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治词理路的文献学转型与进路

王国维曾撰有《词辑》，这在其生前是一个秘密，时人鲜有知悉乃至获见此书者。最早能够捕捉到《词辑》踪迹的是《词录》，是书开篇即为《词辑》所收21家词人的提要。虽然该书没有明确提及《词辑》，但所拟提要大体袭自《词辑》诸家跋语；在著录版本时，王国维又称有“海宁王氏辑录本”。不过《词录》长期珍藏于罗振常与其后人之手，直至2003年才由徐德明标点整理，因而欲通过《词录》一窥《词辑》不过是近年来的幸事。此外，王国维曾于1909年3月重校《词辑》中的《南唐二主词》，并在之后多有援引，如连载于《盛京时报》上的《二牗轩随录》便收有“南唐二主词”：“余曾将南词本校勘一过，并从总集中搜补十二阕，则近岁番禺沈氏刊于《晨风阁丛书》中者是也。”^［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其在遗书中安排“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最早提到《词辑》的是储皖峰（1896—1942）。储皖峰，字逸安，潜山人。1923年，储皖峰毕业于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赴京求学于南方大学，并在北京大学旁听，至1927年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习。继赵万里之后，储皖峰有意编订《王静安先生著述表》（1927年10月）：“今年我住在清华，得见先生已刊的著述并遗稿，就想作个著述提要。”表中“第四类，现在印刷中的”著录有“《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稿本”。可知此时《词辑》已被检出，并交由罗振玉正在编印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刊印。此外，储皖峰也着重提到赵万里在整理中的襄助之功：“对于赵万里先生替我寻找参考的书籍并于百忙中替我校阅这篇稿，补正了好几处。”^［

值得留意的是从1927年秋起，赵万里开始编纂《校辑宋金元人词》：“此编草创于十六年之秋，至十九年冬蒇事。”^［

四川省图书馆藏《词辑》凡2册，李一氓（1903—1990）旧藏，书高25.2厘米，宽15.1厘米（索书号：李1388）。《词辑》誊写在“懿文斋”绿丝栏稿纸上，有“吴昌绶读”“李（押）”“一氓五十”等钤印十数枚，书后有李一氓跋：

此《唐五代二十家词》，王静安辑，手稿本，实为二十一家。《南唐二主词》已佚，现存温庭筠以下十九家。除韩偓外，《花间集》十八家皆在其内。原藏双照楼，总目中“《补遗》一卷，附《校记》”七字，即吴昌绶笔。《二主词》恐亦系吴氏所抄出。王氏手稿，余别藏《阳春集》，皆足珍贵。一九四九年初冬记于东城寓庐，一氓。

《词辑》手稿曾被吴昌绶（1867—1924）持有，李一氓《击檝藏词目录》著录：“《唐五代二十家词》，吴昌绶原藏，王国维，手稿本，二册。”

李一氓所藏《词辑》缺少《南唐二主词》，经笔者调查，所缺之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8244），抄录纸张与四川省图书馆藏本相同。《南唐二主词》上亦有吴昌绶校语，可知它也曾归双照楼。据李一氓言，其在接手《词辑》时《南唐二主词》便不在其中，故该书当非经李氏之手入藏国家图书馆。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及早先馆藏善本书目均未言《南唐二主词》，至《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7）才首次著录：“《南唐二主词》一卷，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撰，清光绪三十四年王国维抄本，王国维跋。”^［

关于《词辑》的名称，王国维手稿原作“唐五代二十家词”，这一说法实是将李璟、李煜合为一家。此后，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又称“唐五代二十家词辑”。至罗振玉（1866—1940）《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四辑）》才改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以正视听，为后世袭用。

在访得《词辑》手稿的同时，笔者又在四川省图书馆检得王国维另一部手稿《词曲书目》。关于王国维的词籍收藏，1909年3月编订的《静庵藏书目》记载了42种。不过这份目录在著录上十分随意，绝大多数词籍未注明版本，今人欲了解其版本，殊为不易。《词曲书目》则较为完整地记录了王国维在研究词学期间所购藏的主要书籍。

《词曲书目》同为李一氓旧藏，一册，书高27.5厘米，宽18.1厘米（索书号：李0224）。半页11行，行字不等。稿纸栏线外印有“唐风楼校写”，茅盾题签，李一氓跋，“李（押）”“一氓五十”等钤印数枚。关于此书的获得，李一氓言：

