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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汉发生了拉链式“元音大转移”

——立足于河洛地区的音类、音值证据

  • 边田钢
  • 卢鹭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

最近更新：2024-07-09

DOI：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4.0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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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汉语史上首次“元音大转移”，一般认为是发生在西晋以后到北朝初期的“推链”音变。然而，根据东汉河洛地区音类、音值两方面的证据，即音注、韵段所呈现的音类重组关系和可靠译经音译词对应的原语言音值，可以证明该链移发生于东汉，且是“拉链”音变。“元音大转移”深刻调整了上古韵部的结构和数量，与声母系统的调整一道推动上古音系转变为全新的中古音系格局。古音质变发生于东汉，形成了上、中古音系的分水岭，这与词汇、语法学界的分期认识殊途同归。

一 引 言

“元音大转移”（Great Vowel Shift）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世界语言链式音变类型［

1］266-267［2］51-52［3］181-192［4］296-375，该音变在汉语通语语音史上至少发生了两次［5］。在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过渡阶段，汉语发生了首次“元音大转移”：歌*aj、鱼*a、侯*o、幽*u四个相邻后元音韵部在一等韵条件下发生了跟主元音高化相关的链移，即歌歌*aaj>aa，鱼模*aa>oo，侯侯*oo>uu，幽豪*uu>əuu>aau。各韵部一等韵发生元音高化链移之后，会与那些不发生音移的非一等韵发生音类重组；而部分非一等韵所经历的音变，进一步丰富了音类重组的内涵。上述诸音变协同作用，打破了上古韵部格局，实现了韵部重组，从而催生了全新的中古韵部格局（如图1、图2所示）。“元音大转移”揭示了韵部重组背后的条件性、方向性和系统性，从音变的角度解释了相关韵部对立、通转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对于深化认识上、中古音系间的发展规律以及推动上古音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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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元音大转移”前的音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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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元音大转移”之后的韵部重组、错配②

明确提出汉语“元音大转移”（或“元音大推移”“元音高化链移”“后元音高化”）的概念并进行专题性研究，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郑张尚芳《汉语及其亲属语言语音演变中的元音大推移》［

6］、朱晓农《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5］两篇重要论文的发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元音大转移”的基本规律已有共识，兹概括如下：

（1）幽豪*uu>əuu>aau主元音前裂化，与宵豪*aau合流，归入中古效摄。

（2）侯侯*oo>uu主元音高化，占据原幽豪位置，与幽尤*u重组为中古流摄。

（3）鱼模*aa>oo主元音高化，占据原侯侯位置，与侯虞*o重组为中古遇摄。

（4）歌歌*aaj>aa韵尾脱落，占据原鱼模位置，与鱼麻二*raa、鱼麻三*a重组为中古果假摄

。

当然也有争议，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1）音变机制；（2）音变发生的时间。

就世界语言音变类型来看，链移音变一般可分为“推链”和“拉链”两种机制，其中“拉链”尤为常见［

3］187。对于汉语首次“元音大转移”的音变机制，参与讨论的学者大都认为是从低位元音a开始的“推链”，只是在到底a与aj哪个率先启动上存有争议。郑张尚芳［6］［7］8、施向东［8］、潘悟云［9］认为该链式音变的原动力是歌歌*aaj的韵尾失落，歌歌从*aaj变作aa后，推动鱼模*aa>oo、侯侯*oo>uu高化，并最终挤压幽豪*uu>əuu>aau裂化出位。而朱晓农认为歌歌*aaj>aa与鱼模*aa>oo两种音变均有成为音变起点的可能，其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由于长低元音aa难以维持张大口的状态，存在开口度变小的倾向，结果在引发了aa>oo>uu推链的同时，还顺带引发了aaj>aa拉链［5］。笔者目力所及，仅见赵彤在讨论战国楚方言音系时将此次“元音大转移”音变归因于高元音u的裂化［10］104，但只是顺带提及该观点，并未展开讨论。此外，赵彤将u元音构拟为宵部的音值，也与郑张尚芳、朱晓农以及我们下文将u元音构拟为幽部的音值的做法不同。

关于音变发生的时间，郑张尚芳主张在六朝之初［

6，11］，朱晓农主张大约在西晋以后到北朝初期［5］，赵庸认为链移起变在东汉业已完成［1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彤［10］104、王志平［13］均认为在战国楚方音中就已经发生了“元音大转移”音变。其中，赵彤将该链式音变的演变进程划分为七个阶段，其所论战国楚方音情形处于第四个演变阶段［10］104。他虽然未曾对该音变的开启时间作出论断，但想必应该在所论战国楚方音情形以前。但我们认为将“元音大转移”音变的开启时间定在战国乃至战国之前的论断，尚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起码在目前看来是不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已有学者从文献证据出发，揭示出了与所谓“元音大转移”大体相当的音变规则，只是尚未概括命名而已。1979年，俞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通过系统分析东汉三国时期的梵汉对音材料，推测东汉可能正在发生歌*al>a、鱼*a>o、侯*o>u、幽*u>ū的链式音变［

14］40。尽管该文尚未涉及音变的条件和进度，但能够首次立足于坚实的表音材料提取出该系统性规律，实有导夫先路之功。王力依靠张衡、马融诗文的用韵情形，初步构拟了东汉韵部的音值系统［15］88-114。尽管该文并未提及链式音变，但分析他对东汉音类、音值的相关论断，不难得出一条清晰的音变链条：歌歌*ai>a，鱼模*a>ɔ，侯侯*ɔ>u，幽豪*u>o。王力先生对中外语言的音变具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却未能直接揭示相关链式音变，可能是出于严谨的考虑。罗常培和周祖谟［16］、柯蔚南［17］、邵荣芬［18-20］、刘冠才［21］同样未论及系统性的音变链问题，但他们均立足坚实的文献证据对具体的音变环节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深化“元音大转移”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也应该承认，既有的“元音大转移”专题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系统音变角度进行的规律梳理，在文献语料梳理和具体音变环节的考订上存在不足，以至于在音变机制和音变发生时间问题上产生争议甚至误判；而侧重文献考证的相关成果则大多专注于韵段、音注、对音中的某类材料，统筹不同类型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的成果相对较少。这类成果更专注于具体音类关系、音变环节，而较少从系统音变链的角度进行整合考量，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对具体音类、音变环节认识的深入。

