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常用的几种《大藏经》中,对早期汉译佛经的译者和时代题署多有谬误,不能轻易信从。近年来,学界对佛经语料的考辨成果丰硕,对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重要译者的语言特征进行了总结,确定了一批可靠性较强的核心文本,并据此为其余可疑文本划分出不同层次。对于失译、疑伪佛经,研究者也根据语言的时代、地域特性对其进行了考辨分析。在鉴别方法上,近年的研究普遍采取外部证据与内部证据相结合的模式,前者包括经录、序跋、注释、传记、引用等,后者包括佛教术语、行文风格、一般词汇、语法和语音现象等。由于术语的旧译名容易被后人替换为新译名,普通词语与句法方面的证据相对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以语言作为可疑佛经鉴定标准的局限性也应引起重视:可靠译经的语言可能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选择鉴定标准时必须注意全面、系统,避免以偏概全,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译佛经日益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视,利用佛经语料者众多,成果丰硕。但在使用佛经材料的同时,也出现了轻信藏经题署、误用可疑佛经而造成的疏失。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从语言角度对佛经语料进行了考辨、鉴别,大致判定其译者和翻译年代,迄今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语料的可靠度对研究结果往往有决定性影响,这一领域的成果值得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评述2011年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
一 整体性研究
1 Nattier J.,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三國 Periods (2008)[1 ]
Nattier(那体慧)这部著作梳理和辨析了东汉至三国时期的译者、译经,是一部内容翔实、条理清晰、使用方便的研究指南。该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整体上以“外部证据”和“内部证据”结合的方式对现存早期汉译佛经的篇目进行了重新审视;第二,注意到早期译经可能经过后人的修订,可靠程度存在差异,应以一部分文献记载可靠、语言风格统一的译经作为核心文本,将存疑的文本按照其偏离核心文本的程度划分为不同层级;第三,相对全面地吸纳了日本、欧美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相关研究的最新动态;第四,编排合理,查检方便,如附录三列出了东汉至三国译经的篇目和可靠层级,便于读者对书中的结论进行整体性把握。
2 卢巧琴《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2011)[2 ] 与颜洽茂等《翻译佛经语料研究》(2019)[3 ]
卢巧琴《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颜洽茂等《翻译佛经语料研究
3 方一新、高列过《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2012)[5 ]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疑伪佛经考辨概说”,共四章,介绍了中古早期可疑佛经概貌及相关研究,从语言角度鉴别早期可疑佛经的方法和步骤,以及鉴别标准的选取原则。中编是“译者题署有误的译经考辨”,共四章,考辨了旧题安世高、支娄迦谶、康孟详的数部译经。下编“失译经考辨”共两章,讨论了《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的大致年代。作者从经录文献、词汇、语法、开头及结尾语等方面对上述误题、失译经做了尽可能周详的考辨。
