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巧之外：《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朱熹、吕祖谦的文理之争

国图今存《标注三苏》宋刻本8册，以三苏选集形式分别刊刻，包括《老泉先生文集》11卷63篇、《东坡先生文集》26卷224篇、《颍滨先生文集》22卷241篇，共计59卷528篇。全书根据文体类别分卷，包含有论、书、记、策、策问、字说、奏议、状、札子、序、赞、碑、铭等多种文体，多为议论文字。各集单独计算卷数，卷首皆有《纲目》，在篇名之下以小字列出其“主意”，相当于文章的主旨。正文版框之上的天头部分刻有眉评，用小字提示段落大意与全文主意。正文左右双栏，白口，双鱼尾，每半页15行，行27字。正文内容无注，标题下则有小字列明主意。文字附有标抹，主要为抹、撇与点。首尾无序跋，书中“慎”字缺笔，而“敦”字不避讳，当为孝宗时期刻本。三集纲目次行标有“东莱先生吕祖谦伯恭标注”字样，提示吕祖谦是全书的标注者。正文各卷的首行与末行标作“东莱标注老泉（东坡、颍滨）先生文集”，所含信息相同。

与此类似的三苏选集，国图存有《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4册12卷。此书左右双框，白口，双鱼尾。每半页14行，行25字。文中有注，小字双行。正文有标抹符号，多为撇与抹。版心上标“泉”或“老泉”及卷数，下为页码。版框天头同样刻有小字眉批。书前有目录，其次行标“东莱吕祖谦伯恭编注”，第三行作“君峰吴炎济之校勘”。目录之后附有吴炎所作咨文：“顷在上庠，得吕东莱手抄凡五百余篇，皆可诵习为矜式者。因与同舍校勘讹谬，析为三集，逐篇指摘关键，标题以发明主意。其有事迹隐晦，又从而注释之。”此提示这是对三苏文集的重版，五百余篇文章为吕祖谦在太学时手抄留存，而吴炎本人则校勘文字，注释事迹。

吴炎刊行三苏文集的绍熙癸丑（四年，1193）八月，吕祖谦早已去世，他与吕祖谦的交集只能在此前。吴炎为莆田邵武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教授桂阳军学。嘉泰二年（1202）除户部架阁，四年（1204）除武学谕。开禧元年（1205）迁太学博士。历建宁府通判、知江阴军、知兴化军。卒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六十九。生平事迹详具刘克庄所作墓志铭。吴炎早年有入太学的经历，他“少以文鸣乡校，入太学益知名。尤长于策，士争诵习”^［

不过这两种三苏文集的主名却早就引起质疑。著名藏书家潘宗周藏有吴炎刻本，其藏书目即指出：“东莱久负盛名，坊间刊本每相引重，以增声价，其流传于今者，尚有《东莱先生古文关键》《东莱集注观澜文集》《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等书。以意推之，此亦必托名之作，而非真出吕氏之手。”

在目录形式上，《标注三苏》的目录题为“纲目”，篇名下小字标出主意；吴炎刻本径题目录，篇目名称之下无小注。正文中《标注三苏》无注释，而吴炎刻本颇多双行小字注文，提供经典出处，补充说明历史事件。在标抹形制上，《标注三苏》用符号标出的字句更多，而吴炎刻本则以简约的长抹与短抹为主，符合评点本刊刻过程中符号逐渐简化甚至脱落的规律。

吴炎刻本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正文注释文字的增入，两个版本的眉批部分则无甚出入。《标注三苏》所呈现的吕祖谦对三苏文集的加工集中于眉批文字与标抹，这正是“标注”的含义。而吴炎刻本是对《标注三苏》的校订再版，吴炎校正了部分文字，增入了零星篇章，其核心工作则体现于正文注释部分的增入。

如果将这两种三苏文集纳入与吕祖谦相关的系列科举用书中去观察，就会发现其中更多的合理性。国图藏有宋刻《增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残本，其卷首所附目录标作“纲目”，体例为每篇之下以方框小字列明主意，如“论谱牒之学”“论忠孝之理”一类；主意之后再另行以小字标出文章的各段落大意。笔者认为卷首目录正是《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左氏博议纲目》一卷，“祖谦门人张成招标注”^［

