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文化视域中的陆游

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是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诚然，家国情怀并非宋人独有的，而是华夏儿女代代传承、递相沿袭的一种生命基因（或曰生存密码）。没有家国情怀的引领与驱动，中华民族便是一盘散沙，难以汇聚起拯危济困、奋发图强的力量，也不可能始终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若论家国情怀的深挚与浓烈，宋人却有过于前人。原因非他，盖因宋人面对的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程度要远过于前代。北宋时，国家版图已受到逐渐强盛的辽国的严重挤压，“澶渊之盟”的签订昭示着宋王朝开始逐渐向丧权辱国的深渊坠落。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则使得积贫积弱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日益加深。最终，北宋与南宋政权都沦亡于异族。这不能不使一向以华夏正脉自居的宋人产生天崩地陷的屈辱感，亡国之悲和遗民之恨也就从家国情怀中分蘖出来，成为循环往复而又不断变奏的抒情旋律，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的表现主题。

随着历久弥新的“岳母刺字”故事的传播，精忠报国成为从南宋士大夫到普通民众浸入骨髓的精神诉求，而报国情怀与强国愿景也随之成为南宋诗词递相沿袭、反复抒写的重要主题。诚然，报国情怀与强国愿景是中国古典诗歌循环往复而又不断变奏的主旋律之一，所谓爱国诗歌绝非始于宋代、终于宋代。谁也无法否认屈原是我国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然而，且不论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的爱国与宋代的爱国在内涵上有什么区别，一个更加无法否认的文学史实是，屈原的爱国诗歌在当时只是空谷足音般的孤独存在，而宋代的爱国诗歌则已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所以，今天提到中华爱国诗歌，稍具文学常识的人首先便想到宋代。

陆游正是宋代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宋韵文化精神特质之一的家国情怀在陆游诗歌中映现得格外显豁，而映现的独特方式就是高密度、高频率的记梦。陆游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创作记梦诗最多的作家，堪称记梦第一人，而且也是最早以记梦的方式不断抒写报国情怀的诗人，可谓将记梦与报国相绾合的第一人。在他的《剑南诗稿》中，仅仅题目中标注有记梦二字的就多达184首。这些记梦诗尽管面目各异，竭尽变幻生发之能事，却在千回百转中萦绕着同一个旋律，那就是抗金杀敌、精忠报国。光怪陆离而又曲尽其变的梦境其实是他历久弥坚、老而弥笃的爱国情操的艺术载体。

陆游的记梦诗渊源有自，他并不是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从事记梦诗创作的，而是深受中国梦文化传统的沾溉与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人们热衷于做梦、说梦、圆梦的国度。人们习惯于把期望实现而尚未实现并且最终也未必能实现的理想称为梦想，直接把梦与理想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梦有关的历史记载不计其数，见证着我们的先民早就对梦情有独钟。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是“庄周梦蝶”，另一是“黄粱美梦”，分别在后代成为骚人墨客不断使用的典故，同时也就渐渐凝定为一种诗词文赋辗转因袭的意象。前者典出《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黄粱美梦”典出唐人沈既济《枕中记》。这篇传奇记叙卢生落第后投宿于邯郸某旅店，得道士赐一奇枕，枕之入梦后享尽荣华富贵，醒来时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卢生从中悟得富贵无常的人生真谛而不复怏怏。所谓黄粱梦即由此推衍而出，后又衍化为“邯郸一梦”“南柯一梦”。据此改编的小说及戏剧作品层出不穷，唐代有《南柯记》，宋代有《南柯太守》，元代有马致远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代有汤显祖的《邯郸记》，清代有蒲松龄的《续黄粱》。

和蝴蝶梦一样，黄粱梦也是历代诗人喜欢摭拾入诗、借以自嘲或自慰的意象。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近花甲的苏轼由定州（今河北定州）知州贬往英州（今广东英德）任职。南下途中，感叹世事多变、仕途维艰，写下《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陆游的记梦诗自然也受到这两个典故的沾溉，却拓宽了其艺术边界、深化了其思想内涵，创造性地将梦作为自己的家国情怀的载体。诚然，借助非现实的梦中境界抒写自己蔑视权贵、反抗现实以及追求自由、渴望光明的情志，唐代诗人已肇其端，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但持续不断地将梦境与家国情怀融合在一起，曲尽其致地表现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却以陆游为最。