但该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曹
此外,有部分论文也对可疑佛经的考辨方法、标准、成果等进行过总结,如方一新《从译名演变看疑、佚佛经的翻译年代
二 专人专书考辨
本节将以《大正藏》题署的时代和译者为纲目,依照相关成果发表的先后次序做简要介绍,重点关注东汉至隋以前的译经。由于篇幅限制,此前方一新、高列
(一) 东汉
1 迦叶摩腾(?—73)、法兰(生卒不详)
T78
2 安世高(148—170年在洛阳译经)
整体性讨论:安世高是佛经汉译历史上第一位可靠的译者,后世有许多失译经被归入他的名下,但这类题署多不可靠。相关综述性文章可参考Zacchetti(左冠明
T16《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李妍指出该经部分佛教术语和一般词汇与安世高可靠译经有
T91《婆罗门子命终爱念不离经》:李妍认为该经“瞿昙”“优婆塞”“汝/君”等不见于可靠安世高译经,“婆伽婆”“游行”“然可”不见于东汉译
T105《五阴譬喻经》:林屋友次
T109《转法轮经》:祐录题为安世高译。Zürcher认为“译文中有文言成分,其风格特征也不同于一般的安世高译经
T150A《七处三观经》:祐录题为安世高译,但T150A的内部成分较为复杂,Harrison比照了T150A及其平行文本,试图重建该经的原有次第,认为其中包括了《七处三观经》《九横经》《杂经四十四篇》《积骨经》四部
T167《太子慕魄经》:宇井伯寿认为该经非安世高
T356《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方一新、高列
T397(17)《五十校计经》:祐录题为安世高译。境野黄洋认为该经非安世高译,其语言风格与T760《惟曰杂难经》相
T492a《阿难问事佛吉凶经》:方一新、高列
T506《犍陀国王经》:高列过、孟奕辰指出该经语气助词的用法不同于安世高译
T525《长者子懊恼三处经》:李妍认为该经“死亡”等词不同于安世高的风
T526《长者子制经》:方一新考察认为其译出时间可能要晚至两晋甚至南北
T551《摩邓女经》:方一新、高列过认为该经中“归饭”“畜妇/畜妻”“作妻/作妇”“作夫”“担水”“何等”等不符合安世高的语言习惯,译出时间当在东晋之后、南朝梁之
T553《㮈女祇域因缘经》:方一
T554《奈女耆婆经》:该经与T553“㮈女祇域因缘经”行文近似但相对简略,参见上条。
T602《大安般守意经》:过去被认为是可靠安世高译经,但1999年大阪金刚寺中发现了两个题为“安般守意经”的写本,与T602差异很大,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Zacchett
T604《禅行三十七品经》:参见下条T605。
T605《禅行法想经》:林屋友次
T621《佛印三昧经》:高列过、孟奕辰指出T621语气助词的用法不同于安世高译
T622《自誓三昧经》:宇井伯寿指出今T623《如来独证自誓三昧经》题为竺法护译,与T622在偈颂部分一致,而散文部分略有差
T684《父母恩难报经》:广兴指出该经中出现的“佛十号”有四个是鸠摩罗什以前的古译,见于后汉至东晋的译经,但安世高译经无此译
T729《分别善恶所起经》:林屋友次郎认为该经当是三国至西晋时期译
T730《处处经》:李妍指出该经部分用词有别于安世高可靠译
T732《骂意经》:Hung Hunglung认为T732有部分用语和安世高译经相仿,可能是安世高
T792《法受尘经》:祐录题为安世高译,胡敕瑞指出该经的用语不符合安世高的习
T1470《大比丘三千威仪》:王毅力认为其翻译年代不早于西晋甚至东
T1492《舍利弗悔过经》:境野黄洋认为该经应是竺法护
T1557《阿毗昙五法行经》:祐录题为安世高译。Zürcher未将它收录进安世高可靠译
T2027《迦叶结经》:境野黄
3 支娄迦谶(约168—186年在世)
整体性讨论:Nattier指出,《出三藏记集》所收支娄迦谶译经的可靠度存在差异,从高到低可以分为四个层级。《道行般若经》和三卷本《般舟三昧经》(散文部分)为“核心文本”;第二、第三层级被道安认为“似支谶出也”,第二层级与“核心文本”有较多共同点,如不以“闻如是”开头、没有四字格句式、将偈颂译成散文;第三层级与“核心文本”相差较大,且以“闻如是”起首;第四层级为“问题文本
T204《杂譬喻经(一卷本)》:方一新、高列
T224《道行般若经》:Nattier指出,尽管T224是支谶的代表译作,但其中某些章节可能经人修改,如卷三、卷四“声闻”(śrāvaka),支谶一般以“阿罗汉”替代;第28—29品,把kulaputra翻译成“贤者”,支谶一般译为“善男子