《标注三苏》中已有眉批与标抹，时间也比《古文关键》稍早，而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吕祖谦所评点的《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古文评点选本”^［

两者的最大差异在于评点文字的繁简。《标注三苏》的总评都围绕篇章内容大意展开，多以几字略述主旨。《古文关键》的评语则不以缕述大意为主，而集中于篇章之法，常自某类文体的体式、章法的要点、最突出的作法等展开，且能联系上下文分析其得法之妙，从而授人为文之诀。《标注三苏》评论以提示段落大意为主，如果段落大意与篇章主意重合，则多有“主意”字样。而《古文关键》则不评述段落文意，主要评论句式、转换、斡旋、绾结、用语等具体文法。更引人注目的是，《标注三苏》的评论因只涉及段落层次与大意，故《古文关键》只使用标抹符号加以揭示提醒，而无文字说明，其功效却基本相同。可以说，在评点方法上，《标注三苏》沿袭了《左氏博议纲目》体式，通过揭示大意来快速把握文章结构，了解论体文的论辩主旨。这有助于对三苏文章的内容与结构进行速成式把握，较好地解决文章读法问题，但对于三苏文字的立意要诀、篇章技巧、论辩方式等作法则基本不予涉及，因而其作用其实较为有限。

如果转而考察两书在标抹上的不同，就会发现这一差距同样明显。《古文关键》中标抹符号包括抹、撇、点与截。点较少见，多用于提示字眼，特别是在文中重复出现而带有结构特征的词语。截用于区分段落，是篇章结构的直观呈现。抹用于长句，凡主意、警策、纲目、对偶句式、前后呼应等处，多以之标出；破题、立柱、对比、用事、余意等结构关节，也由此凸显。撇多用于前后文意转换的关键字句，如承、转、结、收等章法过换处。《古文关键》中的符号已构成标示系统，分工明确，各具功用。而《标注三苏》中以抹与撇为主，抹的使用往往正是段落关键句，因而经常可见有眉批的部分，其文句也使用抹予以标出。这样就未能有效区分批语与标抹的功能，两者功能有所叠合。撇的使用多见于使用史事以阐述事理之处，功能较为单一。虽然比起《东莱博议》，《标注三苏》创造性地增添了标抹符号，以促进对文意的理解，但其系统性、有效性与区分度皆颇有欠缺。

《标注三苏》惯性地沿用了《左氏博议纲目》析分文章段落的形式，试图以概述章节大意来推动细读篇章。吕祖谦从亲自拟作科场范文的模式中转换方向，以追溯古人的形式发现了三苏论体文的文章学意义。作为评点的尝试之作，《标注三苏》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在选本形态上不失为评点第一书《古文关键》的雏形。杨士奇《书三苏文选后》认为此书“皆取其论治体而便于科举之用，虽不能皆纯，而读之可以启益胸次，动荡笔端，未必无助也”^［

《标注三苏》通过讲读时文的方式，逐篇细致绎解三苏的策论类文章，这是南宋科举深度影响文章学的实例。吕祖谦以标抹大型总集之举，使三苏文章经典化的历程打上了深刻的举业烙印。吕祖谦对苏文举业价值的发掘其实有其家学渊源的因素。吕本中教诲子侄辈时转述张耒之说，提出“近世所当专学者惟东坡”^［

朱熹对苏氏的肯定也发端于对其科举文字的赞誉。在嘉祐二年（1057）的礼部试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获梅尧臣、欧阳修激赏，列名第二。又以《春秋》对义，位列第一，殿试中乙科，当时即已耸动天下。苏轼的成功在于其科举文字皆精心结撰，不以时文而轻忽，在立意谋篇上多倾力而为。嘉祐五年（1060）苏轼受欧阳修举荐应才识兼茂科制举，他先是投《进策》《进论》卷共50篇，又参加阁试，“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