要想深入推进“元音大转移”的专题研究，单纯依靠音变逻辑推理的研究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对于音变机制和音变发生时间的假说和争议，只有立足于各类文献证据进行检验分析，才有可能最终得到合理的答案。反过来，在“元音大转移”框架之下，统摄解释各类文献证据，这是很少有人尝试的研究实践，也吸引着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与前人认识不同，本文认为：（1）汉语史上首次“元音大转移”是一条由*uu>əuu>aau元音裂化引起的“拉链”音变，且该音变的起变发生在西汉时期。（2）该链式音变的过程在东汉河洛雅音、齐鲁雅音

中均有呈现，只不过音变进程略有快慢之别，齐鲁雅音的音变进程相对滞后一些而已。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立足于东汉河洛地区的音注、韵段所呈现的音类重组关系，以及可靠译经音译词对应的原语言音值，重点对东汉河洛雅音中的“元音大转移”状况进行描写和解释。

二 研究语料和研究思路

（一） 语料的选择和呈现

我们的材料选取工作实际上是分两步进行的。考虑到学界对“元音大转移”的起始时间存在争议，其中朱晓农认为可能要晚到北朝［

5］，为检验这些说法，我们首先对《诗经》时代至北朝的关键性语料及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得出了音变实现于东汉的初步认识。为了检验和深化这一认识，我们在分期断代观念指导下，对西汉、东汉时期的音注（读若、声训、直音皆归入此类）、对音、韵段等大宗音韵材料进行了穷尽性整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东汉河洛地区文献证据所呈现的“元音大转移”情形，这不仅因为河洛是当时雅言核心区，更因东汉中期以降本地区不仅韵文材料显著增多，还涌现出许慎《说文解字》、服虔音注和支娄迦谶、康孟详、安世高译经等成果，所呈现的韵段、音注、对音材料不仅体量较大，而且基本就是东汉中期以后河洛雅音的反映，不同类型音类证据之间以及音类、音值证据之间可形成互证，有利于对东汉河洛雅音的考察。

兹将我们对核心语料的选择和呈现情况交代如下。

在音注材料方面，我们穷尽收集并呈现了许慎（汝南召陵人）《说文》相关“读若”“省声”的材料，同时参考了应劭（汝南南顿人）、服虔（河南荥阳人）等人的音注。

在对音材料方面，我们穷尽收集了支娄迦谶、康孟详、安世高三位经师在洛阳地区译经中的对音材料，鉴于体量较大（共计不重复条目350条），本文重点揭示音类、音值对应关系的统计数据，并作举例说明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柯蔚南已经先于我们穷尽收集了以上三位经师的对音证据［17］240-260，我们之所以重新整理是出于如下三方面的考虑：（1）柯蔚南所采用的东汉译经篇目是基于Zürcher［22］的研究而确定的，而目前的佛教文献学界已对这一目录作出了诸多修正，本文吸收最新考辨成果，剔除了旧题为安世高译经的《大安般守意经》、题为支娄迦谶译经的《兜沙经》《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阿阇世王经》《阿閦佛国经》以及归为康孟详、竺大力所译的《修行本起经》。（2）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早期佛经源头语的研究有了许多重要的突破，基本确认了佛经初传阶段的源头语并非标准的梵语，而是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中期印度语的读音，本文整理的对音材料包括了巴利语、佛教混合梵语、犍陀罗语等形式，并依据近年来对中期印度语语音演变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Edgerton［23］、Cone［24］、Hinüber［25］等）予以甄别和解释。为行文简洁，正文及诸表所涉对音语言名称均采用缩写形式：BHS.=Buddhist Hybrid Sanskrit，佛教混合梵语；Gā.=Gāndhārī，犍陀罗语；MI.=Middle Indic，中期印度语；Pā.=Pāli，巴利语；Pkt.=Prakrit，普拉克里特语，或称为古印度土语，与典雅的“梵语”相对应；Skt.=Sanskrit，梵语。（3）本文补充和修正了柯蔚南［17］240-260的部分收录遗漏和溯源错误。

在音段材料方面，河洛地区的韵段材料集中在张衡、蔡邕两人的作品中。鉴于王力已对张衡诗文韵段作了穷尽整理并得出了与所谓“元音大转移”大体相当的音变规则［

15］88-114，也鉴于我们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东汉韵文用韵情况的地域差异较小，因此，我们穷尽整理了东汉韵段，为了比较两汉之间的历史变迁，还对西汉韵段也进行了整理。我们根据罗常培、周祖谟所订“两汉诗文韵谱”［16］115-245和“两汉诗文作家籍贯生卒年表”［16］317-322制成“两汉诗文韵谱数据表（歌鱼侯幽宵部）”（共计960个韵段），在全面标注所有入韵字的上、中古音韵地位的同时，还对作家的时代、籍贯、生卒年进行标注，以便于从各个维度进行反复统计。西汉、东汉时期相关韵类入韵情形如表1和表2所示，相应专题下将罗列具体数据、统计比例进行论证说明。此外，为了更好地梳理音变源流，我们还对西汉时期的通假、异文以及两晋之交的郭璞音注多有涉及。

表1  西汉后元音阴声韵部入韵情况表
韵部宵部46幽豪、肴、萧29幽尤、幽63侯侯41侯虞45鱼模、鱼、虞196鱼麻70歌部88
宵部46 19 13 10
幽豪、肴、萧29 3 17
幽尤、幽63 30 2
侯侯41 3 13
侯虞45 5 30
鱼模、鱼、虞196 134 53
鱼麻70 7 10
歌部88 20

注：  表中“宵部46”表示涉及宵部韵段一共46个，“幽豪、肴、萧29”表示涉及幽部效摄字（即豪、肴、萧三韵系字）的韵段有29个，其余依此类推。表2体例同此。

表2  东汉后元音阴声韵部入韵情况表
韵部宵部69幽豪、肴、萧65幽尤、幽144侯侯75侯虞117鱼模、鱼、虞285鱼麻66歌部59
宵部69 27 20 13
幽豪、肴、萧65 23 17
幽尤、幽144 77 19
侯侯75 8 32
侯虞117 10 89
鱼模、鱼、虞285 200 29
鱼麻66 4 36
歌部59 32

