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框架研究与传播学科的领域交叉处隐藏着难以察觉的研究框架化现象。四十年前，为回应“贝雷尔森的挽歌”所触发的传播研究“领域破碎”之自我质疑，《传播学刊》启动“领域的躁动”专刊以重构学科边界。十年后，受期刊框架的影响，恩特曼构建了1.0版“四功能/位置”框架理论模型，试图成就“大师型理论”以提升传播学科为“大师型学科”，却在三十年间遭遇“悲观的读者”框架尤其是“破碎的范式”误读。随后，臧国仁基于“高—中—低”三层次框架构建了2.0版“共构模型”，而在此基础上精简的媒介框架理论3.0“新共构模型”提升了平台、分发、事件三方的解释力。由此，研究“领域的躁动”得以匹配“世界的躁动”，经典理论在有机循环中也实现了范式的超越。
1997年秋天，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钟蔚文参加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新媒体图景中的框架化”（Framing in the New Media Landscape）学术研讨会，讶异于大部分宣读报告以内容分析为主要操作路径，唯自己与同事臧国仁合作的论文《延伸框架概念：向话语转
研究本身有框架吗？是什么在框架化研究的问题、旨趣及使用的理论与方法？不同国族、性别、语言、时空、背景、学科等如何左右研究社群的框架，影响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发展？类似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之认知盲区也曾在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又译“旅行的理论”）、想象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学科、语言乃至空间对研究的影响——理论发生位移（或借用、移植、旅行）之后，在新时空的情境中是变“麻木”、变“超越”还是仍然保持原貌，历来是知识社会学的关切，尤其是理论的旅
如想象地理理论的根本特征是对权力（尤其是殖民权力）的强调。其源点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和他者化的语境，指某一群体、社会、国家或文明对他者充满欲望、恐惧或幻想的以及带有权力关系的表征，如东方主义概念正蕴含着西方人想象、观看、表征东方的不平等权力之批判。
到20世纪90年代，想象地理概念经由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路径进入人文地理学领域后，却逐渐被“体制化”而演变为新环境时空下的话语霸
话语分析专研学者倪炎元则发现两个立场“鸡同鸭讲”、多种流派各自表述之学术奇观。具体表现在，纯就内容与主张而言，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批判观点、功能语言学的观点这两大类型的话语分析研究进路实为两套互不统属、互不重叠的立场迥异的研究路径，相互之间“很少对话”，甚至“对彼此的研究成果与观点也大多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框架理论、批判语言学、俗民方法学、日常语言分析、言语行动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叙事学分析、符号学、考古学与系谱学等等诸多流派、理论可能南辕北辙的观点”都会被冠上话语分析的名
倪炎元推测，取径异化的原因或为语言学传统与地缘的差异。世人皆知，批判、功能这两套语言学观点的话语分析取径分别在以英国为主或以法国为主的不同学术社群中“被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所实践”，然而，地理区隔是否“拘限了他们彼此对话的机会与意愿”，“恐怕还要再作探讨
框架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旅行的理论”。框架理论滥觞于西方英语世界，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学、动物传播学、认知心理学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由中层理论建构而向其他社会学科传播。在跨界应用于新闻界的半个世纪里，框架理论与传播学科交叉衍生出媒介框架研究，引发主流传播学刊“无框架不成刊”的说法，大都“每期都有框架分析论文发表”且个案题材多为“吸引传媒注意力的重大事件
如
图1 媒介框架研究断代史
应对分众网络时代的框架研究多元化趋势，本研究试图区隔出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取径，描绘出“泛—窄—泛”的喇叭形三世代发展模型（见
