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二战结束前中国留日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该校初为松本龟次郎私人所立，但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当局通过经费投入、人事调整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将该校操控于手中，并通过专业设置和校外活动等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殖民教育，企图将其培养成“大东亚建设”的协助者，致使该校逐步沦为日本培植“以华制华”亲日分子的重要基地。深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发生殖民化转向的实情，可明晰近代日本民间教育机构被纳入政府事业运行轨道的历史宿命之所以然，亦能得出留学教育要遵循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对外教育交流需警惕国际非正常因素等结论。
“欲有系统的学习而精通日本语者，首须选择完备之学校。”［1］1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近代日本设置最为完好、维持时间最长的留日预备学校，因此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首选。然而颇为遗憾的是，至今学术界对这家于中日文教交流和中国人留学史颇为重要的教育机构关注甚少，偶有言及也大多利用日华学会统计的该校入学人数来分析留日教育或概述该校的创办历程及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实况，尚未涉及留日生殖民教育问题。本文所言的“殖民教育”，概指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施行的教育中，方针或目的暗含“殖民”意蕴，旨在通过教育培养“以华制华”的亲日分子，为日后彻底殖民中国做准备的教育类型。在界定殖民教育的基础上，本文拟通过梳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历史变迁及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实情，对其在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政策的引领下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的殖民化进程进行解析，以就教于方家。
民国初期，“革命党人，以建国方成，需材孔亟，因而派遣大批学生士赴日以求深造”［2］105。其时除少数人具有一定的日语水平外，大多数人抵达日本尚需进入预备性质的学校补习日语，由是日本既有的从事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学校供不应求。此时，自幼受汉学熏陶并立志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松本龟次郎在原宏文学院学生曾横海的劝说下，于1914年10月倾其私产，与同事共同创办了一所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学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初名“日华同人共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次年7月，该校通过设置赞助会来募集资金，在伊集院大使与涩泽荣一的斡旋下，得到三井、三菱、“满铁”、东亚兴业等公司及岩谷孙藏、服部宇之吉等人的捐赠。1919年，因学校的办学基础日渐稳固，松本龟次郎等人申请将学校的组织形式变更为财团法人，并于1920年3月获文部省认可，学校更名为“财团法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然而，好景不长。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的发生，使该校的校舍毁于一旦，“大部分（学生）都已陷入于非受衣食补助，即一天也不能过活的穷境”［3］60。面对无依无靠的留学生，松本龟次郎出于自身责任感和对信念的坚守，顽强地恢复和重建学校，历经千辛万苦，终使该校成为震后东京复课最早的学府。次年，中国留学生又源源不断地进入这所东京地区唯一能接纳留学生并提供预备教育的学校［4］213。
适值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被震毁和重建之际，日本政府调整既往对华心态转而实施“怀柔”政策，日本外务省迫切希望利用该校来改变中国留学生的仇日态度，故于1924年在其重建过程中资助了该校一笔多达3万日元的经费。尽管松本龟次郎一直秉承“不想沾丝毫官方的光”［5］310-311的理念，但苦于经济拮据，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对中国留日生进行预备教育的初衷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援手”。正是这种双方态度的微妙变化，使得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不自觉地踏上了日后为外务省操纵的日华学会所接管的路途。而早在日华学会创办初期，首任会长小松原英太郎就曾指出，“留学预备教育机关不完整，会影响留学生对日感情”［6］103，只是囿于当时经费紧张，并未创建留学生预备教育机构，于是打起了处于困境之中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主意：“比起新建此类学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不如接收有相当办学经验、在留学生中更有声望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6］103