（二） 研究思路

韵部是指“韵基”（即“韵腹+韵尾”）相同的字组成的音韵单位。不同韵部之间，起码在韵腹、韵尾中的一个方面存在音位对立，因而在共时音系中不同韵部之间一般界限分明

。在后来某个历史时期，不同韵部如果呈现出系统性的跨部相通现象，则应是历时音变的结果，是音变打破了原有的韵部格局，导致韵部重组。如有学者以《诗经》就有“合韵”进行反驳，我们的回应是：《诗经》并非古音源头，只是古音演变洪流中的一个横截面而已。音系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不是凝固的，在一定时空和语音条件下，音系就可能发生重组。

放眼整个汉语语音史，整体性的韵部合流相对少见，条件性的重组才是主流。韵部重组的语音条件限制，不仅是观察音系重组的重要窗口，更是破解历史音变的钥匙。以图1、图2所示“元音大转移”发生前后的韵部格局为例，我们可以通过文献所呈现的相关韵部间的系统性重组、错配证据，来判断相关音变是否已经开始呈现；还可以通过审视到底是处于音变链端的幽、宵部宵摄字合流在先，还是链末的歌歌、鱼麻（即歌、鱼部果假摄字）重组在先，来判断该“元音大转移”在性质上属于“拉链”还是“推链”。此外，对音材料为音类考订提供了音值证据支撑，也会让相关音类重组和音变的事实更加清楚。

三 “元音大转移”是一条“拉链”音变

就已知的链式音变来看，“拉链”式音变最为普遍，而“推链”式音变较为罕见，如著名的英语“元音大转移”就是典型的拉链音变［

3］187。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汉语首次“元音大转移”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罕见的“推链”式音变，这本身就应该打一个问号，然而一直鲜有学者对此质疑。我们认为，对于音变机制的判断不仅要考虑音变类型和逻辑，还应当充分重视历史文献的价值，但既有研究在这方面措力较少，是本不应该的。从文献角度看，音变链端的幽、宵部效摄字合流趋势明显早于链末歌歌、鱼麻重组，显示“拉链”式音变的可能性更大。

幽、宵部交替在西汉已成规模。在上古幽部发展历程中，幽部非三等韵始终同步演变，直到一同并入宵部成为中古效摄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也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幽部非三等韵（幽豪、肴、萧）与宵部在西汉前期文献中已经呈现出密切相通趋势，如表3所示。

表3  西汉前期幽豪、肴、萧与宵部交替
幽部宵部文献出处与说明
髳豪a 髦豪 《毛诗·墉风·柏舟》：“髡彼两髦，实维我仪。”“髦”，三家《诗》作“髳”“inlinegraphic”。
inlinegraphic豪 藁豪 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疗方》“冶inlinegraphic一升”之“inlinegraphic”读为“藁”。
皋豪 镐豪 海昏侯简《诗经》“皋京”即“镐京”。
皋豪 高豪 海昏侯简《诗经》及《韩诗》“乃立高门”，《毛诗·大雅·绵》作“乃立皋门”。
襃豪 镳宵 海昏侯简《诗经》“朱inlinegraphic襃=”，《毛诗·卫风·硕人》作“朱幩镳镳”。
冒豪 inlinegraphic豪 北大汉简《反淫》“楚英之昔，菜以山肤；濮之肉，inlinegraphic以笋蒲”，“inlinegraphic”读为“冒”b。
搔豪 操豪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虫蚀》“毋以手操痏”之“操”读为“搔”。
茅肴 旄豪 《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左执茅旌。”王引之《经义述闻》：“茅，当读为旄。”
茅肴 苗宵 《仪礼·士相见礼》：“在野则曰草茅之臣。”郑玄注：“古文茅为苗。”
苞肴 镳宵 《仪礼·既夕礼》：“木镳。”郑玄注：“古文镳为苞。”
调萧 朝宵 《毛经·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调”，《鲁诗》作“朝”。
条萧 挑萧 《毛诗·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斨。”“条”，《韩诗》作“挑”。
窈萧 要宵 安大简《诗经》“要翟淑女”，《毛诗·周南·关雎》作“窈窕淑女”。
窈萧 茭肴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引《诗经》“茭芍□□，□眛求之”之“茭芍”读为“窈窕”。
窈萧 窔肴 西汉中晚期“清白镜”铭文“慕窔佻之灵影，愿永思而毋绝”之“窔佻”读为“窈窕”C。

注：  a.《说文》记载“髳”“inlinegraphic”为同字异体，《广韵》将二字归为尤韵，《集韵》则还记有豪韵异读，这里取豪韵一读来作比较；b.《反淫》此句可与《七发》“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对读，“inlinegraphic”与“冒”对应；c.参看陈剑《几种汉代镜铭补说》，见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第十届汉代文学与思想暨创系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

根据前文已经提到的“元音大转移”所涉韵部重组规律，只有歌歌与鱼麻相通才可能算作链末音变的证据，但目前尚未见到西汉以前的确切例证。学界所举证据中，只有《诗·周颂·维天之命》“假以溢我”之“假”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引文异文作“何”属于该类型，但这实际上并不可靠。如杨伯峻指出：“假即遐之借字，何也。遐之训何，例见《词诠》。”［

26］1136杨氏所论甚是，“假（遐）”与“何”是同义关系，与语音无关。就学界所举西汉以前的鱼、歌部通转例证来看，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几乎都是词汇问题，与音韵无关。

幽、宵部合韵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存在［

27］24，一直延续到两部效摄最终合流，但这并不意味两部没有分立或合流趋势开始甚早。在《诗经》132个幽部韵段和63个宵部韵段中（包含独韵、合韵，下同），幽、宵部合韵韵段为12个，分别占各自韵段总数的9.09%和19.05%，足以证明两部各自独立。我们认为在《诗经》时代幽、宵部合韵是出于“广文路”的需要，两部合流进程还尚未开启。幽、宵部合韵的新局面是从西汉开始的，且主要集中在蜀郡。在整个西汉46个宵部韵段和74个幽部韵段（其中涉幽豪、肴、萧韵段29个，涉幽尤、幽韵段63个）中，幽豪、肴、萧与宵部、幽尤、幽相押韵段数分别为13个和17个，分别占幽豪、肴、萧韵段总数的44.83%和58.62%。尽管后者比例更高一些，但前者44.83%的比例已不容小觑，足以说明幽豪、肴、萧向宵部靠拢的趋势已经显现。在幽豪、肴、萧与宵部合韵的13个韵段中，12个见于西汉蜀郡，1个见于淮阴，无一例见于雅言核心区域。如将视野聚焦在蜀郡，在17个宵部韵段和41个幽部韵段（其中涉幽豪、肴、萧韵段20个，涉幽尤、幽韵段32个）中，幽豪、肴、萧与宵部、幽尤、幽相押的韵段数分别为12个和11个，分别占幽豪、肴、萧韵段总数的60%和55%，又分别占宵部、幽尤、幽韵段总数的70.59%和34.38%。可以确信，西汉时蜀郡幽豪、肴、萧朝向宵部的演变已经发展到相当深入的程度。

