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1世纪以来，始创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目前方兴未艾，影响力持续提升。生态翻译学的两大亮点在于理论创新和国际发展。其理论创新包括：创设“关联序链”，揭示“生态范式”，确证“三生”论域，首倡“新生态主义”。如果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看作其发展的内涵，那么，其外延则是其向外传播的国际化实践和探索，其路径包括：举理论之旗，走生态之路，致东方之学，打首创之牌，趋学派之势。实践表明，理论创新是国际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国际发展则是理论创新的一种路径、标志和追求；理论创新和国际发展是相辅相成、互动共进的，体现出同频共振的基本特征。对生态翻译学理论创新和国际发展的梳理和发掘，或许能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翻译研究的新作为提供一种可行的途径，也或许能为相关领域的其他理论体系创新和国际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0-12-1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21世纪以来，关于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翻译学的探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种探讨方兴未艾。近20年（2001—2020）的研究和发展表明，本土理论创
生态翻译学是当代中国翻译理论从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再到国际发展的探索的缩影。它致力于翻译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翻译环境生态的整合性研究，提出了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的核心理念；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贯通了“学”（翻译体系）、“论”（翻译理论）和“行”（翻译行为）“三位一体”的翻译研究，形成了“文”（文本）、“人”（译者/读者）、“境”（译境）“三效合一”的翻译共同体；通过以“文”为基、以“人”主行、以“境”酌情的综观整合研究，揭示和描述了翻译研究的“学、论、行”和“文、人、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互动机理和基本特征，构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本质上就是一种理论创新，而且从其诞生历程来看是一种在中国土地上开展的理论创新，这种创新是在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西方生态主义、东方生态智慧等相关文化思想的互通互融中形成的，也是在理论体系经历了质疑与反思、求解与发展之后逐渐形成的。总体而言，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是多方面
“关联序链［
“关联序链”的内在关联域为达尔文进化论视域下“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创建提供了理论智慧和可能性。适应/选择只有基于对“关联序链”的理解，才有将翻译研究与进化论思想之间的藩篱打破并使两者融合的可能。生态翻译学首次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思想移植并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创建了独具一格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
翻译适应选择论不仅构成了当代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构成了生态翻译学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新的生长点。首先，适应选择成为生态翻译学形态建构的阐释基础，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的本体。生态翻译学重视适应选择的优先性存在，发现生态翻译是一种具有整体普适性的适应选择活动，并将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作为它的翻译方法论。换言之，生态翻译是一个由适应与选择构成的、以持续不断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为标志、通向翻译生态整体互动的复杂适应系统。其次，翻译适应选择论确立了适应选择在生态翻译学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适应选择的思想探究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延伸到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在翻译生态环境下获得了本体论性质的内涵拓展，展开为一个宏观的“生态理性”的视
尽管“关联序链”概念是生态翻译学立论的基础，也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创新的前提，同时，就研究视野的拓展而言，“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构建对西方译学思想的超越，是该翻译研究范式的理论价值所在”，但是，“关联序链”的基本概念及其拓展研究视野的价值多为人所忽
生态翻译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在本质上结合两者特点，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体现出两者协同作用的整体效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在接受西方翻译理论并且按照西方研究范式推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虽然我国译学研究在大的学术背景下有很大进展，但我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翻译的研究范式似乎缺乏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而照搬照抄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范式或文化范式的观点来研究翻译问题，实际上既是一种二元论的解释，也是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一种思想阻碍。鉴于这种理论自觉的缺乏，提升我国翻译研究的理论自觉，抓住中国译学所面临的机遇，实现中国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势之下，生态翻译学的诞生可以说是当今翻译研究所需要的一种范式转换，一种西方生态思想与东方生态智慧的相互融合。蓝红军指出，“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平衡’、‘移植’、‘适应选择’喻指翻译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解释性话语
