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与地方志编纂相比有诸多特性。特性之一就是地方志“ 重在记述, 述而不论” , 而地方史则要在记述的基础上诠释人类社会活动情况, 即“ 述中有论” 。有专家用“ 工” 字图形象地阐明了“ 史” “ 志” 之间的关系:下面的“ ⊥” 形结构为地方志的“ 记” 和“ 述” , 它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而上面的“ — ” 特指地方史在“ 记、述” 基础上所做的历史分析和阐述, 即“ 论” ^[3]。简言之, 史和志的本质区别就在于“ 论” 。北宋史学家吴缜曾言:“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 二曰褒贬, 三曰文采。” ^{[4]序, 4}所谓“ 事实” 就是“ 述” , “ 褒贬” 就是“ 论” 。而如何处理好“ 述” 和“ 论” 的辩证关系恰恰是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因为地方当代史编纂需紧扣社会现实, 难免要直面地方党委、政府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 涉及的敏感点相对较多, 要客观地“ 述” 已属不易, 而要在“ 述” 的基础上科学地“ 论” 就更为不易, 相应的争论也更多。因而地方当代史编纂者都希望找到一种科学的叙述方法。而马克思独创的唯物主义“ 现实的历史叙述” 法, 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马克思于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完成了《雾月十八日》的撰写, 其研究对象是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到1851年波拿巴政变的特定历史时期, 包括政变的特殊人物路易· 波拿巴、各种起义和议会的斗争事件以及社会各阶级力量等, 这些主观和客观的要素构成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各种矛盾相互作用, 最终促使了革命的爆发。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亚历克斯· 卡利尼科斯教授评价该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方法的开山之作, 即把当时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事件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叙事结构来解决历史问题^[5]159。卡利尼科斯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 即马克思的历史叙述方法。长期以来, 理论界只重视对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究, 却忽视了对马克思历史叙述方法的研究。其实马克思的历史叙述方法非常科学而又独特, 这在《雾月十八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 杰姆逊是这样描述《雾月十八日》的叙事方式的:“ 作者并不直接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似乎没有表达任何观点, 而只是通过叙述本身来表现。叙述过程传达出某种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 但并不是以思想或观点的形式出现” ; “ 在这种叙事类型里, 作者隐匿或者消解了自己的思想家身份, 从而也摆脱了自我中心的视觉局限” ^[6]5。卡利尼科斯以及杰姆逊所概括的马克思这种独特的历史叙述方法正是《雾月十八日》的史学贡献之一。

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对其独创的这种历史叙述方法下了较为明确的定义。马克思将历史叙述方法区分为“ 历来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 同“ 现实的历史叙述” ^[7]27两种不同类型。所谓“ 观念论的历史叙述” 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 而“ 现实的历史叙述” 即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法。在1869年《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 马克思举例说明了这两种叙述方法本质上的不同。马克思指出, 对于波拿巴政变, 当时存在三种不同的叙述方法:第一种是维克多· 雨果式的叙述方法, 第二种是蒲鲁东式的叙述方法。这两种叙述方法都是从叙述者主观设定的前提出发来求证历史, 都带有唯心主义色彩, 都是把历史分析简单化和主观化了, 而不是从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入手来分析历史事件, 所以都属于“ 观念论的历史叙述” , 其结果都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而第三种则是马克思“ 现实的历史叙述” 。马克思通过叙事的方式在《雾月十八日》中真实还原了波拿巴政变的社会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 揭露了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原因。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使用的这种独特的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和叙述方法:“ 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 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 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 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 ^[8]582

马克思的“ 现实的历史叙述” 法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 通过叙事结构对历史事件加以分析和展示, 将纷繁芜杂的历史信息组合成一个符合历史逻辑和认知逻辑的整体。正因为马克思利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分析和叙述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 所以他能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做出精准的历史分析和预判。恩格斯曾对马克思这种“ 现实的历史叙述” 的特征做过简要的概括:一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实际, 以客观描述替代主观论述; 二是从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入手, 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7]36-46。笔者认为这种历史叙述方法正是地方当代史编纂者所应采用的科学叙述方法。