图2 媒介框架研究学科取径“泛—窄—泛”喇叭模型
第一世代（1955—1977）始于《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一文的（泛）框架概念，枚举案例涉及且不拘泥于地图、猫、猴、戏剧、幻想、威胁、心理治疗等，主张天地万物皆为主体，皆有框
第二世代（1978—1999），框架研究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见
第三世代始于2000年左右东游至中国传播学界，同时进入新旧媒体融合时代。从专业新闻产制及分发角度来看，原本在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文本”“接收者”“文化”四个位置的框
套用理论的旅行之源点、路径、条件、改变四要素，框架理论的源点一度引发叙事起点之探
往上溯源，框架理论成熟而复杂，因历史悠久而理论典范知识体系稳定，因整合不足而发展脉络百花齐放，其定义、概念、操作多年未有共识，亟待厘清。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RQ1：在传播学界旅行的五十年间，是什么决定了框架研究的典范变迁？
RQ2：在中文世界旅行的三十年间，框架理论变得“麻木”还是“超越”？
RQ3：在当下全球抗疫时代，框架理论路在何方？
本文采用文献穷究法回顾相关研究，采用文本细读法精读“极有影响力
《框》文作者恩特曼在JoC先后发表过空难新闻框
《框》文发表6年后，海内外华人第一部媒介框架元理论研究专著《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
| 学者 | 定义 | 理论 | 机制 | 方法 | 个案 | ||
|---|---|---|---|---|---|---|---|
高层次框架 （主题） | 中层次框架 （事件） | 低层次框架 （修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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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fma | 框架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 | 这是什么事？每个事件有一种或多种框架 | 主要框架能定位、感知、识别具体事件 | 调音、音调 |
固定、调 音、逆换、 复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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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so |
框架是理解相关事件和议题内涵的中心组织观 | 中心思想或框架 | 推理装置 | 框架装置 |
和谐集群、 诠释包裹 |
内容分 析、文 本分析 |
阿以冲突 的政治 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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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国 |
框架是个人处理意义讯息时所依赖的思考基模，也是解释外在事务的基本结 | 高层次框架是对某一事件的主题界定 | 中层次框架由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环节组成 | 低层次框架结构透过语言或符号表现，包括字词语句组合成修辞与风格 | 选择、重组 |
话语 分析 |
台大女研 社播放 A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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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so （1955 | 框架是信息背后的解释原则 |
后设/元 传播 | 精神病治疗法 |
动物园、 地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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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ma （1993） | 框架是选择和强调 | 传播者、文本、阅听人、文化等四主体对特定问题的定义、因果诠释、道德评价、对策建议 | 文本中信息的位置、重复或关联到熟知的文化表征等手法 | 选择、强调 |
