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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建构

  • 王友良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最近更新：2022-06-13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1.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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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全新的社会关系，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构成了网络社会的主要框架。网络社会的要素层级关系体现出三个方面特征：一是个体传播者分层化、个性化，群体传播者多样化、品牌化，智能人传播者精准化、预驯化，二是受众阶层化、差异化、可塑化，三是媒介移动化、智能化、融合化等。个人空间、群体空间和智能人场景构成网络社会的空间层级关系，个人空间推动隐秘、黏合的个体文化发展，群体空间加深互信合作关系、提升分众舆论传播效率，智能人场景推动人联网与物联网的有机融合。信息共享、关系创造和数字再造构成网络社会的交往过程层级关系，信息共享过程强化网络社群文化认同感，关系创造过程有利于网络社会关系的全域拓展，数字再造推动网络社会关系聚合化发展。

人类社会面临媒介传播、产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刻变革。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大众传播主导资讯信息的数字化生产传播，数字化社会呈现集中、支配、专业、精英等特征；20世纪90年代，传统网络平台崭露头角，网络社会呈现发展不均衡、信息不完整和关系不对称等特征；到了21世纪前十年，移动社交网络广泛应用，普通受众成为网络化关系建构者，形成分众化、去中心化、去政治化、微粒化的网络社会关系；近十年来，智能传播日益盛行，算法化视频、虚拟主播、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等可视化场景备受青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改变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场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条件和学习手段。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络社会要素层级关系的内容与特征，阐明个人空间、群体空间和智能人场景层级关系的属性和功能，分析信息共享、关系创造与数字再造交往过程层级关系的社会化建构进程，探寻建构网络社会和谐层级关系的数字生态路径。

一 研究综述与创新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化、网络化层级关系进行了研究。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等提出两级传播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大众媒介所传递的信息一般不能直接触达普通受众，需要经历从大众媒体到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到普通受众的两个阶段的传播过程，其中意见领袖发挥中介引导作用［

1］32。埃弗雷特·M.罗杰斯在两级传播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多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呈现信息流和影响流两种形态，信息内容可以经过意见领袖直接“流”向一般受众，形成毫无阻隔的信息流，而信息影响和效果则需要经过多层意见领袖的多次过滤才能形成影响流［2］372。彭兰从主体关系出发，认为网络层级化是话语权、文化偏向、趣味、应用及获利能力等方面的落差［3］13。陈力丹、陈慧茹提出大众媒体与网络平台的循环多级传播模式［4］6。王冬冬、王璐璘认为网络传播是不同模式的选择联动和信源向下一级节点传播的病毒式传播关系［5］56。本研究对既有研究内容和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补充发展，认为网络社会是由要素层级关系、空间层级关系和交往过程层级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三类层级关系构成网络社会的主要框架。具体来说，网络传播者、媒介受众，个人空间、群体空间、智能人场景以及信息共享、关系创造、数字再造分别构成网络社会的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在网络社会层级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多级意见领袖通过核心要素配置、个体或群体空间交流和多重过程转换等关键引导角色来实现网络社会的层级关系建构。

二 网络社会的要素层级关系建构

从网络社会互动机制来看，网络社会要素由网民流、媒体流、信息流和空间流构成［

6］125。从网络社会舆论传播来看，网络社会要素可划分为网络舆情的主体、客体、本体、媒体和环境噪声等类型［7］34。本文从网络社会层级关系的建构出发，认为决定网络社会发展走向的传播者、受众、媒介等关键节点构成网络社会要素的层级关系，上述核心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属性及功能。

第一，网络传播者要素以个体分层化、个性化，群体多样化、品牌化和智能人的精准化、预驯化为主要特征。网络传播者按照社会结构、社会身份和传播强弱关系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从社会结构来看，有政府、企业、网红和普通个体等传播主体；从社会身份来看，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教师、职员和公务员等传播者；从传播强弱关系来看，有意见领袖、普通受众、危机当事者和弱势群体等传播方。本研究侧重探讨作为个体传播者的网络意见领袖在多级传播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其他类型的个体传播者不做详论。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梅尔文·德弗勒、埃弗雷特·丹尼斯认为“媒介可能首先影响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去影响其他人”［

