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期欧美国家反智主义的兴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与西方社会阶层结构嬗变高度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政策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和极化，导致一些国家从较为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蜕化为分裂的“双钻石型”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嬗变和社会关系紧张引发的排外、仇怨等社会心理影响了人们的理性思维，中下阶层获得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阶层分化的格局，同时造成了智识水平下降的趋势，使民众更易于被精英和政客煽动与误导。反智主义是西方治理危机和制度危机的精神伴生物，在目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制度体系和统治方式之下，将始终存在蔓延和膨胀的空间，随着西方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演化激化，这种精神异化可能会以更加剧烈的社会运动形态表现出来。
反智主义是近期在欧美国家大行其道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其对知识分子及其所追求的价值观的敌意和不信任，对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嘲讽，以及反理性、反建制、反精英的强烈色彩令人印象深刻，影响了欧美国家政局的发展走向，并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为何在社会发展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都较高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此类现象，国内学者给予了关注和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传统说”，即认为欧美国家（主要是美国）具有反智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反智主义的回潮，近期反智主义的兴起则是间歇性的历史回响；二是“操纵说”，即认为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是面临社会危机时执政当局的“应激反应”，是有目的地诱导和操纵民心民意的结果；三是“综合因素说”，即认为当前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是历史传统、现实问题和政治操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传统说”很难解释为何在近期兴起反智主义；“操纵说”无法揭示政治操纵的社会根源与社会条件；“综合因素说”看似全面系统，实则未能突出近期欧美社会分化的主要矛盾及其动力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考察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要“直接从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
其一，欧美国家的产业“空心化”趋势。为了攫取跨国超额利润，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益并选择低成本的投资机会，以规避欧美国家的高额人工成本和税收。近20年来，除了金融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外，欧美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陆续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美国工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不足20%，五大湖等传统工业制造业地区持续衰退，大量工厂关闭、厂区荒废，成为名副其实的“铁锈地带”。在欧洲，除了德国之外，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传统工业强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呈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
图1 欧美主要国家工业制造业占GDP比重
其二，欧美国家的社会政策失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通过推行私有化、放松资本管制、遏制工会势力、削减社会福利等举措刺激经济、增强发展活力。这些措施客观上导致欧美国家社会政策的公平性大打折扣，中下阶层受到的政策保护力持续削弱，不平等状况再度加剧，权贵资本主义膨胀，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而中下阶层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逐渐造成了社会分化局
其三，欧美国家的社会分化加速。除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之外，外来移民增加、人口结构变化、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加速了欧美国家的社会分化。为了保持经济和社会活力，近40年来欧美国家不断招徕移民，深刻改变了人口结构和种族结构，白人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种族结构趋于复杂。尤其是移民在欧美国家劳动力市场所占份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传统白人工人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减少了工作收入，社会地位有所降低，被全球化和精英阶层把控的现行体制剥夺了现实存在感，他们希冀在宣扬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教义中获得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一部分少数族裔因为教育水平、种族排斥等原因，亦成为被剥削对象、低收入阶层的主力军和社会边缘群体，他们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形成了庞大的亚文化圈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瓦斯普（WASP）主流文化影响力下降，移民、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迅猛崛起，个人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情绪滋长蔓延，种族冲突、文化冲突与阶层冲突交织渗透，使社会裂痕不断扩大。
体来看，欧美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嬗变具有长期性、整体性、复杂性等特点，随着产业结构、社会政策变化（包括所有制形式、剥削机制等）和其他因素（包括人口结构、种族结构、身份认同等）的作用渐趋“变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橄榄型”结构被不断拉扯、分割、撕裂，成为分裂结构的阶层生态雏形。《2016年欧盟社会公平指数报告》指出，欧盟共有1.2亿人面临贫困或被社会边缘化，其占欧盟总人口的23.7%，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呈上升趋
相较于欧洲，美国的社会分化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2012年，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和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50个州近年来收入不平等趋势均在持续扩大，这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问
图2 “双钻石型”阶级结构
该阶级结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断裂性。占人口20%的特权阶级由超级阶级（所有者、雇主）和文凭阶级（管理者、专业人员）组成；而占人口80%的新工人阶级则由少量的安逸阶级和大量的不稳定就业阶级、受排斥阶级组成。作为过去“橄榄型”阶级结构主体的中产阶级在“双钻石型”阶级结构中下坠，相当一部分转变为占人口60%以上的不稳定就业阶级和受排斥阶级中的一分子。《时代》周刊直言：“美国曾经是伟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现在我们贫富分化，不平等程度在高收入的民主国家中绝无仅有。
近40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加上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导致了欧美国家日益突出的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和极化趋势，社会结构明显向二元分化、封闭对立方向发展，曾经扮演“社会稳定器”的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受挤压的中产”，充分反映了社会的变迁状况和人们的普遍境遇。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曾深刻指出，从心态上来说，“中产阶级由于缺乏共同利害关系和组织基础，特别不稳定，而且容易变得迷恋民族伟大性或种族优越性等‘暧昧’观念
