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在东南亚发动进攻, 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先后失陷, 英军则节节败退, 战事直逼缅甸、印度东部边境和滇西。而印度国内的反英情绪自1939年以来日益高涨, 以甘地和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对英属印度政府不经印度立法议会便对德宣战极为不满, 在全印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拒绝支持英国作战, 英印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 日本则向印度民众提出“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 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亚洲” 等口号, 煽动印度民众的反英情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英国与中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同意中国派远征军入缅, 并希望中国能劝说印度与英国合作, 共同抵抗日军。

印缅的安危对中国抗战至为关键。随着日本对中国海岸的全面封锁以及滇越铁路的中断, 战时中国只有通过印缅陆路交通才能获得英美等国的物资。倘若印缅为日军占领, 并加入轴心国作战, 则后果不堪设想。1942年1月2日, 准备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 希望他转告英国首相丘吉尔“ 确保大战期间使印度与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其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惑, 甚至于发生叛乱也。否则, 各殖民地最后必被敌国利用倒戈, 此比军事计划更应注重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2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下不再标注馆藏。)。如果英国不改变其殖民地政策, “ 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 且必为倭军所利用, 则大局不堪问矣”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14日。)。因此, 劝导英印合作, 说服印度加入盟国作战也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迫切任务。

其实, 蒋介石此时访问印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为战后中印关系的发展进行铺垫。出于对战后亚洲格局的考虑, 蒋介石力图帮助印度战后获得民族解放与自由独立, 从而削弱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 为战后中印两国的合作奠定基础。而此时英国忙于欧战战场, 迫切需要中国出兵缅甸, 从而为中国介入英印关系提供了契机。因此, 蒋介石认为:“ 此时访缅访印最为相宜, 为战后对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23日。) 1942年1月30日, 他召集戴季陶等人商讨访印问题, 决定了“ 访印目的:甲, 劝英印互让合作。乙, 劝印多出兵出力。丙, 劝英允许印度自治。丁, 为将来中印合作基础。戊、宣传三民主义”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30日。)。

1942年1月23日, 蒋介石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 Kerr)表达了他想访问印度, 并以私人身份前往甘地故乡华达与甘地、尼赫鲁会面, 以劝说印度国大党支持英国对日作战的想法(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4,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ime Minister’ s Office Records (PREM), 4/45/3.)。尼赫鲁曾于1939年访问重庆, 受邀在黄山官邸住宿。蒋介石与之“ 畅谈印度革命方略” , 并商定了“ 中印合作与组织办法” 。此次访问, 尼赫鲁给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26日、8月28日、9月2日。)。甘地是印度国大党精神领袖, 主张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争取印度独立。自1939年尼赫鲁访华之后, 蒋介石与甘地长期保持信函往来, 彼此神交已久(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1月21日。)。此时, 蒋介石向英国提出前往华达访问甘地, 既是出于对甘地个人之情谊与尊重, 也希冀借此给印度国大党和印度国民留下良好的印象。他说:“ 中印两国历史之关系已二千年, 边疆接壤界线甚长, 民族亦为世界上之最大者, 然而从未发生冲突或武力战争之时, 只有文化之沟通, 礼仪之往来, 岂非全世界和平民族之最著者乎?吾愿珍重此两国之历史而发扬光大之。”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31日。)

然而, 英国政府虽然欢迎蒋介石访问印度, 但却不愿他去华达拜访甘地。1月27日, 英国外交部复电卡尔, 欢迎蒋介石访问缅甸和印度, 并强烈建议蒋介石先与总督林里资哥进行会谈, 了解英印关系之后再与甘地、尼赫鲁在新德里会面(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January 27,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1月28日,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致函蒋介石, 声称英国政府、印度总督和缅甸总督欢迎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和缅甸, 并希望蒋介石“ 离印时发表一消息, 以促进印度对于共同抗敌之全面合作” 。针对蒋介石要与甘地和尼赫鲁会面的要求, 卡尔在信函中提出:“ 由甘、尼前往德里候晤, 似属最妥办法” , 并在“ 会晤甘、尼之前” , 蒋介石最好先与印度总督会晤, “ 并以为此事甚关重要” ^[1]192。