冷战、亚 洲疾病、 艾滋病问 卷、美国 对伊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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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li （1980） | 框架是打包信息的设备和选择、强调、排斥的持久模式 | 主题 | 选择、排斥 | 强调 |
选择、强 调、排斥 |
深度访 问法 |
美国新左 翼运动 |
|
Tankar （1991） | 框架是选择、强调、排除、详述新闻内容的中心思想 | 新闻内容文本的中心思想 | 截片、建筑 | 调色 |
选择、强 调、排除、 详述 |
“框架 清单” |
公共关系 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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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 （2006 | 框架是传者提供给受众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 |
Gamson（1989）之中心思想或 框架 |
Gamson（1989）之逻辑推理的“签署矩阵”（signature matrix |
Gamson（1989）之表意的“签署手法”（signature devices | Gamson（1989）之“话语包” |
内容分 析、文 本分析 | 流行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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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enga （1991） | 框架是通过强调凸显重要性的微妙选择 |
主题式框架 （thematic framing） | 片段式框架（episodic framing） | 论述中的微妙变化 | 强调 |
问卷调 查法、 实验法 |
政治议题 的电视 新闻 |
在理论架构方面，同行评议认可度最高的是甘姆森（William A. Gamson
《框》文发表11年后，中国大陆首部媒介框架元理论专著《框中世界：媒介框架理论的起源、争议与发展》（
海内外华人学术社群初识“破碎的范式”，当要归功于旅美学者潘忠党在香港首个中文传播学术期刊《传播与社会学刊》创刊号中的引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架构分析（framing analysis）都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自从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
潘氏这里一为区别于名词“框架”，将“framing”译为“架构”，意指“对‘框架’进行建立并使用的框架过程
后继研究者（如陈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学界的框架研究如火如荼。国际旗舰期刊《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JMCQ）评价媒介框架研究为本学科“最活跃”“最富有创见”的研究沃土。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和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亦公认媒介框架理论始终是会上“最受欢迎的理论
为何叫停框架？到底该不该叫停？在严肃的学术会议场合，这种略显冲动的戏剧性情绪表达竟引起其他与会研究者的共鸣，其话题性蔓延中西多年不衰。
李金铨坦言，他在海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上看到“框架分析满场飞”，不少与会者不论研究什么都要框架分析一番，俨然掌握框架分析法就如中国武侠“一剑走天涯”，或如西谚所云“有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至于实际研究的状况，李金铨批评，他们既未交代为何要进行框架分析，也没阐明框架分析到底分析了什么，导致框架分析只剩“形式的躯壳”而失去“理论分析的内核
臧国仁亦发现“叶公好龙”之怪现状，即相当一部分学术研究者误读、误引了他的著作，错误地将新闻文本内容直接当成新闻框架本身，只有少数研究者能认识到“新闻框架不是新闻本身”，而是“介于新闻文本和社会真实之间的媒体认知
