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历来都非常重视文字和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实书写方式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大。动态的文字是记录和传播，动态的语言是表达和交流。历史地看，文字和语言都必须完成于书写才能存留下来。材料、工具、对象之不同直接造成记录、表达、传播之不同，由此形成思维方式发展之不同路向。简重帛贵、字形复杂、刻录艰难等因素造成了中国古代片段的、摘要式的书写方式，形成了跳跃的、富于阐释空间的文本样式，发展了中国“直觉慧悟”的辩证思维方式。由此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汉字和汉语，在现代思维功能方面与其他文字语言并无不同。
文字、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常常是与文化形态、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等宏大主题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关于汉字、汉语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关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种种表现和影响的研究与探讨就是如此。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为汉语的特性与功能之间的矛盾深感困惑：“一方面我们看到，汉语和野蛮语言之间存在某些类似，另一方面我们又得考虑到汉语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许多方面它堪与最完善的语言相比，这样看来，想必有某个原因致使汉语摆脱了各语言所循的常规道路，从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语言。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它何以会导致这样的变化？这一连串问题即便有可能解答，也是很困难的。
汉字和汉语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替罪羊，汉字必须废除乃成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之共识。新中国成立后，“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之呼声也一时甚嚣尘上。如今，主张废除汉字的声音是几乎没有了，但认为汉语不利于逻辑思维的根源在于汉字“象形”的观点却还大有人在。要“洗刷”汉字的这种“原罪”，关键在于厘清造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真正原因。
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是贯穿始终的。张岱年等先生在《中国思维偏向》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弱于分析，强于直觉，具有模糊性、内向性、意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不限朝代时期和学科领域，弥散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和整个中华民
说今天的汉字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同属一个文字系统固然没错，但如果说今天的汉字还具有“象形”特性，那就太罔顾事实了。不要说甲骨文，就是篆书，不经过专门训练，那也是无法识读的。连识读都做不到，又如何能从中看出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即便是甲骨文，伊斯特林也将其归为“纯表词文字体系
许多人将缺乏语法形态作为汉语不擅于逻辑分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把语言的结构差异混同于功能差异而形成的误解。自从洪堡特指出汉语与梵语是两种对立最为尖锐的语种后，汉语缺乏语法标记和梵语等印欧语系语言拥有明示的语法标记便被凸显出
在人类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编码中，自然语言是其中最为根本的编码。无论何种编码，其规则无非两种：形式规则和类属规则。例如，姓氏按笔画排列与职务职称排列，电话号码簿按音序编印与行业分类编印，前者是形式编码，后者是类属编码。形式规则所根据的是数字、字母、序词等的自组织，类属规则所根据的是对象的特征属性或“映射”于人的观念意识中的位置。世界必须经过编码才能为我们的大脑所接受，我们的大脑也只有通过不同的编码系统才能方便地把握世界。所以，汉语语法的“暗含之理”与西语的语法范畴形态变化尽管结构不同，但并不能就此证明功能也会不同，它们并不会造成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差
众多学者之所以把语言文字作为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字是凝固的语言，而语言又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所以，一提到中西思维差异，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关注文字和语言，这是非常自然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文字也好，语言也好，都必须在使用中才会发挥作用，动态的文字是记录和传播，动态的语言是表达和交流。而以今视古，历史进程中的文字和语言都已物化在书写活动之中，今人也只有以文本为据才能展开研究。所以，书写成了文字和语言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书写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造成思维方式的不同。诚如洪堡特在他给阿贝尔·雷慕萨的信中所言：“为什么汉语没有获得我们在所有其他语言里或多或少都可以发现的优点？其原因我们是知道一些的。但我们几乎不知道，汉语怎么会成功地赢得那些唯独它才有的优点。不过可以肯定，古老的汉字和书面文献在某些方面会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所存留于世的古老的书面文献成为今天可资研究的根据。首先，从数量上看，两者有很大差距。中国先秦文献最经典的当数十三经，这是儒家十三部经典之合称，今存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共114块，650 252字。“先秦传世文献的总体规模估计在三百万字以内”，虽然考古发掘有新的发现，但“先秦出土文献是很有限的，新出土的先秦佚籍就更少……其中篇幅最大的《左传》大约18万字，篇幅小的则只有几万字甚至几千字
而据桑兹所著《西方古典学术史》，仅亚里士多德一人所著就“超过1 000部