T280《兜沙经》:Nattier认为该经和T282《诸菩萨求佛本业经》(题聂道真译)、T283《菩萨十住行道品》(题竺法护译)在内容上是连贯的整体,与T281《菩萨本业经》相对应。它们原先是一个文本,只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分割成三部分,三者应当都是支谶所
T313《阿閦佛国经》:Nattier认为该经的语言与支谶相差较大,例如只用“如来”不用“怛萨阿竭”、只用“正觉”不用“三耶三佛”、只用“比丘众”不用“比丘僧”等,这一点和偈颂部分的T418《般舟三昧经》接近,可能出自同一派的修订者之
T361《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学界多认为该经的译语习惯与支谶不同,但对其归属争议颇多,藤田宏
T417《般舟三昧经(一卷本)》:林屋友次
T418《般舟三昧经(三卷本)》:樱部建指出该经的宋元明本和高丽藏本差异较
T624《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史光辉认为T624与支谶可靠译经有明显差
T626《阿阇世王经》:宫崎展昌考察了该经与T224《道行般若经》和T624《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在译语方面的异同,认为该经和T224有差别的译语多能在T624中找到,T624、T626很可能是同一团队译出
4 康孟详(194—199年间在洛阳译经)、竺大力(生卒不详)
T184《修行本起经》:祐录归为失译经。Zürcher认为僧祐此处的著录“很可能有误,因为后来所有的经录在谈及此经时都提到了道安的经录
T197《兴起行经》:方一
5 昙果(生卒不详)、康孟详
T196《中本起经》:Zürcher指出今本T196“被插入一些印度特有的译名,显示出一些后来篡改的痕迹
6 安玄(于181年译出《法镜经》)、严佛调(生卒不详)
T1508《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林屋友次
7 支曜(生卒不详,185年抵洛阳)
T46《阿那律八念经》:道安归入失译经。Nattier认为该经属于三国吴的风
T630《成具光明定意经》:祐录归为支曜译,Nattier认为其中所使用的术语多是远迟于东汉才开始使用
8 失译
T156《大方便佛报恩经》:方一
T373《后出阿弥陀佛偈:齐藤隆信认为该经的押韵显示其出自汉晋之
T419《拔陂菩萨经》:林屋友次郎认为该经是东汉失译,其语言与支谶不
T1394《安宅神咒经》:熊娟考察认为,该经的刊本、敦煌写本和金刚寺本三者差异较大,金刚寺本可能代表了较早的形态,其中部分词语仅见于西晋、东晋以后的译
T1507《分别功德论》:方一新、高列
(二) 三国
1 维祇难(生卒不详,224年抵武昌)
T210《法句经》:今题为“维祇难等译”,境野黄
2 支谦(约193—252)
整体性讨论:Nattier指出,支谦译经多有修订前代译经而成者,且自身风格多变,同一个术语常有多种译法,因此很难划分出“核心文本”的范
T20《佛开解梵志阿颰经》:道安录题为失译“阿拔经”。Nattier也未将其列入支谦译
T27《七知经》:境野黄洋认为该经和T6《般泥洹经》(今题东晋失译)在术语上有共同
T68《赖咤和罗经》:境野黄洋认为该经“须陀洹”“斯陀含”等语和支娄迦谶译经类
T153《菩萨本缘经》:颜洽茂、熊娟认为该经非支谦译,年代应晚于三国甚至西
T181《九色鹿经》:各刊本之间差异较大,主要分成三个系统:(1)初雕本高丽藏及金藏;(2)再雕本高丽藏;(3)宋元明诸本。同时《经律异相》也载录了“九色鹿经”,辛岛静志认为其中高丽藏再雕本最古老,可能是参照《契丹藏》做了校
T185《太子瑞应本起经》:Nattier指出该经和T184《修行本起经》、T196《中本起经》关系复杂,但T185出现了支谦的标志性用语“神不灭
T200《撰集百缘经》:多数学者认为T200非支谦译,方一新、高列
T225《大明度经》:Lancaster认为T225第2—27品为安玄译,第1品及其夹注是他人所
T362《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大阿弥陀经)》:境野黄
T474《维摩诘经》:不少学者认为支谦译本在祐录时已佚,今T474是竺法护译(或修订),包括境野黄