作为一种生态范式，生态翻译学不是以空洞的话语或打出范式的旗号来实现的，而是关注与探讨当今翻译研究的整体性问题与复杂性问题，重视吸收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尚生之道”，并充分借鉴西方生态理论的整体论性方法与复杂性思维方式，以引领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话语体系的变革与重构。在此意义上，生态范式是中西生态理论相互融合、在翻译领域所生成的翻译形态，也是生态文明新时代乘势而为的翻译研究形态。生态翻译学这种新的翻译研究形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大变化、研究视域的大变化和研究方法的大变化等方面。它不仅会冲击我们业已存在的翻译定义、翻译观、翻译原则与翻译体系，而且还将引发当今翻译研究对“何为译”“谁在译”“如何译”与“为何译”的整体性思考。可以说，“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翻译研究范式，在中国翻译界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不但推动了翻译学学科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引领了翻译学学科未来的研究与趋势
生态翻译学的探究不仅与传统译学基本问题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与全球化生态学术思潮和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密不可分，其生态范式必然带来翻译研究对象的深化与延展。概言之，生态翻译学将研究对象定位在“三生”论域。所谓“三生”，即译本生命、译者生存和翻译生态，讲求的是以“生”字为线索展开研究和论证，表明“生”是生态翻译学发展之基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范式的图景深挖“三生”论域，厘清其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的创新走向，助推当代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本质上是以“生”为研究路径与本体承诺的思想创新的内在逻辑。研究论域一旦发生新旧交替，其学术话语必将发生内在逻辑的变化，从而促使其研究呈现出两个超越性新解和新构：一是新解“生生之谓译”；二是新构“四生”观。以生态范式为研究基点，以正在形成中的“生生之谓译”新解和“四生”观新构为两翼，生态翻译学正在形成以“生”为导向的、“生命—生存—生态”一体化的学术话语与理论体系。
生态翻译学发展的源泉在于理论创新，它将中国生态智慧“古智今用”，将“生生之谓易”转换为“生生之谓译”，并将其视为生态翻译的本质和真谛：“生生”这个词中，第一个“生”是源语生态中生命体的“生”，第二个“生”是译语生态中生命体的“生”，作为“生态人”的译者，将源语生态中的生命体移植到译语生态中，使之继续存活、保持生命。换句话说，“生生”即使翻译文本获得旺盛的生命，也就是创造文本生命，这是一种东方文化特有的“有机性”内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灵魂在于理论自觉，它以“生”为本体承诺，推进“三生”论域转向更深层次的“四生”［
所谓“新生态主义”（Neo-Ecologism），就是在原有的“生态主义”前再加一个“新”字，以示与西方生态主义的区别和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提出新生态主义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各自衍生，既不能完全相互涵盖，也不能完全相互兼容；另一方面，西方生态主义和东方生态智慧存在不同的指向性。东方生态智慧和西方生态主义在指导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便导致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原来的描述——以西方生态哲学为指导、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难免出现某些不完全兼容甚或抵牾的情形。这也是我们经过理性反思之后，为弥合这两者差异而提出新生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提出新生态主义，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学理因素，也有实践因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与描述翻译、旨在建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新兴研究范式。作为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新生态主义涵盖了三大理论来源：一是生态理性、生态整体论的西方生态主义；二是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东方生态智慧；三是多维适应、多维选择的翻译适应选择理论。具体来讲，首先，西方生态主义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提供多种哲学理据、立论支撑和研究视角。以生态整体主义为例，其核心思想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生态学的整体观又是当代生态理论的核心观念，而翻译涉及因素众多，且各因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因此整体观必定是翻译研究的首要原则，所以不论把生态翻译学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还是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进行整体性研究，都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因而，对翻译生态系统的综合性论证与整合性研究，也正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东方生态智慧也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提供多种哲学理据、立论支撑和研究视角。这里的东方主要指中国，东方生态智慧以华夏生态智慧为核心，包含中国古典的、丰富的生态智慧。而生命的体悟可以视为华夏文化思想的主流，是贯穿东方生命智慧的主线，它自然含有对生命、生存或生态的体悟。生命（翻译文本的生命）、生存（翻译活动中的人，即作者、译者、读者等；文本移植、译本接受、译本的生存状态等）、生态（翻译活动中生态“译境”和翻译生态平衡等）都是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的基本构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的重要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重生尚和”为特征，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与思辨。东方生态智慧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功不可没，我们将其概括为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生态智慧，并确定为生态翻译学三大理论支柱的重中之重，既符合理论体系构建的实际，又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