英国政府反对蒋介石赴华达拜访甘地,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蒋介石亲自去华达将造成中国支持印度国大党的假象, 并使全英上下感到尴尬和难堪; 而其更深层的原因是, 英国政府对蒋介石前往华达的动机抱有疑忌, 英国首相丘吉尔明确反对蒋介石以“ 调停人” 的身份来调解英印关系(Mr. Churchill to Viceroy, personal and secret, February 6,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为此, 他曾专门写信给蒋介石, 告以“ 必须考虑会见国大党领袖特别是甘地所带给同盟国的不良后果” (Prime Minist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February 3,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虽然这封措辞强硬的信件被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和驻华大使卡尔所劝阻, 但他们反对蒋介石赴华达拜访甘地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 卡尔在答复蒋介石的信函中除了希望蒋介石发表劝告印人合作之宣言外, 还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蒋介石最好在新德里与甘地、尼赫鲁会晤, 而不是去华达; 二是在与甘地和尼赫鲁见面之前, 蒋介石最好先与印度总督会谈。遗憾的是, 蒋介石并没有注意这两个要求, 他在日记中说:“ 英政府欢迎我访印, 要求我离印时发表劝告印人全面合作之宣言。应只言倭寇之罪恶与凶暴之实情, 而少言英印关系为宜。”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29日。)因此, 中英双方在访问一开始就在此问题上引起了风波。

1942年2月4日, 蒋介石夫妇在王宠惠、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人陪同下, 开始对缅甸、印度为期近二十天的访问。调解英印矛盾、说服印度参加盟国作战无疑是蒋介石访问印度的首要任务。然而, 由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对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抱有强烈的同情心, 与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尼赫鲁也有很深的私谊, 从而使他们在一开始就忽略了英方的要求, 在如何与甘地、尼赫鲁会晤问题上与英方风波迭起。

5日, 蒋介石一行抵达加尔各答, 并与尼赫鲁约定10日上午在新德里会面(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6日、2月9日。)。9日下午, 蒋介石一行抵达新德里, 当印度总督得知蒋介石将于10日上午与尼赫鲁会面的消息后, 试图加以劝阻, 因为此时他本人尚未与蒋介石进行正式会谈。10日晨, 卡尔面见蒋介石转达了印度总督的意见, 请蒋不要亲自前往华达拜会甘地, 最好召甘地来新德里会面, 并希望他先与总督会谈后再接见尼赫鲁。很显然, 卡尔只是重申了英方的要求。然而, 蒋介石却在日记中说:“ 朝餐后, 卡尔来会, 转达其总督之意, 请余不必亲往华达访问甘地先生, 不如请其来此相晤。余闻此甚觉奇异, 而且失望, 以余此来乃亲访甘先生等, 可为英国从中斡旋, 使之与英国合作也。彼乃以为阶级与英国脸面关系不可亲访, 以提高其地位。又不愿余先见尼赫鲁先生, 必欲待下午与其总督详谈后再见尼先生。余乃允之, 只可属(嘱)妻与尼先生代为先见。”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0日。)显然, 蒋介石虽然答应卡尔暂时不见尼赫鲁, 但为了顾及尼赫鲁的感受不得不让宋美龄代为接见。然而, 对英方而言, 无论是蒋介石本人, 还是宋美龄, 在与总督会谈之前先见尼赫鲁都是有损英国颜面的。因此, 当印度总督得知宋美龄将会见尼赫鲁时, 决定打破惯例, 亲自前往蒋介石住处, 当面请求宋美龄暂时先不要会见尼赫鲁。然而, 印度总督的要求遭到了宋美龄的拒绝(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0日。)。

尼赫鲁会面风波令印度总督颇为不满, 他在10日下午与蒋介石正式会谈时表示:“ 阁下暨夫人与尼赫鲁的友谊很好, 这是印度国民周知的事情。阁下此次前来, 国民大会份子在报纸曾经大施宣传, 如果在民众心目中, 以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 将判断是非曲直, 并且是袒护国民大会的, 那么将使我感觉十分困难。” ^[1]258很显然, 总督在提醒蒋介石, 访印的目的是劝告印度支持英国参战, 而不是调停英印关系, 更不能袒护印度国大党。