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计九叶。一九五五年秋，阿英同志检赠。王手写本，余别藏《唐五代二十家词》及《阳春集》。此目用“唐风楼校写”钞稿纸，不知书为王藏目，或罗振玉藏目。其中影写元镌周德清《中原音韵》，予数年前得于大连冷摊，似王原藏后归罗氏者。查《花间集》仅有明仿绍兴本，存八、九、十，三卷，别无善本。即汲古阁本与汤评朱墨本，皆《花间集》之常见本，亦不见于写目。惟曲类明刻本尚多，不知近刊《古本戏曲丛书》有漏收者否？寓布拉格，阴云密布，时值圣诞节，甚寂，因记。

由跋语得知《词曲书目》是从罗振玉的大云楼书库流出，在经阿英购得后，转赠予李一氓。

《词曲书目》的编纂时间是在1912年下半年。目录所记最晚者属王潜明手抄王炎《双溪诗余》。1912年夏王国维在董康（1867—1947）处见嘉靖本《双溪文集》：“壬子夏日，于董氏诵芬室见《双溪文集》残本（明嘉靖刊），幸诗余尚全。因假归，令儿子潜明影写之。”^［

结合《词曲书目》与辽宁省图书馆藏《大云书库藏书目》、京都大学藏《罗氏藏书目录》来看，王国维编纂《词曲书目》的直接动机是出于清点、整理罗振玉与其初到日本时的藏书，以便二人下一步的学术研究。不过这一编目行为仍然需要从王国维长期浸淫于词曲以及对词曲文献的熟稔中寻迹。王国维在《词录序例》中讲：“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宛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搜罗之勤，因思仿朱竹垞《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

毫无疑问，《人间词话》在后世的名声直接掩盖了王国维于词籍校勘的实绩，以至于产生“20世纪大陆王学史，大体上是对《人间词话》的探讨史”的误解^［

清季词学昌明，承乾嘉儒老学风，校勘、辑佚等经史研究方法渗入词学：“自清季临桂王氏、归安朱氏昌明词学，昔贤校勘笺疏之术但以施诸经子史籍，少降亦仅及诗文而止者，乃始施之于词。”^［

早在沉潜于西洋哲学时，王国维便表现出对以李后主、冯延巳为核心的唐五代词酷嗜：“予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

王国维藏有两部《花间集》，其中的《花间正续集》世有罕传：“《花间集》万历中温博刊本即有补南唐之作，此册刊于康熙中，却罕见。”^［

《词辑》所收诸家作品的细目顺序与《全唐诗》相近，皆是按词调排列。《浣花词》《薛侍郎词》《毛司徒词》《顾太尉词》《鹿太保词》与《牛中丞词》，《词辑》与《全唐诗》完全相合。部分词家的作品排序虽偶与《全唐诗》相异，但仍可捕捉到因袭踪迹，如：《金荃词》，在《忆江南》与《蕃女怨》中插入《杨柳枝》；《毛秘书词》，《酒泉子》《女冠子》对调，并将《何满子》移至最后；《牛给事词》，《忆江南》后补入《柳枝》；《魏太尉词》，将《谒金门》提至《渔歌子》前；《尹参卿词》，把《何满子》移至《拨棹子》后；《琼瑶集》，将《中兴乐》调整至最末；其余部分的次序皆与《全唐诗》相同。

与此同时，王国维所撰诸家跋语为我们还原辑录细节提供了可靠路径，跋语中的许多删改似在刻意隐藏《全唐诗》的使用痕迹。如《金荃词》，原作：“兹以《花间集》为本，又从《尊前集》补一阕，《全唐诗》补一阕，《诗集》补二阕，共七十阕。”王国维后将《全唐诗》改为《草堂诗余》。《香奁词》：“《木兰花》亦本系七古，然非卿诗之《春晓曲》，《全唐诗》已改为《木兰花》。”《全唐诗》也被涂改为《草堂诗余》。《牛中丞词》：“其词《花间集》录十一阕，余从《全唐诗》补三阕。”《全唐诗》又被改作《词林万选》。此期的王国维又从罗振玉处影抄得明顾梧芳刊本《尊前集》，《词辑》便多有参考。如《毛司徒词》，原写：“其词《花间集》载三十一首，兹复从《全唐诗》补《巫山一段云》一首，录为一册。”王国维复将《全唐诗》涂改为《尊前集》