社会心理是指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群体中的心理状态，是民众对社会生活的认知、情感和期望的一种表达，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础、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理嬗变植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中，体现出一个社会特定阶段的底色与性格，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产生巨大的反作
一是社会心理敏感脆弱、思维极端化倾向明显。从昔日的“黄金时代”到近40年的“下沉年代”，欧美国家的中下阶层经历了从境遇变化到心态变化的复杂过程。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下阶层的加速下滑，引发了较为普遍的集体焦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指出，美国人陷入了“担心孩子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好的恐惧中，以及奋发向上能动性的缺乏中
二是中下阶层的反精英、反体制、反科学情绪滋长。随着欧美社会分化和中下阶层生存境遇的恶化，普通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挫伤。究其根本，统治精英的自私自利、傲慢冷漠和资本主义制度痼疾是中下阶层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根源。在此背景下，普通人通过机会平等和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越来越难，绩优主义（meritocratic）走进了死胡同，精英群体和精英体制成为民众声讨的对象。特朗普恰恰迎合和利用了中下阶层悲观、失望、无助的社会心理，在2016年大选中获得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的支持，同时煽动社会对立情绪并成功当选。然而，政治纷争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深层次社会创伤，党派之争、种族矛盾与阶层分化一起发酵，撕裂美国社会。新冠疫情发生后，由于经济运行困难和社会关系紧张，美国等国家的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皮尤民调显示，超过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社会比疫情暴发前更加分
三是排外心理占有很大市场。外向归因是近年来欧美国家社会心理的典型特征之一，即很少从社会系统内部的制度、文化和领导等层面进行彻底反思和检讨，反而将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归咎于一系列外部性因素，从而为现状辩护、摆脱责任、实现逻辑自洽和降低心理压力，以维系资本主义宣传和现实社会矛盾之间的认知协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上，尽管因为美国政府应急管理不力、不作为等导致疫情肆虐和大量人死亡，但相当大比例的美国民众依然倾向于接受政客散布的“阴谋论”、病毒“中国来源论”等论调，种族歧视情结加深，仇外攻击行为增
同时，部分民众却坚持以不戴口罩、不接种疫苗等方式实现所谓的“自然免疫”。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危机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上，欧美社会出现了基本归因偏差，把遭遇的金融危机和治理困境主要归咎于移民问题、种族问题、贸易问题等外部性因素，低估了管理制度、治理能力、精神文化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寻找替罪羊。31%的欧洲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犹太人，反犹主义在欧洲获得心理支持，奉行排外主义的政党在欧洲政坛发展壮大，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则达到了近40年来的最高
由此可见，欧美国家的心理嬗变和精神蜕变的特征与反智主义形成了心理结构上的内在一致和高度同构，即对科学和权威持高度怀疑态度，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外部性因素，缺乏客观理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耐心和勇气。欧美国家的精神蜕变为反智主义的萌发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负面心理能量，研究表明，民众几十年来对反智主义的支持一直在增强，尤其针对意识形态权力
教育本质上是实现机会平等、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然而伴随着欧美国家社会阶层分化的日益严重，教育作为客观化、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治理的需要，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权力再分配中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有助于原有的特权阶层以正当化的名义继续巩固他们的特权地
欧洲曾经以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较为公平的教育机会而著称，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放缓和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多国出现了教育分化和质量下滑的趋势，社会上层利用此机会实现权力扩张和阶层复
与欧洲相比，美国社会的教育分化和智识弱化形势似乎更为严重。20世纪中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指出，美国民众有着怀疑精英和反对专家、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传统，“反智主义就是人们对用‘头脑’生活和那些代表着这种生活的人的憎恨和怀疑，以及总是贬低此种生活价值的倾向
一是美国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失衡。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通过大量调查分析指出，美国教育中存在严重的阶层分化现
二是美国中下阶层的整体智识水平不容乐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家“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
智识是指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按照英国教育家纽曼的概括，即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事物，直截了当地切中要害，干净利落地清理思绪，明辨诡辩的成分，扬弃无关紧要的东西
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当然，也必须看到，欧美国家一些政客精心操纵了心理嬗变和智识下降的因素，使得反智主义的兴起成为其大肆利用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工具。在疫情防控中，美国共和党鼓励民众实现“自然免疫”，煽动舆论对立和社会情绪，反对民主党政府的防疫措施，试图通过政治划线进一步巩固其群众基础。还有一些政客迎合民众的反智主义心理，或是一味炮制政治正确的言论，或是通过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凸显个性甚至走极端路线，为选举增加知名度和人气，客观上对社会心智钝化和低俗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欧美国家政客和上层精英并非真正反智，他们仅仅是以反智的面目进行政治包装和宣传，俘获和利用反智的民众以达到个人和党派的政治目的，而并不关心反智言行给西方社会发展和进步带来的消极后果和不确定性。反智主义成为西方党争和政治博弈的新型意识形态工具，人民则沦为受到反智舆论和心理操控的政治木偶，暴露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病和民主的虚伪与假面。
总而言之，反智主义并不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自发现象，也不是欧美社会中的偶发现象，正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制度体系“制造”了反智主义。反智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思潮和当代蒙昧主义的突出表现形式，不自觉地充当了别有用心的精英和政客愚弄人民的精神迷雾和统治机器中的心理部件，集中呈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和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西方人的精神异化，亦是资本主义治理危机和制度危机的意识形态病灶。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影响社会心理，也就影响历史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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