再次，“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翻译学理及其“四译”说（即“何为译”“谁在译”“如何译”与“为何译”），翻译行为中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与“译者中心”，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中的“多维适应”与“多维选择”，翻译标准中的“多维转换”与“多维整合度”，翻译目的和翻译效果中的“译有所为”与“事后追惩”，以及“适者生存”与“适者长存”等等。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本体理论。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既是生态翻译学早期的研究基础，又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发展提供了专业学理和专业范式，从而使生态翻译学能够上顶生态理念之“蓝天”，下接绿色翻
上述三大理论来源也是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支柱和基础。它们既是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翻译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深化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和主导理
生态翻译学的翻译观在时空上的演进形态是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翻译观经由西方生态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的翻译观走向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作为体现生态翻译学思想逻辑的全新翻译观构想，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路径注入了一种新的翻译观念，有可能使翻译研究的思维方式发生某种变革，从而有助于针对性地求解当代语言学范式翻译观与文化范式翻译观相互纠缠所产生的一系列翻译难题。在此意义上，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是从新生态主义的视域出发，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之间的认识论鸿沟进行弥补，并对现存翻译问题进行反思与求解。这种求解并不是把新生态主义翻译观当作完美的、固化的解释范式，而是要在反思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过程中建构出更符合翻译规律的新翻译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生态翻译学就是一种新生态主义翻译观。
以“关联序链”为立论基础，经过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沉积、生态范式的建构、“三生”论域的确立以及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的首倡与践行，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表现为自身内在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论自觉，呈现出独特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范式，并致力于中国原创翻译理论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形态与创新图景无疑有助于“打破东西方翻译理论失衡的格局
笔者曾指出：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翻译学的理论成果不断引入，但热闹的“引进来”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走出去”，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虽然是一个翻译大国但并不是一个翻译强国，这应该与我国的宏观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不无关系，也就是说，这与我们还不够优秀有关。二是，我们与西方学者对话既不平等，又缺乏共通的话语或术语。现在我们中国学人在翻译研究领域里首倡生态视角，而生态问题又恰是西方人士所关心的一个话题，这就有了共同感兴趣的切入
如果将前面所列述的理论创新看作生态翻译学的内涵发展的话，那么，其理论话语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化实践探索则可视为生态翻译学的外延发展。生态翻译学近年来国际发展的实践和探索显示：一方面，理论创新是国际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另一方面，国际发展既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又是理论创新的发展路径和学术追求。理论创新和国际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和互动共进的，体现出同频共振的基本特征。
尽管生态翻译学始终致力于内涵发展，但其外延发展的努力也一直受到关注。由于生态翻译学创始之初即定位于国际化取向，主客观等多种因素促使其起步较早，一系列举措记录了其国际发展的脚步，生态翻译学在国际发展中逐渐地发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声音，也逐渐赢得了西方译学界的关注与认可。因此，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生态翻译学的历程，进一步探索中国翻译理论国际发展的方略与路径，以期生态翻译学能成为引领中国翻译理论“走出去”的探路者。
我国学术有重“实”轻“理”的传统，这导致了当代译学依然显示出重实践轻理论的惯性。例如，翻译研究在历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都偏重实践型翻译方面的重点、重大项目，而缺乏理论或概念创新项
事实上，国际竞争的焦点主要还是理论层面的话语权。生态翻译学正是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梳理与建构，以突出生态翻译学与西方翻译理论的根本区别，明确生态翻译学所独有的和原创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生生之谓译”“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等，而不是重复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便成为生态翻译学国际化发展的一面独特的理论旗帜。尤其是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研究方向已开始在国际国内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并通过国际国内博士生、博士后这个学术团队向外译介生态翻译学理论。与此同时，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学术社团还通过开辟学术园地与创办国际学术期刊让更多的西方学者接触、探讨并传播生态翻译学思想，这就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理论“走出去”的另一面旗帜。因而，从根本上说，生态翻译学是基于广阔的东西方文化视野和丰富的东西方生态智慧挖掘出的新的理论资源，进而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多年来审时度势、定向发展，才有可能为生态翻译学跻身国际译学界翻译话语体系打开一个突破口。