8］313。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主张“信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给那些不太活跃的人群”［9］122。换言之，媒介传播在前，意见领袖居中，而普通受众是终极接受者，大众媒介首先作用于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又积极作用于网络社群中的其他成员，形成传统媒介、意见领袖、网络媒介与普通受众之间交织循环的线下线上社会活动。在融合媒介传播时代，信息通过多级意见领袖主导的网络人际传播、社群传播和新大众传播形式将“影响流”不断强化和整合，形成多层级网络社群文化。多级意见领袖以传输、补充、纠偏和阐释等角色碎片化、分布式传播价值信息，如有的意见领袖先发现新闻事件，即时发布相关信息，有的意见领袖通过平台告知事件进展情况，有的意见领袖阐释深层原因，还有的意见领袖专司评论工作，等等。这样，网络热点事件或焦点话题经过多层级意见领袖的信源、背景、过程和结果等多环节接力传播实现可持续、规模化的信息扩散效果［10］22。目前，在我国网络社会结构中，意见领袖主要指那些有一定群众基础、赢得公众信任、受到一定规模受众关注的网红人物，包括明星、专家、官员和其他个体。另外，群体传播者主要以网络社群和产业传播者为主，网络社群包括微信群、微博大V粉丝群、QQ群、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等多样群体空间；产业传播者主要是生产传播网络文化及其产品的企业，呈现规模化、迭代化和品牌化等特征。智能人传播者以社交机器人和智能语音助手为主，前者呈现精准性、活跃性等特征，后者具有将社会文化转化为自体系语言的预驯化功能［11］。总之，多层化个体、群体和智能人传播者可以满足分层性受众的心理、情感、态度、行为、习惯、兴趣等多元化需求。

第二，网络受众要素以阶层化、差异化和可塑化为表征。网络受众因不同的年龄、职业、性别、经济状况、教育背景、触媒时间、触媒习惯和舆论话语权而呈现阶层特征。技术影响和传受关系使得网络受众呈现差异性特征。具体来说，技术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影响不同，分化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分别代表信息技术伴生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受众与适应网络技术发展的年长受众）［

12］。从传授关系来看，网络受众可分为人际受众和群体受众等类型，人际受众指个体与个体间网络传播的接受方，群体受众指基于网络社群传播关系的信息获取者。研究发现，网络受众在做出消费选择或社交决定时虽然受到所在网络社群的影响，但其做出的选择或决定往往是出于真实情感和主动意愿，出于自愿性、自主性决定，而不是盲从、被动和被迫的行为［13］56。这就使得网络受众对热门事件或舆论话题具有明显的长尾效应，即当一则头部新闻由意见领袖传入社群空间时，网络社群可能衍生出多种长尾消息，受众因自身不同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情感偏向与认知水平对不同长尾消息产生分层分群的可塑性选择现象。具有易变性的网络受众在多级意见领袖的多次引导下最终会走向网络社会层级关系的复合建构阶段，亦即网络信息整合化阶段。例如，新冠疫苗接种信源进入各个网络传播渠道后衍生出多种长尾消息，刚开始受众的看法各异，多数受众作为旁观者对新冠疫苗接种事件停留在感兴趣、只关注的层面，但随着安全性接种知识的网络普及、接种人数持续增加的网络信息传播和接种行为的社会化演进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变化，受众的分化性看法也随之集中，逐渐接受新冠疫苗并纷纷加入接种疫苗的行列。可见，网络受众要素呈现静态的阶层化、差异化和动态的可塑化、整合化的层级建构特征。