李金铨和臧国仁的观察得到了新生代学者的验证。青年教师杜涛检视中国大陆的框架研究个案后为“高度同质化”所惑，同质模式具体是先“选择一个热点事件”，再在文献回顾中“分析戈夫曼或贝特森的框架概念”，继而“引用恩特曼或甘姆森的定义”，同时“配以臧国仁或潘忠党的具体论述”，最后，“使用坦卡德的‘框架列表’路径”对事件相关媒体报道进行框架分
2019年，JMCQ所办的“超越框架：框架研究者研讨会”（Beyond framing： A forum for framing researchers）专题论坛回应了8年前AEJMC年会上的“叫停”冲
可见，框架理论与话语分析之研究乱象何其相似！其一，话语分析分别来自批判和功能两种语言学传统，框架理论也来源于现象学的社会学、认知心理学两个学科。其二，话语分析领域的理论梳理文献相当稀少，且误读现象不胜枚举，媒介框架研究自1993年起也面临“破碎的范式”的指控。其三，话语分析应用研究“一个途径，各自表述”，框架个案研究也是高度同质化且低水平重复研究泛滥。
我们迷惑的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叫停”“继续”“超越”以及海内外华人学术社群的“锤子症”与“叶公好龙”，是否均受“破碎的范式”之诅咒？到底恩特曼在写“破碎的范式”时所指为何？框架理论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是媒介框架研究无法回避的逻辑起点。
《框》文主旨为何？这原是论文摘要就能直接回答的问题。然而，不同于自由投稿论文，《框》文系传播学国际旗舰期刊JoC所组稿专刊的约稿作品，需遵从专刊收录单篇论文无摘要的统一体例部署，读者须通过全文通读来自行萃取框架。
我们且从分析原文开篇语开始（译文出自笔者）：
曾有观点认为，传播学科由于缺乏核心知识而在社会科学界地位低下。对此我建议，可将表面上的弱点转化为强项，具体做法是明确我们的使命并汇集那些分散在其他学科的洞见和理论。借由集合新的思想，传播学科可以成为具有主导性的“大师型学科”（master discipline），统合相关理论和概念，使之接受最严格、最全面的诠释和探索
这段起笔以统摄性视角审视了传播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出路，承认了传播学科“核心知识”匮乏，在社会科学领域地位不高。唯自觉自主“整合研究范式论述”并打破学科壁垒、将其引介至不同学科领域检验其效用的做法才能“适切地提升传播学科的理论强度”，向其他学科输出“大师型理论”（master theory），以成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性“大师型学科
此开篇定调足见大志，所提议的“双大师”纲领旨在为边缘学科传播学谋划，即通过贡献“大师型理论”来树立“大师型学科”主导地
传播理论这么多，为什么单“框架”堪此振兴大任？
恩特曼解释，框架在实证上足够有用，但在规范上不够清晰。“有用”体现在框架概念适用性很广，从传播者角度可使记者更好地理解客观性内涵，从而更好地建构新闻，从受众角度可为优势意义解读提供操作化定义，从研究者角度可指导新闻报道内容分析的编码等。“不够清晰”才能给理论的规范与创新留足有为空
恩特曼整合1984—1993年的框架研究文献后提出，框架具有问题定义、因果诊断、道德评估、对策建议四大功能，栖身于传播者、文本、受众、文化四个位置，其本质运作机制是选择和强
在恩特曼的想望中，只有将框架理论建构成一种研究范式，才能解决实证和规范的矛盾，进而对人文社会科学有所贡献。研究范式在此可被理解为通用理论，其功能是澄清“分散的概念”，整合“破碎的范式”，平息“理论的争议”，将之发展成更统一的概念体系和整合性理论，进而告知学术界“大多数任何特定思考和行动系统的操作和产出
框架研究范式若能实现概念一致化，可作为通用理论在跨学科领域广为应用，框架研究对形塑集体认同和公众话语的影响非常强大，可谓“权力的印记”。以伊拉克和科威特战争时期的美国对伊政策战前辩论为例，可以看出，精英阶层或媒体框架决定议题进而影响政策。有别于传播学科的框架对象是事件、观点或新闻文本，框架研究在行为经济学中则是“框架一个决定”（frame a decision）。恩特曼援引的两个健康传播案例分别体现了强大、有限的框架效
案例一“亚洲疾病方案”实验由两位心理学家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设计。假定即将暴发的不寻常的亚洲疾病可能导致美国国内600人死亡，而先后以“存活”“致死”作为两次决定框架实验的强调重点。第一次实验方案A“将有200人存活”以72%高票远远优于方案B“将有1/3概率存活，2/3概率无人存活”，第二次实验方案D“将有1/3概率无人致死，2/3概率有人致死”也以78%的压倒性票数远远优于方案C“将有400人致死”。这“生动地说明”相同信息的不同框架会导向不同决策效
案例二“艾滋病测试问卷调查”则证实了受众特质对问卷框架效果的对抗框架作用。公民素养较高的受众会抵制回答框架过于片面的问卷，独立思考能力越强的受众越不易为文本所框架。
时隔四分之一世纪，恩特曼再次应邀为JoC的“多领域的躁动”专刊撰文（合撰）时，借机申明旧作《框》文主旨及具体语境（括号内文字为本文加注）：