其次，从中西古文献所涉及的内容范围来看，几乎涉及所有学科。爱因斯坦指出：“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几乎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的每一个方面都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无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生理等等方面乃至更加深刻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人生与数学有什么关系等等，几乎没有他们不涉及的东西。
再次，从系统性而言，古希腊文献除了数量多、范围广之外，还特别系统，学科分明。不仅述其然，而且论其所以然；不仅给结论，而且展示推究过程；不仅有结果，而且提供获得结果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便是如此，而他的《形而上学》更是明言探究“无用之学”。爱因斯坦认为古希腊“不仅为近代发展起来的许多科学理论、科学观点提供了胚胎和萌芽，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科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方式、思考方法、概念框架以及理性分析和批判反思的一些规则与原理
所谓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两大方面：思维内容框架和思维逻辑方法。文献所涉的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质上反映了思维内容框架，而论述原因展示推理过程和提供获得结果的方法实质上反映了思维逻辑方法。文献所见这两方面中西之间的确有很大不同，但这种不同到底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西两个族群的言语活动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呢，还是仅仅受限于书写条件？如果认为这些都是当时中西两个族群的言语活动和思维方式的真实反映，那就等于承认：第一，中国古人的思维框架除了社会人伦，对自然万物几乎没什么兴趣。第二，中国古人只知其然，不论其所以然；只有结论，没有推究过程；只得结果，无所谓获取结果的方法。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无可否认，文字的出现当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特别重要的阶段，所以，大家都以此作为人类文明开启的要件之一。正因如此，无数学者都把文字或者语言作为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实都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文字的书写和传播。没有书写和传播，就没有文字的任何效应。
书写和传播既不是单纯的文字现象，也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而主要是文化现象，因为它与地理、气候、生物等自然条件有关，也与人类的发明、创造、制作等科技条件有关。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形成主要不是因为汉字与字母、汉语与西语之间的差异，即一个是字字独立，字词句靠意义组合；一个是字母相衔，成词成句凭语法形式。原因主要在于记录文字，也就是固化语言的媒介和手段的不同，或者可以说，是由于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传播途径，首先在记录和传播言语内容及思维成果的完整程度方面形成了差异，而后这种差异又强化了民族心理和文本样式，以此为不同路向，最终在两个相互封闭的环境中各自发展为具有明显差异的思维方式。
首先是书写对象，古希腊为字母文字，从古沿用至今，几无大变，字母文字已成为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文字。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尚未统一，有“鸟书”、“蝌蚪文”、籀文、金文、石鼓文等，统称大篆，甚至包括甲骨文也仍在使用，可谓字体繁复，偏旁重叠，笔画曲折，形姿多变，绝无可能快写。其次是书写工具，古希腊有笔、墨水和调色板，“在公元前3世纪，磨尖芦苇上带有一个精巧笔尖的细笔最终取代了细芦苇插一个磨出的笔尖的笔
古代文献和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展示了越来越清晰的图景，以字母文字为书写对象，以芦管笔为书写工具，以莎草纸为书写材料，足以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书写速度接近今人。当然，有许多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是中世纪以来的伪作，“追寻一下以上这些著作的出处才知道，原来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当成国宝保存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最古老的版本，基本上都是使用来自中国的纸张（工艺）、使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印制出来的，而中国纸及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出现甚为晚近
再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要用毛笔蘸现磨的墨水在竹简和木牍上书写大篆，难度可想而知，且每简多不过40来字，少竟只有一二字，在书写速度和文本容量上，中西之间形成了极大差异，且不说背后还要有巨大的财力和劳力作为支撑。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两人相距160年左右。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众解皆认定为谦辞。前朝文书或刻于甲骨，或铭于金石，即使书于竹帛，也皆为宫廷王室所用，在个人著述尚付阙如的年代，孔子只能“述而不作”。而究其实，还是由于“作之不易”，书写不便和成本高昂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因。由此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当时社会对文献经典的敬畏之心，这与苏格拉底出于对书写的不信任，认为书写会妨害记忆具有本质不同。邓晓芒曾以孔子对弟子七次讲“仁”为例，对比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式。孔子的话也就百来个字，邓晓芒解释了9 000多字，超过了半部《论语》的篇
再者，相对而言，在中国，就字体来说，要到汉隶才便于书写，要快写必须草书，这要到晋代才出现。书写材料用竹简木牍，不但写不快，而且不易整理连缀，材料供应也很成问题。只有像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史官，凭借官方财力和团队协力，书写材料才能得到充分保证。而纸张的出现，虽早在蔡伦之前，但蔡伦则是史书明载制造书写纸的第一人。《后汉书·蔡伦传》所记蔡伦向汉和帝刘肇敬献书写纸的那一年为公元105年，而纸的普及，则是其后几百年间的事。成语“洛阳纸贵”说的是太康元年（280）左思的《三都赋》出，传抄者众，以致纸张涨价。可见“蔡侯纸”即使出现近两百年了，产量还很有限。
