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城市更新中提升规划建设水平，是我国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新马克思主义主张从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等视角出发探讨城市问题的产生、激化和解决，为探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运动提供了新视角。总结70余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不同阶段的资本循环特征、利益主体关系、价值观念转变和时代发展特色，可提炼出文化遗产保护的“四个结合”，即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新时期城市更新应回归到以满足人民需求为主，从注重全局整体性规划、坚持新旧分治、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肩负社会发展责任等方面进行优化，从而创新城市发展，改善人们生活品质，塑造新的城市精神。
城市更新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折射出城市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城市持续发展和繁荣的驱动
一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关系演化
城市更新是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物质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变化中的城市地区进行长远的、持续性的改善和提
20世纪50—60年代，国内经济水平衰退，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建设围绕改善城市环境和为工业生产服务，盲目扩建、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导致大量历史建筑被拆除，城市历史风貌遭到严重破坏。例如，1958年中钢厂选址于王莽九庙遗址，导致汉长安城遗址格局和功能的完整性遭到破坏。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复苏，城市环境改造力度增强，对城市衰败地段开始“推倒重建”，代之以崭新的生产环境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遭到破坏，传统风貌和环境特征消失殆尽。20世纪90年代，城市更新以地产开发为主导，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文化遗产以最初状态冻结式地保留下来，破坏性局面得以扭转，但总体上流于空间和形式上的保护，文化遗产与城市面貌格格不入，遗产地的环境、经济发展和生活状况都显著落后于遗产地周边区域。位于西安北郊的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遗址长期成为套在西安人民身上的四条枷锁。21世纪初，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理念，强调在城市建设中，社会因素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更新“不仅仅是旧建筑、旧设施的翻新，不仅仅是一种城市建设的技术手段，不仅仅是一种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经济行为，它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人文内涵。忽略社区利益、缺乏人文关怀、离散社会脉络的更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更新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文化战略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趋势，强调对资源利用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突出地方特色成为城市更新工作中的重点。因此，新时代城市更新中，承载着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资
二 新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60年代，西方城市普遍出现中心区衰败、社会经济重建和社会运动高发等城市问题，长期关注城市物质空间形式本身的功能主义、城市设计等城市理论难以调和社会矛盾。因此，以Henri Lefebvre、David Harvey、Edward W. Soja为代表的学者将研究视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并将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经历的空间转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城市的发展，从空间生产、集体消费和资本积累等多个角度阐释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根源，力图阐释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调节资本主义的根本矛
三 资本循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关系的新认知
David Harvey在对空间生产、资本积累和城市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后提出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他认为资本逻辑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原始驱动力，可分为初级循环、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
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同样是资本生产、增殖和扩张的体现，是资本循环作用于社会空间的体现。资本在次一级循环的投资倾向是城市更新理念和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更是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工作推进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关系的演进与发展，某种意义上是资本循环与社会发展耦合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可根据资本三级循环理论特征进行阶段划分。各阶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系不尽相同，并因资本循环的阶段推进而发生明显变化。
（一） 初级循环：战后城市经济重建挤压文化遗产生存空间（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发，新旧矛盾并
这一阶段，国家制定“以首都、内地省会城市、资源丰富地区城市为主要空间载体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市工作重心是将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
（二） 次级循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蚕食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1978—2009年）
据《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1957年我国农轻重工业比例为43.3∶31.2∶25.5，1978年我国农轻重工业比例为24.8∶32.4∶42.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中央认识到了城市在商品经济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重新把发展城市和建设城市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
这一阶段，历史文化名城制度虽已确立，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及其认知不断强化，保护范围已实现点、线、面的覆盖，但我国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由于经济、技术和体制等因素的约束，一直在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中步履维艰，实际效果不尽如人
（三） 第三级循环：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文化遗产空间生产（2010年至今）
在资本初级循环和次级循环中，以挤压和蚕食文化遗产生存空间为代价的生产资料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因其剩余价值低且增殖周期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过度积累问题，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基础设施空置、固定资产贬值等城市发展滞缓问题。尤其是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企业在我国的生产成本逐渐上升，导致我国外向型经济逐渐衰
201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自此，我国开始逐步破除唯GDP论，进入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一阶段，资本打破城市空间的束缚，开始关注城市的社会性。由于文化遗产在知识的记录与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效