应该说关东大地震使日华学会的愿望达成；而外务省借此时机不仅通过积极扶助将日华学会收入麾下，而且通过资助3万日元经费也将手伸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外务省以“日华学会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同以中日亲善为目的”，同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震后复兴经费资助为由，“为求事业之巩固及发展计”而提出“合并”意见［7］105，极力促成二者“联姻成家”。经过权衡私立学校运作和由政府资助办校之间的利弊后，松本龟次郎经与日华学会会长多次商谈，最终只得在1925年3月签署正式合并协议。日华学会正式接管并经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后不久，外务省大臣即指令：“为改善学校的经营与教务，应设置相应的评议机关”［6］107，具体负责“宣布学监更换相关事宜、统计与报告学校近况、设置高等科与修订学校章程”等事务。由是学校开始转为半公立性质。
随后，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并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但在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新生数量不减反增（见图1）。当时，日本已在经济、政治与军事方面逐步进入战时体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虽然实质上受外务省管辖，但鉴于松本龟次郎的影响力，该校在中国留日生看来仍不同于日本政府直接创办的学校。这自然不利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文化侵略政策。为了全面消除松本龟次郎的影响力以适应日本政府的需要，1935年4月19日，校长细川护立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申请将校名更改为“东亚学校”并更改学校章程部分内容。更改校名的理由是：“预备教育暗含仅教授留学生日语之意，虽然此为本校创立之使命，但此时的留学生素质与创立时已截然不同，从留学生立场而言，用预备教育来标榜亦会伤害他们的感情；而学校应有成为东亚唯一完备的日语学校的远大抱负。”而更改章程的理由则是：“中华民国留学生”一词将“满洲国”留学生排除在外，“而‘东亚邻邦’则将二者包含在内，还彰显了学校为文化事业特别是中国青年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同时申请将办学目标更改为“主要对东亚友邦留学生教授日本语，暨为欲修得诸种学术者施以预备教育”。该申请甚合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需要，故仅一周后即获批准。因此，打着半公立幌子的“东亚学校”彻底抹掉了松本龟次郎建校初衷的痕迹，实际上它已完全附属于外务省的对华文化事业部，成为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殖民教育的有力工具。
图1 日华学会统计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东亚学校）新生人数（1925—1944）
七七事变后，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东亚学校深受影响，据其时留学生回忆：“战争起后上课人数便一天一天激减，或已趁（乘）船归国，或则中止上课，每班仅剩十余人。”［8］至1943年，随着日本“东亚共荣圈”内各地赴日留学者激增，日本有关方面也准备了特别指导办法：根据1901年文部省颁布的《外国人留学生特别入学规定》，各学校“热情”招收中国留学生；日本各相关团体在紧密联络下，“考虑各项措置，对留学生作有系统之指导”［9］。次年12月26日，“鉴于中日关系的新形势与国家的需要”，大东亚省次官对日华学会下达“解散日华学会，创设新组织——财团法人日华协会”的通牒［10］13。于是，日华学会在1945年2月被财团法人日华协会完全取代，东亚学校亦于同年4月开始直属于日华协会，不久即改称“日华学院”，分设高等部（原为东亚学校高等科）、中等部（原成城学校中华留学生部）和专修部（原东亚学校正科），由原班教师任教，但此时几无中国留学生入学，学校处于“开店休业”的极其萧条状态［11］194。并且，就在当月13日，日华学院遭遇空袭并紧急疏散在校20余名高等部学生。于是，在日本战败的同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也走向生命终点，黯淡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殖民教育的具体实施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初创之时，采取上下午轮流上课的“两班倒”授课办法，运用弹性化的讲座制，不仅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文字之知识，还逐步加深其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但随着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与日华学会合并，日本当局借由经费资助，通过直接和间接手段将该校牢牢操控在手中，开始施行殖民教育。