然而, 尼赫鲁会面风波未平, 双方又因甘地会晤地点风波再起。11日, 蒋介石向尼赫鲁表示, 他将亲自前往华达拜访甘地。为了阻止蒋介石前往华达, 总督要求卡尔拜见蒋介石, 向其解释不能前往华达的理由。然而, 卡尔的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对此, 蒋在日记中说:“ 卡尔来达其总督之意。请求余不往孟买见甘地先生, 且欲余召甘地来新德里会晤, 否则甘地与总督地位平等, 殊失英督体面。果尔, 则英督地位难保, 以伦敦政府必予以处分也。余闻此殊为骇异, 以余此来以前, 英印政府皆允余往访甘地与尼赫鲁先生之住地。否则, 余必不来。奈何总督此次不允我访甘, 而且不允余在孟买与甘相见, 岂非欺余乎?余严词斥之。”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1日。)从其日记来看, 蒋介石显然没有意识到反对他去华达是英国政府的旨意。因此, 他对印度总督阻止他前往华达至为不满, 坚持要求前往华达。他甚至向卡尔表示, 如果不能去拜访甘地他就直接回国。

为了阻止蒋介石前往华达与甘地会面, 卡尔当晚又给宋美龄写信, 要求蒋介石取消华达之行。信函写道:“ 余闻委员长将于本周内前往华达, 余甚希望此讯之不确, 否则将使总督感受失望。盖彼正尽其所有力量使委员长此次之访问成为此一国家历史上之转折点。余意吾人同以来宾与观察者之身份, 对于可能被认为干涉印度之政治, 甚至予彼以遥远之妨碍者, 均不宜有所作为。余信夫人与委员长必能为至善之抉择也。总督告余, 委员长华达之行势将予彼在政治上以严重妨碍, 是以请求放弃此一既定计划, 否则彼将遭遇其向来力图避免之困难, 同时或不免受其本国政府之责难。一如夫人所知, 总督亦甚冀委员长能与甘地会晤, 并曾提议彼应根据印度之习惯而来德里。余谨请夫人允许总督之要求。” ^[1]285卡尔认为, 总督并不反对蒋介石与甘地在新德里会面, 但倘若蒋介石要亲自前往华达拜访甘地, 不仅会有干涉印度内政之嫌疑, 而且将使总督声望受损, 并遭到英国政府的责难。蒋介石收到卡尔的信函之后非常生气, 对总督的要求置之不答。他在日记中说:“ 彼(卡尔)乃于晚十一时来函, 强劝余不赴孟买会甘, 余置之不答。”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1日。)

蒋介石的态度令印度总督极为被动与难堪, 不得已向伦敦报告此一情形。他说:“ 我已遇到了一些麻烦, 尽管我已让卡尔明确对中国客人表示, 反对他们去华达或者孟买, 但蒋委员长及其夫人坚持他们的意愿要去华达与甘地会面。” (From Viceroy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February 11,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为了阻止蒋介石的华达之行, 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2日亲自给蒋介石发来一封私人电函, 他说:“ 我们内阁认为您去华达访问甘地将不利于我们号召全印度人民抵御日本。我衷心希望英国、印度以及所有大英帝国的军队能够团结起来, 像中国军队一样能够长时间抵御日军的侵略。” (From Prime Minister fo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February 12,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对于总督的要求, 蒋介石可以置之不理, 但对丘吉尔的电函则不能不重视。他在日记中说:“ 晚应总督邀宴, 十时回寓。接英丘吉尔电, 劝余万勿往华达亲访甘地于其家中, 其狭小殊可怪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2日。)丘吉尔的电函印证了卡尔的说法, 无论是印度总督, 还是英国政府均不愿意蒋介石前往华达与甘地会面, 同样也使蒋介石认识到, 若他执意要去华尔达拜访甘地必然会损害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次日, 蒋介石复电丘吉尔说:“ 我抵达新德里之后就已决定改变我的行程, 并放弃了华达之行的想法, 请不必悬虑。” (From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or Prime Minister, personal and secret, February 13,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至此, 蒋介石似乎已放弃与甘地会面的想法了。然而, 其内心却是极为不甘, 他说:“ 自觉心气和平, 但终日对此不能不为之遗憾耳。”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3日。)