《词辑》中值得推敲的校改也颇多，部分文字是据自《全唐诗》。李一氓早年在编纂《花间集校》（1955）时曾参考了《词辑》手稿：“王辑本，著者藏原稿本。”对于王辑本上的异文，李一氓起初并“不知他根据的是甚么”，不过他仍然将“王校歧出的地方”列入了《花间集校》。1977年李一氓重校《花间集》，才发现“王校有许多歧出的地方，大半根据《全唐诗》，与《花间集》各本都不一样”^［

《词辑》完稿后，王国维邀请吴昌绶代为审定裁夺。吴昌绶论词悬格甚高，尤其讲究版本，在获见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顷为公思得一法，专搜五代唐宋元人词之遗佚者。凡有集者不采，见于《花间》《尊前》《草堂》（凤林书院）诸选（以元人选本为断）者亦不采。……如此即路径较窄，于古人甚有功，惠广异闻。但须别辑词家故事为一书，如何？石刻诸词，弟当助力。^［

此信专论唐宋元人词的辑佚方法，吴昌绶以为所据选本应以元人为限，尤不能从《尊前集》《草堂诗余》等明人选本中辑出，更不必说《全唐诗》。吴昌绶还指出部分词作的归属有待考察，如《南唐二主词》中“《渔父》二阕，疑非后主手笔”

得吴昌绶指点，王国维也感到采用明清词总集、词选作为底本不当。加之又得罗振玉、沈宗畸出版《晨风阁丛书》之邀，他遂重新整理《南唐二主词》。吴昌绶再次去信王国维：

《南唐二主词》乃汲古写定未刻之本，中多附注，尚是宋人之旧（侯刻即出此本），似当据以为主（《全唐诗》不甚可信），再取他书校补。“南词本”同出一源。^［

吴昌绶以为可取汲古阁未刻词本、“南词本”《南唐二主词》为据，再取其他书相校。《南词》明李东阳辑，该书长期以来以抄本传世。至清中叶，彭元瑞知圣道斋购藏一部清抄本，计42种，其中便包括《南唐二主词》。董康在获得知圣道斋藏本后将其录副，并请吴昌绶、朱祖谋等代为核勘：“余假观颇久，乃非抄本，字句与毛刻异同颇多。惜王给谏及朱微侍郎、文叔问太守，均不在京师，未能一校耳。”

王国维早先“侯本亦稀如星凤”的遗憾终于得解

《词辑》是王国维涉足词学文献的初步尝试，对之后一系列的词学“探本”工作具有开拓之功。唐五代词人别集世有罕传，辑录者需要独具慧眼地从诸家词籍选本中甄别、校勘词作，这是辑录词籍的难点也是价值所在。就《词辑》而言，王国维存在的底本选择不当、校审不精等弊病确切不移。

在完成《词辑》《词录》《人间词话》后，王国维从1909年至1910年继续校读13种宋元人词，此后他还校录了《宋六十名家词》《词林万选》等；旅日期间虽偶有涉猎于此，但大抵上已经结束校录工作。以《词曲书目》为参考，王国维旧藏抄校词籍以现东洋文库所藏最为集中，它们与吴昌绶拟刻宋元明本词的计划有关。这些词籍均属别集、总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王国维抄本，《校宋本乐章集三卷目》《半山老人歌曲》《王周士词》《竹友词》《赤城词》《诚斋乐府》《宁极斋乐府》《尊前集》属于此；二是王国维旧藏稿抄本及请他人抄录者，《蜕严词》属乾隆旧抄，《鸥梦词》为刘履芬手稿，《双溪文集》系子潜明影抄；三是王国维围绕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进行的校勘。它们的抄录、校勘集中在1909年至1910年之间

王国维首先表现出强烈的版本意识，注重梳理词籍版本源流；对校勘底本的甄选十分谨慎，施之于将古本、善本作为底本。如王国维将劳权手抄振绮堂藏旧抄十卷本《片玉集》与汲古阁《宋六十家词》对勘，考证前者出自元刊陈元龙注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所收《片玉集》出自元巾箱本，王国维认为二者虽同出于《清真集》，但“皆非《清真集》之旧矣”。《知不足斋丛书》收录有厉鹗校《蜕崖词》，王国维后获见一部乾隆旧抄；并发现上卷《南浦》自注有“舣舟南浦因赋题”，而《知不足斋丛书》刻漏“赋题”二字，遂知该抄本当从厉鹗抄本出。王国维强调古本、旧本的原因在于文献来源愈早，被后人臆改及以讹传讹的概率就越小，校勘质量更有保证。本期校勘主要是围绕汲古阁《宋六十家词》展开。《词曲书目》开篇便是两部《宋六十家词》，一为汲古阁原刊本，一是清末钱唐汪氏振绮堂重刊本，前者被打上了标志善本〇的圈识符号。毛晋《宋六十家词》是现存刻印最早的宋词总集，王国维所藏汲古阁本仅有前五集，后来范纬将第六集中的《寿域词》《审斋词》《东浦词》相赠。