这些记梦诗几乎都是对其爱国情志的生动写照和艺术演绎。对此，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有过精辟的论断：“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他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

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潜。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酒酣博簺为欢娱，信手枭卢喝成采。牛背烂烂电目光，狂杀自谓元非狂。故都九庙臣敢忘？祖宗神灵在帝旁。^［

夜半抚枕欢叫是因为梦中终于得到请缨杀敌的机会，一路斩关夺隘、收复失地，而这正是诗人在现实中百般争取却不可得的。这就难怪他对梦境如此钟情了。赵翼《瓯北诗话》说：“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在诗人梦游的处所，铁骑肃立，整装待发，那是将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雄师。但寒灯下一梦醒来，唯见“月斜窗纸”，诗人的沮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篇末他仍慷慨明志：“鬓虽残，心未死！”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虽然梦境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不免让他黯然神伤，但他绝不气馁、绝不动摇、绝不放弃，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固守救国理想和报国情怀。

即便在老态龙钟乃至无法动弹的垂暮之年，他的记梦诗依然萦绕着抗金救国的未竟事业。其中，最为感人的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宋韵文化的另一重要精神特质是，经世致用、名垂青史的历史使命感常常是与捍卫真理、守望理想的殉道精神相伴而行的。宋代的志士仁人多注重节操的砥砺与持守，绵延于政坛与文坛的君子与小人之辩以及君子儒和小人儒之辩，正可见出士人普遍倾心于君子和君子儒而愿预其列，对小人及小人儒则嗤之以鼻。与此相应，君子比德这一艺术手法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发扬。随着儒学的振兴尤其是理学的发达，花卉的比德之义日趋丰富，梅兰竹菊“四君子”因为其自身的特性而成为最蒙文人垂青的比德之象，频繁出现在宋代诗文中，一般以梅喻傲、兰喻幽、竹喻坚、菊喻淡。而陆游则更多地通过咏梅来折射自己如梅花傲寒独放、初心不改的君子节操。纵览陆游的咏梅诗，不仅给传统的咏梅诗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劲的精神力量，可视为君子比德的范本，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宋韵文化精神特质的艺术诠释。正是在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诗人笔下，梅花由比德之象提升到道德理想的顶点，成为完美的人格象征。“花中有道须称最，天下无香可斗清”^［

追溯咏梅诗词的创作源头，或有指向《诗经·召南·摽有梅》者，但细按其辞，“摽有梅”之“梅”所指实为梅子而非梅花。而且它只是以梅发端，盖属于《诗经》六艺中的“兴”也，与现代意义上的咏梅并不吻合。在咏梅诗词的发展历程中，南朝梁代何逊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因创作年代较早，又得杜甫揄扬，所以一直颇受关注。但其技巧与手法皆乏善可陈，全无唐宋咏物诗“离形得似”“神余言外”之高致。细品杜甫的措辞，其实是很中性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在南朝咏梅诗中，知名度与征引率更高的或许还是陆凯的《赠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唐代咏梅诗虽不能说“彬彬之盛，大备于时”，但较之汉魏六朝，已不是孤立的、零散的存在，无论创作数量还是艺术水准，都有极大提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杜牧、李商隐等诗坛名家各有咏梅名篇或名句传世。王维《杂诗三首》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咏梅诗的鼎盛时期无疑是宋代。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还出现了许多载录梅花的专著。咏梅的组诗也很可观，如林逋的“孤山八梅”，梅尧臣的《京师逢卖梅花五首》，苏轼的《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等。仅仅着眼于数量也许还是皮相之见，更必须强调的是，精品佳作亦层见叠出，炫人眼目，沁人心脾。《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梅花字字香》提要泛议宋代咏梅诗说：“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江湖诗人，无论爱梅与否，无不借梅以自重。凡别号及斋馆之名，多带梅字，以求附于雅人，黄人舆至辑诗余为《梅苑》十卷。此倡彼和，沓杂不休。名则耐冷之交，实类附炎之局矣。”^［