13日, 蒋介石致函尼赫鲁, 告以不能前往华达拜访甘地。14日, 尼赫鲁复函表示非常遗憾。他在信函中说:“ 吾人之领袖甘地先生未能与阁下相见, 余尤深惋惜。夫以印度目下之地位, 能向阁下作最明白之解释者, 莫如甘地先生, 且亚洲及世界之两大伟人, 其意见及情谊若能当面沟通, 对于贵我两国必有远大之贡献。” ^[1]306甘地则亲自致电蒋介石, 告以:“ 余夫妇及此间人士正盼望迎接阁下及夫人, 今悉阁下等不克前来, 余感觉万分之遗憾, 余又不能趋前访谒, 只得以与阁下神交为满足矣。敬向阁下及阁下领导之国家表示颂祝之意。” ^[1]308尼赫鲁与甘地的函电极大地唤起了蒋介石的同情心, 也激起了蒋介石倔强的性子。他在日记中说:“ 昨晚午夜接甘地先生函电各一件, 读之悲怆不能成眠, 更觉亡国者失却自由之苦痛也, 乃决心与之谋面。”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5日。)此时, 蒋介石决心不计一切后果要与甘地会面。

15日晨, 蒋介石约见卡尔, 告以离印前必须与甘地晤面。他说:“ 我此行目的希望能感召印度国民不反对英国而支持战争。关于此事, 我将于发表告别印度国民书中说明, 力量或者不如我日常于印度领袖的谈话。我昨天收到甘地先生的一封信及一通电报, 昨夜我整夜的考虑这件事情。甘地于信中表示他不能与我相见颇感失望, 我见了他或者能劝说他采取别的途径, 倘能与甘地相见, 或许能有很好的结果。我拟于国际大学与之相见, 我是该校的名誉校长, 我想在那里与他谈谈。” ^[1]315-316为了能与甘地会面, 蒋介石做了实质性的让步。他主动改变了与甘地会面的地点, 以消除印度总督及英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又以发表告印度国民书为诱惑条件。其实, 英国政府和印度总督并不反对蒋介石与甘地会晤, 只是反对他们在甘地故乡会面, 认为“ 蒋介石前往加尔各答与前往华达会见甘地, 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rime Minister, February 17,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加之英国方面也一直希望蒋介石能够公开劝说印度国民支持英国作战。因此, 蒋介石的转变与要求获得了印度总督的认可与赞赏, 他在给伦敦的汇报中说, “ 蒋介石在新德里的访问总体上是成功与友好的” (From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February 17,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3.)。当晚, 印度总督为蒋介石举办了茶会, 并亲自为蒋介石颁发了英国十字勋章。17日, 在总督的主持下, 印度立法大会还专门通过了“ 感谢蒋委员长与夫人访问印度之议案”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5日。)。

从表面上看, 此次风波是因蒋介石忽略英国的要求而引发的, 但根本原因则是中英两国对蒋介石访印的认识不同所致。中方认为蒋介石是以大国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印度、调停英印关系, 而英国则反对蒋介石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 只希望蒋介石说服印度国大党。虽然蒋介石的让步使风波得以平息, 蒋甘会晤的安排也峰回路转, 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中英双方在访印认识上的分歧。

在获得印度总督同意后, 蒋介石当即约见尼赫鲁, 表示愿意与甘地在国际大学会面, 请他与甘地约定见面时间。经尼赫鲁联络, 甘地将会晤的地点改在加尔各答。蒋在日记中写道:“ 午后, 召尼先生来谈, 告以必须与甘地先生面晤, 使彼此得以慰藉平生亦不虚我此行。” “ 晚回寓时, 尼氏已在寓称甘地先生约在加尔各答相会, 以其友人之丧, 须于20日以前赶回家乡, 故不能往国际大学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5日。)

18日, 蒋介石在尼赫鲁等人陪同下抵达加尔各答与甘地相见。蒋介石与甘地先后进行了三次谈话, 共历时5个小时。双方主要围绕印度的革命政策与策略、印度是否愿意参加盟国作战、中印合作共求民族解放三方面进行会谈。蒋介石向甘地建议, 希望国民大会能够改变不合作政策, 参加盟国作战, 以便将来求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甘地则强调中印两国的革命武器不同, 非暴力运动已给印度国民以希望及勇气。他说:“ 我经过36年的经验, 这种运动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在印度还没有组织暴力来抵抗英人的时候, 只有作非暴力运动。” “ 我们心中绝无余地可以容纳英国的帝国主义, 但我们可以接受阁下的忠告, 不作节外生枝的举动, 让他去自生自灭。” ^[1]339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中印两国合作问题, 甘地则置之不答。