日华学会接管经营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根据《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开始持续地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提供资金援助，拨款逐渐制度化。据统计，在1924年至1936年间，外务省对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资助金额每年基本维持在2.8万日元左右（见图2），这就让学校拥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与此同时，外务省也通过这种“充血”来掌握学校的经济命脉：不仅组织“评议员会”直接控制学校经营，而且通过种种渠道实行间接操控，诸如要求日华学会“定期向外务省报送‘事业概况报告书’‘收支预算书’与‘决算明细书’”；外务大臣“定期委派官员检查其收支和经营实况，如违背外务大臣命令，将立即停拨并收缴全部补助金”等。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将东亚学校绑上侵华战车，政府通过加大拨款力度（见图2）加强对学校的掌控，并将其经营权先后移交臭名昭著的侵华机构兴亚院和大东亚省掌管。因为有了政府支持的大量资金，东亚学校的发展也更加“稳定”，同时不负当局“厚望”，逐步改变自己的办学宗旨，不断加强对中国留日生教育殖民化的程度。在九一八事变前，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旨在为“中华民国留学生”顺利升入日本高等院校做准备，主要为其提高日语水平与深入了解日本文化服务。随着日本全面亡华野心日渐暴露，在当局对华政策和外务省秘密指令的促使下，该校办学宗旨亦随之改变。在1935年4月申请修改校名与学校章程部分内容后，学校教育对象范围也由“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变为“东亚邻邦”留日学生，初步显露学校支持日本对华政策、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端倪。七七事变后，该校办学宗旨更直白地加入“使中国留日生‘习得兴亚精神、造就有为人才’”，显然，提出“兴亚精神”是基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新形势及当时学校肩负的“使命”。随后在1942年9月修订学校章程时，又明确规定高等科中的“修身”课应“授以道德之要领，使中国留学生掌握‘兴亚精神’的实质，奖励躬行实践”。仅此即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通过资助经费使东亚学校的办学宗旨服务于侵华战争的罪恶目的。
图2 日华学会统计的日本当局对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东亚学校）的资助金额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被日华学会接管后，原校长松本龟次郎改任教务长一职，握有实权的学监则由文部省先后委派松本传、三轮田轮三、杉荣三郎与赤间信义担任。学监辅佐校长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遇校长有事故时代理其职务”［12］13。三轮田轮三在职期间致力于在中日两国宣传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甚至在其摇唇鼓舌地不断宣扬下，学校在1926年制定的学校章程中包含对中国学生监督和控制成分的《在学誓书》。而师资队伍中致力于中日亲善者，如松本龟次郎，在日本政府刻意宣传“膺惩暴支”来鼓舞军心之时仍著书发文强烈批判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于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以松本“年迈体弱”为由，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名誉教务长”的身份强制他离开了亲手创办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以免他借助在中日两国皆具有的影响力来“破坏”政府计划。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程度的加深，日本外务省已全权管辖该校的师资聘用与津贴补给，逐步削弱相关领导的自主权。如1935年4月，其时已改名的东亚学校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提交“教员聘用申请书”，将欲聘请的两位教员铃木正藏与鱼返善雄的履历等相关材料逐一列出，这两位教员在获得外务大臣批准后才被正式聘请。另外，文部省为更好地监控和实行殖民教育，特意委派忠实拥护日本对华政策的赤间信义担任东亚学校学监一职。他在就职之初，就接受了外务省“改善东亚学校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的指导与监督方式”的委托及300日元津贴补助，并接受了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尽最大努力完成‘对支文化事业’相关事务”的秘密嘱托和额外的100日元津贴。