诗人咏梅，有着笔于表象者，即吟咏其外在美，“疏影横斜水清浅”属其类；有落墨于内象者，即描写其内在美，“暗香浮动月黄昏”^［

陆游酷爱咏梅，一如他酷爱记梦。《剑南诗稿》中咏梅诗凡84题，计165首，虽然较之张道洽“平生作梅花诗三百余首”^［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醉折残梅一两枝，不妨桃李自逢时。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

尽管风雪肆虐，天寒地冻，梅花却昂首怒放，非但不以风雪为惧，反倒更增凛然斗志。于是，诗人不禁给予“花中气节最高坚”的礼赞之辞。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绍兴人而生卒年不详的葛天民，与姜夔（1155—约1221）、赵师秀（1170—1219）时相唱和，生活的时代应稍后于乡贤陆游（1125—1210），所以，有理由推测他“花中有道须称最”的定评其实由陆游此句脱化而来。接着“过时”二句进一步渲染梅花宁可自在飘零也不向人乞怜的高洁品格。显然，诗人已将梅花加以人格化，使它与自己的形象重合、叠印为一体，寄寓其中的是诗人不屈的气节。刘克庄亦有同题之作：“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陆游咏梅不拘于一种体裁，这与他各体皆工、诗词兼擅的大家风范是一致的，而较多见的是五七言绝句。七言绝句如：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着花迟。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

梅花遍植山野，在晓风中、雪堆里卓然挺立，使余威犹在的冰雪世界平添了无限春意。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不由得浮想联翩，恨不能将区区一身化作亿万树梅花，从无数个角落同时传递春天的消息，并汇聚起不可摧抑的力量，共同抵御现实世界中的风刀霜剑。这正映现了诗人与更多的同道联手抗衡邪恶势力的热切期望。这是前一首的深层意蕴。后一首则不似这般含蓄蕴藉，而直接对梅花进行礼赞：梅花的高标逸韵只有在雪积冰封、天寒地冻时才能凸显出来。换言之，“层冰积雪”才是激发梅花斗志、砥砺梅花精神、彰显梅花本性的最佳环境，就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君知否”以诘问句提醒读者关注梅花的贞刚之节以及它的比德之义。类似的赞美还有《射的山观梅》：“凌厉冰霜节愈坚，人间乃有此臞仙。坐收国士无双价，独立东皇太一前。”^［

五言绝句如《梅花绝句十首》其八：“士穷见节义，木槁自芬芳。坐回万物春，赖此一点香。”^［

在陆游咏梅诗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无疑是《卜算子·咏梅》，它以不即不离、不沾不脱的拟人化笔触，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争春”本指春天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这里则借以喻指朝中群小趋炎附势、排斥异己、媚上取宠的行径。“一任群芳妒”昭示自己耻与嫉贤妒能的群小为伍，无论其如何机关算尽，对自己施以明枪暗箭，我自岿然不动、贞洁自守，表现出对群小的极度蔑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更是永葆忠贞的铿锵誓言：哪怕粉身碎骨、委顿泥土，也不会改变拳拳报国之心，依然芳香如故。与“反其意而用之”的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相比，用笔虽异而命旨实同，可谓异曲同工。纵览全词，尽就梅花着笔，而无一字道及自身，但诗人的潜影却无所不在、无时不存，梅花已俨然成为他的艺术化身，或曰政治品格代言人，不唯命意甚深，亦见况物之切、寄托之妙、造语之工。其抒情方式堪称于哀而不伤、悲而不戚、怨而不怒的基调中深蕴气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韵文化含茹有度、引而不发的特质。

宋代文人大多好学而深思，善于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提炼出充满哲学意味的感悟，并融化在字里行间，形成一首首言近旨远、趣味盎然的哲理诗。如果说宋韵文化是一种具有哲学倾向和思辨色彩的文化的话，那么哲理诗则是其最具象、最明快的艺术载体之一

