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曹玮行状》献疑

行状，又称行实、行述，初步形成于汉代，到唐代趋于定型^［

首先是时限性。行状的撰写具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它必须在请谥太常、求写墓志之前完成，且必须在状主下葬之前完成，这就是时限性。“国朝故事，臣僚三品以上方许赐谥”^［

其次是原始性。在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国史传等各种文体中，行状不仅在时间上是最先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墓志铭、神道碑（墓表）、国史传等文体最基础和最主要的素材来源，像范镇作司马光墓志铭，“乃是全用东坡（苏轼）行状”^［

再次是全面性。行状属于家史书写，首先承载着家族记忆。黄溍《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曰：“今仿昔人家传之法，采辑行状、神道碑，撰次如右。庶几百世之下，有所鉴观而思济其美焉。”^［

复次是唯善性。行状追求的是善与美，而非真与公。行状“非出于子弟，则出于门生故吏”^［

最后是唯一性。基于时限性和原始性，行状必然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只可能拥有一份行状。行状只可能形成于下葬之前，不可能出现在下葬之后。刘复之曾向王柏求亡母行状，但其母亲已先行下葬。既已下葬，自然已有墓志铭。宋代女性绝少有行状，先有墓志，后求行状，更是不合常理。王柏没有答应，他说：“若以行状而求铭，犹有说也。今先夫人已有墓铭……若又为行状，不亦赘乎？愚谓行状之不必作者，此也。”^［

对于上述行状的诸种特性，历史亦有极个别完全相反的记载，令人困惑难解。最典型的反例就是王安石《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行状》（简称《谢绛行状》）。谢绛（994—1039），字希深，官至朝散大夫、尚书兵部员外郎。在王安石撰写谢绛行状之前，欧阳修早已写过《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王安石《谢绛行状》呢？欧阳修在撰写谢绛墓志铭之前，谢家肯定提供过行状。按正常体例，行状“宜详”，墓志铭“宜简”^［

谢绛家属之所以要临时提交《仁宗实录》附传草稿，是因为朝廷没有谢绛的传记档案——行状。根据宋朝制度，六品以上官员，实录“必立附传”^［

说王安石《谢绛行状》是《仁宗实录》附传的草稿，史源学上亦可得到证明。《仁宗实录·谢绛附传》虽已失传，但其衍生品仍在。“宋制……实录内例有附传，国史列传之所本也。”^［

与《谢绛行状》一样，王安石《曹玮行状》也是在曹玮逝世很久后才出现的。曹玮逝世于天圣八年（1030），其时王安石（1021—1086）才10岁。虽然无法确定王安石《曹玮行状》的具体撰写时间，但肯定是在曹玮逝世之后很多年。因此，王安石《曹玮行状》至少违背了行状诸种特性中的时限性、原始性、唯一性，不会是真正的行状。单看《王安石文集·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我们很难判定该行状的性质。幸好，《名臣碑传琬琰集》亦收录有此份行状，题名为《曹武穆公玮行状》，这恰好成为解开《曹玮行状》疑惑的一把钥匙。

《名臣碑传琬琰集》基本上分成两大板块，前半部分是碑（神道碑、墓志铭），后半部分是传（行状、国史正传、实录附传），所以合称为“碑传”

先来看排在第一的曹彬行状。根据苏贤的考证，系名“李宗谔”的《曹武惠王彬行状》不是真正的曹彬行状，而是《三朝国史》的《曹彬传》。主要理由为：（1）《曹武惠王彬行状》记载了曹玮“至彰武军节度，赠侍中”^［

再来看实应排在第二的张詠行状。中卷四四所收宋祁《张忠定公詠行状》，不仅文体有问题，作者亦有问题。张詠卒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同年获谥“忠定”^［

再来看实应排在第三的曹玮行状。完全符合时限性、原始性、全面性、唯善性、唯一性的曹玮行状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宋庠《曹玮行状》。但可惜，因为宋庠《元宪集》“秘而不传于世”，杜大珪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曹玮行状。宋庠（996—1066），状元及第，官至宰相，与弟弟宋祁“以文章擅名天下”，“为学者所宗”，时称“二宋”^［