鱼、歌部合韵在西汉以前一直都是非常罕见的

。虽有学者指出过出土文献中的案例，但大多值得怀疑。在整个西汉88个歌部韵段和217个鱼部韵段（其中涉鱼模、鱼、虞韵段196个，涉鱼麻韵段70）中，鱼麻与歌部、鱼模、鱼、虞相押韵段数分别为10个和53个，分别占鱼麻韵段总数的14.29%和75.71%。在鱼麻、歌部合韵的10个韵段中，7个见于蜀郡，2个见于鲁国，1个见于平原，同样不见于雅言核心区。就表现较为突出的蜀地来看，鱼麻二、歌部合韵有5个韵段，而本地鱼麻二、鱼部韵段有15个，后者是前者的3倍。此外，在这10个鱼麻、歌部合韵韵段中，除1个韵段涉及鱼麻三韵字“遮”之外，其余9个韵段所涉均为鱼麻二韵字，所涉鱼麻二韵不仅字数少，而且存在明显的声调限制［16］22-23。这说明在西汉雅言、方言中鱼麻均是鱼部的一部分，鱼麻朝向歌部的演变尚未开启。东汉时期，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鱼麻二和鱼麻三均可与歌部押韵，且不再有声调限制。东汉59个歌部韵段和324个鱼部韵段（其中涉鱼模、鱼、虞韵段285个，涉鱼麻韵段66）中，鱼麻与歌部、鱼模、鱼、虞相押的韵段数分别为36个和29个，分别占鱼麻韵段总数的54.55%和49.34%。如果从歌部角度来看，与鱼麻合韵的比例更是从西汉时的11.36%提升到了东汉时的61.01%，已经非常显著。

在以郑玄音注和刘熙《释名》为代表的东汉齐鲁文献所反映的齐鲁雅音中，同样呈现出显著的“元音大转移”进程，只是进度略缓于河洛雅音。在齐鲁雅音中，幽豪、肴、萧与宵豪、肴、萧合流已趋完成［

16］112［28］［29］158，而歌歌、鱼麻重组才刚刚启动，表现为：（1）鱼麻二还摇摆在鱼、歌部之间；（2）鱼麻三只与鱼部相通，而与歌部绝缘。

从音变逻辑来看，如果是“推链”式音变的话，似乎较难解释幽部二、四等韵（幽肴*ruu>rəuu>raau；幽萧*iiw>eiiw>ew）伴随一等韵裂化的问题，因为并没有其他低舌位元音韵部的二、四等韵高化压迫它们。如果是“拉链”式音变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有学者质问为何幽部非三等韵（幽豪、肴、萧）发生主元音高顶出位却没有引发低舌位韵部二、四等韵的高化？我们的回答如下：（1）其他后元音韵部均无前元音性质的四等韵，故不会有四等韵链移发生。（2）与幽部相邻的侯部没有二等韵

。因此，即便幽肴高顶出位留下*ruu空缺，也不会有相邻韵部来填空，也就不可能引发二等韵链移。

综合各类文献所呈现的“链端”和“链末”相关音类交替证据的时代，参考音变逻辑等因素，我们认为汉语首次“元音大转移”是从链端幽部*（r）uu>（r）əuu>（r）aau主元音裂化开始的“拉链”音变，且该起变当发生在西汉。正是由于该音变导致uu元音位置的空缺，从而拉动相邻的侯侯*oo>uu，鱼模*aa>oo，歌歌*aaj>aa陆续发生，以填补相邻韵部一等韵的主元音裂化、高化所留下的空位。

四 “元音大转移”实现于东汉

关于“元音大转移”的发生时间，郑张尚芳主张在六朝初［

6，11］，朱晓农主张大约在西晋以后到北朝初期［5］，俞敏、赵庸认为开启于东汉［12］［14］40。郑张尚芳、俞敏、赵庸并未对相关认识展开讨论，只有朱晓农对其论点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其论点在学界的接受度也更广，甚至被部分学者视为定论。朱说是在两个著名音变论断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然而我们认为，作为其推论前提的两个论断都未必牢靠，朱说便值得商榷。

第一，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提出：“读歌、戈收a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

30］261汪氏对鱼部鱼、虞、模魏晋以上读a的论断极为自信，谓“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该文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学界影响深远，但该文也存在不少材料、方法上的不足［31］6-7［32］258。后来的研究表明，魏晋时期的诗文用韵、梵汉对音均呈现出严整的鱼部o、歌部a的中古音格局［33］207-209［34-35］。俞敏指出歌部早在东汉时就已较多对应于梵文a［14］38-40，我们下文将依据东汉可靠译经的原语言证据进一步指出外文a、ā已完全由中古果假摄字对译。此外，与朱说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元音大转移”是“拉链”音变，西晋以后鱼部、歌部所呈现出的中古音系格局更可能是音变业已完成的表现，而非刚刚开始。