前人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中寄寓哲理，王籍《入若耶溪》中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论到陆游的哲理诗或诗中的哲理，最为人们所传诵的便是《游山西村》的颔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陆游有不少哲理诗是为教诲子弟而创作的，钱锺书谓陆游“好誉儿”，这不假，但陆游亦好“示儿”与“教儿”。这些“示儿”“教儿”诗除了灌输家国情怀外，也诲以人生哲理。以诗人广泛且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这些作品的实际效能自然远远逸出了“教儿”的狭隘用途，而对所有受众都发挥着教化作用。事实上，诗人的创作目的也不以教儿为限，《冬夜读书示子聿》便是如此：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冬夜披卷，纵览古今，旋又回望来径，诗人忽焉兴感，于是将自己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哲理性感悟形诸笔墨。首句即指出古人读书治学都倾力而为，绝不懈怠，这是告诫其第六子陆子聿要成就一番大学问，就必须全力以赴，而不能心有旁骛。次句则强调少壮时的努力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要到老来方能真正有所成就，切不可抱有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幻想，而应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否则就可能半途而废。三、四句切换到另一个更具哲学意味的话题：从纸上学到的书本知识终究只是古人社会经验和生活智慧的结晶，在经过自身实践的检验之前，都是浅薄的纸上谈兵，未必切于实用，因此一定要将书本知识付诸实践，在躬行中验证其科学性、适用性。如果缺少躬行这一环节，那么所有的书本知识就都没有实际价值了。这实际上已涉及后世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或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韵文化注重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开浙东学派之先声的南宋硕儒吕祖谦虽后于陆游12年出生，却早于陆游29年辞世，可以认为基本上与陆游生活于同一时代。吕氏创立的婺学在反对空谈心性的同时，着意强调经世致用，主张明理躬行，在当时的哲学思想界影响广泛。陆游与吕氏同为浙人，年辈及地域相近。无妨认为，陆游此诗既深得吕氏哲学思想之精髓，也是从文学角度对吕氏新创学说的一种积极呼应，同时它本身也可视为浙学及宋韵的有机成分之一。

陆游的“教儿”（或曰“课子”）之作也有纵笔于当行本色，诲以诗家三昧者，如《示子遹》：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此诗作于诗人84岁高龄时，距其辞世只有一年左右。诗人深感有必要对儿辈度以金针，于是现身说法，从自身的学诗经历中提炼、归纳出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即“工夫在诗外”，将之作为一生最重要的心得相授。“六十年间万首诗”^［

陆游的哲理诗大多从日常生活感触中加以生发，致力开掘寻常景物的哲学内蕴，凸显其被遮蔽的典型意义，使读者即小见大，观微知著。不太引人注目的《一壶歌》也是如此：

长安市上醉春风，乱插繁花满帽红。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穷。^［

此诗借饮者的视角与口吻，道出了诗人参透人间富贵、盛衰、兴废之理后的清醒而又深刻的认知。所谓“一壶”，盖取“壶中天地宽”之意，聚焦于饮者，或本于李白《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综上所述，陆游的诗歌创作与宋韵文化有着不解之缘：陆游的记梦诗映现出宋韵文化所固持的家国情怀，其咏梅诗折射出宋韵文化所推崇的君子节操，其哲理诗反照出宋韵文化所擅长的哲学思辨。此外，从陆游其他题材的作品，我们也都能触摸到宋韵文化的胎息与屐痕。譬如由他的闲适诗，我们就可以体察到陆游兼擅琴棋书画及熟谙酒文化、茶文化精义的深厚艺术修养，进而领会宋韵文化的高雅与精致。要言之，陆游与宋韵文化始终处于互动相生状态：一方面，宋韵文化赋予陆游诗歌与特定时代条件相洽相融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另一方面，富于现实性和创造性的陆游诗歌不仅是对宋韵文化的多维观照与诠释，而且还给宋韵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与能量，使得宋韵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和多元包容。这就是我们将陆游置于宋韵文化的视域中加以考察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