T493《阿难四事经》:Nattier指出该经有支谦的标志性用语“神不灭
T507《未生冤经》:道安归入失译经。Nattier认为该经属于三国吴的风
T511《蓱沙王五愿经》:林屋友次郎认为该经的用语属于西晋时
T556《七女经》:境野黄洋疑今本T556当为失译经,因为T556是一部大乘经,而道安所见“七女经”出自“阿毗昙”,且T556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支谦一般译作“无上正真之道
T557《龙施女经》:齐藤隆信考察T557和T558《龙施菩萨本起经》的用韵,认为T557题为支谦译、T558题为竺法护译当是误
T559《老女人经》:祐录题为支谦译。Nattier对比了T559和今题失译T561《老母经》,指出T559用语较为古老,而T561用语和支谦译经接近,应是支谦修订T559而成的,此外T1694《阴持入经注》引用的“老母经”与T561更接近,可佐证T561为支谦
T582《孙多耶致经》:祐录题为失译。Nattier认为该经属于三国吴的风
T708《了本生死经》:Zacchetti指出,虽然祐录卷二将其记作支谦译经,但卷六《了本生死经序》又载此经出于汉末、支谦作注,同时T708风格偏于直译,与支谦相去甚
T735《四愿经》:此经末尾可能编入了其他经文,类似T150《七处三观经》。Nattier认为祐录所谓支谦译“四愿经”应该仅仅指536b18—537a16的部
3 康僧会(?—280,约在244—260年译经)
T152《六度集经》:Shyu指出,祐录所载“阿难念弥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经”四种译经今被编为T152最后四个故事,同时T152部分内容可能是改写自前代译经,如第89“镜面王”与T198《义足经》中的“镜面王经”极为相
T206《旧杂譬喻经》:梁晓
4 康僧铠(生卒不详,249—254年在洛阳译经)
T310(19)《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Nattier指出该经“如是我闻”等用语显示其译出时代较晚,今题康僧铠译经在祐录均未见收
T360《无量寿经》:学界多赞同此经非康僧铠译,但对确切归属争议较大,香川孝
T1432《昙无德律部杂羯磨》:Nattier认为该经“如是我闻”等语显示其不是早期译
5 白延(生卒不详)
T328《须赖经》:祐录归为白延译,但当时已缺。林屋友次郎认为曹魏白延是东晋帛延(译出T329《须赖经》)之误,而T328应当为竺法护
6 昙谛(生卒不详)
T1433《羯磨》:颜洽茂、卢巧琴认为T1433词汇面貌接近西晋以后译经,非曹魏“昙谛”译,而可能是刘宋“释昙谛”摘抄拼凑而
7 失译
T445《不思议功德诸佛所护念经》:方广锠指出T445属于“佛名经”系统,是从《华手经》(鸠摩罗什译)等诸多经典中抄出的,并非翻译,可能出现在道安以后、僧祐以
T101《杂阿含经》:林屋友次郎指出T101的第11经与安世高译“积骨经”同,第27经亦题为“七处三观经”,显示它与安世高译经联系密
(三) 西晋
1 竺法护(约233—310)
整体性讨论:Boucher对竺法护可靠译经的范围作了界定,综述了每一部经的平行文本、整理本、现代译本和相关研究成
T103《圣法印经》:高明道《如来智印三昧经翻译研究
T168《太子墓魄经》:参见前文安世高部分T167。
T182a/b《鹿母经》:梅迺文指出该经在祐录时已
T283《菩萨十住行道品》:参见前文支娄迦谶部分T280。
T315《普门品经》:高丽藏本与宋元明本差异较大。梅迺文引述郑再发观点,指出“长的版本是注释和正文合一而使经加长了
T378《方等般泥洹经》:岩松浅夫认为T378是西晋失译
T453《弥勒下生经》:梅迺文指出该经在祐录时已
T496《大迦叶本经》:梅迺文指出该经在祐录时已
T558《龙施菩萨本起经》:梅迺文指出该经在祐录时已
T623《如来独证自誓三昧经》:齐藤隆
T685《盂兰盆经》:岩本裕《地狱めぐりの文学》怀疑该经是在中国伪造的,但辛岛静志认为该经确是翻译而非伪经,其用语早于鸠摩罗什译经,和竺法护接
T1301《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梅迺文指出T1301中包含了中国姓氏、物品、南方水果等,很可能不是法护的译
2 聂承远(生卒不详)
T638《超日明三昧经》:祐录载竺法护译、聂承远删订。河野训归为竺法护译
3 聂道真(生卒不详)
T188《异出菩萨本起经》:Zürche
T282《诸菩萨求佛本业经》:见前文支娄迦谶部分T280。
