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越资本到超越资本：现代化之中国特色的逻辑演进

尽管有史家考证，现代世界的起源在空间上是多元的，但学界依旧公认，与资本互生的西欧现代化在18世纪摧毁了其他现代性萌芽而主宰了现代文明的样态。正是基于这个史实，马克思干脆把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本质，就像后人解释的那样，“所谓现代文明，初始地说来并且本质上重要地说来，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为其制定方向的”^［

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们前赴后继地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打开方式”，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曾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但不论改良还是革命的路都走不通，这必然引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早先的欧美诸国能成为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却不行？其实，这在当时并非是个孤立的“中国之问”，更是个普遍的“边缘之问”或“殖民地之问”。扼要地讲，答案在于，资本主义已在19世纪末从早期的自由竞争模式进化到了帝国主义模式，如果说之前的世界尚且为试图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民族留了一扇半掩之门的话，那么到了帝国主义已把世界瓜分殆尽时，主客观两方面的状况已近乎把这扇门完全关闭了：主观上，帝国主义列强不再允许有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争抢其既得利益；客观上，帝国主义的垄断给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制造了巨大的结构性障碍，导致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主义陷入迟滞、扭曲乃至畸形状态。因此，再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几无可能。这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库西宁的报告之后逐渐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基本共识。

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主体层面分析，西方的富强对正受亡国灭种之痛的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这明显地体现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等“以西为师”的社会改造方案上。但西式现代化的背面却是一副狰狞的殖民面孔，沾满掠夺和杀戮等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让中国先进分子又顿生疑虑，最苦恼的莫过于，为什么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生”真心诚意向西方“先生”学习，换来的却是后者频仍的欺凌和蹂躏？这种对西式现代化爱恨交织的情绪在早期启蒙者那里就已流露出来。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和《欧游心影录》可谓这种心态的典型写照。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早期也对欧美现代文明表现出戒心，这一切最终促成了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即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转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话很有代表性：“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增长了，发展了。”^［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

不过，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的俄国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够普遍和充分且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但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那部分共产党人既没有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原理，也没有简单挪用苏俄这个当时唯一的“革命大哥”的经验，而是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状况和社会阶级等基本问题的独立分析，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异于苏俄城市起义的革命新路。这条新路在民族独立这个层面上为人类的现代化之路又深深打上了一块中国印记，即纵然是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从而为现代化创造基本的政治前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在起步时不仅迥异于资本主义的西方，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俄国。

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站起来标志着对资本的制度性跨越的开始，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立起来则意味着这一跨越的完成。新中国既然推翻了“三座大山”，也就将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的特权铲掉了，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一员，在经济上允许民族资本的生存自然也合乎逻辑。但是，一方面，共产党终将不能把政权交给民族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一个无力领导民族解放的阶级也无从带领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其先天软弱性和妥协性无法抵御三大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另一方面，共产党长期领导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历史和逻辑上都说不通，新民主主义的未来必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了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顺利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确立了公有制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生产力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冒进，但就消灭制度化的资本以排除其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反噬而言，亦是具有开天辟地之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虽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借鉴了苏联经验，但并未照单全收，比如在合作化与机械化的关系、对富农的划分标准与改造方式等诸方面均有别于苏联。毛泽东曾就此谈道：“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

没有上述站起来和立起来的跨越，后续现代化的富起来目标是难以实现的，这已被中国发展和拉美停滞的一正一反经验印证。然而，落后国家即便能在政治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断不能跨越“生产力的卡夫丁峡谷”，这是由唯物史观所阐明的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尺度决定的。那么，跨越之后怎么办？实际上，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不同场合反复回答了这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以“继续革命”延续跨越逻辑的做法。在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看来，毛泽东对资本腐蚀社会主义的警觉意识必须继承，但要重构其警觉的方式。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富裕之路，它“特”就“特”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以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跳出了将经济发展手段同社会制度画等号的认知窠臼，把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认识从本质论中解放出来而定位到工具论上来，从而既有别于苏联“反资本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唯资本的市场经济”，而是既发挥资本和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效率、活力和动力优势以实现生产力倍增，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四项基本原则驾驭它们，严防资本的制度化，使它只在经世济民的工具性轨道上运转，不让它越界而建构自己的“主义”，实现有资本但无资本主义；同时，让市场也“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普照的光’笼罩之下，让社会主义‘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而不是让市场经济反客为主，鸠占鹊巢，打出它自己的旗帜，放纵它自己的逻辑”^［

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首先，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就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制度，这是规制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经济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公有制经济比例有所下调，不少国有企业也实行混合所有制，但土地和众多战略资源仍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同时国有资本掌控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且其经济社会贡献力依旧强大。我国国有资本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本质是劳动剩余的公有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国有资本。因此，私有资本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活动空间和影响是有限的。其次，政府、军队、官方媒体等系统是绝不容许资本染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重点指向家族式、山头式、帮派化、体系化腐败，但应意识到，其目的不仅仅是清除几个腐败分子这么简单，而更在于坚决防止其背后的资本势力向公权渗透甚至企图左右政权，严肃从重查处地方贿选、坚决禁止军队经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治理义务教育资本化等举措，都应站在这样的政治高度去理解其深意。最后，驾驭和管控一种生产关系在历史上也有先例。例如在传统中国，农耕经济长期处于支配地位，重农抑商持续了两千多年。对手工业和商业这些经济关系的管控，根本上虽依赖于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方式，但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家户制、税收制、征兵制、科举制以及礼教等政治上层建筑始终约束着工商业的生产关系，使其只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存在。