在甄选参校本时，王国维对清人词选极不信任，倾向于宋明人词选。宋元人词虽不如晚唐五代词散佚得严重，但词体鄙薄的意识仍存于时人观念中，因而除部分词家有别集传世外，选本仍是主要传播载体。王国维参校的宋明人词选有《梅苑》（楝亭本）、《全芳备祖》（吴昌绶辑抄本）、《乐府雅词》（《词学丛书》本）、《花庵词选》（《词苑英华》本）、《花草萃编》（万历本）。别集也是校勘的重要参考。王国维援引的别集此前多深藏私箧，鲜有示人，如《山谷词》（宁州祠堂本）、《乐章集》（梅鼎祚藏明抄本、毛扆校宋本）、《片玉集》（振绮堂藏旧抄）、《东堂词》（影宋本）、《寿域词》《于湖先生长短句》（“南词本”）等。

校勘的首要工作是辨讹误、勘异文，王国维主要采取“对校法”，逐字、逐阕注出异文。王国维将“惟用之有疏密，故得失亦准之”^［

在校列异文时，王国维不泥古，也不矜秘，注重使用“理校法”判断谬误；改正时又予以说明，以便覆案。郑文焯主张校词应融汇音韵、文字、训诂、考据、辞章、诗赋等知识，断以义理，反对昧于决断去取的校勘行为。王国维虽不认可郑氏所校《清真集》，更是“随笔纠其谬误”^［

宋人词同样存在佚失、散见现象，为补已刊词籍之缺，从词选、笔记等文献中对既有词籍进行辑录补缀便成为校勘的重要工作。早在重校《南唐二主词》时，王国维即附有《补遗》，是为辑佚作之始。此后他又用《闽词钞》本校汲古阁本《后村别调》，多出29阕，遂将其辑为《后村别调补》，同样收录于《晨风阁丛书》内。此外，王国维用毛扆校本、梅鼎祚藏明抄本、蒋益澧藏抄本《乐章集》，与汲古阁本相校，即《词曲书目》著录的《校宋本乐章集目并补遗》。王国维还从历代笔记辑录佚作，如从陈鹄《西塘耆旧续闻》中补《恋绣衾·两断西山晚照明》（《放翁词》），从张世南《游宦纪闻》补《沁园春·玉带猩袍》（《龙洲词》）。

词作的重出、误收也是校勘重要方面。互见在唐宋词集中往往有之，或己集中混入他人词作，或他人集中羼入己作，真赝混杂，难以定其归属。对于互见，王鹏运采取“一词两见……误收他人之作……皆据删之”的生硬办法^［

对于部分词籍，王国维曾校勘了多遍。如《山谷词》，王国维于1909年4月从吴昌绶处借得宁州祠堂本。劳格早先曾将《山谷琴趣》本与此本对勘，并将校语写于该书上，故此本实是由两种版本构成。王国维将其与汲古阁本比勘，墨笔为宁州本，朱笔则是过录劳格校语。多数校本并非同时觅得，王国维便看一本、校一本，校勘也就持续得比较久，如：《阳春集》，1907年手抄四印斋本，1909年用侯文灿《十名家词》校；《石林词》，1909年7月先用朱笔校《乐府雅词》，次年4月再用墨笔校《全芳备祖》；《酒边词》，1910年底用墨笔校《全芳备祖》，第二年1月用朱笔校汲古阁影宋本。

伴随着校勘的开展，王国维多撰写跋语，有些还不止一篇。批语、题跋不仅是研究者细致阅读的直接体现，亦能为后来人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如围绕《南唐二主词》，王国维先后三次题跋，即《词辑》本（1908）、《晨风阁丛书》所收本（1909）与《盛京时报》所收《二牗轩随录》（1915）本。1905年，王国维于《词辨》跋言：“予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