1937年7月12日，赤间信义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课长小林隆助报告：“自事变发生至今日，东亚学校为了保证正常上课，对于有异状的中国留日生采取临时处置，必要时给予一定程度的通报处分。”为了防止在校中国学生因七七事变影响而动摇对日本的“好感”，再次产生抗日情绪，赤间信义通过积极开展以“新兴青年”为主体的“大东亚建设”事业，努力落实“日华提携”的国家政策。随着东亚学校高等科中国留学生的增加，赤间信义建议设立专门收留高等科中国留日生的宿舍，以利外务省对留学生进行监控以及学校实施彻底的训育指导。寄宿舍本是为中国留日生提供住宿的场所，但全面侵华开始后，日华学会在寄宿舍内安排了专任教职员，负责监督并轮番对中国留学生进行训育指导［13］54，试图加强精神层面的控制。至1941年3月26日，外务省东亚局特地下发了《东亚学校高等科专任教员聘用办法》，将关于部分高等科教员，如后为东亚学校教务长的森川智德、川口干与佐久间重雄等人的聘用与薪资补给的文书列为机密文件。无疑，这一部分教师是带着东亚局的秘密指示而入校从教的。于此，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回忆的战时任教日华学院的实际情况，即显示出当时学校教师身负“重任”之一斑，且足以佐证战时东亚学校对留日生实施殖民化思想教育之史实：日华学院打着为中国留学生更好地升入日本高等院校做文化知识准备的幌子，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要求教师“努力向他们灌输日本精神，以培养支撑大东亚战争的人才”。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最初以中国留日生的利益为出发点，所设置的课程与教学方法符合留学生学习日语及参加升学考试的需要，因此获得了留学生群体的广泛认可。如为了便于中国留学生顺利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校专门开设了“特别预科”。该预科所设课程完全根据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需要而设置，所以有些课程是一般预科所没有的［14］138。
七七事变发生前后，东亚学校为加强对中国留日生的殖民教育，多次修订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使其全面为战争服务。譬如1936年4月东亚学校废除本科专业，根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高等学校规程》设置高等科，学习年限为3学年，并将专修科改称为正科。关于高等科，东亚学校依照日本《高等学校规程》予以教授，初步以“提高中国留日生对日语的学习与掌握，消除中日间的误解，最终达到中日亲善”为目的，辅以“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而认为足作他生之模范者得褒奖之，或作免费生而免除其学费”［6］114-115的奖励措施。但该科完全围绕“民族战争”运作，是日本当局培养建设“东亚共荣圈”的“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旨在从思想方面渗透“大东亚建设”的主旨精神。在课程安排上，高等科设有日语（每周46课时）、英语（每周30课时）、历史地理（每周14课时）与修身（每周4课时）等13门课程。其中，历史地理课程在第一学年时主要以谈话和文章的形式进行教授，第二学年则通过传授日本近现代产业、交通、人文地理和历史等的相关知识使留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的历史地理情况，并辅以远足会等课外活动令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日本的国情。同时，东亚学校编写的《日本语读本》教材中，在部分篇章谈及“青年人血气方刚，易走极端……必须阻止输入对留学生品性有害的知识，这样他们才不会制造混乱”［15］32-33。此处“对留学生品性有害的知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被理解为“易激发学生爱国情感和反日情绪的知识”“不利于学校开展殖民教育的知识”。这从该学校教育长兼高等科修身课教师森川智德的有关举动也可管窥一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森川智德立即召集高等科学生进行训话并强迫他们为日本军队捐款：“大家在此次大战中能安心地学习，是托以身殉国的各位皇军将士的福。为表感谢，大家凑出一百日元，以全体高等科学生的名义，向陆海军两省各捐款五十日元。”［16］601942年9月，森川智德对全体中国留日生进行以“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为主题的训话；10月，他又与东亚学校的高等科学生主任带领中国留学生遥拜靖国神社［17］43。
此外，战时体制中的东亚学校于1941年还在正科中新设“学生课”，目标是强化对中国留学生的训育指导与加强监督力度。“学生课”实行“总代制”，各班任命两名学生负责统领联络本班同学，并在严格监视班级同学思想意识及日常行为的基础上打着加强师生亲密关系的幌子，企图监督并限制留学生与学校外部的联系［13］65-66。对于其他在校留学生，则有肩负着对在校生的“保护”与“指导”任务的警察和宪兵队在其中制衡，使留学生完全处于“兴亚精神”教育的笼罩之下。据中国测井之父王日才回忆，他在东亚学校学习日语和在高等科学习理科期间，就受到日方警察的监视和校方的歧视［18］73。再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华飞（李明诚）忆及在东亚学校补习日语时即遭到一个老师的歧视：“有一天文法课换来一个年纪大的教师，他开口一个‘支那’，闭口一个‘支那’”，在遭到中国留学生的集体抗议后，还恼羞成怒地说：“我不改，你们要怎么样？”［19］205由此可见当时东亚学校部分教师的德行与气焰，如此鄙视和侮辱华人的言行，显示出他们试图通过摧残留日生的自尊心来泯灭他们的爱国情感并诱逼他们“向往”日本。