不过朱熹虽然亦从科举角度发现苏文的价值，但他对苏文风靡天下的盛况却多有警醒。他不否认“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甚至推扩开去，以为“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

早在绍兴年间，朱熹就与其表弟程洵于此往复论辩。朱熹告诉程洵：“示喻苏、程之学，愚意二家之说不可同日而语。”^［

程洵回复朱熹，提出所批评的只是“苏氏之粗者”，显然是认为朱熹怀有偏见，未能抉发苏学的内在价值，于是引起了朱熹更为详尽、激烈的批驳。在朱熹看来，提出精粗之别，正是见道未明之过，因为道作为根本，无论精粗，所反映出的本质则是相同的，“岂可以析精粗为二致”？对苏辙，朱熹更是全力指斥他为人阴险、沉溺禅学。朱熹从苏辙的政治操守出发，攻击他学术、道德无足取。对苏轼在党争中的表现，朱熹也以贬抑为主。特别是他从苏程反目的历史出发，质疑苏轼的政治品格。在文与道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下，朱熹毫不怀疑地对苏文采取了贬抑态度：“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

不过由于程洵内弟的身份，朱熹与他关于苏氏的论争多少带有内部交流的性质。而伴随朱熹本人学术的进益与理论体系建构的逐渐丰满，他对苏氏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成为公共话题，他与汪应辰的辩论就是如此。汪应辰举绍兴五年（1135）进士第一，后历权吏部尚书、知福州、四川制置使、吏部尚书、知平江府等，反对和议，刚方特立，又精义理之学，是当时深得时誉的士大夫。朱熹与汪应辰有较为疏远的亲戚关系，但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汪应辰知福州之后，才得以面会相晤。两人相得甚欢，书信中于政治、佛教、理学等话题，颇能往复探讨。在这样的深入交往基础上，他们就苏学的争辩得以展开。汪应辰表示苏氏与欧阳修、司马光可相颉颃，不应该像贬斥王安石新学一样来抵斥苏学。朱熹以长信作复，表示反对。

这封信作于隆兴二年（1164）七月十七日，朱熹在信中对苏学的危害进行了极力铺陈。他将朝野声誉盛极一时的苏学，与南渡之后备受排斥与否定的荆公新学并置一处，作为惑乱人心、败坏风俗的学术典型。苏学虽未能取得官方倡扬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但苏氏立身不求敬慎，易获得苦于拘检的大众认同，且其文辞出众，在崇正黜邪、确立道学正统地位之际，苏学危害性最大却往往被忽视。为了揭示苏学之害并非虚构的危言耸听，信中以小注形式补充了大量例证。尤其让人惊异的是，苏轼的害乱程度被推扩到与险佞误国的蔡京相当的地步

汪应辰接到朱熹的信札后，对朱熹的激越态度采取了淡化的策略，他以蜀地苏学流传的实况来说明其学不足为虑，即使在苏学的策源地，三苏也仅是作为文章大家而被普通接受，其学术观念与思想体系殊乏传承。这一宽容态度无法为朱熹所认同。他在次年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即使苏氏不一定被认为是思想家，但文与道并不能简单分割：“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

由于科举取士具有明显的学风引领作用，朱熹将对苏学的关注投向国子学。乾道五年（1169）八月，芮烨除国子司业，旋升祭酒。朱熹特意致信谈及当时学风，以为沿袭新党时期学制、每月考校以定升黜并非学校教养之道。这其实是对程颐《三学看详文》《论改学制事目》中观点的发挥。讲论应当崇重义理，以学事为主，“而近岁之俗又专务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复根据经之本义”，这里显然意有所指，暗讽其时学子执苏文为科举左券的狂热举动，所以接下来痛揭弊端：“苏氏学术不正，其险谲慢易之习入人心深。今乃大觉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归于正，尤所幸愿。”