人类社会历史是不以历史研究者和编纂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 人们研究当代史, 探索社会规律, 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 分析其各种发展形态, 揭示其内在联系, 得出相应的结论。马克思“ 现实的历史叙述” 法之所以科学, 正是因为其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反观我们当前的许多地方当代史文献, 在对现实进行历史分析和叙述时却难以尽如人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某地方当代史文献中表述某市发展进程时简单地写道:“ 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 × 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里, 编纂者没有向受众客观地展现该市“ 活生生的” 现实, 并对现实进行“ 卓越的理解” 和“ 透彻的洞察” ^[8]582。所谓“ × × 市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的结论并不是在通过“ 真实而生动” 的叙事结构精准展现该市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得出的, 而完全是使用了简单的逻辑推导:因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所以该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史书, 这种苍白而又肤浅的因果叙述不仅降低了地方当代史文献的可读性, 更是把历史分析简单化和主观化了。这显然犯了马克思所批评的“ 观念论的历史叙述” 的错误, 削弱了地方当代史应有的价值。而类似的表述在我们的地方史文献中却并不在少数。

倘若地方当代史编纂者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 采用恩格斯所说的通过“ 图画” 的方式而不是教条的方式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实际, 准确描述某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发展成果, 充分展现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 将观念通过叙述本身来表现, 从而让地方当代史的受众能从中自然而然地得出该市“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的结论, 这才是地方史编纂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和方式。由这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现实的历史叙述” 法所得出的历史结论才是令人信服的。所以, 编纂地方当代史需要编纂者培养通过自身判断力对历史进行深入剖析, 透过现象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上的。

另外, 《雾月十八日》对历史的微观描述只是截取了较短暂的一个历史“ 关键片段” , 却能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这对地方当代史编纂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即地方当代史的编纂大可不必动不动就编成一部“ 通史” 。对某一区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史进行研究时, 我们当然可以把改革开放四十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也可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年或几个方面, 运用“ 现实的历史叙述” 法深入分析其发展的根本动力, 探寻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从而编纂出社会价值更高的地方当代史。

卡利尼科斯教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鲜明的特点总结为:它不只是寻求对过去的解释, 更是如乔治· 卢卡奇所说的, “ 把现在的问题看作历史问题” ^[9]238。一般说来, 历史研究往往主张更多地关注那些已经经过一定时间沉淀的社会和事物, 而马克思这种把现时事件当作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叙述方法即唯物主义的“ 时事入史” 法, 是马克思对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这一贡献在《雾月十八日》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雾月十八日》的记述时段为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2日(并预见了1852年12月第二帝国的复辟), 而马克思完成撰写的时间是1852年3月, 堪称记述和分析“ 现时历史事件” 的典范。恩格斯对其评价道:“ 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 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 的确是无与伦比。” ^[8]582马克思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对现时历史问题的梳理和总结, 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新闻事件中所蕴含的事物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敏锐的洞察力。英国国家学术院原院长沃尔特· 加里森· 朗西曼在描述马克思的洞察力时说:“ 只要有记者大量撰文描述当时的情形, 马克思就会运用他一贯的洞察力来推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10]5除了《雾月十八日》,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也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这种“ 惊人的才能” :“ 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 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 ^[11]1。

然而, 在当代史研究领域, 有学者却提出当代的现时事件是新闻而不是历史的观点, 认为“ 不能撰写‘ 进展中的事实’ 的历史, 即进程尚未结束的历史, 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能判断也不能思考” ^[12]229, 所以史志界常有“ 隔代修史, 当代修志” 之说。这种说法尽管对一般意义上的史料编纂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具有鲜明当代特征的地方当代史来说却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即如何对待时事资料甚至是新闻资料的采编入史问题。作为地方史编纂的参与者, 笔者在研读了《雾月十八日》以后觉得编纂地方当代史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一是时事究竟能否入史; 二是时事应该如何入史。因为这涉及当代史的第二个特性— — 现时性。地方当代史需要全面记录和总结某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的历史与现状, 并且以现状为重点, 若现时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不解决, 地方当代史编纂就会陷入窘境。