日本政府为缓和留学生的反日情绪，特令东亚学校设法安抚中国学生。为此，在每年7月下旬至8月末，该校都举办消夏团及秋季（远足）恳谈会等活动来加深师生之间的感情。七七事变的爆发不仅影响了东亚学校的正常课程，而且使学校的课外活动与训育指导带有浓厚的文化侵略色彩。学校组织的多类型活动皆以宣传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为目的，以对中国留日生进行殖民化思想教育为宗旨。东亚学校虽一直宣称“本校是纯粹的文化事业，不受国际政策等约束”［20］66，然而在七七事变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却积极配合日本政府“东亚新秩序”建设政策，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极具消极色彩的多样化训育指导，比如前述消夏团及远足活动。消夏团活动本为利用暑假组织中国留日生在避暑、学习游泳技能的同时，通过随行教师举办的讲座来补习日语、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而此时的消夏团活动则将宣传建设“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意义”置于首要地位，且甄选符合要求的中国留学生。如在1942年由于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训育指导，故而对留学生品性进行甄别并限制参与人数，邀请藤田重行对留学生做“战争论”讲座［21］18；次年活动中，日华学会委托东亚学校的教师做“国史的一贯精神”“日本科学的历史”等课外文化讲座［22］43，目的在于宣传具有“优越性”的日本文化与大和民族精神。而远足会则是在每年春秋二季举办的校级活动，目的是加强对留学生的训育指导并深化他们对日本国情的认识［23］34，参与的对象是接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助金的在读中国留日生，选取的活动地点多为历史文化气息甚浓的镰仓、箱根等地，便于为留学生提供详细的历史说明［24］45，以达文化“熏陶”的效果。东亚学校还组织“大东亚留日学生恳亲会”，组织留学生参加“枢轴必胜总进军大会”与“日满华缔盟一周年纪念学生联欢会”等活动。此外，学校还将在学生宿舍与学生毕业典礼中进行的训育指导视为对中国留日生进行“洗脑”的重要途径。如在1940年3月25日，学校毕业典礼的祝词中号召：“望诸君日后成为学力与品德兼备的优秀人才，努力成为促进日中亲善的楔子，为东亚和平与东亚民族的幸福奋斗！”随着中日战争愈演愈烈，东亚学校还通过训育活动加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思想管控和引诱，使学生切身“感悟”日本的历史文化（详见表1）。
| 时间 | 活动 | 备注 |
|---|
|
1941年10月9日 |
参观多摩圣迹纪念馆、京王阁，参拜明治天皇乘马尊像 |
明治天皇曾挑起甲午战争 |
|
1942年4月22日 |
参拜明治神宫，参观宝物殿、海军馆 |
明治神宫供奉明治天皇，曾被视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
|
1942年5月23日 |
参拜多摩御陵 |
多摩御陵是日本大正天皇的陵墓 |
|
1942年10月 |
组织学生遥拜靖国神社 |
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战死的军人，其中大多是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官兵 |
|
1943年6月5日 |
山本元帅国葬日，组织学生遥拜 |
山本五十六（高野五十六），在二战期间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是偷袭珍珠港和发动中途岛海战的谋划者 |
|
1943年12月24日 |
参拜明治神宫、东乡神社 |
东乡神社供奉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是侵华日军的先锋人物，参加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镇压义和团行动 |
|
1944年2月11日 |
举行纪元节仪式 |
纪元节是日本神武天皇（初代天皇）即位之日，1945年战败后因神化天皇而被废除 |
|
1944年11月22日 |
追悼海外已亡同胞，参观大相扑大会 |
“大相扑”特指在江户时代为了祈祷、神事等举办的相扑大赛 |
注： 根据日华学会编《財団法人日華学会年報》第24—28回（日华学会版）以及韩立冬《東亜学校の中国人留学生予備教育：特設予科との関係を中心に》（载《年報 地域文化研究》2013年第16期）中相关史料制作而成。