在考量传播学学科地位的特刊（“领域的未来”1993）中，我将框架化写成一个破碎的范式，认为概念强化后的框架研究可以为传播在意识、行为和权力中的影响力提供批判性洞见
此申明显然比撰《框》文时更坚定。1993年的恩特曼在结语处的展望是审慎的，未敢做断言，仅技巧性地重复着开篇的“恩特曼之问”——框架理论有无可能成为“大师型理论”？能否反哺传播学科而成就“大师型学科”？能否最终实现传播学科振兴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繁荣？但并未直接回答上述问题。尽管他对框架理论研究范式的努力建构无疑流露出对此理论潜能之信心。
与“大师型理论”“大师型学科”振兴纲领的乐观想望截然相反，有功罪、扭曲、争论等三类“悲观的读者”质疑问罪框架逐渐兴起。
质疑者中较知名的反对党，当属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舍费勒（Dietram A. Scheufele）、美国斯坦福大学艾英格（Shanto Iyengar）两位学者。二人评价恩特曼功罪各
三十年来，上述“框架措施”“强调框架”在概念和操作上都备受挑战。批评者将传播学界框架研究的偏好与偏差，尤其是将“强调框架”的滥觞归咎于恩特曼先驱性研究之罪，声讨这种社会学取径的框架标签与越界滥用太宽松、太复杂，实质上“无异于议程设置”，与“真正的框架”已渐行渐远，呼吁将框架研究从强调框架扭转过来，“回归到心理学取径的严格、狭义的同等框架
“同等框架”又称“等价框架”或“等代框架”，因艾英格的政治议题电视框架研究而被引入传播学界，其学理渊源可追溯到前述亚洲疾病方案系列实
巧合的是，两年后，备受同等框架倡导学者诟病的《框》文也援引亚洲疾病方案为
当我们借同等框架批判论点重新检视《框》文时，亦可发现文中所指“强调”既是选择并突出问题的某些面向，同时排除并淡化其他方面的动态框架策略，又是框架形成后再现于文本的静态结果，其内涵并非如批评者理解的那样单一。
内涵之一正如舍费勒、艾英格二人所批判的那样，确有厚此薄彼的内容筛选“强调框架”。如“艾滋病测试问卷”选择并强调部分内容以激活受测者相应基模或者屏蔽相反论述的做法，确是不同框架对应不同信息内容的手
内涵之二则与艾英格（1991）倡导的同等框架完全一致。《框》文枚举个案中不乏表述不同而内里信息内容相同的框架运用。如均指向“美国即将暴发的不寻常亚洲疾病可能导致国内有600人死亡”之意的四个表述，就是以不同措辞来表述同等信息，实际上突破了学科取径、框架类型的泾渭之分而贯彻了批评者所推崇的同等框
内涵之三却系另起炉灶，无涉强调框架或同等框架等基础性的定义概念问题，转而侧重框架之间的互动机制。如《框》文援引个案之“伊拉克与科威特谈判的战前讨论新闻报道”，其所探讨的对策框架与阅听框架间的契合度问题反映的是不同位置框架间的互动机制，与“强调”与否并无关联。
综观全文，《框》文未曾提出单个“强调框架”观点，而重在糅合以不同修辞表述同一内容（同等框架）、选择突出部分内容（强调框架）、不同位置框架之互动机制等开放、多元方法，从而建构并演绎其可延伸作为研究范式的框架。由此可见，所谓重“强调框架”而轻“同等框架”之指责，更接近批评者断章取义式的扭曲。
多年后，恩特曼及同侪援引政治学者德鲁克曼（James Druckman）将框架分类为“思想中的框架”和“传播中的框架”、将框架效果分为“强调框架”和“同等框架”的观
回到国际传播学界争论至今的“破碎的范式”之说。与潘忠党等华人学者认同框架理论是研究范式（虽然是破碎的研究范式）的论述前提相左，西方学者舍费勒一度批评过于依赖“范式”语境会阻碍精确理解框
然承前文所述，恩特曼原文所谓“破碎的范式”指控的是，框架理论自始就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无处不在”而导致“概念分散
此集体的缄默、主旨摘要的失焦系原作“破碎的范式”之标题党框架化效应，还是潘忠党译介之首因效应？以上多种“悲观的读者”框架又源自何方？
同主题系列专刊指自1983年至今四十年，JoC先后组织“领域的躁动”1983（Vol. 33， No. 3
四专刊各有专名，却没有贯穿始终的总命名。基于对史实的尊重，本文不另拟新名，谨为书写的便利，借渊源最久的首期刊名“领域的躁动”指代同系列专刊。
由于总命名的缺失，读者须从每期编者按语的字里行间推论出它们关联紧密的同主题属性。如：第一期自认是全世界第一部“汇聚多个国际顶尖学者”来检视并评价“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公开出版
“领域的躁动”1983专刊源于时任主编格伯纳（George Gerbner）邀约回应“贝雷尔森的挽歌”的征
贝雷尔森的挽歌又称“贝雷尔森的解散令”“贝雷尔森的幽灵”，出自美国学者贝雷尔森（Gerbner Bernard Berelson）在1958年美国公共舆论研究学会上发声并于次年发表于《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的论文《传播研究的状况》。文中指出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科“地位边缘”“边界模糊”“正在萎缩”“支离破碎”“濒临解散
