程。清王朝迫于西方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相继失败后，衰朽的古老帝国终于在辛亥革命中走向覆灭。由西力东侵而导致的中西文明冲突，本质上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抗。在这一文明的冲突中，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导引了一场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和中国问题的深刻预见性。
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指出，19世纪的全球转型重塑了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这一意义深远的转型包含了一个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复杂结
五 结 语
启蒙时代以来，文明论在其理论演变中积聚了复杂的思想意涵。一方面，文明论承袭启蒙主义历史哲学的“进步”“发展”的思想，以及由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的社会阶段论发展而来的“蒙昧—野蛮—文明”的社会阶段论的历史分期法，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之普遍性知识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新航路开辟、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全球化拓展、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文明与野蛮”的文明等级论又蕴含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以文明等级论为基础的国际法的“无主地”概念，则为西方“文明”的主权国家侵略和征服“野蛮”的非西方民族提供了法理依据。而且，文明等级论以欧洲资产阶级社会为文明的完美典范和顶峰，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野蛮本质。
在19世纪，有两种文明概念：一是广义的文明（民族学、人类学意义的），指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进步，即以文字为开端的社会形态。在“蒙昧—野蛮—文明”的社会阶段论中，文明时期始于农业社会，中国、印度等都属于文明国家，而史前的原始社会则属于蒙昧、野蛮时期。二是狭义的文明，特指欧洲近代文明，文明等级论的“野蛮—半开化—文明”的划分，形成了一种进步主义与殖民主义混合的欧洲意识形态话语。在这种西方“文明”与非西方“野蛮”对立的文明等级中，中国、印度被排斥于文明国家之外，而沦为半开化（半野蛮）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广义文明概念，而对文明等级论的文明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将文明视为人类改造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成果的总和。对于文明等级论所蕴含的文明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文明主义的进步论文明史观和社会阶段论的历史分期法的合理内核，摒弃了文明等级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糟粕，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文明论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论具有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批判的思想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和分工为基础，从经济学视角阐释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文明演进过程，超越了文明等级论之文明与野蛮分类的欧洲中心论、基督教中心论和白人中心论。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方式的演变阐释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过渡性，并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预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其共产主义的未来视野否定了文明等级论以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为完美典范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中的野蛮”的矛盾性以及文明进程中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并阐明了西方殖民主义在非西方殖民地的野蛮掠夺动机和文明传播后果的辩证法，从而破除了“文明—野蛮”二元对立模式和“西方文明—非西方野蛮”的意识形态偏见。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卢梭、傅立叶等人的文明批判思想，对造成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弊病和危机的经济、政治、精神进行全面批判，击破了文明论的资产阶级社会“文明神话”。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以人的自由为终极理想。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自由即《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之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自由个性”，以及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自由的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不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权利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人类克服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障碍而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分工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基础，它促进了文明社会的演进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也导致了资本的宰制、劳动的异化和权力的统治，而成为人自由发展的障碍。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分工，国家权能由人的统治转变为物的管理，人类将由此而获得真正的解放，从而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的最高理想。
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在印度造成了社会革命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命题，恩格斯关于“文明在‘恶性循环’中运动”的命题，发展了黑格尔“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在文明理论史上的思想意义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释文明问题，将文明发展视为一个以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文明进步的尺度是人的自由，即人类超越自然与社会的必然王国（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而走向人的解放的自由王国。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论以生产方式为经，以人的自由为纬，形成了其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体系。以人的自由为文明进步的尺度，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劳动奴役制和异化劳动、政治上资产阶级“人的统治”、人格上“物的依赖关系”的全面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辩证法揭示了文明的矛盾运动，批判了线性进步主义的文明观。马克思指出，文明的演进伴随着城乡对立和阶级对抗。城乡之间的对立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而开始。“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展望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解放的未来文明远景。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人类在经济、政治和人格上摆脱“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自由即自由人联合体。这种批判与建构兼备的辩证的文明理论，既破除了19世纪文明论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典范的文明神话，又避免了卢梭与尼采的左右翼文明批判理论的“希腊乡愁”式的反文明思想陷阱，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独特而恒久的思想魅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论是融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条金线，其文明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其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明演进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以人的自由为尺度的文明观的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文明逻辑。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之深层逻辑的阐发，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当前，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发掘和研究的重大理论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探索，尤其是在深层逻辑上链接《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时期的文明观，将进一步深化文明的历史辩证法研究。而对于东西方文明路径比较而言，对文明逻辑生发与深化的剖析，也将为中国现代化的人类新型文明探索奠定更深层的学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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