作为以传授日语为主的留学生预备教育机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为应对民国初期赴日中国学生激增而创办，其时有报道称，“此校已成为中国学生读日文的中心”［25］。该校的创办不仅有利于中国留学生进一步在日本完成学业，为中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近代知识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中日文化正常交流和培养两国友好人士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与学校主办权的易手，该校也一度成为培养“以华制华”殖民主义急先锋的基地。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基于自身的民族信念和爱国意识，对该校的殖民教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应对和反抗。因此，纵观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发展轨迹，其既有值得肯定之处，亦存在诸多既违初衷又损害中日正常关系之不足。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其开办前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留学生的“仇日”情绪，从正面推动了中日文化的正常交流。松本龟次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其时正是中国急需人才而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之际，而日本上下则处于军国主义极力扭曲中国文化与轻视留学生之时，松本对待留学生的态度堪称当时的一股清流：他以“中日亲善”为目标，将“为邻邦培育建国人才”奉为办学宗旨，尽心致力于中国留学生的预备教育。正如他在《译解日语肯綮大全》“序”中所言：“自问对于中华学生之教育，视为无上之至乐，终身之天职；功名富贵，淡如浮云。兀兀穷年，以迄今日，而不知老之将至矣。”［26］3这种“中日亲善”的价值观及以留学生为本的预备教育实践活动，不仅缓和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仇视态度，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众多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的人才。他所教育的留学生“都主张中日亲善……千方百计的努力，想排除一切障碍，以达到亲善的目的”［5］340。与此同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通过教授日语和提供其他学科的预备教育，为留学生顺利升入日本的大学或专门学校提供了条件和便利，从而有助于为中国培养一批近代化发展所需的人才。在学校存续的30余年间，共计约有2.75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此就读。再据相关资料统计，仅在1932年至1939年，东亚学校就有2 979人升入日本各高等学校［1］10。为了说明问题，现将1936年共计64所高等学校中总录取人数前5位的学校列示于表2。
表2
1936年日本部分高等学校录取中国留日生及东亚学校学生升学情况
| 学校 | 总录取留日生人数/人 | 其中东亚学校学生/人 | 占比/% |
|---|
|
法政大学 |
370 |
204 |
55 |
|
明治大学 |
300 |
133 |
44 |
|
日本大学 |
284 |
104 |
37 |
|
早稻田大学 |
218 |
105 |
48 |
|
中央大学 |
126 |
57 |
45 |
|
…… |
…… |
…… |
…… |
|
总计 |
2 321 |
1 028 |
44 |
注： 根据《東亜学校雑件 昭和十年度以降》（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请求番号B05015387900）的相关数据制作而成。
由表2可知，东亚学校学生占据1936年日本高等学校录取中国留日生总人数比例竟高达44%，可见该校在留学生预备教育方面确有成效，为中国学生在日进一步学习先进文化知识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了中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帮助中国培养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众多人才。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被逐步绑上侵华战车后，即开始逐步对中国留学生实行殖民教育，使他们深受其害。七七事变堪称学校性质由私立变为公立的转折点。七七事变前，外务省鉴于军国主义的需要，以立体渗透的方式，通过日华学会在幕后操控该校的留学生预备教育。首先，教育经费是学校办学必不可少的财力条件，日本当局通过资助经费左右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办学宗旨。据相关资料记载，学校经营所需费用的95%以上依赖“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资金［20］68，这使学校在获得稳定经费的同时也被外务省掌控了经济命脉，被迫逐步成为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政策的代言人。其次，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体，在教育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的掌控，外务省严格控制东亚学校的师资聘任工作，安排可认真而彻底实行“对华文化事业”计划的人员，并将暗中补给津贴等作为实施该计划的奖励措施，试图通过控制学校的人事来操控教育活动。再次，教育影响多由教学内容与教育形式所决定，教育活动通过一定的教学内容和教育形式而发挥作用。日本当局先是命令东亚学校举办各种加深师生感情的校外活动，试图缓和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抵制情绪。七七事变后，外务省对该校的控制从幕后转至台前，令东亚学校开设“学生课”和在留学生寄宿舍中实施训育指导等，使中国留日生身处“东亚共荣圈”建设和培养“兴亚精神”的殖民教育氛围之中。