第二，根据拉波夫所提出的“长元音高化”规则［

36］151，以及郑张尚芳关于非三等韵、三等韵在上古音系为元音长、短之别的论断［37］，朱晓农将鱼部三等韵（鱼鱼、虞）所经历的元音高化现象也视作“元音大转移”的一部分，认为短元音性质的鱼鱼、虞必然是元音长化并滋生*i介音之后，才能加入到元音高化的潮流［5］；潘悟云［38］、朱晓农［39］分别主张三等韵滋生*i的时间是在北朝的晚期和早期，无论以哪个说法为定点，鱼鱼、虞及整个“元音大转移”元音高化的时间都应在北朝以后。且不说郑张尚芳的元音长短论仍是尚未证实的假说，三等韵滋生*i介音的时间也值得继续讨论，单是鱼鱼、虞元音高化是否属于“元音大转移”以及其发生时间就值得商榷。我们主张，所谓“元音大转移”仅限制在一等韵条件下，鱼部三等韵（即鱼鱼、虞）高化音变是另外的独立音变。而且就资料较为丰富的鱼虞元音高化来看，该音变早在西汉便已萌芽，在东汉时期已经彻底完成（详见下文），并不是朱氏所推测的北朝。

我们认为，作为音变开端的幽豪*uu>əuu>aau裂化音变早在西汉时期既已开启，整个音变过程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基本实现，而非晚到西晋乃至北朝。起码就东汉河洛雅音而言，“元音大转移”链式音变中的各个音变环节均已开展得相当深入，甚至已经彻底完成（详见下文讨论）。

五 东汉河洛地区“元音大转移”的实现

（一） 幽豪、肴*（r）uu>（r）əuu>（r）aau元音前裂化

我们认为“元音大转移”是幽部非三等韵元音高顶出位导致的，因此在探讨该音变所涉幽部时，将同步演变的幽部非三等韵一并加以考察。在东汉河洛学者许慎《说文》读若、异体、引经异文以及服虔音注等材料中，幽豪、肴、萧与宵部关系密切，且无声母、声调限制，如表4所示。

表4  东汉河洛文献幽豪、肴、萧与宵部交替
幽部宵部文献出处与说明
inlinegraphic豪 髦豪 《说文》“inlinegraphic”字条引《诗》“紞彼两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今本《诗·柏舟》作“髦”。
㮘豪 髦豪 《说文》：“㮘，读若髦。”
滔豪 inlinegraphic豪 《说文》：“inlinegraphic，读若滔。”a
飑肴 飙肴 《说文》：“飙，从风，猋声。飑，飙或从包声。”
雕萧 䘟萧 《说文》：“䘟，读若雕。”
窈萧 㫐萧 《说文》：“㫐，读若窈窕之窈。”
叫萧 敫萧 《说文》：“敫，读若叫呼之叫。”
叫萧 缴萧 《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缴绕”，裴骃《集解》引服虔曰：“缴，音近叫呼。”
嘂萧 噭萧 《说文》“嘂”字条引《春秋公羊传》曰：“鲁昭公嘂然而哭。”“嘂”对应今本《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作“噭”。

注：  a.关于“inlinegraphic”声系字到底应该归幽部还是宵部尚有争议，但根据《说文》“inlinegraphic，读若滔”和“inlinegraphic”字条引《诗·郑风·子衿》“挑兮达兮”作“inlinegraphic兮达兮”来看，“inlinegraphic”声系字已可兼通幽豪、肴、萧与宵部字，这也透露出原本属于不同韵部的两类字已经音近。

除表4所列证据之外，幽豪、肴、萧与宵部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以得到其他类型证据的支持。文字构形方面，本从“爻”声的“教”字（如甲骨文作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在《西狭颂》《郭有道碑》等东汉石刻中出现了从“孝”声的inlinegraphic、inlinegraphic新构形。用韵方面，东汉幽豪、肴、萧全部65个韵段中，内部押韵23个韵段，与宵部合韵的有20个韵段，已经大体相当。对音方面，支娄迦谶以“和轮调”译梵文varuṇadeva，康孟详以“调达”译梵文devadatta，幽萧韵字“调”对译梵文dev，与幽尤韵字“周”“舟”对译梵文cu、cyu、tyu差异明显，这从音值上透露出幽萧已与幽尤分道扬镳。

以上证据表明，幽豪、肴已经实现了*（r）uu>（r）əuu>（r）aau元音前裂化音变，与宵豪、肴*（r）aau>（r）aau合流。同时，幽豪、肴*（r）uu>（r）əuu>（r）aau与幽尤*u>u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疏远，这在《说文》的字形说解中就有流露，如“㯱”分明本从“缶”得声，而《说文》却舍简就繁地分析为“匋省声”。这应该是因为“㯱”*pʰuu>pʰau发生主元音裂化音变之后，许慎宥于时音已不知道“㯱”本从“缶”*pu>pu得声的事实，或者他从时音角度无法解释此谐声关系，而作此牵强说解

。

（二） 侯侯*oo>uu元音高化，与幽尤*u重组

在《说文》读若、省声材料中，侯侯已经与幽尤关系密切，而与侯虞疏远。例如：（1）《说文》：“玖，或曰（读）若人句脊之句。”“句”有侯侯、侯虞异读，许慎为三等尤韵系字“玖”

注音时，放着“句”字三等侯虞韵一读不用，却偏偏强调应该读为一等侯侯韵。而在“瞿，读若章句之句”中又特别强调鱼虞的“瞿”应该读若侯虞的“句”。这说明当时“句”的侯侯、侯虞两读除了等的差异外，在主元音上也有区别。（2）《说文》：“吺，投省声。”“吺”明显该从“殳”声，却舍简就繁地说成“投省声”，应该与侯侯的“吺”“投”*too>tuu主元音高化之后，已与侯虞的“殳”*do>do读音相去太远有关。许慎从时音的角度出发，已经无法将“吺”“殳”二字的韵部联系到一起，也就无法正确揭示二字间的谐声关系。（3）《说文》：“䍍，读若筩莩”，“筟，读若《春秋》鲁公子彄”。“䍍—莩”“筟—彄”两字间声母有别，如果真能构成读若关系的话，其韵部起码应该相同。否则声韵俱有差别，读若注音从何谈起呢？我们认为，或许也只有在侯侯的“䍍”“彄”发生*oo>uu元音高化之后，主元音成为唇、软腭双收紧点的u时，才与“莩”“筟”*pʰu同韵部，也才有可能因为听者启动的语音机制导致唇、软腭辅音发生混淆［40-41］。

