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陈到自辩：宋代自撰墓志书写意识的转变

宋祁生前要求不请谥、不求铭求碑、不用陪葬、不编缀作集，但他谥号“景文”，有文集传世，由范镇撰写神道碑。此类违反逝者意愿的情况在宋代极为普遍，甚至在逝者自撰墓志的前提下，儿孙仍会请他人撰写墓志。北宋蒲远犹、南宋罗必元存自撰、他撰两种墓志，南宋孙介、孙承节的自撰墓志被楼钥、黄震原文录入为其所撰墓志之中。面对同一个人，自撰与他撰墓志的书写有何差异？

蒲远犹自评“乾坤中一幸民”^［

庆历六年进士及第，授绵竹尉。移集州司理参军、梓州司理参军，皆以亲忧不赴。服除，了无仕宦意。闲居，益读书学文，婆娑乡里者数年。亲友激劝，乃调河南尉，用荐章移临晋令，以蜀人例移闽清令。到官踰年病脚气，寻医归至舒州，长风沙而舟坏，全家几葬鱼腹。会任师中伋在齐安，馆我于临皋亭。不能期月，孙叔康昌龄在蕲州，以舟来迎。至则寓浮屠舍，且谋归蜀。而蕲州亦江淮之会，有鱼稻布帛，养生之具足。年又渐老，遂卜居焉。买宅一区，有田数十亩，可供伏腊。其归蜀与否，则在子孙矣。……有歌诗杂文十帖，未次。^［

而府君亦登庆历六年进士第。……命奇不耦，为绵竹尉，移集州、梓州司理，继丁内艰，皆不行。服除，久之不出，益自刻苦于文学，不以不逢故怼，而沉浮田里间也。父老期以远大，后数年，乃劝之就调河南尉，荐为临晋令，移闽清令。病缓不能拜，移疾去，而沉舟于长风沙，几死。旅次齐安、蕲春，盖二十余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耋老。亦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于家。^［

蒲远犹授官之后，连续丁忧，后退居乡里，以读书为乐。蒲远犹叙述笔调平缓，并无自怜之情。他写自己得病、遭遇风暴，皆为卜居蕲州做铺垫，之后描绘安宁的乡居生活，全文笔调从低到高。黄庭坚认为墓主运气不佳，连续丁忧，但“不以不逢故怼”，将其不仕转为“不遇”。黄庭坚详述墓主的职位变迁，对路途的坎坷和卜居的惬意轻轻带过，将墓主的人生描述成下降态势。蕲州物产丰富，蒲远犹卜居此处，自得其乐，但黄庭坚将墓主的安逸生活转写成厚积待薄发。自撰墓志叙事有历尽千帆的平淡之美，而他撰墓志以高低错落的布置说明墓主能知足常乐。蒲远犹发自内心认可自己的“幸”，而黄庭坚塑造了一个“不遇”的士大夫形象。源于不同的撰述传统，蒲远犹和黄庭坚对其形象塑造大相径庭。

蒲远犹恐惧于“空文”而自撰墓志，但子孙仍向黄庭坚求铭。无独有偶，南宋末年，罗必元自撰墓志，并叮嘱家人“吾死日，可刻醉吟先生传一本置墓前，余今效之刻北谷山人墓志铭于安宅堂下，以诏后人”^［

罗必元的自撰墓志可分为三部分，官职罗列、典型成就及退居生活。前两部分的结构、选事标准、叙事节奏接近于尹洙所撰墓志

刘克庄所撰《直宝章阁罗公墓志铭》则依托自撰墓志塑造罗必元的形象。在结构布置上，刘克庄按照时间顺序对罗必元的每任官职的突出成就都予以描述。在人物定位上，刘克庄着意塑造罗必元的诤臣形象，屡次出现“以风闻免”“忤总领意，免去”“又以风闻免”^［

程颐坦言自己遵从父命，“醇德懿行，宜传后世者，皆莫敢志”^［

北宋自撰墓志者如宋祁、陈尧佐、王雱、蒲远犹，大都简叙世俗成就，但南宋诸人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颇有得兮文颇有声”^［