人类文明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过渡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人类“大生态时代”，全球生态思潮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学术发展的方向。全球性的生态学术思潮既是在20世纪中后期学术生态失衡与生态危机日渐凸显的背景下产生的，又是在全球性学术的生态范式日渐稳定的背景下兴起、发展而明确起来的；既是当代学术研究趋向生态智慧与生态文明的一种新的研究思潮，又是朝着生态范式演进的一种新的学理路向。以此为背景，生态学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元学科，与同时代的相关学科的生态发展趋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在全球性生态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学术界强调将生态思想嵌入学科研究之中，其生态转向也已成为全球性生态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质，而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
生态翻译学正是走生态之路，以生态为公共话题，以生态范式为理论凝聚力，引起国际主流翻译界的关注与认可。生态翻译学正是顺着生态之势，既突破了西方翻译中心主义的局限，又包容了东西方生态理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以具有普遍性的生态之势渗入西方翻译学界而发出独特的理论之声。可以说，生态翻译学正是以生态之势建构翻译理论而融入西方翻译学领域之中，在理论内容上，力求更多地纳入超越国界的多元理论要素，以利于逐渐被西方翻译界所关注与认可。从中国学术话语“走出去”大战略的视角来看，采用东西方共通的、公认的生态话语作为制高点，以生态翻译研究为契机，拓展翻译学研究新的生长点，既有利于引起西方学者共鸣，也有利于获得国际译界认同。这是生态翻译学国际发展的一种理论“走出去”的定位。鉴于此，如果能通过翻译理论的“生态化”推进其国际发展，将有望使中国翻译理论在国际译学界中发出更强的中国声音，从而促进翻译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持续繁荣和发展，也能够为当代翻译发展做出一个翻译大国应有的贡献。可以说，生态翻译学20年前顺势而为，乘“生”而上，走了一条生态之路，展现了自身理论发展的前瞻性特
这里的“东方”显然是一个地域概念。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发展得益于两个地域优势：一个是世界东方，另一个是就东方而言的中国生态智慧资源和生态翻译学在“京港澳郑”四地的发展。
关于世界东方之说，在东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之下，世界东方出现了新兴的翻译理论，相比较而言，会更符合人们“理所当然”的心理期待。事实也是如此。例如，在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东方学者提出的生态翻译学时，欧洲翻译学会原会长Anthony Pym就强调，生态翻译学“是一套非西方的但却对西方学者极具吸引力的研究方案”；国际译联原主席、新西兰华裔学者Henry Liu也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源于东方传统而又得到普遍关注的崭新翻译范式
至于中国生态智慧资源和生态翻译学在“京港澳郑”四地的发展，东方生态智慧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功不可没，这在上文“首倡‘新生态主义’”一节里已有涉及，故不再赘述；此处仅简述生态翻译学在中国“京港澳郑”四地的发展及其“走出去”的发展基础。
受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生态批评”“生态文学”思潮的影响，21世纪之交，生态翻译研究思想在清华大学孕育，故称之为“北京起步”。生态翻译学理论提出者2001—2003年在香港学习，2004年出版了生态翻译学的前期研究成果《翻译适应选择论》，故称之为“香港立论”。2010年，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澳门批准成立，同时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召开，形成全球四大洲生态翻译学研究的6个国别分会和国际研究团队，后来连续举办5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故称之为“澳门创派”。2017—2020年，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筹备并成立，“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与国际化发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生态翻译学理论提出者在国际知名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英文专著Eco-Translatology： Towards an Eco-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郑州大学连续召开多届全国生态翻译学博士论坛，故称之为“郑州提升”。显而易见，起步于北京、立论于香港、创派于澳门、提升于郑州，可谓生态翻译学发展阶段的真实写照。
生态翻译学者充分利用地域优势，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地统筹和布局国内外关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传播事务，合理有效地推动生态翻译学的国际会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境内到境外，从国内到国外的召开，做到生态翻译学国际传播“内外兼备”与“双向兼顾”，逐步实现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发展进程由点到线到面的拓展、深化与提升，通过增加生态翻译学国际会议的数量来改变和完善生态翻译学的路径，为生态翻译学理论争取更大的传播空间。生态翻译学国际发展的路径就是推动中国学者的生态翻译思想走进海外课堂，促进国际人才培养。除了国内生态翻译学者已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杭州、郑州及我国香港、澳门、台南等地的高校开设讲座、召开会议或讲授生态翻译学课程外，从2012年至今，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Kristiina Taivalkoski教授、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Sedat Mulayim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Cay Dollerup 教授、原英国伦敦大学的李德凤教授和伦敦大学学院的Anna Ponomareva博士等都在国外传播生态翻译学理论，并将之作为其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2016年11月9日至11日，伦敦大学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举办了生态翻译学专题国际论坛，主旨发言人包括郑州大学胡庚申教授、香港浸会大学Douglas Robinson教授、伦敦大学学院Timothy Mathews教授等。2018—2019年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生态翻译学进入了研究生课堂，复旦大学陶友兰教授在该校访学期间与美国学者一起为研究生“口笔译理论”课程开设了系列生态翻译学讲座。2019年9月10日，印度青年学者Rindon Kundu博士还在南非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的学术论文。上述这些学者在世界各地的讲学、授课、讲座、论文宣读等都对生态翻译学的国际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虽然他们所发出的生态翻译学之声还很微弱，但随着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他们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强劲。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东方之学为旗帜，发挥东方的地理优势，既是生态翻译学国际发展的路径，也将对生态翻译学理论走向国际起到助推作用。