对于时事(现时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 笔者在此援引李大钊于1923年在《报与史》一文中的观点, 以对“ 不能撰写‘ 进展中的事实’ 的历史” 的论断提出不同意见。李大钊认为:“ 报的性质, 与记录的历史, 尤其接近, 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 ‘ 报是现在的史, 史是过去的报’ 。” ^[13]45事实上, 新闻入史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过。中日甲午战争时, 以第三方国家媒体随军观战所报道的战事新闻为基础的“ 战事史志” 早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出现了, 例如王炳耀的《中日战辑》、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等。历史学家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更是公认的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雾月十八日》则更让我们不再怀疑时事能够入史的观点。马克思曾坦言《雾月十八日》是根据对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8]579, 恩格斯称《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对“ 活生生的时事” 的“ 卓越的理解” 。《雾月十八日》将结构史(包括经济结构史、社会结构史等)与事件史结合在一起, 透过现时新闻事件揭示事物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 使这部在当时曾被人们当作一般时事政治评论的著作经过时间的酝酿后, 成为世人公认的不朽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经典^[14], 使众多学者为之倾倒。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 怀特声称从《雾月十八日》中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事件史分析范本,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罗伯特· 科恩强调《雾月十八日》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卓越运用(可参见[美]海登· 怀特《话语的转义》, 董立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第432-435页; [美]罗伯特· 科恩《卡尔·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 一个辩护》, 岳长龄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第306-309页。)。

事实上, 从地方当代史编纂的角度来看, 时事入史比李大钊所强调的更为重要。因为地方当代史是综合反映某个特定区域自然与人文现状的记录, 研究的是区域的发展轨迹, 所记录的内容自然包括过去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两种时态。有学者指出, 由于大众传媒在构建现实社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 新闻在整个社会历史记忆中的分量就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新闻媒体本身的一个事件也能对历史直接发挥巨大影响力^[15]。因此, 现时事件可以说是地方当代史编纂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时事入史应该是当代史的编纂原则之一。因为时间不知会过滤掉多少对认识历史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和线索, 使之变成后人难以索解的历史之谜。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曾指出:今后地方志编修所要记述的内容将和当代史特别是地方当代史研究的内容越来越趋于一致^[16]。朱佳木的观点旨在说明地方史应该和地方志一样重视对现状进行记述。既然如此, 妥善处理时事入史的问题也就至为关键了。

事实上, 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个传统自19世纪以后就开始有所变化。到了21世纪, 时事(现时资料)能够入史的观点已经开始逐步为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所接受。至于时事如何入史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点有二。一是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的洞察力和敏锐度问题。现时事件中有些只是普通新闻事件, 而有些则将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区别就在于前者稍纵即逝, 不蕴含深刻的历史意义; 而后者却折射或印证了某一历史进程。要在浩瀚的信息流中发现并记录这种反映历史进程的事件, 需要史学工作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透过事件表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正如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所说, 从事当代史研究要具有“ 一叶知秋” 和“ 见微知著” 的犀利眼光^[17]。如果说只会用后见之明简单地回忆和总结历史是一种低等级的历史研究方法, 那么记述现状的历史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历史研究和编纂方法。不能否认, 一般历史编研者对历史发展确实难有先见之明, 容易浮于纷繁的现实材料表面而缺乏洞察力。《雾月十八日》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的高明之处, 正是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回忆和总结历史, 而是运用唯物史观, 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去分析当时法国正在进行的“ 活” 的历史, 透过法国农民、工人、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共和派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乱象, 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必然, 使时事分析和历史记录能入木三分。这种历史洞察力对地方当代史编纂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只有具备这种洞察力和敏锐度, 才能把握和揭示当代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方向。