自撰和他撰墓志的文本生成机制差异巨大。他撰墓志一般是逝者去世后由家属纂集资料，交由作者撰写，写本确定后交还家属，后请人书丹、镌刻。石本完成后，家属制作拓本送给亲友、同僚等，也会请名人题跋。文章可能被收入文集、选集、总集或者家集。文本生成过程中牵涉到逝者的成就和地位、求铭者的地位和财力、作者的地位和写作能力及政治环境、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博弈。墓志横向联结了逝者、家属、作家等诸多关系，更在书写、传播时被纵向分割为抄本、刻本、拓本、辑本等物质形式。作者会有意识地考量其创作与接受者、传播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或显或隐的对话关系，同时需要借助书写策略去调合各方需求及文体规范等要素。相较他撰墓志，自撰墓志主要牵涉到对自我、社会及二者互动关系的认知，偏向抒发个人感受和情绪，限制较少。

因为不同的生成机制，两种撰述方式形成了各自的书写传统。自撰墓志由墓主个人主导，偏向于塑造无功利的自我形象，可以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王绩的《自撰墓志铭》一样用否定姿态对抗世俗，也可以像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冯道的《长乐老自叙》一样用肯定姿态呈现自己。他撰墓志铭功述德，以夸赞性表述为主。正因如此，以书写惯性而言，他撰墓志可以从功绩写到退居生活，前期的仕途成功和晚年的平静生活能塑造出立体丰富、有反差的形象。自撰墓志若想兼顾功业和退隐，就需要把二者的差异调小，即少写世俗成就，白居易、宋祁、陈尧佐、蒲远犹的墓志皆是如此。他撰墓志可以在写尽功业后以闲逸自适点缀，但自撰墓志如果在铺陈世俗功业后兼顾诗酒风流，就有自吹自擂之嫌。读者对于自撰墓志的写作为何形成了这种认知？

自撰墓志属于自传文学，自传文学则派生于汉唐以来的自述写作传统，宋初编纂的《册府元龟》包含“自述”类文章，通过其选文可窥探当时“自述”需要回答的问题及范式。《册府元龟》甄选了从东方朔《答客难》到冯道《长乐老自叙》19篇文章，含难、对、序（叙）、传等文体。因为自传体记忆存储着与个体密切相关的图式，既包含个体对自我的认识（自我图式），也包含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识（社会图式）

难、对中设客难己大多源于外界压力，文章讨论偏重社会图式，重在对“时”的认知和选择。“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

来自他者的压力促使主人自述，在自述模式变为“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后^［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转向自娱自适，对外界批判的力度减弱，到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其关注重心完全由社会图式转向自我图式。白居易不像前人一样否定世俗身份和成就，他在自撰墓志中详述族系、儿孙。他在自传中积极肯定自己的天赋，大方承认“好学，长工文”^［

宋人在自撰墓志中将“幸”从个人体验变成了一种集体感受。陈尧佐感叹“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

宋人为何在自撰墓志中以世俗功利视角观照自我？难、对中的主、客分裂为自撰与他撰墓志的视角，“客”虽然在《五柳先生传》中退场，但他者的审视始终存在。经过古文运动，他撰墓志叙事的公共性不断增强，它是自撰墓志隐藏的写作前提和对话对象之一。北宋文人的出仕条件和上升路径优于前代，因此即便自陈“厌于职事”^［

北宋中后期士人入仕、升迁愈发困难，蒲远犹、韩潭、彭愈、魏宜墓志中自我辩护的倾向也更为明晰。蒲远犹自陈丁忧后毫无仕宦之意，“孝”行的天然合法性让他免于责难。韩潭“一生困于场屋，蹉跎已老”，以至于用他撰墓志的视角自夸，“疾甚，邑中贤士大夫以至田翁、野老、家人妇子田塞门巷，其周人情可知”^［

及至南宋，自撰墓志中延续了写闲居生活的传统，但分化为两种路径。第一种如马永卿、陈正卿、孙承节等人的墓志，墓主多为下层官员、未入仕者或遗民，墓志以闲居生活为主。作者选择这种模式并非与时和解，而是将其作为逃避他者凝视的工具与手段。于部分南宋自撰墓志而言，自撰墓志中增加闲居细节是对俗世无成的解释，而阅读、著述、教子也是针对时不我与的隐形抗辩：“仕宦四十年，年逾六十，而卒无所成。……时运已往矣，乃退居于铅山南溪之上。”^［