假如当时中国的书写也如古希腊（或某些人所坚持的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那般便捷，孔子的弟子们也能如实记述孔子的言说，《论语》会否也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般洋洋洒洒？孔子之后的孟子，孟子之后的荀子，会否也能写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相类似的著作？不是诸子百家中没有亚里士多德，而是中国当时的书写条件不可能产生亚里士多德。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文字的外功能与内功能、强效应与弱效应之不同，由于功能和效应的不同，加诸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中西文明在各自的开启阶段便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并在各自的发展中产生了迥然相异的深广影响，以致差之毫厘，异之千里。
所谓“外功能”，就是文字作为信息载体的跨时空传播；所谓“内功能”，就是文字作为语言的物化形式在组织和深化思维过程中的作用。人们对文字的外功能早有深刻认识，但在内功能方面，认识严重不足。怀特海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文字在人类经验中的作用可以与蒸汽机相媲美。它是重要的、新颖的，并且是人造的……书写在语言心理学方面的作用是文明史中被忽略了的一章。
文字、语言、思维、世界这四者相互间的关系，人们历来重视的是后三者，而对文字，人们往往只把它看作巩固和传播语言与思维成果的“符号的符号”，而甚少注意到它在组织并深化思维过程中的内在功效。可以这么说，不通过写作，人类就无法进行高度明晰、思辨、理性的思维，也无法专业性、逻辑性、系统性地把握世界。有什么样的书写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若要比较日常思维，各民族都不会有太大差别，只有通过书写，特别是专业化的书写，才能迫使“脑文本”与“纸文本”相一致，也就是说，只有在“纸文本”上记录下思维的逻辑过程，“脑文本”也才可能意识到和反思这一逻辑过程，形式化的、专业性的、逻辑严密的思维方式才可能随之而生。
那么，如何突破书写条件的限制，以另一种方式代替明晰、思辨、理性的思维？充分的书写不但可以记录思维成果，而且可以记录思维过程，而不充分的书写则只能放弃记录思维过程而仅录思维成果。从《论语》的片段式记录可以看出，孔子与弟子们的讨论还是开展得非常自由的。但由于不是自由的书写，特别是并非孔子本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撰，文本记录就不得不在推理中舍弃过程，在论述中省略缘由，在解说中忽略前提，在门类中专注人事。由于中国古代条件限制，所以书写只能从简，言说可以就繁，这也加剧了言文分流，束缚了自由表达。相比而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的书写无论在文字的难易还是工具的便利和材料的供给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优势。如果确如不少专家所言，现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实为12世纪以后中国纸传入欧洲以后的伪作，那么其书写条件与中国春秋时代当然不具可比性。
事实上，纸的出现与逐渐普及毕竟打破了“简重帛贵”的限制，东晋末年，桓玄称帝时曾下令以纸代简：“桓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少有西方那种专业性、逻辑性、系统性的作品问世呢？
首先应看到，书写只是形塑思维方式的必要条件，尚不能构成其充要条件，其他重要条件还应包括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其他因素。如古希腊社会就具有两种特殊现象：“首先是希腊神职人员的性质。与巴比伦、埃及和其他大多数早期文明古国不同，希腊的祭司并不被看做是有高深智慧的人，因此对于任何使自然力世俗化的最初尝试，希腊社会不存在强大的阻力。第二是公开的争辩，这是民主制的先导。希腊思想家们如果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理论，其理论架构必须经得起公开的、理性的探讨。因此，伊奥尼亚的思想革命主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原因——财富、闲暇、贸易、软弱的神职人员以及公开的辩论。
其次应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是最接近这种社会条件的时期，可是，作为必要条件的书写则与古希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可能出现古希腊那样的著作。等到字体隶变、楷化，甚至行草流行，再等到书写纸普及，社会又再难有春秋战国时的多元开放了。由战国秦孝公查禁焚毁典籍开始的文禁政策，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文字狱”传统；由汉武帝开始的“独尊儒术”和隋唐盛行的科举制度，既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又吞噬了求索创新者的时间；先秦经典所确立的文化偶像和文体规范成为历代文人著书立说的楷则和圭臬；文白分离的两套语言和书写系统又一直限制着汉人的思维记录和表达自由。然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必然引发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和有机思维正在中国发展成为与西方对立又互补的思维方式。因为书写不易，“惜墨如金”便属常态。与古希腊的全程记录不同，古中国多表现为结果记录，文字记载极少涉及思维过程和思维本身，一般仅记载思维成果，故而后世所见便多为格言警句。举一反三，以一当十，以少胜多，计白以当黑，不写之写的含蓄表达、空白艺术，都让中国古典作品形成言简意赅、意蕴隽永的优点。
中国哲学奠基之作《道德经》全篇仅五千多字，道尽天地万物，兴衰存废，治国理政，修身养性，而亚氏《工具论》中的《范畴篇》，仅为说明实体、关系、数量、性质、状态、时间、地点、主动、被动、姿势这十个范畴，翻译成中文竟近三万字！这以中国眼光审视，简直太过靡费。“分析的、线性序列的概念，只有在借助书面文本的情况下才能够建立起来
汉字汉语对现代思维方式的适应以及由此生发的优势正为世所公认。正因为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一种延续几千年而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字，所以，它所面对的是从古至今几千年来的言语事实，也就是几千年来的“世界”在中文文本中的变化，那么，我们讲汉语能否适应今天的世界，就要以今天的汉语为例，包括今天的语法。五四以来，西风东渐和言文合一，已使汉语语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王力认为“从‘五四’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到清，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这种整体、辩证、有机的思维方式也影响到了西方。莱布尼兹推崇汉字、汉语和汉文化，认为汉字“确实是一种国际性交流的完美的工具