日本当局试图从思想意识层面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洗脑”，以达到培养“以华制华”“人才”的殖民教育目的。这种从教育活动各方面入手的全方位的立体渗透方式，到直接通过控制学校财权、人事权并依循对华侵略政策来实施殖民教育的转变过程，使留学生预备教育逐步质变为一种完全殖民教育。留学教育既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又是一种意识塑造的过程，“具有潜移默化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的作用，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倾向”［27］216。于此，学校从思想和情感方面蛊惑留日生，用经济资助的手段予以拉拢。对此，绝大多数留学生凭借自身的民族免疫力抵制住了东亚学校的殖民教育，但极少数爱国观念薄弱的留学生有可能被同化。比如留学生宁培德即言：“吾等得有机缘在友邦攻读，衷心至为欣幸，他日学成归国，当以所能效忠祖国，并以贡献于协力大东亚之建设与繁荣。”［28］再如山西壶关县人马成骥，自山西大学政法科毕业后随即获得前往日本留学的资格，后于1933年自东亚学校毕业后归国。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于1939年担任国民党壶关县党部书记长，次年担任壶关县县长。在职期间，马氏与聂士庆、姬振魁、杨子玉组成上党“四大天王”，常常剿共灭共、残害百姓，多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并制造了“魏家岭惨案”和“店上惨案”。这上党的“四大天王”被当地百姓称为“四个拨浪队”，意思是“原先抗日，后来降日，反复无常，祸害一方”。1943年壶关的国民党势力垮台后，马成骥又遁迹内蒙古，逃亡期间仍旧与国民党流亡人员平子衡等挑拨离间、密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行动，最终在1953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三） 应对：留日生对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殖民教育的反抗
虽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指令下对中国留日生施行殖民教育，但拥有民族信念的留日生群体大多能自觉应对。若按留日生的反抗程度，可概分为如下三类：其一，自觉屏蔽。鉴于日本学校教育的先进性，该留日生群体决定忍辱负重，“深入敌阵”学习有利于救国和建设国家的知识，等待时机反抗。他们在行动上表现为仅接受东亚学校所传授的学术知识，自觉屏蔽学校当局或部分教师对留学生思想的迫害之举。据汪向荣回忆：入学前，了解到东亚学校的办学性质，教师水平“会比一般高”但“必然是负有一定任务”，所以入学后“除学日语外，其他一概敬而远之”［14］178。其二，沉默应对。在战时，殖民教育活动全方位渗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如举办毕业典礼时为鼓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试图用“建设东亚共荣圈”“亲善提携”及“同文同种”等套话煽动留学生情绪。对此，绝大多数留学生避其锋芒，在当时保持沉默［8］，用无声的反抗来展现自己的民族立场。其三，奋起抵抗。留日生是切身体会日本对华政策或态度的最敏锐的群体，因此，在日本侵华野心公然暴露、东亚学校的预备教育趋于殖民化之时，怀揣着对日本亡华灭种仇视之心的留日生愤然反抗。七七事变前，留日生的反抗方式多为“放弃学业、归国御侮”。如1918年日本提出损害我国主权的亡国军事协定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中“课虽还在上，可上课的学生屈指可数，有的班竟无一人出席”［5］293；又如七七事变发生后，东亚学校不少留学生中止上课而乘船归国，用实际行动反抗了日本的对华政策。七七事变后，东亚学校的中国留日生处于日本法西斯的严密监视中，公开反抗日本的举动受到严格禁压，不得不采取温和而灵活的方式予以反抗。譬如，留学生以专业爱好为基础，在学术研究的掩护下创办社团、报刊等，以抵制学校的殖民教育并开展具有抗日色彩的活动。此种反抗方式从东亚学校安排宪兵和警察对留学生个人活动进行密切监视的举动可以管窥一斑。
综上可见，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尤其在东亚学校时期对留学生预备教育的殖民化，严重背离了松本龟次郎创办该校的初衷，也逐步失去其最初创建的意义。这与该校成为半公立学校之后的事实密切相关且互为表里。被日华学会接手经营后，该校的办学经费、行政管理与教学内容等逐步丧失自主权与独立性而受日本当局掌控，是故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失败而终结。考察该校的发展历程，有两点值得省思：一是日本政府企图通过东亚学校的殖民教育来“塑造”留学生的思想观念，不仅违背了留学教育要遵循“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和规律”［29］111，而且低估了国家民族观念在亡国灭种危机到来之时对中国人的号召与凝聚作用。当东亚学校施行的殖民教育与中国留日生的国家观念之间形成张力，精神高压环境进一步激发了留学生的救国热情，其教育效果只能与欲将留日学子培植成“中日亲善”的“楔子”的初衷相悖。