第二种写法如赵鼎、洪起畏等人的自撰墓志。此类文章公共生活占比远超闲居生活，在整体结构、价值取向上接近他撰墓志，回归了难、对中的双重视角。孙介以超过半数的篇幅强调自己为子、为弟的贡献，古代家国一体，所以孝悌之行具有公共价值；他虽有“闭门养痾，不交人事”之举，但退居生活的描述也指向有益于世，“平居确意安贫守分，不萌非义之求。闻人有善，心恨弗及，见人之恶，口不忍言”^［

自述从汉唐到宋经历了自证、自况、自陈、自辩的写作模式变迁，分别以东方朔和扬雄、陶渊明、白居易、冯道为代表。白居易在自撰墓志中以“幸”代“时”，转变讨论重心，创造了新的书写范式。冯道面对危机，引入他撰墓志视角以自辩。北宋士人将“幸”变为一种集体心态，体现出对“时”的肯定。“无功者”也须铺叙科考或仕宦之难，为退居生活铺垫合法性。南宋士人面对外界凝视的强化，自撰墓志中自陈、自辩模式并行，并融合了难、对文体中的双重视角。南宋自撰墓志整体趋向他撰墓志，这种转变缘何发生，又如何影响了自撰墓志的文本形态？

白居易、宋祁等人都以俗世之“幸”安放身心，这种认知源于他者观察主体的方法。社会学中的“透明”假设指出人们通过行为举止认识他人，一般会趋向于认为“心”“迹”统一

从《五柳先生传》到北宋末年的自撰墓志大都简叙历官，但冯道的《长乐老自叙》和彭愈的《连山子自志》较为特别。冯道“前事九君，未曾谏诤”^［

从南渡到偏安一隅，南宋士人面临着华夷冲突、朝廷内部危机、个人仕进退隐三重问题，其心理压力客观上大于北宋士人。对于赵鼎、洪起畏这样的入局者而言，外界压力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出现，他们接续冯道、彭愈的写法，在自撰墓志中大幅增加公共事务的占比。赵鼎自撰墓志“独书迁官次第，问其事则不知”^［

在自撰墓志中，北宋的他者凝视潜藏于幕后，而南宋的他者走到台前，推动自撰墓志与他撰墓志的融合。南宋自撰墓志中的“我”看似具有个性实则略显雷同，这个形象中公共生活中的“我”由作为官员或士绅的典型成就、作为文人的读书与著述、作为父母的物质与精神遗产三部分构成，闲居的“我”源于前代自述传统，文章以“我”的立场综合了主、客视角，而且以后者为主导。

他撰与自撰墓志遵循两种不同的认知和记忆路径，他撰墓志以客体的视角观察逝者生平，像剥洋葱一样，由外向内书写公共生活中的个体。自撰墓志调动自我记忆并筛选书写，由内向外进行突破，展示包含人格内核的“自我”。蒲远犹、章祖义、周密的自撰墓志回顾生平时在真诚地向外表达，赵鼎限于外因，只能写历官，但也借助布置和语词，希望他人能认知墓主的心绪。随着他撰墓志的写作思维融入自撰墓志，墓主迫于外界的凝视，想象外人怎么看待“我”及所记之事，然后“迎合”书写，因而士人也以功德勋业进行自我定位，而非如陶渊明、王绩一般以对抗世俗来确认自我。

宋代自撰墓志，尤其是南宋自撰墓志融合了两种撰述传统，其内部蕴含着强烈的冲突。彭愈写自己隐于林壑，但他不厌其烦地列举游太学、试贡院、礼部、殿试的成绩及执政地方的政绩，枚举自己“唯好著书”的成果。莫子文用极大篇幅写为官时如何抗恶政以保民，并以他人赞赏辅证，但他又自谦“无德可称，只自增愧”^［

自撰墓志书写虽然一直面对着“客”的凝视，但宋代经济技术的进步加剧了这种凝视造成的心理压迫。物质载体具有偶然性，可能是特定时空下有目的制作的结果，因此中古的书写文本并不固定，而在印刷时代文本相对固定，流传渠道更多样化^［