第三，网络媒介要素呈现传统门户网站、移动社交平台、智能媒介和融合媒介等多层结构。传统门户网站包括政府网站、事业单位网站、大众媒体网站、品牌商业网站、专业新闻门户网站和图书期刊出版网站等，该类载体以传统集中式传播机制进行网络信息生产传播，具有专业内容与创新专题的制作传输能力优势，职业编辑根据用户不同的专业需求对网络信息进行精心选择、系统整理、集中发布与事后评价。移动社交平台指基于网络社交技术的各种传播组织，如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QQ、抖音短视频、B站和西瓜视频等社交媒介。移动社交平台具有强大的关系信息的建构能力优势，体现网络社交强连接（如实名关注的微信等）、弱连接（如匿名关注的微博等）和泛连接（如匿名无须关注的直播与短视频等）的层级化功能。强连接形成互动互信黏合价值关系，弱连接促成信息不对称分享和分众化舆情建构，泛连接通过内容泛化和身份细化实现供需层次匹配和用户市场细分服务。智能媒介指对内容信息和流量信息进行算法化处理的智能人系统，该系统可按照法律规定和伦理规范精准裁剪、智能取舍，不断优化内容资源、传播关系和场景要求，实现去主体化、去客体化、去中心化、去过程化、生活化、隐形化和志趣化等功效。智能媒介具有精准锁定用户需求和市场定制化的优势。理想的融合媒介应具备全员、全程、全息、全效的功能，具有整合媒介全要素、促成网络社会关系聚合化建构和逐渐消除数字鸿沟的优势，新旧媒介的创新融合有利于聚合各种文化表达、文化输出与文化交流的适配要素，发挥融合媒介的边际效应。总之，网络社会的诸要素之间既相互协同、相互补充，又彼此碰撞、彼此转化，始终处于传统与流行、分化与弥合的层级关系建构状态。

三 网络社会的空间层级关系建构

个人网络空间、群体网络空间和智能人场景构成网络社会的空间层级关系。个人网络空间体现个体自由选择、自主表达的隐私封闭关系，群体网络空间反映群体共鸣情感、共同认知和统一价值取向的分众舆情关系，智能人场景突出人机协作、人机交流的算法化建构关系。

（一） 个人网络空间满足用户个性化动态需求，推动隐秘、黏合的个体文化发展

个体用户可以通过私密性通信手段、社交软件和自制网络作品与朋友、家人、同事、陌生人等建立个人网络空间关系。齐美尔指出：“个人不是被放进社会结构的零星部件，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自我整体，拥有不被社会化的‘消极保留物’，同时以‘个人经历’形式承载着整个社会的运作样态。”［

14］371微信、微博、QQ、短视频与网络直播平台中的个人网络空间是当下网络个体私密关系建构的典型代表，以个体社交活动为中心，通过网络强连接、弱连接和泛连接的人际关系组成实名制或匿名制的个人网络空间，形成稳定、黏合、互动的封闭性自传播组织。就连最初的微博传播也是个人空间传播形式，就像今天微信的个人网络空间那样，微博一开始记录的是个人心情动态和生活琐事等个性化私密信息，之后才逐渐走上规模化的“半开放”（单向匿名关注）社群传播轨道。微信和QQ的个人空间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个体传播特征，可以用于与家人、朋友或熟人之间私聊，发挥隐私保护、隐秘传播、亲情增值和友情升华等独特的传播功能。具体来说，微信和QQ通过互相添加为好友的点对点人际关系建构形成方便、快捷、有效的强连接传播渠道，在维护受众个性化权益、满足用户意愿、提高感知价值方面黏合性极强，通过朋友间的私密性分享方式形成的个人网络空间促进网络个体文化深度交流，有利于稳定、成熟、频繁、聚合的网络人际关系的形塑和维护。