对于此次期盼已久的会晤, 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十一时, 甘地先生到加尔各答, 住于白尔拉公园其友人家中。余与妻亲自往访其寓所, 先道彼此想往之切, 继谈其革命奋斗之经过, 约一小时余。随在其寓中休息留餐, 午后三时再谈余对其所言者之感觉各点。彼意甚以为余之所感者与彼意大略相同。彼并明言国民会议如有正当主张, 虽与彼见解不合, 亦不加反对也。言至此, 各休息卅分时再谈。此为最后之谈话, 彼之大意归结于对华抗战表示同情, 亦不妨碍英之助华, 但其对余之中印共同奋斗为两国合作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点, 竟置而不答。并言余不勉强其变更宗旨一语。彼以为友义(友谊)关系, 只要不用武力压迫, 甚愿彼此辩论, 无不可改正也。言至此, 彼乃即搭其纺机纺棉花矣。”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8日。)从日记来看, 甘地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 还伤了他的自尊心。

蒋介石访印的最大心愿是与甘地会晤。为了能与甘地会晤, 他不惜与英国政府和印度总督进行抗争。然而, 历经各种周折才得以进行的蒋甘会晤却是如此结局, 因此蒋介石对此次会谈极度失望, 对甘地也至为不满。次日, 他在日记中说:“ 昨日会晤甘地先生后, 对其态度不觉失望, 此或余热望过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 无论任何革命热忱亦不能转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对其观念之综论, 彼惟知爱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爱其他人类, 可谓忍心极矣。此殆印度哲学与传统精神所造成, 只知忍痛而毫无热忱, 实非革命首领之特性。余乃断言, 印度革命之不易成功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9日。)蒋介石还将甘地与尼赫鲁进行比较, 他认为尼赫鲁“ 其人实富于感情者, 与甘地之性质完全不同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21日。), “ 甘地之虚伪与自私乎?余不敢臆断, 而其冷刻与隐忍之性则甚深也。尼赫鲁之通明与坚定亦可断言”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本月反省录》。)。2月21日, 蒋介石离印返国。临别之际, 蒋介石问宋美龄对印度“ 有否惜别之感” , 宋之回答为“ 毫无此感” 。蒋感叹道:“ 余每离一地必有恋惜之意, 惟于印度亦不觉有此感念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22日。)可见, 其对甘地不满之甚, 真可谓相见不如怀念。宋美龄对甘地同样极为不满, 以致她在1943年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时仍称“ 甘地思想褊狭与混沌”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4月15日。)。

这场来之不易的蒋甘会晤之所以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其原因在于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影响力, 对印度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他在此次会谈中以中国革命为例, 希望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放弃不合作政策, 支持盟国作战, 并通过中印两国的合作帮助印度在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然而, 甘地对蒋介石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并不感兴趣, 因为他所倡导的不合作运动已在印度国民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甘地与蒋介石会晤是希望蒋介石和中国政府能向英国施压, 利用英国忙于欧洲战场之际帮助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获得自治。他对蒋介石率先要求印度国大党放弃不合作运动抱有高度的警惕, 甚至怀疑蒋介石是英国请来的说客。可以说, 蒋甘会晤令蒋介石访印陷入僵局, 因为他既不能说服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放弃不合作政策, 又无力向英国施压帮助印度在战时实现民族自治。

由于未能说服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放弃不合作运动, 蒋介石只得在《告印度国民书》中呼吁英印双方进行妥协与合作, 以共同应对日军侵略。1942年2月21日, 蒋介石在离印前夕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 文中一面呼吁印度国民拥护大西洋宪章, 参加反侵略阵线, 联合中英美苏等同盟国共同奋斗; 一面劝告英国政府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 使印度国民全力支持盟国作战^[1]358-359。蒋介石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使英、印双方都对其表示好感。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蒋介石“ 对印度情形的判断是公允的” , 他所呼吁“ 英印双方共谋合作” 、“ 予印人以实权” 的主张是“ 解决英属地问题的正确途径” , 也与“ 英政府准备予以彼等在英帝国取得平等地位之政策相契合” ^[1]393。甘地对蒋介石的《告印度国民书》虽未予以积极响应, 但一定程度消除了他对蒋介石的疑忌。印度各报对蒋介石呼吁英政府从速早日赋予印度人民之实权表示感谢(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24日。)。