T463《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境野黄
4 白法祖(即帛远,约卒于4世纪初)
T5《佛般泥洹经》:岩松浅夫认为T5应为支谦所
T144《大爱道般泥洹经》:Nattier认为该经风格接近于支娄迦谶,但也体现出后来修订的痕
5 安法钦(281—306年译经)
T2042《阿育王传》:境野黄
6 法炬、法立(约290—311年译经)
T211《法句譬喻经》:林屋友次郎将T211和T683《诸德福田经》当作检验法炬译经的标
T119《鸯崛髻经》:卢巧琴、方梅梳理了T119的文献记录,并在人称代词、疑问词及近义词语选用等方面比较了T119与3部法炬译经的差
T500《罗云忍辱经》:祐录题为失译。Nattier认为该经属于三国吴的风
7 失译
T142a/b《玉耶女经》:林屋友次郎认为该经和T141《阿遬达经》(题刘宋求那跋陀罗译)、T143《玉耶经》(题东晋昙无兰译)应是西晋或更早的译
T392《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Nattier认为该经属于三国吴的风
(四) 东晋及南北朝
1 法显(约340—423)
T7《大般涅槃经》:岩松浅夫讨论了T5《佛般泥洹经》、T6《般泥洹经》、T7《大般涅槃经》、T378《方等般泥洹经》的题署混乱问题,并认为T7应为求那跋陀罗
2 僧伽提婆(365—398年在华译经)
T125《增一阿含经》:境野黄洋认为应归于昙摩难提和竺佛
3 昙无谶(385—433)
T192《佛所行赞》:周一良认为T192应当对应于祐录的“佛本行经”,译者不详;而T193《佛本行经》则是祐录的“佛所行赞”,译者是宝
4 竺佛念(399—416年在华译经)
T309《十住断结经》:Nattier认为T309是竺佛念杂抄编纂而成
T656《菩萨璎珞经》:林乾、何书群通过TACL分析,认为T656并非翻译,而是杂抄支谶、竺法护等人译经而
5 慧简(生卒不详,457年抄撰《灌顶经》一卷)
T145《佛母般泥洹经》:Nattier认为该经属于三国吴的风
6 求那毗地(?—502)
T209《百喻经》:陈洪认为求那毗地译《百喻经》(十卷本)已佚,今T209实为失译
7 僧伽婆罗(460—524)
T2043《阿育王经》:王浩垒梳理了T2042《阿育王传》和T2043《阿育王经》翻译和流传的文献证据,认为T2043是梁代僧伽婆罗
8 昙曜(生卒不详,472年左右译经)
T434《称扬诸佛功德经》:张国良认为T434所用词语多出现在东汉、三国吴、西晋、姚秦时期,而不出现在昙曜、吉迦夜译经,甚至在北凉、元魏译经中也鲜少使用,译出时间当在元魏之
T1335《大吉义神咒经》:张国良认为T1335非昙曜译经,而更像在鸠摩罗什、僧伽婆罗两种《孔雀王咒经》基础上修改拼凑而成,不像译经风格,更似唐人所造之伪
9 佛陀扇多(约508—539年在华译经)
T179《银色女经》:张国良认为虽然该经及译者在祐录均无记载,但语言和元魏时期译经比较接近,使用了一批仅见于西北或北朝译经的词,应当视为元魏译
T1015《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张国良认为此经和T1013《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经》几近完全相同,且用语和元魏译经有别,译出时间最迟不晚于姚
10 菩提流支(508年抵洛阳,534—537年间尚在)
T1512《金刚仙论》:张国良认为该经在《开元释教录》始归为菩提流支译,其用语多不见于元魏译经,而多出于隋唐之
11 般若流支(516年来华,538—543年译经)
T429《八部佛名经》:张国良认为该经的用词习惯与般若流支译经有别,其翻译上可推到西晋,最迟不当晚于姚
12 法场(生卒不详)
T544《辩意长者子经》:Greene认为该经题署不确,祐录《道安法师传》提到道安年轻时曾读《辩意经》,该经至少在公元374年前已译
13 失译
T6《般泥洹经》:祐录记载支谦译“大般泥洹经(二卷)”,宇井伯寿认为即是此
T100《别译杂阿含经》:水野弘元认为该经译出时间和竺佛念接近,早于T99《杂阿含经》,但可能晚于鸠摩罗
T561《老母经》:Nattier认为此经是支谦
T572《长者法志妻经》:齐藤隆信认为该经偈颂中阳、庚韵通押的情况在晋代译经中比较常
T768《三慧经》:林屋友次郎认为T768是经录中《三慧经》的摘录,其词汇和风格是三国时期
14 疑佚佛经