诗文用韵方面，西汉以前幽、侯部合韵比较少见，如在西汉74个侯部韵段中只有8个幽、侯部合韵韵段（蜀郡6个，沛丰邑1个，淮阴1个），看不出明显的规律性。在东汉侯部156个韵段（其中侯侯韵段75个，侯虞韵段117个）中，幽、侯部合韵韵段36个，其中20个为侯侯与幽尤合韵（单纯的两韵相押就有13次），单纯的侯侯与幽豪、肴、萧合韵一次也没有出现。王力通过研究张衡等人的诗文用韵情形，指出东汉时代幽部非三等韵转入宵部，同时幽部增加了先秦侯部一等韵字［

15］110。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此外，在东汉诗文之外的其他押韵材料中，同样不乏侯侯与幽尤韵字相押的证据，诸如“问事不休，贾长头”（《东观汉记·贾逵传》《后汉书·贾逵传》）一类的韵语不胜枚举，这里就不再罗列了。

对音方面，我们收集到侯侯对音19条（已对各家对音条目进行删重处理，下同），通过前人和我们自己的考订可知其中18条对应原语言的u元音音节

，占到总数的95%；26条幽尤对音中，有24条对应u元音，占到总数的92%，如表5所示。支娄迦谶翻译《道行般若经》Skt. *garuḍa-ka、MI. *garuḷa-ka时使用了“迦留勒”“迦楼罗”两种形式，透露洛阳地区“留”“楼”均可对应ru，亦可谓侯侯与幽尤音近的直接证据。

表5  东汉河洛地区佛经对音所见侯侯、幽尤音值
侯侯汉译条目原语言幽尤汉译条目原语言
阿耨多罗 Gā. anutara； Skt. anuttara 首多会 Skt. śuddhāvāsa
兜术陀 Gā. Tuṣida； Skt. Tuṣita 琉璃 Pkt. verulia； Pā. veḷuriya； Skt. vaiḍūrya
迦楼罗 Pā. garuḷa； Skt. & Gā. garuḍa 阎浮利

MI. *jambulī（va）； Gā. jaṃbudiva；

Pā. jambudīpa； Skt. jambudvīpa

摩睺勒 Gā. mahuraga 优婆塞 Gā. uvasaga； Skt. & Pā. upāsaka
沤惒拘舍罗

MI. *uvā’akośalla， *uvā’akuśala；

Gā. uvayakośala； Skt. upāyakauśalya

鸠洹 Skt. kupana

以上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在发生了幽豪*uu>əuu>aau高顶裂化出位之后，侯侯*oo>uu发生主元音高化音变，填补幽豪留下的uu元音位置，与滞留的幽尤*u>u重组为一个韵部。

（三） 鱼模*aa>oo元音高化，与侯虞*o重组

在《说文》中鱼模韵字与屋部字可构成读若关系，如《说文》：“inlinegraphic，读若库。”“库”*kʰaa>kʰoo只有在元音高化后，才可能与“inlinegraphic”*kʰook>kʰook音近。这种全新的阴阳对转情况在东汉以前绝少见到，在东汉以后才开始增多。如《方言》卷八：“爵子及鸡雏皆谓之鷇。”郭璞注：“关西曰鷇，音顾。”又如《方言》卷八：“虎，（江淮南楚之间）或谓之於䖘。”郭璞注：“今江南山夷呼虎为䖘，音狗窦。”其中所涉鱼模韵字“顾”*kaas>koos和“䖘”*daa>doo也只有在发生了元音高化音变之后，才可能分别与屋部字“鷇”*kʰooks>koos和“窦”*dooks>doos音同或音近

。同样是在郭璞的《方言》注中，还呈现出鱼模、侯模韵字间的注音关系，如《方言》卷九：“艇长而薄者谓之艜，短而深者谓之䒀。”郭璞注：“今江东呼艖䒀者，音步。”属于鱼模韵的“步”*baas>boos也只有在发生元音高化音变之后，才可能与属于侯模韵的江东方言词“䒀”*boos>boos音近。

诗文用韵方面，鉴于鱼模与鱼鱼、虞在两汉时期始终是同一个韵部，因此在考察鱼模的用韵时，我们将对鱼模、鱼、虞进行统一考察。在西汉时期，侯虞、鱼部合韵韵段共有28个，其中蜀郡17个韵段，鲁国2个韵段，沛、平原、涿郡各1个韵段，但雅言核心区却没有呈现。东汉时期，这一局面得到根本扭转，在侯虞117个韵段和鱼部324个韵段（其中涉鱼模、鱼、虞韵段285个，涉鱼麻韵段66）中，侯虞、鱼模、鱼、虞合韵有89个韵段，其中52个韵段见于陈留、南阳等雅言核心区。侯虞、鱼模、鱼、虞合韵分别占到各自韵段总数的76.07%和31.22%

，这说明侯虞已经成为中古遇摄的一部分，已经与鱼模、鱼、虞合为一个韵部。王力［15］110和谢荣娥［42］172-193从用韵角度指出，东汉河洛地区侯虞与鱼模已经重组为一个韵部，这与我们的观察是一致的。

对音方面，无论是梵文还是巴利文、犍陀罗文，以a、ā为主元音的音节都是最多的，而上古鱼部*a同样辖字众多，按理说鱼模应该大量地用来对译外文a、ā元音音节，但事实恰好相反，在笔者收集的材料中，竟然没有一例鱼模对译a、ā元音音节的可靠用例。汪荣宝提及《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以“浮屠”“浮图”指称buddha，并将其作为汉魏以上模韵读a的铁证［

30］255，这实际上是可疑的。第一，buddha在东汉只译作“佛”，如“佛刹”Skt. buddha-kṣetra，而不说“浮屠”“浮图”。第二，《魏书》《后汉书》分别成书于北齐、刘宋，不可看作汉魏文献。第三，“浮屠”“浮图”对应的原语言并非Skt. buddha，而是大夏（大月支）文bodo、boddo或boudo一类的形式［43］。如此说来，“浮屠”“浮图”的实际译音实不可用作所谓的“汉魏以上模韵读a的铁证”，反而恰好可以印证我们关于鱼模*aa>oo主元音高化的论断。