墓志由纸本主导传播也改变了自撰墓志的刻录形态。唐末崔慎由的墓志题为自撰，但实际由墓主、安潜虔合撰，“效不焯于时，行不超于人”^［

文本形态的变化体现出时人写作和传播思维的转变。宋代的自撰墓志多来自传世文献，而揭九成、徐松的墓志属于出土文献，以石本形式呈现，其自撰墓志之后都有儿孙添写的内容。揭九成、徐松的儿子并未像唐人或程颐一样对两种文本内容进行整合，而将补充文本刻录于左，文本结构接近楼钥、黄震所撰孙介、孙承节墓志。楼、黄及揭、徐之子注重文字产生的先后顺序，后来者在原有文本上补充，这是属于纸本的书写和传播思维。换言之，虽然此时墓志以石本、纸本并行传播，但是因为传播速度和效力的差异，宋人思维已经被更为经济、快速的纸本所占据，石本容量的有限性已经不是墓志书写、传播的首要考量因素，因而石本墓志上展现出属于纸本的形态特征。

从北宋到南宋，自撰墓志在外界不断强化的审视下写作，自撰墓志从叙事结构、叙事标准都愈发接近他撰墓志，这也造成宋代自撰墓志“既没有前人的自然，也做不到后人的那份洒脱”^［

元代顾瑛将兰亭雅集与司空图生圹游咏之事结合，生成了画卷、诗集、自撰墓志等文本。“金粟冢”成为美谈，为后人激赏，模仿者甚众。明清士人还建构出从陶渊明到王绩、白居易、杜牧、司空图的发展脉络，不断强调自志体现的旷达之意。然而，除了徐渭、张岱、王夫之等人，明清大部分自撰墓志文本并不个性化，比较接近南宋的自撰墓志。在思想控制严苛的明代前期及清代，文人以自志、生圹燕集等行为表现个性，但自撰墓志文本反而中规中矩，以此规避负反馈；在明代中后期，作者通过自撰墓志文本彰显个性，且能收到正反馈，因而生圹集会之类的“模式化表演”相对较少。权力和思想控制行为借助印刷等产业的发展，像毛细血管一样抵达社会“肌体”各处。在反馈及时的传播环境中，自撰墓志的行为和文本的个性化呈负相关关系。如果是出于强烈的自我表达冲动，加之思想环境宽松，自撰墓志能表达个性，否则随着他者凝视的强化，其风格上会转向他撰墓志。因而明清大部分自撰墓志的叙述更为公共化，更注重社会图式。

将宋代自撰墓志置于他撰墓志的互动中，可以透视物质文化如何影响大众和个体的思维，映射到文体的演变。而将宋代自撰墓志置于自述传统中就能发现不同模式中社会图式与自我图式的此消彼长。通过纵横对比，同时借鉴社会传播、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可以完整解读自撰墓志的文本生成机制。

前文提及影响自撰墓志和他撰墓志的要素差异巨大，若将影响文体内外的因素简化为横纵两轴，横轴以社会化为正值，个性化为负值，纵轴以文体自身规范性强为正值，规范性弱为负值（参见图1）。社会化指文体牵涉到的利益方众多或场合较为正式，文体规范性指大众对此种文体应当如何写作是否有细致、固定的认知。可将古代文体作如下归类：

图1  古代文体分类

位于第一象限的文体是制式的应用文，如墓志、上梁文等；位于第二象限的是文学史关注较多的文体，如诗、词、曲、赋等；位于第三象限的是私人生活领域应用较多的文体，如日记等；位于第四象限的是公共生活常用的文体，如书信、序跋等。他撰墓志用于仪式，有固定的写作范式，并联结逝者、作者、家属等各方，属于第一象限。此时文本合体最为紧要，作者的主体性被限制，文体容易格套化，因而第一象限文体的稳定性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对横轴和纵轴负值部分的文体而言，作者的主体性也极为重要。自撰墓志需要遵守墓志的大框架，但以个人化的表达为主导，应归属第二象限。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使得墓志创作、传播环境大变，驱使自撰墓志靠近第一象限，“曲笔”“隐恶扬善”等书写策略也进入自撰墓志的写作。南宋自撰墓志的演变值得结合印刷、金石等产业的发展继续深入研究，也能以诗、词、序跋等文体中的自我书写作为参照系，观照其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