针对此前词籍校勘体例芜杂的弊病，王国维在体例设计上也颇见科学严谨的新意。《晨风阁丛书》所收《南唐二主词》与《后村别调》是仅有的两部经王国维手订刊布的词籍，两者设立有正文与附录，《南唐二主词》还附有校勘记。正文是校勘时底本的整理本，“附录”则从参校本、词选等书中补出底本所无之词、互见之词：《后村别调补》中所录二十九首是《闽词钞》较汲古阁本溢出者，《南唐二主词补遗》则是从《全唐诗》《历代诗话》《墨庄漫录》《尊前集》等书补出《南词》本所无之词。《南唐二主词·校勘记》还详细胪列《花庵词选》《草堂诗余》《花间集》《全唐诗》与底本间的异文，广据版本，明辨查考，不作是非判断，提出“诸本得失，览者当自得之”的理念^［

王国维运用对校、理校等方法还原词籍旧貌，在词籍校勘理论与方法方面多有匠心之处。校勘过后，他也频频表现得殊为得意，称“今日最善之本”（《乐章集·跋》）。吴昌绶后屡屡请其代为“细阅改定”，“公寓目所及，幸为修改，将寄示古微重加正定”^［

词籍校勘与诗词创作、词学批评构成了王国维“三位一体”的治词体系，既往学界多关注于后两者，鲜有论及前者。王国维将清儒考据学的版本、校勘、集佚等成功经验施之于词籍校勘，词学文献学工作更是贯穿于治词活动始终，最终确立了以“客观”“科学”为特点的校勘范式。

王国维从早先的论词衡艺到以经史之法治词，这一学术转型的流程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在沉潜于西方哲学多年后，王国维渐感哲学“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并认为“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寡”，然为“为哲学史则又不喜”^［

我们还应看到王国维是以对西方哲学的自我反思为起点进入到文学研究的，但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此后一直氤氲了其学术活动的开展。王国维从没有接触过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斯宾塞等人著作，其实证思想主要是来自西方实证主义的祖师康德。他在《释理》中首先指出理性、悟性与感性是“世界中最普遍之法则”“知力之最普遍之形式” ，叔本华“直观中已有悟性之作用存”“有悟性之作用，斯有直观之世界”更是给王国维以启发^［

在对作词多有会心之后，王国维开始了与此前哲学冥想全然不同的词学文献工作。他虽有意将乾嘉考据学风的优良经验施之于《词辑》，但却未践行其一以贯之的多闻阙疑、考究谨严。在之后一系列的校勘中，王国维不断地将实证主义、科学精神与方法贯穿其中，逐渐践行出以“求真”“科学”为旨归的校勘范式。探究这一进境与蜕变的形成原因，首先从《词曲书目》较《静庵藏书目》的增补可窥一斑。

花间词人是《词辑》主体，历代《花间集》版本理应成为重要参考，但其早期所藏《花间集》却仅有光绪末年徐幹刻本。此后王国维感到唯有尽可能多地占有文献，才能去伪存真。《静庵藏书目》收录词籍42种，《词曲书目》则著录了87种，增加一倍有余；所补词籍主要集中在宋人与清人词别集，以及历代词总集、选本。《词曲书目》还出现了多部副本书，王国维当是在获见更佳版本后又购回的；如《静庵藏书目》著录王国维藏光绪刊本《绝妙好词笺》《花间集》，《词曲书目》又分别补入了道光刊本、淮南宣氏刊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抄缮古籍时，王国维频频使用“影抄”的方法，《词曲书目》著录的《双溪诗余》《尊前集》《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乐府新声》《中原音韵》均为影抄本。影抄采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与底本保持了相同版式、字体，极为接近原书的版本面貌。

不仅是词籍的数量有增加，精善秘本也多有购入。早在《静庵藏书目》中，王国维便对陆游《南唐书》、高秉《唐诗品汇》标出○^［

相较于《静庵藏书目》，《词曲书目》补入了不少宋人词集抄本，它们为王国维正在开展的校勘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版本支持。如《王周士词》《宁极斋乐府》《半山老人歌曲》的底本源自吴昌绶所藏厉鹗抄本，《诚斋乐府》以吴昌绶过录的日本所藏旧抄《诚斋集》本为底本。《湘真阁词》底本曾经吴衡照、管廷芬、蒋光煦等人的辗转抄录，王国维后从沈养孙处借得。《双溪诗余》过录自董康所藏《双溪文集》，《于湖先生长短句》《蒲江词稿》《竹友词》则是据董氏所藏南词本。参校本的甄择熔铸了王国维的学术眼光，更是他比勘文献的基础。这些抄本此前均是孤本单传，因存于天壤之间而难得一见，能目验原抄者少之又少，王国维能够获见盖是源自吴昌绶、罗振玉、董康等好友相借。彭玉平《王国维的词学与学缘研究》曾论及沈曾植、吴昌绶等八位时人与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学术因缘，除其所言，罗振玉与王国维的词籍校勘也多有关联。罗振玉治学本与王国维殊途，当王国维专注于西方哲学时，他早早地就确立了以经史为基础的治学门径：“若就先生治学之根柢门径言之，其发轫之始，大体仍在经史。”^［