当代生态翻译学发展立足于生态文明时代，把握理论创新的发展趋向，确立了理论发展的国际化路径，它既要回归翻译研究的本性和使命，又要超越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二元论思想，赋予生态翻译学研究以新的活力，这种新活力包含创设“关联序链”、揭示“生态范式”、确证“三生”论域、首倡“新生态主义”等等。生态翻译学理论的首创既彰显了翻译理论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又以融通中西翻译理论思想的方式发出“理论之声”与“国际之声”，从而赢得并拥有了一定的翻译理论话语权。在译学理论发展中，研究者应把握住基本理论范畴，创新性地推衍出若干个次范畴，将错综复杂的翻译问题及其理论认识有机贯通，形成脉络清晰的逻辑推论性表
生态翻译学国际发展呼唤新的规则制定权。我们不断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我为主地设置研究议程，充分运用规则制定权，引导发展，如决定国际会议主题，确定国际主旨发言，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国际化定位——现行生态翻译学话语权的拥有者、受益者、推动者与倡导者，为生态翻译学国际发展奠定“走出去”的议题基调与实践基调。由中国翻译界主导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其主题从“生态翻译学：翻译学研究的生态学途径”发展到“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从“生态翻译学：兴起于中国的翻译研究范式”再发展到“生态翻译学：新发展与新方向”，等等。国际生态翻译学系列研讨会的会议主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和参与相关研究，既成为我们主导和引领生态翻译学国际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标示着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与此同时，这些研究议题及其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成果都通过国际期刊、专著以及国际国内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网络平台进行国际交流与传播，成为生态翻译学国际化发展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可以说，如果不打首创之牌，没有一系列坚实的理论创新成果，没有一个可持续创新的理论话语体系，就不可能继续提升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国际交流中的发言权与话语权乃至首创规则的制定权。事实上，学界对此也是有期待的：“生态翻译学能否先行一步，充当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排头兵之一呢？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与学派特色：一是建构了生态翻译学一整套系统的理论观点、研究模式和话语体系，形成了显著的生态范式；二是聚集了一批有志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的独特学派。Cay Dollerup、Juliane House、Roberto Valdeòn等国际翻译界专家分别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拥有巨大研究和学习潜力的新兴范式”以及“超越了原有翻译研究途径的新范式”，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翻译研究学派，必将与国际间的其他翻译研究流派并驾争驰
要使生态翻译学理论及其研究实现国际化的目标，光靠少数人的努力是难见成效的，必须依靠学派的团体力量与团体智慧。生态翻译学在译学理论“走出去”的历程中充当先锋，它正是以学派为旗帜，聚溪汇流，顺应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大势，正确选择融入国际翻译学界的路径和节奏，推动生态翻译学理论走向国际化。正是立足于如此队伍庞大的学派，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发展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更加富有学术团体感。从学派的发展趋势看，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队伍已逐步从中国扩展至西欧、北美、大洋洲、南亚、北非、中东等世界各地并逐渐呈现扩展之势。21世纪之初，Edwin Gentzler、Kirsten Malmkjaer、Cay Dollerup等国际知名学者陆续应邀来到中国，与中国生态翻译学者共同深入探讨和交流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和发展问题。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于2010年4月16日在中国澳门获批准成立，其中国总部秘书处设在郑州大学。其中，欧洲科学院院士Michael Cronin担任研究会副会长，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Christiane Nord担任研究会顾问，印度贾达普大学研究员Rindon Kundu担任南亚分会执行长，Shelly Ochs博士担任北美生态翻译与中医文化传播委员会执行长，埃及开罗大学Yara Ismail博士担任北非阿拉伯分会执行
生态翻译学既是当代翻译研究的突破，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如何立足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现实问题，提炼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生态翻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关注度，仍然是当代生态翻译学理论创新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也是生态翻译学国际化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风雨兼程20年的生态翻译学，在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平衡东西方翻译理论格局、优化现有理论体系、打造中国翻译学派、凝聚中外智慧攻关等方面不断探索，提炼出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或有望既能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翻译研究的新作为提供一种可行的途径，也能为相关领域的其他理论体系创新和国际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
理论创新没有止境，国际发展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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