蒋介石访问印度及其发表的《告印度国民书》为英、印双方关系的缓和与谈判提供了契机。2月24日, 英国政府宣布将派前印度总督克利浦斯(Stafford Cripps)为特使赴印与国大党谈判。为了促成英印双方达成协议, 蒋介石希望美国能够介入英印谈判。2月26日, 他致电宋子文, 认为只有给印度国民以实权, 才能使印度国民支持盟国作战。否则, 万一印度为日军所利用, 不仅使英国危险, 而且将使整个东方战场陷于失败。因此, 他要求宋子文转陈罗斯福总统, “ 请其相机劝告英方, 如罗总统对印度问题, 认为中美两国有共同之意见发表, 或对印度共同保证, 则中国无不乐从。然英国对印度政策, 以中观察, 非由我两国共同劝导与保证, 必不能彻底觉悟” ^[1]389-390。

3月23日, 克利浦斯抵达印度, 主张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下对印度政府加以改良, 自治问题的完全解决必须待战事完全结束以后。蒋介石对克利浦斯提出的方案颇为担忧, 因为他清楚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人要英国立即给予印度实权而不是在战后(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25日。)。尽管如此, 蒋介石还是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他说:“ 克利浦斯到印, 处置印度问题, 似有几分希望, 余甚望其能成功, 而得有结果耳。”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然而, 英印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4月11日, 印度国大党宣布拒绝接受克利浦斯方案。谈判的破裂和缅甸战场的失利, 使蒋介石对英国极为不满。他说:“ 英印交涉已经破裂, 英人对印之用心恶劣极矣。宁让倭寇占领而不容印人自由, 以为其战后同盟国胜利时仍可无条件统治印度, 而不愿印度自由参战以增同盟各国之实力也。此种自私之心毒极矣。”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4月12日。)

英印谈判破裂后, 甘地、尼赫鲁希望中美两国能给英国压力。4月12日, 尼赫鲁致函蒋介石, 向其详细介绍了英印双方谈判的经过及其分歧, 并吿以罗斯福总统的驻印代表曾介入英印谈判^[2]120。6月14日, 甘地亲自致函蒋介石, 保证印度决不妨害中国抗战, 并委婉地提出希望中国能向英国施压。他说:“ 前在加尔各答与阁下夫妇作五小时之倾谈, 余将永远不忘” , “ 克利浦斯任务之失败遗留深刻之创伤, 剧增无已, 伤痛之余, 爰不得不吁请英帝国立即退出, 俾印度得能自治并尽全力以援助中国” , 然“ 在外人统治之下, 决不能如愿以取动作” , “ 余向阁下保证, 余以印度新运动发起人之资格将不采取草率之行动, 余所建议之任何行动将以不妨害中国或不鼓励日本侵略中印为准则” ^[2]615-622。这是蒋甘会晤后甘地首次给蒋介石写信, 并主动回应了蒋介石之前提出的中印合作问题。

收到甘地的信函后, 蒋介石颇为踌躇, 但仍决心策动美国向英国施压。他说:“ 甘地寄我手书, 表明其印度对抗战立场, 与对我国合作期望, 而要求英国撤退出印度。” “ 甘地致余手书, 其意在希望中美干预英印问题, 此不可能之事。彼虽于在印相晤时对余矜持非礼, 然余仍应以礼应之, 并设法以助之。”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6月18日、6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 6月19日, 他致电宋子文, 要求宋将甘地的信函呈交罗斯福总统, 并声明:“ 中国不愿有预闻印度内政之嫌, 惟英印合作有圆满之解决, 以不妨害我同盟国共同作战之胜利。” “ 望美国政府对此事勿太轻视, 应为战局利害共同关系不能不望其相机负责, 有一公平之处理。以中观察, 印度问题之能否妥善处理, 实关于同盟国在东方整个战局成败之所系, 此非仅英国之事也。” ^[3]9-10蒋介石虽然申明中国不愿干涉印度内政, 但他希望美国出面干涉的意图至为明显。