王国维曾致信刘世珩：“校勘虽只是研究学问的一种手段，但其自身却是极精密而富有科学性的工作，涉猎不广，校阅不精，便不能辨误显真。”^［

黄丕烈言：“古人一事一物，必有精神命脉所系，故历代不敝。然世远年湮，不无显晦之异，又有待于后人之网罗散失、参考旧闻，此古之所以贵乎求也。”^［

王国维尊古却不泥古，他同样追求“求是之真”。如看到梅鼎祚抄本《乐章集》后，王国维认为其“甚古而讹缺太多”；当用潢川吴氏旧影宋本校《宋六十家词》本《东堂词》后，他判断“毛氏此刻亦从宋出，但乱其次第耳”^［

“求古之真”有时并非事实之真，对古籍原貌的刻意追求时常会与历史真实背道而驰，因为有些讹误可能是作者的有意而为。“求是之真”依赖研究主体的学术领悟与能力，若囿于校勘者的知识局限未能准确理解作者本意而径加改正，同样不利于后人准确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知识结构与写作目的。“求古之真”与“求是之真”统一的关键在于审慎、科学的思维。王国华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言中对其兄的治学方法给予精当概括：“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

但在“求古之真”与“求是之真”间寻求平衡并不容易，王国维对此有着十分复杂微妙的心理。如果说在“哲学时代”，王国维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寡”，而“为哲学史则又不喜”^［

要之，以校勘为核心的词学文献学工作，与诗词创作、词学批评构成王国维治词“三位一体”的体系。他于词学文献方面投入大量、持久的精力与激情，编写《词录》、稽考《清真先生遗事》等都是一系列词学“探本”工作的组成部分。王国维将“求古之真”与“求是之真”作为校勘的终极目标，最终形成了“客观”“科学”的校勘范型。

王国维不以校词为业，词学也不过是其众多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项，且处于其学术生涯早期，因此就有必要跳出词学来审视王国维词籍校勘的影响。《词辑》、东洋文库藏抄校本等是其迈入“文学时代”、顺利实现学术转型的第一批成果，其内在理路也影响到他之后国学研究的基本样态与学术方法，它的特殊意义概括起来约有四端。

王国维通过校勘熟悉了词学文献，为紧接着的有关戏曲起源的考察提供了重要文献支撑。王国维一直秉持着词曲通史观的视野研究词学与戏曲：在撰写《唐五代二十家词》诸家跋语及《人间词话》时，他即有意下探词曲间的文体转换；至编纂《曲录》，他又将“意境”作为涵咏剧作文本的重要范畴。完成《曲录》后，王国维相继撰有《唐宋大曲考》《戏曲考原》等。这些著作皆以探讨戏曲的起源、形成为核心，词学文献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窥戏曲诞生路径的重要材料。如王国维于书中多有援引周邦彦《清真词》、柳永《乐章集》、曾慥《乐府雅词》、周密《洲渔笛谱》、吴文英《梦窗词》等。在《唐宋大曲考》中，王国维说明“宋大曲之可考者”时摘录了一阕《熙州慢》，言是出自“鲍廷博《张子野词补遗》”^［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王国维通过校勘体认到“纸上文献”于学术研究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治学方法促使其日后的学术工作向着史料学方向推进。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开宗明义地指出文献的重要性：“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1910年王国维撰《唐宋大曲考》，书中著录宋大曲时引《高丽史·乐志》中《惜奴娇》，言其为“大曲之遗响也”^［

王国维“治一学，必先有一步预备功夫”^［

词籍校勘也开辟了王国维从跋语到著作观点之水到渠成的撰著路径。王国维精于流略，校勘时多撰有跋语，这也成为后来著述中观点、思想的直接来源。如周邦彦的《片玉集》曾经王国维反复校勘，对于《青玉案》一词，王国维有跋：“此词似屯田最下之作，非美成所宜有也，殆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至《中秋寄李伯纯大观文》，王国维认为“美成卒于宣和三年（1121），在纲（李伯纯）为观文殿学士以前，此词必是羼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