（二） 强连接群体网络空间加深互信合作关系，弱连接群体网络空间提升分众舆论传播效率

库尔特·勒温认为独处时的个人思想行为不受他人影响，而群体中的个人思想行为因别人在场而受到他人影响［

15］21，任何成员只要处于网络社群中就必然受到社群文化或其他成员的影响和约束，这是因为个体在群体交往过程中往往拥有一种社会心理安全感的诉求本能。在网络群体空间中，意见领袖恰好具备引领其他成员产生社会心理安全感的魄力，其话语或观点往往能触达那些不接触大众传播的群内“未做决定者”。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在基本群体中，人际影响对保持群体内部意见和行动高度一致非常有效。”［1］29群体网络空间就是人际影响的关系空间，由基于互信合作的强连接关系和基于分众舆情扩散的弱连接关系构成。首先，微信群体空间（强连接关系）既保证成员的信息选择权，又兼顾圈层交际的稳定性、拓展性和黏合性。意见领袖通过价值回报、无信念劝说、无目的性交流、对亲密者的信任和反击抵制时的灵活配合等社群社交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群内其他成员，加深微信朋友圈成员间的互信合作关系［16］12。换言之，在价值信源流向意见领袖之后，意见领袖会把加入自己观点和立场的网络信息传递给群内不太活跃的成员，成员对意见领袖的言论往往是自然地接受，无任何被人劝说或被动接受的感觉。因此，微信朋友圈的强连接自治机制促进了网络分众舆情可持续性传播。其次，QQ群体空间将内容生产、关系传播和产业布局高度融合，从用户体验、行为轨迹与实际需求出发，培育沉浸式特定需求用户群，形成兼容特殊用户和普通用户的层级化网络社会关系。具体来说，腾讯公司以用户的活跃程度或付费高低来确定QQ群体空间成员的等级身份［17］，通过目标用户私享型社交圈群文化的层级关系建构将层级化消费理念融入用户生活休闲与产业赢利的互动关系中，满足用户对QQ群体空间交往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意愿，形成无所不包的层级化用户服务配套体系。这种身份差异化、消费分层化的营销方式可全方位地触达目标用户的心理、情感与价值需求，使QQ群体网络空间具有偶然性、交织性和叠加性等特质，发挥意义解释、价值参照、情感维系、认知同化和舆情生发等群体凝聚作用。最后，微博群体空间进一步拓展了网络社群传播场域，赢得了更大的分众舆论话语权。在微博粉丝群，“任何微小的兴趣、事件、话题都可以集结成稳定的或者临时的共同体，‘人以群分’的基础范围以及集结速度都是空前的”［18］16。以微博大V为代表的意见领袖既可以促使其他成员遵守群内规范，维持成员共享的舆论氛围与推动舆情发展，又可以通过社群文化压力与群体激励机制密织微博粉丝群与外部网络社群的联结关系。微博大V与粉丝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关系赋予意见领袖在微博群体空间传播中的主导地位，也使得微博群体空间易于人群集结和信息汇聚，达到几何级增大的分众化传播效果。“随着微博与其他网络媒体或者信息平台的相互链接和合作互动，微博传播的信息已经在借助大众媒体进行二次传播，甚至多次传播的时候实现了信息流的大众化传播、规模化传播。”［19］101与强连接微信朋友圈和QQ群传播相比，微博群体空间具有群体关系更开放、传播范围更广泛、传播效率更高、影响力更大等特征，更易凝聚人心、生成舆情，更能提升网络分众舆论话语权。

（三） 智能人场景促成网络社会的算法层级关系，加快人联网与物联网的有机融合

智能人场景是一种以智能人为中心的社交算法场景和专业智造场景，是通过社交机器人、新闻写作机器人和类人机器人等智能人系统与人的智慧体系交互作用、协同配合而建立的人机交互应用场景。一方面，智能人场景促成了网络社会的算法层级关系。虽然智能人难以成为网络社会的意见领袖，但作为大众媒介与网络媒介间的信息流通中介和网络平台的信息沟通及扩散手段，智能人可以通过自身强大、便捷的算法技术完成从第一级传播到第二级传播的过渡和转化［