因此，深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教育转向殖民化及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可认为是民间教育机构被纳入法西斯政府事业运行轨道的宿命之必然［20］73；而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殖民教育的失败，则是违背留学教育规律之应然。二是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重要子系统，虽能保留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亦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的发展特征，即受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及影响，无法独善其身。近代以来，学校教育机构与国家当局的政策保持愈加紧密的关系，其发展更是深受国家政治的影响与制约，这已成为各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一国政治政策的改变远远不只是影响该国内部学校教育体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同样对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影响到教育整体的活力及生命力。鉴此，提高对当前教育交流过程中非正常因素的认识和警惕，竭力避免正常交流过程中泥沙俱下现象的发生，是国家保障教育正常交流和寻求对外发展的重要使命。
参 考 文 献
1 東亜学校： 『東亜学校案内』，東京：東亜学校，1940年。 [百度学术]
2 汪向荣： 《松本龟次郎访问记》，《日本评论》1941年第2期，第104-108页。 [百度学术]
3 日］松本龟次郎述： 《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的沿革（续完）》，韩逋仙译，《留东学报》1936年第4期，第59-73页。 [百度学术]
4 汪向荣： 《日本教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百度学术]
5 日］武田胜彦： 《桥：一个日本人的一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百度学术]
6 砂田實： 『日華学会二十年史』，東京：日華学会，1939年。 [百度学术]
7 日］松本龟次郎： 《中国留学生教育之回顾与前瞻》，《日本评论》1941年第3期，第99-107页。 [百度学术]
8 锡福： 《大战发动前夕日本朝野的动态》，《大公报》（上海）1937年8月20日，第5版。 [百度学术]
9 佚名： 《共荣圈各地 留日生大增》，《申报》1943年8月7日，第2版。 [百度学术]
10 日華学会編： 『財団法人日華学会年報第28回』，東京：日華学会，1945年。 [百度学术]
11 二見剛史： 「東亜学校と松本亀次郎：戦時下の動向を中心として」，『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92年第3期，185-197頁。 [百度学术]
12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章程》，《奉天公报》1926年第5187期，第12-16页。 [百度学术]
13 日華学会編： 『財団法人日華学会年報第25回』，東京：日華学会，1942年。 [百度学术]
14 杨正光、［日］平野日出雄： 《松本龟次郎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 [百度学术]
15 東亜高等予備学校： 『日本語読本』巻2，東京：東亜高等予備学校，1934年。 [百度学术]
16 日華学会： 「東亜学校高等科学生の大東亜戦争献金」，『日華学報』1942年第87期，60-61頁。 [百度学术]
17 日華学会： 「東亜学校記事」，『日華学報』1942年第92期，41-43頁。 [百度学术]
18 《岁月流金》编委会编： 《岁月流金·记石油科技专家》（二），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年。 [百度学术]
19 胡绍轩： 《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 [百度学术]
20 韓立冬： 「東亜学校の中国人留学生予備教育：特設予科との関係を中心に」，『年報 地域文化研究』2013年第16期，45-73頁。 [百度学术]
21 日華学会編： 『財団法人日華学会年報第26回』，東京：日華学会，1943年。 [百度学术]
22 日華学会編： 『財団法人日華学会年報第27回』，東京：日華学会，1944年。 [百度学术]
23 日華学会編： 『財団法人日華学会年報第24回』，東京：日華学会，1941年。 [百度学术]
24 日華学会編： 『財団法人日華学会年報第20回』，東京：日華学会，1937年。 [百度学术]
25 佚名： 《东京通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概况 中国留学生多就此补习》，《大公报》（天津）1934年8月3日，第4版。 [百度学术]
26 松本亀次郎： 『譯解日語肯綮大全』，東京：有隣書屋，1935年。 [百度学术]
27 王奇生：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百度学术]
28 佚名：《留日学生 发表感想》，《申报》1943年1月10日，第3版。 [百度学术]
29 徐志民： 《放任自流与优待主义：日本对民国初期留日学生的政策（1912—1917）》，《民国档案》2019年第2期，第96-111页。 [百度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