四 保护与发展：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历程解析
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享有“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美誉，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公元前11世纪西周迁都丰京、镐京，是西安作为国都的开始。此后，历经秦、汉、唐等两千年的都城史，西安由人类聚居地发展成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核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唐代之后，西安也一直是中国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历代城址经历了由西至东北再至东南的形制变迁和演变脉络，造就了西安城市遗址分布广、数量多、面积大的特点，西安以都城为主题的不可移动文物有3 299处，仅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四大遗址面积就达到190平方公
（一） 服务工业生产：依托旧城，三面拓展（1948—1979年）
民国时期，西安是西北地区重要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但因受明清西安城形制影响，其发展多在旧城区，经历数年战争后旧城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人口众多且在东北区域聚集大量难民。1953年，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逐步展开，西安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并被确定为以轻型精密机械制造和纺织工业为主及科学文化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城市。
基于此，西安编制首轮城市总体规划《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明确了保留古城格局的原则，采取以旧城为中心、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的城市更新模式。考虑到对汉长安城和大明宫遗址的保护、陇海铁路穿越城市等因素，铁路以北不做大的扩建，以旧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扩展，形成东有纺织城，西有电工城，南有教育城，北郊为大遗址保护区、仓储区的城市空间格
（二） 完善基础建设：保护古都风貌，发展卫星城镇（1980—2007年）
在资本初级循环中，西安作为重点建设城市，实现了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三五”“四五”期间，国家在陕西安排建设项目400多个，累计投资126.5亿元，三线建设成就显著，对西安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然而，初级循环中全国性的工业生产投资使得工业利润下降，尤其是西安重点发展的纺织业利润缩水，市场经济的推进开始淘汰部分产能较低的企业，促使资本转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优化。基于此，《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明确指出要将“西安建设成为一座保持古城风貌，以轻纺、机械工业为主，科研、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并提出要有计划地逐步外迁旧城工业和人口，并将旧城周围东、西各十公里，南北三至七公里的范围划为新建
（三） “四个结合”理念：文化生态协同，实现区域发展（2008年至今）
资本初级循环中发展势头强劲的纺织业等工业生产，因多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本次级循环中被逐步淘汰，诸多工业生产区和人口聚集区也随之衰败。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的过度积累，要求资本第三级循环延长资本循环时效、拓宽资本发展领域。因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解决民生问题成为时代难点，城市发展、经济建设、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协调更成为时代热点。基于此，《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确立“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老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生态资源相互依托
第一，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决定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力度和轻重缓急的出发点。西安在城市更新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城市整体发展角度出发，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分类实施、分层次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全力保存汉长安城、杨官寨、太平遗址等重要遗存，留存城市文化基因；活化利用曲江池、兴庆宫、西市等特色遗存，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尊重城市建设事实，提升西安城墙管护、展示利用水平，改善护城河水污染状况，解决城市地下交通问题，保障城市道路通达安全。对于在基本建设中发现的遗址，应保尽保，顺势而为，用创造性发展的方式将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市发展。
第二，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民生是社会和谐之本，要充分认识和理解遗址区内群众对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提高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实现遗产地居民社会的和谐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专家学者就致力于汉长安城遗址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观光农业，提高遗址区居民收入水平。2022年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依然将改善民生作为核心要务。
第三，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文化遗产不仅能提升城市内涵，强化城市特质，重塑城市形象，树立文化地标，还能促进社会的包容认同，激发城市活力和凝聚力，因此，西安在城市更新中积极推进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城市建设。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紧密结合西安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西安市北部棚户区改造工程规划，将大明宫遗址保护与遗址周边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在19.16平方公里的城市新区建设中，统筹遗址保护、居民安置和城市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西安城市的文化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的综合改造，平衡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实现了文化遗产空间的活力复兴与现代重塑，使其成为新的城市会客厅，彰显西安文化特色。
第四，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西安宣言》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从遗产本体扩大到遗产所赋存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整体保护，文化遗产已成为城市环境改善的重要资源禀
在“四个结合”理念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文化遗产赋存条件、规模和管理需求等不同情况，针对性地提出资本运作的“五种模式”，即以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国家公园模式”，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集团运作模式”，以唐城墙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市民公园模式”，以大唐西市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投资模式”和以杜陵国家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退耕还林模式”。通过上述方式，文化遗产已成为西安城市有机更新中重要的、最有特色、个性化的资源。西安的南城门已成为国礼之门，大唐不夜城被标记为网红打卡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营造沉浸式文化消费体验，这些都见证了文化遗产在西安城市更新中赋予城市的活力。未来，西安在西咸一体化的空间格局下，围绕传承中华文明的世界级核心文化发展示范区的目标定位，通过统筹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构建多层次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体系，在城市建设中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