贝雷尔森赖以立论的依据为：一是研究队伍的断层，在“已被接受的学科史”书写中，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这四大传播学科“伟人”已离开该领域，可媲美“伟人”贡献的新的“伟大的思想”和“创新性思想”尚未涌现；二是研究机构的凋零，各教学研究部门的组织扩张已经减速，或停滞多时，如贝雷尔森本人所在的大学传播学委员会就濒临解散；三是研究内容的贫瘠，思想性苍白到不能启发他人思考、吸引他人追随，纵有新领地也毫无新的突破，只是不断重复前人一度投入而今不屑的工
“贝雷尔森的挽歌”的消极论断引发部分学界同侪不满，此被格伯纳主编察觉并成为“领域的躁动”1983专刊的组稿灵感来
前文所述四期刊名及编者按语反映出逻辑、理念上的一致性，堪称“走得太快”而很少“驻足自省”的传播研究领域中难得的阶段性集体“自拍
首期“领域的躁动”1983专刊追问传播研究支离破碎之萎缩论，经由传播学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学派的全面交锋，重构知识边界的想象，来努力驱散“贝雷尔森的幽灵”的阴霾笼罩。35篇发表论文在“彼此毫无交流”的情况下，就有8篇不约而同地驳斥贝雷尔森的观
第二期“领域的未来”1993专刊以“在连贯与破碎之间”为副标题，指出普适性范式缺席、学界脱离业界、没有核心知识且学科地位边缘、研究内容及方法持续碎片化、媒介效果研究有待明朗等“破碎五问
第三期“交叉”2008专
第四期“多领域的躁动”2018专刊在交叉的基础上呼吁多元。多元体现在作者分布的国际化、传播研究的有机化。专刊所邀21篇原创论文的37位作者来自12个国家，仅15位来自美国，创四期专刊美国学人最低占比纪录。此期专刊责编邱林川也是JoC创刊以来首位华人副主编。截至发刊，华人中已有陈韬文跻身ICA首位华人会士（2014），汪炳华当选ICA首位亚裔主席（2016），标志着亚洲传播研究崛起与华人学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专刊中广义批判学派与媒介效果、政治传播及组织研究学派展开紧密对话与合作，共同解决当今社会现实危
综上，四期专刊的四次“自拍”实为1983年以来每隔十年或十五年国际传播学界自省研究领域的集体行动。前两期（1983年、1993年
信息时代，社会议题高度聚焦于传播现象，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传播学者站在了舞台中央。尤其自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成为教育部一级学科以来，以网络研究为代表的传播研究逐渐被归类为社会科学“显学
恩特曼浸淫于JoC的讨论气候多时，受1983年以降“领域的躁动”期刊框架的“挽歌”“破碎”等关键词影响至深，至1993年应邀作《框》文时言必称“破碎”不足为奇。
再检视前述“悲观的读者”框架，它们显然不曾细读《框》文之学科振兴纲领宗旨，或避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普遍破碎之重而就传播学科核心知识匮乏之轻，或避传播学科命运之重而就媒介框架理论前景之轻。它们也没有回溯发表园地和所处时代，自然无法理解JoC的学科破碎、时代破碎语境对《框》文的至深影响。
尽管《框》文的反思领域、学科振兴职志遭遇“悲观的读者”框架挑战多年，恩特曼从未予以澄清，但其学术旨趣已随期刊框架同步生长。见证JoC自1983年起便在“招魂”“还魂”两极间平衡学科建制化与过度建制化的难题，恩特曼得以里里外外、移步换景地做框架研究，也努力通过传播学科“领域的躁动”匹配“世界的躁动”。他与同事尼基·厄舍（Nikki Usher）重新评估美国民主破碎时代的信息传播过程后指出：“传播学界框架研究的范式破碎依旧，整个民主社会、整个新媒体时代也都‘碎’了！
此时代之破碎非彼学科之破碎，而是已被美国众多经验研究证明的左右翼政治极化、精英阶层分化、社会断裂/破碎等社会问题，以及传统主流新闻机构衰落、数字化高地、传播方式转型等新兴媒体现象。
承上破碎与躁动，恩特曼的对策是以政治传播为切入点，探索适用新时代语境的媒介框架理论驱动研究模板，修正升级“级联模型”（cascading model
“级联”系指碎片化民主时代里，为促进诠释基模的扩散，而将各种思想、符号、人联系在一起的多级网络。该模型在2004年、2012年先后推出时，数字技术尚未勃兴，主流新闻机构一家独大，思想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如瀑布般自上而下流经精英（包括总统、内阁成员等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前官员专家、游说者等精英人士）、主流媒体（包括新闻机构以及新闻记者等制度化网络）、底层公众这三