二是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问题。历史学家对时事入史往往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 这不仅是因为记述现状不免会受到政治和人事等因素的干扰, 更重要的是现时事件未经时间的沉淀, 前因后果尚未充分展露, 当代史研究者和编纂者若不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 一般是不愿涉及的, 以避免学术风险。即使对现时事件兴趣强烈, 往往也是采取打“ 外围球” 的方法。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亚历西斯· 托克维尔就是一个例子。托克维尔亲历了1848年革命, 主观上非常希望能透彻地记录并分析波拿巴政变这一发生在眼前的重大历史事件, 但最后他选择的角度却是从拿破仑称帝的十年历史入手^[14]。但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却直接选择了这一现时事件为切入点, 对法国革命史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和分析。这不仅对马克思的历史洞察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更是他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直接体现。事实上, 当代史编研者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 都担负着一份社会责任。要让地方当代史系统、全面、客观地反映某个特定区域自然、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轨迹, 不受政治和人事等因素的干扰, 都需要借助当代史编研者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曾说过:有人说当代人写当代史有时代局限性, 这是片面的。虽然后人对前人的历史可以没有忌讳地议论, 但后人由于时代的隔膜, 未必能正确地理解前人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 容易有太多的主观随意性, 这是否也是一种“ 时代局限性” 呢?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事件, 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 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18]。何况当代人记叙当代史也有后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 那些历史亲历者的史实记忆以及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 是后人很难“ 研究” 出来的。

另外, 即使作为当代人, 当代史编纂人员也往往并非事件的直接参与或见证者, 因此时事入史必须依靠多方面的史料才能加深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除了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外, 也不能忽视口述史料等多种资料来源。因为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上看, 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参与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来阐述这一历史事件, 才更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实^[19]。

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单纯地为研究而研究, 中国自古就有用编纂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优良传统。司马光曾说编史的目的是“ 鉴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 , 宋神宗则直接把他的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谈当代史编纂的意义时说到, 编纂当代史“ 有利于帮助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例如, 今天研究某些不好的历史事件, 并不是纯粹出于对这些事件的憎恨, 而是出于总结经验的目的” ^[20]2。以上观点很少会有历史学家或治史人员提出异议。然而在当代史编纂的具体实践中, 面对如何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这一问题时, 却似乎不那么简单了。一是纵观当代各种史志文献资料, 较普遍地存在一个问题, 即浓墨重彩于歌功颂德, 蜻蜓点水于历史教训。这种情况在地方当代史中更甚之。这是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有违“ 以史为鉴” 的修史初衷的。二是编史不同于修志, 需“ 述中有论” , 而相比“ 述” 来说, “ 论” 的难度更大。尤其是对地方当代史来说, 如何把握“ 论” 的度, 使地方当代史对当代历史的总结客观、公正, 确实需要“ 技巧” 。很多史学工作者往往困惑于此。

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总结历史事件的经典范例, “ 这部名著是作为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范例而载入马克思主义史册的” ^[21]21。在这部经典中, 马克思全面总结了雾月政变成功的原因, 包括法国当时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社会条件、农民的传统偏见、无产阶级的惨重失败、保皇派大资产阶级的钩心斗角等; 并从工人阶级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 从农民阶级被剥削压榨的现实推导出工农联盟的结论, 从波拿巴政变这法国历史上“ 灰色而又灰色” 的一页中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景。马克思这种利用唯物史观梳理和总结历史的“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 是《雾月十八日》又一重要的史学贡献。

很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雾月十八日》的第一句话:“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 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 可以说都出现两次, 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8]584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颇值得历史研究者重视的命题, 即历史的反复(或称重演)性。马克思分析“ 历史的反复” 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时采用了10年一个周期的短期波动说, 这是一种结构性反复的类型; 二是《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拿破仑· 波拿巴到路易· 波拿巴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 这是另一个历史周期反复的类型。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其著作《历史与反复》中曾尝试运用后者透视世界近代史中的历史重叠现象^[22]24-28。马克思的“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正是在把握历史循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而能洞察瞬息万变的社会现象, 并透过现象摸清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 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其特点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上升性与回复性的统一。正因为历史存在这种反复(重演)性, 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使总结历史和借鉴历史成为可能。