20］。良好的算法推荐技术可以使受众“意识到潜在风险并通过加深个性化来最大限度地增强多样性，进而实现降低信息茧房形成概率的目的”［21］6。研究发现，如果受众有一定的党派偏好，推荐算法会形成一个强化该偏好的信息的推送“瀑布”；而当受众是党外人士或者持中立观点时，推荐算法虽会提供大量的政治偏向性信息，用户却不会增加对党派偏向性信息的阅读和分享［22］。可见，算法技术的个人化趋向并不必然导致用户信息的窄化现象。相反，算法技术有时还提供多向度、宽口径的信息来源。例如，今日头条虽向目标用户推送主题类似、观点趋同的算法化新闻，但同时也向用户推荐多个领域的新闻和同一则新闻的多个侧面信息。根据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智能人场景可分为无差别性场景和专业性场景两类。无差别性智能人场景是针对普通人（包括患者）、家庭、商业、教育、娱乐和行政服务等大众领域所设计的算法化应用场景，如基于机器人社交专业化功能而细分的政治机器人、经济机器人和聊天机器人分别担负政治事件传播、经济信息交流以及自然语言可视化等市场化、人本化传播职能。专业性智能人场景是指针对战斗员、医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军事行动、医用手术、科学实验和工业设计生产等专业领域所设计的算法应用场景。无差别性智能人场景适用于任何社会阶层和任何知识背景的用户，这种无阶层、无背景差异的智能人场景传播有利于弥合网络社会的层级极化关系，有益于消除数字鸿沟，避免数字特权阶层的产生，促进价值信息的精准推送和用户需求的精准锁定。专业性智能人场景适用于专业用户群，有助于促进网络社会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另一方面，智能人场景加快了人联网与物联网的有机融合。智能人场景在形塑算法化层级关系的同时，也介入网络人际交往和网络人机交往的进程，促成算法技术与社会文化的有机融合和创新转化。例如，用户画像算法促使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身份得到重新定义，甚至创构出不具意义的异质类别和重赋社会意义的新型类别。前者不依赖社会文化意义，生成大量超越现有解释的算法定义类别；后者将语言、文化、社会等知识信息重新引入类别界定范畴，促进网络社会文化创新［

2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智能人场景的针对性和技术性具有强大的净化和过滤功能。这种净化、过滤功能旨在触达目标用户的核心需求，避免并排除非主体噪声、非主题噪声和环境噪声。具体来说，智能人场景中的算法系统在引导用户完成具体活动（如休闲娱乐和聊天互动等）时能过滤掉任何无关的环境、内容和人为因素，净化出用户私人定制化的“算法世界”和“场景天堂”，用户不喜欢、不接受或不愿看到的所有信息都将被屏蔽。比如，有的用户要求智能人系统优化出心仪的商业购物街场景，有的用户要求智能人系统过滤掉令人讨厌的暴力、色情场景，有的用户要求智能人系统根据自己的口述信息绘制出未来理想的恋人画像，等等。可见，智能人场景密织了一张人与智能人、人脑与智能算法、人联网与物联网间紧密联结的社会关系网络。目前，智能人场景已在商业、医疗、教育、科研、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虚拟偶像剧、广告设计、工业生产、新闻报道、编辑出版和军事行动等领域得到初步应用。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5G网络等技术与设备的勃兴，智能人场景有望实现用户市场的精准细分需求，未来的智能人场景可能成为用户的消费乐园。例如，在未来互联网直播中，智能虚拟主持人将通过5G网络的三大应用场景弥补现实主持人的一些不足，创构人机互动的生动演播空间，充分满足各层次受众的碎片化或专业性需求。再如，智能人城管场景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首选方案，将城市空间变成人与人摹、人替与人替摹协同治理的理想世界，促成物、物摹与物替优化配置的生动场域［24］。这样，智能人场景在人类优秀文化基础上进行挖掘和重建，对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产业生产将具有颠覆性的传播效果和影响。

四 网络社会的交往过程层级关系建构

伊莱休·卡茨、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认为人际影响比任何媒介都更有效［

25］48，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主张“人际关系的覆盖面更广，具有正式媒介所不具备的某种特殊心理优势”［1］45。网络社会关系在互动中形成，网络社会的社会性完善也有赖于虚拟社会互动的深化［6］127。网络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可帮助用户进行认知、说服、决定、实施和确认等环节上的心智加工活动，促使用户做出接受某种信息、确认某种关系或喜欢某种场景的选择，或者做出不信、不满意和不接受等反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网络社会的交往过程是多层级消费需求得以满足的信息共享、关系创造和数字再造的叠加交互建构过程。

（一） 信息共享过程丰富网络分众文化内涵，强化网络社群文化认同感

当下，移动社交网络已成为用户尤其是青少年用户网络信息共享的理想场域，网络社会正演变为一个全球性“关系共同体”，人类的语言、思维和生活方式日益变得口语化、感性化和国际化。一方面，信息共享过程丰富网络分众文化内涵。常昌富认为“尽管大多数观点领袖（意见领袖）接触媒体较多，但基本上不是被传媒所影响，而是被其他人所影响”［