由此可知，使用汉字的方式和汉语本身的发展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处于互动共变之中。时至今日，尽管中国人所使用的仍然是汉字和汉语，但它们在自由表达和功能效应方面与西方的字母文字和形式化语言并无二致。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公认的逻辑严密和语义深奥的哲学著作，邓晓芒作为最新版本的中译者，讲述了自己的翻译心得：“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
我们都知道语言不是定型的产品，而是活动，是活的生命体。它既先在地预设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帮助或限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为适应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不同语言对思维的不同作用主要发生在人的潜意识中，人们一旦认识了自己语言的长处和短处，必然引发语言的变革，必然相应带来思维方式的变化。正在加快的世界一体化进程自然也包括东西方思维方式。西方一些学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把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归于汉语和汉字，国内一时也竟然应者云集。谁都知道，汉字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中华文化的基石，只有解释清楚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真正原因，才能还汉字汉语以真正的“清白”，赋予它们与其他一切语言文字同等的现代合法性。
参考文献
德］洪堡特：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百度学术]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百度学术]
张岱年、成中英等： 《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百度学术]
苏］B. A. 伊斯特林：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百度学术]
德］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百度学术]
王力：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百度学术]
金健人、张茁： 《基于语言的中西思维差异新解》，《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第131-136页。 [百度学术]
陈小荷、冯敏萱、徐润华等： 《先秦文献信息处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百度学术]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 《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百度学术]
英］保罗·卡特里奇主编：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百度学术]
德］威廉·魏施德： 《通向哲学的后楼梯》，李文潮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百度学术]
董并生：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百度学术]
美］爱因斯坦： 《相对论》，周学政、徐有智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 [百度学术]
吕不韦： 《吕氏春秋白话今译》，谷声应译注，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 [百度学术]
何明主编： 《荀子新注》上，北京：西苑出版社，2001年。 [百度学术]
伍非百： 《中国古名家言总说》，见伏俊琏、徐正英主编： 《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6年，第1-8页。 [百度学术]
英］罗莎莉·戴维： 《古代埃及社会生活》，李晓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百度学术]
陈戍国点校： 《周礼·仪礼·礼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百度学术]
蒲坚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百度学术]
邓晓芒：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百度学术]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 数学）》，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 [百度学术]
英］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 《思维方式》，黄龙保等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百度学术]
徐坚等： 《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百度学术]
葛洪： 《抱朴子》，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百度学术]
谢灼华主编：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百度学术]
美］沃尔特·翁：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百度学术]
史宁中： 《论〈老子〉的思维逻辑》，《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50-55页。 [百度学术]
李巍： 《早期中国的感应思维——四种模式及其理性诉求》，《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第44-51页。 [百度学术]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年。 [百度学术]
法］艾田蒲： 《中国之欧洲》上卷，许钧、钱林森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百度学术]
倪梁康： 《东西方哲学思维中的现象学、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第65-72页。 [百度学术]
江怡： 《维特根斯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百度学术]
邓晓芒： 《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 [百度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