马克思的“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可概括为两大原则:一是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发展趋势, 首先必须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不仅对波拿巴的独裁图谋进行各种犀利讽刺的描写, 对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对农民的两面性进行了全面的刻画, 也对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消极性和局限性做了深刻的剖析。二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原则。马克思说过:“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 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11]704-705正是基于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表象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这也是《雾月十八日》能对二月革命至波拿巴政变时期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出精辟总结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这种“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对我们的地方当代史如何真实、全面地记载历史事件, 客观、恰如其分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是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的。《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有林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所提的意见很中肯:“ ……要满腔热情地写出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不是说可以不写失误呢?当然不是。不仅要写, 而且要写好。所谓写好, 就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要把它恰如其分地写出来, 并经过深入研究, 指出产生失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总结出经验教训。这样写就会使读者读后受到教育, 成为更好地前进的动力。” ^[23]10然而当代史编纂“ 一是由于直接涉及许多活着的人……二是直接涉及和当代政治的关系……三是在前两个难点的影响下, 难以做到公正” ^[20]3。这是目前地方当代史研究和编纂中难以回避的问题之一。史家讲求秉笔直书,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中就曾说:“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 所谓直书, 就是不掩恶、不虚美。但自孔子褒贬隐讳的“ 春秋笔法” 始, 便开启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先河, 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后虽有司马迁《史记》“ 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 ^[24]858的“ 实录” 精神传承于史家, 但“ 讳” 风实际上一直未绝于史界。在当代史的编纂中更是如此, 不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 甚至还出现了为“ 恶者” 讳的情况。例如某市数年内连续四任市长落马受审, 但查阅该市史志文献, 却没有任何信息记载。又如安徽滁州市史志编纂部门曾在当地张贴了《关于征集< 皖东人物> 资料的公告》, 其中将当代“ 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 也列入征集范围,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 争论波及全国。短短二十多天, 全国数十家媒体都予以了报道和评述, 造成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认为自古以来入史人物皆为“ 一郡之柱础, 乡邦之光耀” , “ 恶者” 入史有损当地形象。说到底问题还是出在“ 讳” 字上— — 为“ 形象” 讳。这种有违马克思的“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原则的当代史编纂方法, 其实是有害而无益的。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目的是客观真实地总结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我们:“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 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 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25]史料编纂仅仅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还不够, 马克思的“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要求在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基础上, 还必须利用唯物史观客观地分析历史事件, 找出事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这样的历史总结才是科学而有意义的。某省的一部粮食史志文献上记载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该省农村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和具体数据。该史志文献能够客观记录当时我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 是符合“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客观真实的原则的。但在总结和分析原因时, 该史志却简单地将原因归咎于粮食统购统销时期部分地区征收“ 过头粮” , 这样的分析和总结就显得简单化了。其实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讲得很清楚:“ 由于‘ 大跃进’ 和‘ 反右倾’ 的错误, 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该史料文献之所以对历史事件做出肤浅的分析和总结, 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客观上受专业能力的限制, 没能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层次地分析历史事件并揭示其本质; 二是主观上不想涉及敏感历史问题, 毕竟“ 大跃进” 浮夸风的“ 左” 倾错误是一些领导同志夸大了主观意志所致。不管是出于上述两种原因中的哪一种, 都是有违“ 唯物主义历史总结” 法原则的。前者不符合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原则, 后者不符合客观真实性原则。

诚然, 历史研究和编纂无法脱离特定时代和现实社会而存在, 二者的关联一方面体现为现实社会制约或促进史学发展, 另一方面体现为史学为现实社会提供历史知识和历史借鉴。在现实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必然产生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需要历史学家予以正视和回应。现实向史学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 史学也在不断回应中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