与朱熹进行往复辩论的汪应辰、芮烨都同吕祖谦具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吕祖谦少年时代曾就学于汪应辰，汪应辰为吕祖谦伯祖吕本中门人。吕祖谦师从汪应辰，正是隔代传承其家学。从两人的师承渊源、互动频度与关注内容来看，汪应辰对苏学的态度吕祖谦不会陌生。在吕祖谦与汪应辰于临安短暂过从的乾道六年（1170），他与早前一年担任国子司业的芮烨成为同僚。在国子学约两年的共事经历，使吕祖谦获得师事芮烨的绝佳机会，两人谈经授业，奖拔士类，陈傅良与蔡幼学两人就是此时获知于吕祖谦的

此前朱熹就已经告诫吕祖谦放弃科举之学，认为以科举而劝诱学者入道，更是“枉寻直尺之甚”^［

程文追求速效，而疏于切己之功，朱熹曾感慨：“近日真个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才把书来读，便先立个意思，要讨新奇，都不理会他本意着实。才讨得新奇，便准拟作时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这个将来使。虽是朝廷甚么大典礼，也胡乱信手捻合出来使，不知一撞百碎。前辈也是读书。某曾见大东莱_吕居仁之兄，他于六经三传皆通，亲手点注，并用小圈点。注所不足者，并将疏楷书，用朱点。无点画草。某只见他《礼记》如此，他经皆如此。诸吕从来富贵，虽有官，多是不赴铨，亦得安乐读书。他家这法度却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后既弄时文，少有肯如此读书者。”^［

程、苏在北宋分属洛党与蜀党，两派之间的分歧除了政见与学术之外，亦不能排除党争中的矫激意气，特别是门生后学辈的推波助澜。道学家主张修身持敬，从根本上做工夫。而苏氏“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

朱熹基于道学立场对苏文极力批驳，所收到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汪应辰、芮烨都采取了迂回淡化的策略，吕祖谦更以标注苏文、寻绎关键的举动坚持己见。甚至“雅好苏学”的程洵也虚与委蛇，在追随朱熹讲求性理之学的同时，竟然私下撰著苏学专书《苏氏纪年》，秘不相示，身殁之后在广州刊版才被朱熹得知。《纪年》十卷是程洵晚年所作，周必大绍熙五年（1194）归庐陵时，程洵曾携书出示，“凡其父子出处、诗文先后、前辈议论之所及，编纂略尽。未几，洵以病卒官”

周必大给出了极有启发意义的解释，他指出程洵既追随朱熹而推尊二程，又酷好苏文，不离其婺源地方传统的影响。程洵自身的学术经历与切实践履体现了“合苏、程为一家”的努力，在学派思想交锋激烈甚至不时与政治产生纠葛的南宋，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这一特异行为的背景正是周必大《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所敏锐指出的：“自元祐间苏文忠公有诋伊川程氏之语，门人怨怒，力排苏氏。由是学问文章遂分洛、蜀，识者非之。”^［

婺源一地的李缯及其弟子程洵并非独行者，吕祖谦在文理关系的认识上与他们保持了一致，并深刻影响到周边以及身后的浙东士人。“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会融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逮至叶公，穷高极深，精妙卓特，备天地之奇变而只字半简无虚设者。寿老一见，亦奋跃策而追之几及焉。”^［

吕祖谦文理会融的思想则体现出浓厚的兼包并蓄色彩，有将濂洛之学与苏学文辞伟丽、议论纵横的长处相结合的意味。吕祖谦对苏氏的议论也并非全盘接受，“吕氏不喜诸苏议论，以为阴侵阳”^［

因文理观念的包容，吕祖谦对科举之学并不排斥，他甚至主张：“人能以应科举之心读书，则书不可胜用矣，此无他，以实心观之也。”^［

“新巧”是文章呈现出的形式特点，朱熹认为这一风气由苏氏开创：“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会大段巧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

对于笃好苏氏之学的吕祖谦，朱熹的评价也相类。他论定吕氏学术，以为“伯恭之弊，尽在于巧”，“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对吕氏学术代表作《大事记》，亦以为“伯恭解说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说不晓事，故作此等文字出来，极伤事”；甚至还以人品与文风相比较，感慨“伯恭是个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个轻儇底人”^［

不过，苏文在新巧之外并非天马行空、纵横无迹，其驰骋绚烂的文字技巧之外仍有轨辙可循。“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