理论上，像《谢绛行状》一样，《曹玮行状》可能是王安石为国史馆撰写的国史传草稿。不过，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一方面，王安石与谢氏家族关系亲密，而与曹氏家族关系非常一般；另一方面，谢绛及其家族地位不高，档案资料难见诸朝廷，而曹玮及其家族地位极为显赫，档案资料应该会完整地保存于朝廷。除前述曹彬、曹玮外，曹氏家族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仁宗曹皇后。曹皇后（1016—1079）是曹彬孙女、曹玮侄女，景祐元年（1034）被册封为太后；英宗即位，被尊为皇太后，并垂帘听政一年有余；神宗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曹玮官至正二品，得谥“武穆”，其行状肯定已经缴送朝廷。朝廷关于大臣档案，除了原始的行状之外，重要的尚有日历附传。日历主要编纂当朝皇帝事，前朝皇帝逝世，尚未编纂的年份，继任皇帝亦可接着编纂。相比于《实录》国史修纂的庄重，宋朝日历的修纂要草率很多，“立限修纂”，仓促成书^［

不过，虽然《名臣碑传琬琰集》篡改文体的嫌疑很多，但有些错误很可能在北宋后期、南宋初期就已形成。朱熹所编《五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许国吕文靖公”条，主要采辑的就是系名“李宗谔”的《吕夷简行状》，多达27条。前述曹彬行状，李宗谔是真写过，只是杜大珪没有看到真的而已，所以将改编的行状托名“李宗谔”。但从李宗谔（964—1012）、吕夷简（978—1044）的生卒年来看，《吕夷简行状》绝不可能出自李宗谔之手^［

行状与国史列传虽然都秉持“隐恶扬善”的原则，但毕竟行状属家史，国史属正史，彼此在性质和立场上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正史整而多隐”，“家史谀而溢真”^［

第一，撰写时间以及在传记书写链条中所处的环节。曹玮卒于天圣八年，因为“卜葬不吉”，直到九年之后的宝元二年（1039）才正式下葬，宋庠《曹玮行状》即是写于宝元二年^［

第二，状主信息的详备。行状属于家史，承载着家族记忆，凡状主正面信息，尤宜详备。行状，“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

除了世系外，行状对家庭成员往往也会详尽记录。王安石《曹玮行状》虽然介绍了曹玮的妻氏、子女情况，但对同辈兄弟却只字未提，连曹皇后的父亲曹玘也未提及。相反，宋庠《曹玮行状》则详述了同辈兄弟的名字与官衔，诸昆曰璨、琏、珝，诸弟曰玹、玘、珣、琮^［

从篇幅来说，宋庠《曹玮行状》多达2 752字，而王安石《曹玮行状》仅有1 520字。以曹玮的品级和地位，想要全面介绍状主信息，王安石《曹玮行状》的篇幅无疑偏短。

第三，状主评价的唯善。作为家族记忆的家史，行状须尽可能褒扬状主及其先世。褒扬先世一般都会在开头追溯家世的过程中叙述，宋庠《曹玮行状》即于开头褒扬曹玮高祖、曾祖“忠规雄算”，褒扬父亲曹彬“功盖盟府”，“率义而上，追贲烜赫”，“劳谦明德”，“诸侯王世家”，“以曹为首”。褒扬状主一般会在状主事迹叙述完毕之后，宋庠《曹玮行状》即褒扬曹玮“端诚壮猷”，“得先王之风”，“国初以来捍西夏者，皆无公比”，“威棱被于殊俗，功业见于本朝” ^［

胡寅说：“史之体略而直，志铭之义婉而详。”^［

现存曹玮传主要有六种，即宋庠《曹玮行状》《曹玮墓志铭》、王安石《曹玮行状》（即《两朝国史·曹玮传》）、《隆平集·曹玮传》、《东都事略·曹玮传》、《宋史·曹玮传》。其中后三种皆为国史传的衍生品，姑且不做彼此之间的史源分析。

先来看处于常规传记生成序列之外的墓志铭。按照宋代大臣常规的传记生成序列，一般是由行状生成日历附传、实录附传、国史正传，再由国史传衍生出《隆平集》《东都事略》《宋史》等其他传记。在这一常规的生成序列中，行状是国史传素材的首要来源。有资格入列国史传者，行状的结尾处常常会直接标明“献之太史”“以须史阙”之类的话，而且只有行状才有类似的话。但是，这一生成序列的源头——行状并不一定有保障。三品以上官员，因为存在制度性的缴送程序，朝廷大多会有行状档案存留，但四至六品官员的行状，朝廷应该是存留得少，缺漏的多。因此，实录、国史编纂，往往会放宽传记的取材范围，在行状缺失的情况下，墓志铭、神道碑（墓表）、家传等皆可作为国史传的素材来源。不过，只要行状存在，国史馆是不会考虑墓志铭、神道碑（墓表）、家传等替代性档案的。宋庠《曹玮行状》，朝廷肯定有存留，因此，宋庠《曹玮墓志铭》不会进入曹玮的传记生成序列。《曹玮墓志铭》《曹玮行状》（宋庠）虽然出自同一人，内容也大同小异，但行文却有明显差异。宋庠的文风以“奇险”^［