邵天松从语法、词汇、俗字三方面考察了敦煌写本《佛说现报当受经》,认为其翻译年代应当在南北朝之
熊娟从词汇方面考察了三卷本《净度三昧经》的时代,认为该经可能成书于南北朝早期,但其中也有一些隋唐以后产生的新
三 研究趋势及未来展望
(一) 研究趋势
近十余年来海内外相关研究,展示了从语言学角度考辨可疑佛经的新动向、新趋势,研究日趋严谨精密,也有颇多创新之处,例如:
1.意识到语料的层次性。目前的诸多研究证明,译经题署的可靠性并非简单的是非二元,而是存在程度差异,同一文本中可能包含有不同的历史层次,“可靠译经”也会有部分内容被后人修订,而实际较晚出的译经可能仍留有其祖本中较古老的成分。
2.关注到刊本系统以外的材料。随着日本古写经等材料的发现,学界对以往被认为可靠的《大安般守意经》等译经产生了新的认识,也发现了《十二门经》等在刊本系统中早已佚失的译经,部分敦煌疑伪佛经的时代也得到了考察。未来应该加强对写本材料的关注,仔细考察写本、刊本佛经之间的关系。
3.开始利用语音方面的证据考辨佛经,如齐藤隆
(二) 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反思过去,展望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值得重视和尚待改进之处。具体而言,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 多种证据相互印证
在考察文献证据方面,需要更加仔细地对待和分析,既要全面地梳理早期经录、僧传等材料,也必须注意到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错漏矛盾、名同实异之处,需要结合不同来源、不同层面的证据加以重新审视。由于语言具有时代、地域、个人的特征,可以为早期译经的考辨提供有力的证明。
此外,汉译佛经的考辨与中土文献不同,受古代印度、中亚文化和原典语言的影响,汉译佛经具有外来、异质的特殊性。因此,从文献学、语言接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结合跨语言平行文本和写经文本,对比中土文献和相关佛典,是进行译经考辨的基础和前提,值得重视。
2 以具有系统性的核心语料作为比照标准
考辨早期译经,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注意深入探究安世高、支娄迦谶等重要译者的语言风格,分层级、多角度提取语言比照标准,系统地对比、分析可疑译经与核心译经语言的“异”与“同”,方可较大程度地增加考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增强译经考辨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进一步提升考辨可疑文献的理论深度。
3 确立完整的语言鉴别标准
以词汇、语法角度的考辨为例,一般性的实词、虚词、句法等层面,一般不会被刻意校改,是比专名译词更有说服力的鉴别证据,但这部分证据相对零散、隐蔽,不易被总结提炼。将来应当进一步总结汉语史研究的成果,从年代、作(译)者可靠的译经和中土文献中提取具有时代、地域和个人特色的语言特征,作为鉴别问题译经的“试金石”。此外,何书群等研究者开发了字串分析工具TACL,可以作为传统鉴别方法的辅助。
4 对鉴别标准的局限性要有充分认识
狄雍最早指出,仅以宗教术语和外来词译名作为鉴别标准是有局限性
总之,以往从语言角度考辨早期佛经,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学者们也已经提取了较多鉴别标准,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考辨方法和原则,这些都是我们继续从事考辨工作的基础和宝贵经验。有理由相信,几代学人共同研究探索,共同反思总结,持续创新,不断改进,一定能取得超越前人、无愧时代的更大成绩。
(本文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受益于与海德堡大学何书群教授的交流,并通过他建设的数据库Chinese Buddhist Canonical Attributions database获知许多重要学术信息,在此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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