26］43。这种影响是通过网络人际交往过程实现的，无论意见领袖与媒介接触得多么广泛，群内群外的其他人才是影响意见领袖的关键因素，同时意见领袖也在影响群内其他成员，形成交互性信息共享过程，不断推动网络社群的时政宣传、娱乐休闲、代购营销、知识百科、生活样态和集赞投票等共建共享活动。换言之，信息共享过程丰富网络分众文化内涵的过程大致描述如下：多级意见领袖引导下的信息共享过程使得网络社会的资讯和关系信息传播呈现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转换。一开始，重要事件或关注焦点的网络信息共享变量较为微小，仅是简单的相关信息流入，呈现有序状态，多级意见领袖的接力传播致使重要事件或关注焦点的网络信息共享过程演变为无序的海量信息流动过程，随着受众关注度的逐渐减弱，网络社群又恢复到变量较小的有序状态［27］83。近年来，智能媒体为信息共享过程注入算法技术信息的新动能。未来，全媒体传播将进一步促进信息共享朝着全域跨界方向演进，预示着网络社会的共享性生产、传播、反馈和治理等全要素共享体系的日渐成型。另一方面，信息共享过程是一种网络社群文化认同的过程。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人是基于本真性转向而产生文化认同感的［28］25。本真性转向以个人化认同为核心，强调个体特有、内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源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道德是非观使个体产生强烈的社会情感和内在声音。约翰·赫尔德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和评价尺度，每个社群都有其关于群体利益的评价标准［29］42。在社交网络语境下，意见领袖通过社群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以及个人私享的观点、信源等对群内成员施加制度文化影响，助推成员形成身份归属感、内容获得感和观点趋同感的形成，促使成员对社群共享的信息产生同情、支持或厌恶、反对等共鸣情感和共在认知。从本质上来说，网络信息共享过程是网络社会的人际、社群和新大众层级关系在现实社会的人际、群体和大众层级关系中的引申与发展，是传统网络传播、移动自传播和智能传播的集成化和融合化过程。因此，网络媒体和大众媒体应建立健全耦合协同机制，共同承担对网络受众进行价值引导的社会责任，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有效地引导网络社群成员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和法治观，促进网络社群文化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

（二） 关系创造过程契合人的感性想象力，有利于网络社会关系的全域拓展

关系创造过程由个体对自己虚拟身份的感性想象和社交媒介的弱连接机制、强连接机制、泛连接机制共构而成，是个体和群体传播者在网络社交平台生产传播关系信息的创造性过程。首先，个体的感性想象力为其虚拟身份的关系创构提供智慧支撑。现实社会成员既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接纳现实社会的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又会形成独有的个性与品格，通过自身的创造力生产传播智慧成果。同样，网络社会的个体既能习得网络社会文化，产生网络文化的创新活力，又能发展个性化想象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社交氛围，构建关系互补的网络社群舆情生态。研究发现，个体与他人网络交流的频次要比个体与他人现实交流高得多。原因在于现实社会限制了个体感性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环境相比，个体在网络世界拥有更自由、更自主的感性想象空间，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虚拟艺术身份，所以网络主体是一种自主界定的客体。其次，关系创造过程契合人的感性想象力。在虚拟身份创构过程中，个体得到另一个想象的自我的愿望格外突出，可以通过感性想象的创造能力表达一种探索虚拟身份的强烈愿望，有时甚至把自己的虚拟身份视作一种作品，具有强烈的创作热情。对创造想象自我的网络主体而言，其探索的领域不仅仅限于自己的身体、心理和情感需求，还有那些日常生活中一直渴望的许多社会行为、社会文化和社会愿望，因为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往往觉得伦理和法律禁锢了他的自由思想与言语行为，而在一个虚拟身份的创造过程中，个体就会努力清除会被其他现实社会中的人识别出的关于自己社会阶层、民族身份和职业地位的所有特征与痕迹，积极创作自己想象中的虚拟身份，并且可随意调整并完善该艺术产品［