再来看常规的传记生成之源——行状。比较墓志铭之外的诸种传记，可以发现，宋庠《曹玮行状》与王安石《曹玮行状》之间，宋庠《曹玮行状》、王安石《曹玮行状》与《隆平集·曹玮传》《东都事略·曹玮传》《宋史·曹玮传》之间，皆存在明显的史源关系。因涉及文本太多，兹仅略举数处。

王安石虽然位列“宋代六大家”，且是六大家中地位最显赫者，但王安石文集的流传却最为坎坷。王安石曾孙王珏说：“曾大父之文，旧所刻行，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昂）、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王棣），皆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

刘成国君新校《王安石文集》，对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厥功至伟，但对于王安石文集的早期流传，刘君的梳理却出现了较为致命的失误。刘君认为：“除薛昂奉诏编集外，王安石文集在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尚未见其他编撰刊刻的文献记载”，“两宋之交，闽、浙间有王安石文集刊本流行，不详所自”^［

早期流传的混乱不堪必然会影响到王安石文集的真实性、精确性。王珏说：“旧所刻行，率多舛误。”坊刻本“率多舛误”，“盖鬻书者夸新逐利，牵多乱真”，“众所传诵者，多非公句”^［

杭州本收录了王安石三篇行状，除了《谢绛行状》《曹玮行状》外，尚有《王德用行状》。比杭州本《临川先生文集》更早的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仅收录了《谢绛行状》^［

前面说过，王安石文集坊刻本“牵多乱真”，“众所传诵者，多非公句”，“赝本居十之一”。王珏杭州本“参用众本”，“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亦有他人之文淆乱其间”，杭州本独收的《曹玮行状》《王德用行状》很可能是早期坊刻本“夸新逐利”，故意以国史传改头换面，“淆乱其间”的“赝本”，而现今流行的杭州本正是在参用闽、浙旧本的过程中将二者收入其中。龙舒本早于杭州本，龙舒所在的舒州文化相对落后，在南宋初期又处在战争前沿，流通的王安石文集版本不会太多，很可能是官府以官藏本刊刻的

“牵多乱真”的王安石文集在北宋后期、南宋初期就已形成，而且流传非常广，其间的伪作，连朱熹这样的大儒都信以为真。王安石《曹玮行状》能够以假乱真，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的《曹玮行状》一直秘而不传。如果两份行状同时流行，大家自然会对比，进而引起真与伪的讨论。王安石本来就具有“名人效应”，真的《曹玮行状》又长期隐遁于世，原本的《国史·曹玮传》遂得以以“王安石《曹玮行状》”的面目流行于世。

曹玮乃北宋一代名将，但非常诡异的是，曹玮居然有两份行状流传于世。一份是广为人知的王安石《曹玮行状》，一份是鲜有人知的宋庠《曹玮行状》。行状具有时限性、原始性、全面性、唯善性、唯一性等五大特性。王安石文集收录的《谢绛行状》完全违背了行状的时限性、原始性、全面性、唯一性，不可能是真正的行状，当是实录附传草稿。同理，王安石《曹玮行状》亦违背了行状的时限性、原始性、全面性、唯一性，不是真正的行状。在《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王安石《曹玮行状》紧挨着曹玮父亲曹彬的行状。《曹彬行状》已被证明为国史传，按照“以子系父”的惯例，王安石《曹玮行状》亦当为国史传，只是托名王安石而已。宋庠《曹玮行状》完全符合行状的诸种特性，是真正的曹玮行状，但因为“秘而不传”，《名臣碑传琬琰集》无从采录。宋庠《曹玮行状》是国史传素材的首要来源，实为国史传的王安石《曹玮行状》与宋庠《曹玮行状》之间存在明显的史源关系，而《隆平集·曹玮传》《东都事略·曹玮传》《宋史·曹玮传》又与宋庠《曹玮行状》、实为国史传的王安石《曹玮行状》之间存在明显的史源关系。

王安石文集早期流传非常广泛，且以民间坊刻本居多，“率多舛误”“牵多乱真”。薛昂所编官方权威王安石文集因战火未能刊行，“是书不传”，导致王安石文集版本虽多，但真赝混杂。就行状而言，早出的龙舒本仅收录了《谢绛行状》，而晚出的杭州本却多出了《曹玮行状》《王德用行状》。《谢绛行状》的确为王安石所写，只是性质上不是行状而已，而《曹玮行状》《王德用行状》不但不是行状，亦当非王安石所写，而是早期坊刻本“淆乱其间”的“赝本”。比较而言，龙舒本虽没有杭州本全备，但比杭州本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