以上证据表明，鱼模*aa>oo主元音高化，填补侯侯*oo>uu高化留下的位置，与滞留的侯虞*o>o重组为一个韵部。

（四） 歌歌*aaj>aa脱落韵尾，与鱼麻*raa、*a重组

部分鱼模韵封闭类词在东汉以后或被新的歌歌韵记录形式替代，或被学者标注为当读歌歌。例如：（1）《方言》卷三：“芜菁，紫华者谓之芦菔。”郭璞注：“芦菔，罗匐二音。”《尔雅·释草》“葖，芦菔”条郭璞注“芦”音“力何切”。王符《潜夫论·思贤篇》“治疾当得真人参，反得支罗服”则直接将“芦菔”改记作“罗服”。（2）《说文》“inlinegraphic”字条、《礼记·曲礼下》“盐曰咸鹾”郑玄注均提及“河内谓之鹾，沛人言若虘”。（3）沛郡古县名“䣜”在《汉书·地理志》中记作“inlinegraphic”。汉时有两地同名为“inlinegraphic”，应劭等学者特别强调在沛郡者“音嵯”。按照上、中古音系间的主流音变对应规律，鱼部一等韵应该发展为《切韵》模韵，“䣜”却滞留在了中古歌韵，是地名保留古读的体现。东汉时“䣜”*dzaa被改记作“inlinegraphic”*dzaaj>*dzaa，说明歌歌已经占据了鱼模古读*aa元音的位置。（4）《汉书·武帝纪》“西临祖厉河而还”东汉李斐注：“祖厉，音嗟赖。”按理说常用字“祖”不必注音，该注音说明此地名中的“祖”尚且保留*dzaa古读，与高化音变后的“祖”*dzaa>dzoo读法有别。选择歌麻三“嗟”注音，除“嗟”*dzaj>dza脱落韵尾后与“祖”*dzaa古读音近外，应该也与音系中没有从母歌歌韵dzaa的空格有关。

诗文用韵方面，王力指出东汉歌部增加了先秦鱼部的二等字和部分开口三等字（《切韵》麻韵系字）［

15］110。上文已指出，在西汉时鱼麻还明显属于鱼部，到东汉时鱼麻与歌部、鱼模、鱼、虞相押的韵段数分别占鱼麻韵段总数的54.55%和49.34%，鱼麻与歌部更近。如果从歌部的角度来看，与鱼麻合韵的比例更是从西汉时期的11.36%提升到了东汉时期的61.01%，可谓非常显著。

对音方面，外文a、ā为主元音的音节均由中古果假摄字来对译，其中歌歌的表现最为突出。柯蔚南根据对音证据指出东汉果假摄主元音是a［

17］105，与王力从用韵角度得出的结论一致。我们收集到歌歌对音198条，其中196条对应a、ā元音，占到总数的98%；鱼麻三对音39条，其中37条对应a、ā元音，占到总数的95%，如表6所示。

表6  东汉河洛地区佛经对音所见歌歌、鱼麻三音值
歌歌汉译条目原语言鱼麻三汉译条目原语言
阿罗汉 BHS. arhān， arahān； Skt. arhan 阿阇世 Skt. ajātaśatru
婆罗门 Gā. braṃmana； Skt. & Pā. brāhmaṇa 波耶和提 MI. *pajāvadi； Skt. prajāpati
般若波罗蜜 Gā. prañaparamida； Skt. prajñāpāramitā 舍卫 Gā. śavasti； Pā. sāvatthi； Skt. śrāvastī
魔罗 Gā. mara； Skt. & Pā. māra 般遮旬 Skt. pañcābhijñā
罗刹 Gā. rakṣasa； Pā. rakkhasa； Skt. rākṣasa 般若波罗蜜 Gā. prañaparamida； Skt. prajñāpāramitā

以上证据表明，歌歌*aaj>aa已经脱落韵尾，与鱼麻*raa>raa、*a>a发生韵部重组。

六 东汉河洛地区非一等韵音变

（一） 鱼虞*a>o/C［+grave；+labial］

#高化音变，与侯虞*o>o合流

鱼部三等韵发展为《切韵》虞、鱼、麻三韵系，其中合口钝音声母字归入虞韵系，开口钝音声母字归入鱼韵系，锐音声母字在鱼、麻两韵系之间扩散分布。鱼虞*a>o/C［+grave，+labial］ #在合口钝音声母条件下发生元音高化音变，与侯虞*o>o合流。该音变的迹象在西汉已经开始呈现，例如《毛诗·唐风·杕杜》“独行踽踽”之“踽踽”于阜阳汉简本作“inlinegraphic=”；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inlinegraphic鹆来巢”之“inlinegraphic鹆”，《淮南子·原道》引文作“鸲鹆”。在东汉河洛地区文献中，鱼虞、侯虞相通更为常见，如表7所示。

表7  东汉河洛文献鱼虞、侯虞交替
鱼虞侯虞文献出处与说明
䀠 拘 《说文》：“䀠，读若拘。”
瞿 句 《说文》：“瞿，读若章句之句。”
inlinegraphic 劬 《说文》：“inlinegraphic，读若劬。”
邘 区 《说文》：“邘，又读若区。”
龋 竘 《说文》：“竘，读若龋。”
矩 拘 《汉书·地理志上》河流名“拘涧水”，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拘，音矩。”
夫 苻 《尔雅·释草》：“莞，苻蓠。”“苻蓠”，《说文》“inlinegraphic”“蒚”字条下均作“夫蓠”。
傅 附 《汉书·高帝纪》：“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服虔曰：“傅，音附。”

诗文用韵方面，早在西汉蜀郡诗文用韵中，侯虞与侯侯、鱼模、鱼、虞合韵韵段分别占到侯虞韵段总数的28.89%和66.67%

，可见该地区侯虞已与鱼模、鱼、虞更为密切。在整个东汉诗文用韵中，侯虞与侯侯、鱼模、鱼、虞合韵韵段分别占到侯虞韵段总数的27.35%和76.07%。王力［15］110、谢荣娥［42］86根据东汉河洛地区韵文中侯虞、鱼虞已经普遍混押的事实，指出侯虞已经并入鱼部，这是可信的。

对音方面，我们收集到8条鱼虞对音，其中6条直接对应原语言的o元音，2条例外亦均可解释

。东汉对音中的鱼虞便100%对应o元音音节，如表8所示。

表8  东汉河洛地区佛经对音所见鱼虞、侯虞音值
鱼虞汉译条目原语言侯虞汉译条目原语言
昙无竭 Skt. dharmodgata 尼拘类 Pā. nigrodha； Skt. nyagrodha
瞿师罗 Skt. ghoṣila 拘利 Gā. koḍi； Skt. koṭi
瞿昙 Gā. godama； Pā. gotama 须陀洹 MI. *soda-āvann（a）； Skt. srota-āpanna
衢和离 Gā. kokaliga； Skt. & Pā. kokālika 踰旬 Gā. yoyana； Skt. & Pā. yojana