30］31。简而言之，个体的网络创作活动有利于建构各种网络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促进网络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转化。最后，关系创造过程有利于网络社会关系的全域拓展。关系创造过程涉及网络意见领袖的多级接力传播所带来的耦合驱动效应，最终实现关系信息的高效联通和跨界拓展。具体来说，在传统媒体完成对忠实受众群（包括意见领袖的早期采纳者）的资讯信息传播（第一级传播）后，意见领袖（一级意见领袖）将信源实时传送给所在的网络社群，完成触达特定受众群（早期追随者）需求的第二级传播。随后，二级意见领袖（早期追随者中的网红成员）利用点赞、评论和转发等功能将关系信息传输给更广泛的粉丝群体（后期追随者），促进成员参与话题讨论或可视化观赏等社交活动。三级意见领袖（后期追随者中的活跃分子）通过再评论和再转发进一步拓展关系信息的传播范围，经过多级意见领袖的逐级接力传播最终形成广域性分众化舆论场域，网络的焦点信息或热点事件又进一步激发传统媒体的再次传播，实现关系创造过程的多赢传播效应。

（三） 数字再造过程催生网络社会层级创构的新动能，推动网络社会关系聚合化发展

数字再造过程是基于用户精准需求的大数据信息和算法技术对特定事物、作品和场景进行仿真再造的智能化过程。数字再造过程丰富了网络社会文化，促进了网络社会层级多元化，为网络社会层级的创构增添了新动能。例如，智能机器人小冰通过对1920年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作品的分析和100个小时1万次的迭代学习，最终习得现代诗歌的创作能力，完成《阳光失了玻璃窗》数字再造诗作，引起一些青年受众的强烈兴趣，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基于智能算法技术的机器人新闻写作、智能编辑、直播打赏、地铁隧道智能广告、灯光舞美、无人机表演、非遗文化再现、虚拟主持、3D打印、虚拟作词谱曲和虚拟小说剧本创作等数字再造场景，使得现实社会群体与网络社群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个体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之间的区别混乱化，也使象征信息与虚构信息更加鲜明化、大众化。例如，今日头条的新闻写作机器人通过智能化标注、内容聚类和精准匹配进行文本编辑、信源捕获和视频生产，再造契合特定用户具体需求的数据新闻，实现虚拟阅读的高仿真化和精准匹配化。5G网络商用加快了数字再造的市民化、扁平化和实用化进程，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可以即时捕捉用户所关注的内容热点与关系偏好，助推数字再造思维与用户消费思维的有机融合，为普通用户参与数字再造活动赋能，人机协调、机脑融合的数字再造过程将渐成常态。比如，智能人通过自我学习和深度学习，在文化源头上控制版权的规范分配，将各种文化创新要素应用到出版编辑生产传播领域，通过智能算法把精品文化作品转变成数字再造产品，结合美学专业化和市场标准化进行智能化推送、反馈和评估，通过线上交互、线下聚合作用发挥数字再造文化的集成化、集群化作用。可见，数字再造过程具有全要素、高开放、整合化、算法化和仿真化等特征，层级性网络社会对数字再造过程的依赖程度日益加重，各种数字再造产品和场景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重要来源，数字再造过程催生网络社会层级创构的新动能，推动网络社会关系聚合化发展。

五 结 语

以5G网络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驱动网络社会层级关系不断分化、重组与整合，造就了网络社会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在要素层级关系上，传播者要素以分层化、个性化的个体传播者，多类化、品牌化的群体传播者和精准化、预驯化的智能人传播者为主要类型，多层受众要素以阶层性、差异性和可塑性为特征，媒介要素以传统门户网站、移动社交平台、智能场景和融合媒介为主要框架。在空间层级关系上，个人网络空间满足用户个性化动态需求，推动隐秘、黏合的个体文化发展；强连接群体空间加深互信合作关系，弱连接群体空间提升分众舆论传播效率；智能人场景促成算法化层级关系，加快人联网与物联网的有机融合。在交往过程层级关系上，信息共享过程丰富网络分众文化内涵，强化网络社群文化认同感，关系创造过程契合人的感性想象力，有利于网络社群关系的全域拓展，数字再造催生网络社会层级创构的新动能，推动网络社会关系聚合化发展。网络社会的层级关系建构不是为了能带来多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利益，而是对不同网络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素养、社会文化素养、伦理法律素养和网络媒介素养进行不断升华的过程，是技术创新和文化进步的求异化、社会化演进过程，是数字中国可持续性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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