然而，不少人头脑中盘踞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经济是社会物质力量且难以控制，而政治不是物质力量且无法对经济进行反制。但这显然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恩格斯在1890年10月写给施米特的信中批判巴尔特时曾指出：“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一旦利用和发展资本就必然无法阻止其“野蛮生长”进而倒向资本主义的看法，是机械地将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观点和资本一般的分析套到中国，而这种做法是马克思坚决拒斥的，比如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抗议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从上可知，中国在现代化的富裕阶段虽然利用、发展乃至壮大了资本，但它并没有像有人担心的那样“翻了社会主义的天”，而是牢牢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制度特别是政治框架之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力量始终处于国家治理的“道”的层面，而资本则处于“术”的层面，“以道御术”恰恰是理解中国奇迹的关键。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深学者郑永年曾颇有见地地指出，不少人谈到中国模式时都有意无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带领和依靠人民从跨越资本到占有和驾驭资本的这种逻辑转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性历史眼光和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的政治胆略。毫无疑问，西方那种资本主宰的现代化携带了深刻的殖民性，但现代化的生产力和将人类连在一起的世界历史又的确是由资本决定性地开辟出来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融入世界并用资本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自身、同资本“牵手”但不被它“牵走”，就不仅是顺势之选，更是睿智之举。这种转换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灵活性的深度把握，即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变迁，将社会发展的连贯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根据现代化之富起来的阶段性新任务实现对资本从“跨越逻辑”向“占有逻辑”的转换，将跨越得来的制度性成果作为占有的前提，同时不断扩大占有的数量、提升占有的质量以巩固跨越的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现代绝非单纯的时间概念，更是社会命题。现代化内在地指向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如果西方现代化与资本构成的是同质性关联，那么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实质也就必然是对资本的实质性超越。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为了尽快实现国家整体富裕，我们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生产和分配战略，在经济领域积极发展和壮大市场和资本，充分发挥它们在效率上的“策源”效应，在一些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的代工工厂、建筑、出租、快递、外卖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甚至还暂时和有限地迁就资本。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致力于‘富起来’之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如何利用资本，那么，在致力于‘强起来’之时就应当较多地关注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中国的真正‘强起来’必然不是完全建立在实现现代性、利用资本上，而是必然与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联系在一起”^［

首先，中国之强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都是富国，但其社会财富却大多被资本家群体垄断了，这造成的社会财富景观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在情况好时不过是相对贫困，而在经济危机时则陷于绝对贫困。未来中国要建成的现代化强国绝不是西方那种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困的强国。只是，过去为了尽快实现在总量上富起来，我们采取了先富带后富的“奔富”策略，而且出于对效率的需要，虽也注意规避资本的副作用和破坏性，但对资本总的来说还是以发展利用为主。今天，我们开启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可是如果没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强注定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除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都雄辩地表明，共同富裕绝不可能在资本逻辑的自由展开中自动实现，因此，如何在更好利用资本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规避资本的垄断性并有序超越资本的问题，要逐步提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议程。

其次，中国之强是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强。“我们讨论现代化，决不应该忘记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处境，不应该忘记人的解放，不应该忘记向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才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现代化，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间的根本区别。”^［

再次，中国之强走的是文明与和平之路。纵观近代史，还没有哪个大国是在未侵略或殖民他国的基础上实现强盛的，也几乎没有哪个现代化大国是不搞霸权的。而新中国自建立起，就决定走和平强国之路，这条具有深刻路径依赖的强国道路从站起来、立起来和富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平现代化轨道上延续而来，并逐渐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定型。一方面，这条道路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那种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原子化市民社会及其丛林法则为基础的“零和主义强国观”，力求跳出唯霸方强、强而必霸、既强又霸的资本主义“强国教条”，开创一种“非资本定向”的强国模式；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悠久的文明基因与和平传统以及近代以来的苦难史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倍加珍惜和平，在强国建设的理念、路线和政策上都竭力避免西方和苏联那种霸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型、和平式强国之路是近代以来人类强国模式的首创。

上述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定向，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在强起来时期能够延续在其之前阶段培塑起来的中国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必将在强起来的现代化主题中得到拓新，而为此类拓新提供动力和保障的，除了四项基本原则所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制度性和体制性力量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西方，资本拜物教同其占主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互为表里，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与利己主义同宗同源的个人主义无法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短期行为的专制”“公地悲剧”等事关整体利益的实践难题，它是西方日益显著的政治体制失灵、社会整合失效的重要文化根源，这在西方抗击新冠疫情的糟糕表现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而在我国，集体主义传统在民族解放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中被延续下来并得到重塑，在日益强调“经由文化的治理”的今天，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性道德资源，它在处置重大不确定性风险以及在某些领域采取规训和超越资本的行动时，能起到快速聚集民意、达成共识的强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面对各类灾害、困难和挑战时的万众一心以及近年来中国迅速控制新冠疫情和制止资本在一些领域的无序扩张等等，都是有力的证明。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助经济全球化而一直实施的“地瓜战略”。地瓜的生长特征突出表现为其深度扎根和广泛扩散，体现的是一种“通过藤蔓的延伸、伸展过程实现其生命存在过程……可以在不同‘质’的相互交融中结合形成新的生命。生命体的存在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存在，在‘块茎’中的延伸并非是同质性的伸展，而是新生命的形成”^［

综上所论，从站起来、立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的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直在现代化发展的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中国原理”和中国特色，正是这种在现代化百年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壮大的中国特色使得今日中国在历史量变中已抵达一个根本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之实际地参与到 （而不是拒绝）现代世界中去的发展因素，将不可避免地——辩证地——转化为使现代性处于解体状态的因素。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要么仅仅作为从属的一支而一并进入此种解体状态中去，要么是在改弦更张的独立发展中开启出新的文明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