以上证据表明，东汉河洛地区鱼虞*a>o/C［+grave；+labial］ #发生主元音高化，与侯虞*o合流。

（二） 歌麻*raaj>raa、*aj>a脱落韵尾，与鱼麻*raa>raa、*a>a合流

在歌歌*aaj>aa脱落韵尾的同时，歌麻与之同步演变，一道与鱼麻合流为中古前期果假摄。在东汉河洛文献中呈现出歌歌与鱼麻相通的例证，如《说文》：“姐，读若左。”该趋势在郭璞音注中得到继承，如《方言》卷十：“南楚之间凡取物沟泥中谓之抯，或谓之揸。”郭璞注：“揸，仄加反。”又如《尔雅·释诂》：“嗟、咨，inlinegraphic也。”郭璞注：“今河北人云inlinegraphic叹，音兔罝。”

在我们收集到的36条歌麻韵对音条目中，有34条对应外文a、ā元音

，占到总数的94%，如表9所示。这与歌支韵对应中亚原语言e形成鲜明对比，如支娄迦谶以“随舍利”对应Pā. Vesāli、Gā. Veśali，康孟详以“随兰然”对应Pā. Verañjā。

表9  东汉河洛地区佛经对音所见歌麻音值
歌麻汉译条目原语言歌麻汉译条目原语言
阿迦贰咤 Skt. akaniṣṭha 沙门 Gā. ṣamaṇ（a）； Skt. śramaṇa
迦叶 Gā. kaśava； Pā. kassapa； Skt. kāśyapa 沙罗伊檀 MI. *ṣaḷāyadan-； BHS. ṣaḍ-āyatanāni
释迦文

Gā. śakamuni； Pā. sakkamuni；

Skt. śākyamuni

袈裟

Gā. kaṣaya； Pā. kāsāva， kāsāya；

Skt. kāṣāya

跋登加 Skt. bhadraṃkara 阅叉 Gā. & Skt. yakṣa； Pā. yakkha
伽耶迦叶 Skt. gayākāśyapa 虵虵 Gā. yaśa； Pā. yasa； Skt. yaśas

这说明东汉河洛地区歌麻*raaj>raa、*aj>a已经脱落韵尾，与鱼麻*raa>raa、*a>a合流。

同类现象在东汉其他地区也有呈现，例如《毛诗·小雅·节南山》所载人名“家父”于《汉书·古今人表》作“嘉父”。经师还常以歌麻韵字来描摹鱼鱼*a韵字的古读，应该也是歌麻*aaj>aa、*aj>a韵尾脱落的反映，例如《周礼·春官·巾车》：“木车，蒲蔽，大䄙，尾櫜，疏饰，小服皆疏。”郑玄注：“故书疏为揟。杜子春读揟为沙。”又如《周礼·春官·典瑞》：“疏璧、琮以敛尸。”郑玄注：“郑司农疏读为沙。”由于麻三韵没有生母字

，故用生母麻二韵字“沙”*sraaj>sraa来记录“疏”“揟”*sra古读。这可与东汉河洛地区译经中的“沙门”Gā. ṣamaṇ（a）、Skt. śramaṇa以及“袈裟”Skt. kāṣā等对音情形比观。

七 东汉“元音大转移”的语音史价值

“元音大转移”是发生在东汉时期的重要系统性音变，深刻调整了上古早期韵部系统的结构和数量，推动了全新的中古韵部系统的产生，具有重要的语音史价值。后元音韵部一等韵“元音大转移”链式音变，与相关非一等韵音变一道深刻调整了上古后元音韵部的数量和结构：上古宵*au、幽*u、侯*o、鱼*a、歌*aj五个相邻后元音韵部，被重组为全新的中古效au、流u、遇o、果假a四个韵摄（在这里实际上对应于韵部）。

关于上、中古音过渡时期是否有韵部消失，学界曾有持久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侯部消失［

16］21-22［44］73。后来邵荣芬证明侯部只是在东汉时与幽、鱼部发生条件性重组，重组后仍旧各自独立［18-19］，才彻底澄清认识。现在看来，东汉时期确实有韵部消失，不过不是侯部，而是歌部。一方面，歌歌*aaj>aa与歌麻*raaj>raa、*aj>a脱落韵尾占据了原本鱼部*a的位置；另一方面，歌支*aj>e并入支支*e［16］26。两股力量协同作用，将上古歌部彻底瓜分，以aj为音值的韵部从系统中消失，直到后来之咍*ɯɯ>əɯɯ>aaj发生前裂化音变，才填补了这一空缺。

从汉语史学科建立以来，上、中古汉语的分期一直是个重要课题。词汇、语法史分期方面，东汉是上、中古汉语之间的界限已是学界共识，西汉被视为过渡期和参考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属中古汉语［

45］［46］26。语音史分期方面目前争议较大，但一般将两汉音系一并划入上古音，以魏晋为中古音的开端［47-48］。按照这一说法，则汉语语音进入中古的时代要比词汇、语法晚了整个东汉近两百年的时间，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各家所持的上、中古音划分标准不同，但将复辅音声母消失和韵部系统调整作为主要标准却是基本共识。声母方面，陆志韦［49］、祝敏彻［28］考察《说文》读若、《释名》声训后指出东汉已无复辅音声母，俞敏依据梵汉对音也得出了相同的认识［14］，这日渐成为学界共识。韵部方面，郑张尚芳将“占元音系统中最低位置的a的为鱼部（即中古《切韵》的模、鱼、麻三韵读同一元音a）”视作判断上古音系的首要标准［7］5，而各类证据显示东汉河洛地区已彻底改变了这一音系格局，而且a元音韵部的调整也不过是“元音大转移”音变的冰山一角而已！东汉音系与此前的语音系统相比已有质的改变，在声母、韵部两方面均已初具中古面貌。我们主张东汉是上、中古音系的分水岭，即古音质变于东汉！这一全新的语音史分期认识，与词汇、语法学界的分期假说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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