五 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优化策略
在强调文化自信和倡导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提升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等存量片区功能”。《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要“将保护传承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将历史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作用和使用价值，注重民生改善，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是注重全局规划。资本三级循环中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有所不同，但均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实现资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自洽。在城市更新目标的引领下，资本随之产生投资倾向，并影响到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
二是坚持新旧分治。城市是历史发展的累积，旧指的是城市中文化遗产密集分布的历史城区或大型遗址区。新旧之间的资本循环逻辑与模式不尽相同。城市发展应坚持“保护旧城，开拓新城”的规划思想，坚持“一座城市，不同理念”的发展方式，逐步引导历史城区中人口密集型、低附加值、高污染产业和人口的外迁，围绕历史城市丰厚的文化底蕴培育文化产业集群，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协同；对于大型遗址区，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等方式，使之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彰显城市文化和生态价值；有计划地建设新城区，根据城市产业基础、功能布局，探索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协同，培育城市文化新内涵，打造城市发展新特质。
三是引入社会资本。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创新，对加快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
四是肩负社会发展责任。资本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发展，因此城市更新应肩负社会发展责任，借助第三次循环中的资本倾向，将文化遗产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相融合，发挥文化遗产生动诉说过去也深刻影响当下和未来的重要衔接作用，使城市更新以满足人民需求为主，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作为焦点，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使城市更具有宜居性，更具有以人为本的活力，塑造新的城市精神，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协同发展。
参 考 文 献
庄少勤： 《上海城市更新的新探索》，《上海城市规划》2015年第5期，第10-12页。 [百度学术]
严若谷、周素红、闫小培： 《城市更新之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8期，第947-955页。 [百度学术]
阳建强： 《城市更新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2-12页。 [百度学术]
单霁翔： 《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求是》2006年第14期，第44-46页。 [百度学术]
刘敏、潘怡辉： 《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城市问题》2011年第8期，第23-27页。 [百度学术]
汤晔峥：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技术形态解析与思考》，《城市规划》2016年第11期，第38-48页。 [百度学术]
高元、王树声、张琳捷： 《城市文化空间及其规划研究进展与展望》，《城市规划学刊》2019年第6期，第43-49页。 [百度学术]
胡建新、张杰、张冰冰： 《传统手工业城市文化复兴策略和技术实践——景德镇“陶溪川”工业遗产展示区博物馆、美术馆保护与更新设计》，《建筑学报》2018年第5期，第26-27页。 [百度学术]
贾鸿雁： 《旅游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与局限——以南京甘熙宅第为例》，《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7-120页。 [百度学术]
Roberts P.， “The evolution， definition and purpose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Roberts P. & Sykes H. （eds.）， Urban Regeneration： A Handboo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 pp. 9-36. [百度学术]
张更立： 《走向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西方城市更新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04第4期，第26-32页。 [百度学术]
吴晓庆、张京祥： 《从新天地到老门东——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与回归》，《现代城市研究》2015第3期，第86-92页。 [百度学术]
Pine B. J. & Gilmore J. H.， “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 76， No. 4 （1998）， pp. 97-105. [百度学术]
张朝枝： 《城市更新与遗产活化利用：旅游的角色与功能》，《城市观察》2016年第5期，第139-146页。 [百度学术]
霍晓卫： 《城市更新中遗产保护的阶梯式介入》，《城市研究》2021年第3期，第81-87页。 [百度学术]
李建波： 《对南京老城南地区历史文化当代价值及其复兴探讨：读〈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一书有感》，《江苏城市规划》2009年第11期，第15-18页。 [百度学术]
叶超：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国际城市规划》2011年第4期，第98-101页。 [百度学术]
逯百慧、王红扬、冯建喜： 《哈维“资本三级循环”理论视角下的大都市近郊区乡村转型——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12期，第43-50页。 [百度学术]
瞿晓琳、郭松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措施、成效及启示——以1949年~1952年的武汉市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22-126页。 [百度学术]
何一民、周明长： 《156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发展（1949~195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70-77页。 [百度学术]
王凯、陈明： 《近30年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规划理念的变迁》，《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1期，第9-13页。 [百度学术]
张平宇： 《城市再生：我国新型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城市规划》2004年第4期，第25-30页。 [百度学术]
王有正、张京祥： 《资本的城市化：基于资本三级循环理论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发展初探》，《现代城市研究》2018年第6期，第99-105页。 [百度学术]
刘艳、段清波： 《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3-27页。 [百度学术]
郑育林： 《遗址公园：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的有效结合》，《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第35-37页。 [百度学术]
吴宏岐、严艳： 《古都西安历史上的城市更新模式与新世纪城市更新战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第4期，第25-37，158页。 [百度学术]
赵荣： 《陕西省大遗址保护新理念的探索与实践》，《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2期，第3-7，70页。 [百度学术]
张佑林、王萍、陈朝霞： 《文化产业推进西安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年第3期，第113-122页。 [百度学术]
刘薇： 《PPP模式理论阐释及其现实例证》，《改革》2015年第1期，第78-89页。 [百度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