到“多领域的躁动”2018专刊发行时，社交媒体渐趋成熟、传统主流新闻机构相对衰落，变迁倒逼传播模式的转型。数字技术的成熟催生平台、算法、数字分析、意识形态媒体、流氓行动
本研究虽同处数字科技时代，但因中国和其他国家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无法直接将“新级联模型”拿来使用，而尚需配合“世界的躁动”展开3.0版元理论反思，探索全球普适的新框架模型。
考虑到中国的本土特性，我们转而参考媒介框架理论2.0先驱学者臧国仁创建的“共构模型”。臧氏“共构模型”生发于数字科技尚未勃兴、建构主义初露头角的中国社会情境，新闻媒体、消息来源、社会环境（表达意见的公共领域）、事件等四元素重塑了新闻产制过程中的框架竞争与意义共同建
图3 媒介框架理论3.0“新共构模型”
本文想象媒介框架理论3.0的“新共构模型”场域，原单一新闻媒体元素移步至中央核心，更新为线下主流机构、线上社交媒介共生融合的多元平台。场域上端的原专业传播者准入也开放给小编、用户等普通传播者。场域下端的新闻分发/来源、事件分别转型为“人际—人机”互动框架，结合“四功能”事件框架扩充成“事件（政经/社会情境）”，最终使原限于文本、语言的框架分析拓展到社会成员、情境的嬗变联动。
多年来，如贝雷尔森的幽灵般挥之不去的还有“蟑螂汽车旅馆”寓言，其广告语所宣传的顾客“住进来以后就不再搬出去”的情状正是传播学界绝大多数舶来理论“入住后就不再迁出”之写
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和文献穷究发现，无论是国际学界的“叫停”“继续”，还是海内外华人学界的框架研究“锤子症”和“叶公好龙”乱象，都反映出媒介框架研究一度失去批判意识，在异域山川中遭遇“体制化”困局且面临“麻木的理论”危机。受JoC“领域的躁动”系列专刊的传播研究领域破碎之期刊框架的影响，《框》文框架化了双大师学科振兴纲领，虽经由读者框架再诠释后蒙上悲观色彩，但《框》文研究者框架并未受误读影响，始终与时代框架俱进。
正是上述“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无形框架，阻碍了学术研究社群去“看见”理论超越的契机和研究领域框架受期刊框架、读者框架、时代框架影响至深的真相。本文将框架理论的源点区分为泛、窄、泛三个世代，再现了亚洲传播研究与海内外华人传播学者的贡献，丰富了旅行理论中的路径、条件、改变基模，使框架研究“领域的躁动”匹配上我们时代“世界的躁动”，也树立了经典理论有机循环的新范型。
为应对数字科技与全球抗疫时代的双重挑战，本文结合1.0“级联模型”、2.0“共构模型”重构3.0“新共构模型”，以期超越原作与时代，激活框架研究领域。至于3.0版之效用如何，以及框架理论、传播学科是否已如《框》文所愿成为“大师型理论”“大师级学科”，则是超出本文讨论范围的问题。本文假设的标题党框架化效应、译介首因效应、写作体例缺少摘要、发表园地总刊命名缺席与误读之间的关系、研究框架与期刊框架的因果关系等推论也仅为间接猜想。为何恩特曼多年来从未回应反对者，或许只有他本人才能解答。以上种种不确定皆为本文之局限，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证明或证伪。
（本文的写作得到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陈百龄、臧国仁的悉心指导，以及名誉教授钟蔚文的启发。本文部分节段及初稿曾在第十三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论坛、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学术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理论旅行与体系再造”外国新闻传播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先后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素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朱鸿军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袁靖华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廖卫民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邵静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永华教授的精彩评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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