在策动美国向英国施压的同时, 蒋介石又担心会得罪英国。6月25日, 蒋介石利用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Seymour)会面之际, 将甘地信函内容告知英国, 并表示:“ 此为英国内政问题, 不欲预闻, 惟希望印度局势不致恶化, 早日以友善方法解决之。” ^[3]526月26日, 蒋介石给甘地复电说:“ 余正在作深长之研究, 期能有所贡献。目前日本侵略最为吾人迫切之祸患, 我亚洲国家与反侵略盟国均须共同一致首谋应付此一大患。故盟国之利益即为中印两国之利益, 而印度之利益亦即为整个盟邦之利益, 此点当为同盟各国所了解。中甚望于同盟各国共同利害之基础上觅取一致抵抗日本侵略之途径, 中能有以安慰阁下伟大之志愿, 此乃余惟一之大愿也。” ^[3]87-88可见, 蒋介石对甘地信函的处置是处心积虑的。他深知此时中国无力对英国施压, 也不想因此而得罪英国, 但面对甘地的请求, 出于中印友谊的考虑又不能拒绝。为此, 蒋介石向英国和美国申明不干预英印内政的同时, 又将印度问题上升到整个东方战局的高度, 提出印度问题非英国一国之事, 从而策动美国出面干预, 并向甘地暗示中美两国会出面调停。蒋介石对这种处置方式颇为自得, 他说:“ 对甘地复函与对英使谈话, 处置尚觉合宜。英以其利, 我以其义, 故对印道义不能略逊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6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

然而, 蒋介石以美制英的计划很快落空。7月5日, 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说:“ 顷白宫秘书长来见, 奉其总统命令告文, 甘地前发表宣言, 印度非但欲驱逐英帝国主义, 亦不愿帝国主义侵入印度, 殊不明其意何在。此君缺乏实际, 难与共事。然蒋委员长如有机会, 当然希望能代余共同劝告甘地勿走极端, 以免为敌利用, 危害中印数万万人民等语。” ^[3]177显然, 美国不仅不愿向英国施压, 反而要求蒋介石向甘地施压。他说:“ 美国竟为英国所愚弄, 而欲以美之威力以制印度革命之进步。”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20日) 7月21日, 于心不甘的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提出, 希望美国注意印度问题, 因为“ 印度局势严重, 印度国民大会已规定8月7日为最后之时限, 倘届时英国不向国民会议进行谈判, 美国复保守沉默, 深惧该国将发生革命。此不独为英国之大患, 亦为中美及其他盟国之巨大打击也” 。然而, 居里却表示罗斯福总统不愿介入英印关系, 因为调解英印纠纷“ 已使英印双方对美国产生了恶感, 此为美国在印度痛苦之经验也” ^[3]323。不得已, 蒋介石于7月24日亲自致电罗斯福总统, 告以印度问题关系盟国战局, 美国应劝导英印谋得合理之解决。他认为:“ 英国方面最明智之政策, 则应为宁以整个自由还印度, 决不使轴心军队插足于印度之寸土。若英国果能采取此种态度与精神, 则印人对英之印象必可大见改善, 而且余深信印度之局势亦必因之改观也。余以为此时美国应以公正之态度劝导英印谋得合理与妥善之解决。” ^[3]375然而, 罗斯福并未积极回应。由于美国不愿过度介入英印关系, 蒋介石以美制英的策略未能奏效。

在英印纠纷问题上, 蒋介石起初颇为谨慎, 尽管他对甘地、尼赫鲁等颇为同情, 但也极力避免有干涉印度内政的嫌疑, 在表面上尽力做到不偏不倚, 而只在暗中策动美国向英国施压。然而, 随着英印局势的恶化, 以及美国的消极与不介入, 最终使蒋介石由幕后走向前台, 由调停走向了干预。1942年8月8日, 印度在甘地、尼赫鲁的领导下爆发了“ 八月革命” 。英印政府遂于9日逮捕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 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惊。次日, 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 商讨对策, 决定对英国提出反对, 要求美国出面主持公道。他在日记中说:“ 正午参事会报, 讨论印度问题, 决定对英国横暴加以反对与斥责, 全国舆论对印度表深切同情。余电问甘地、尼赫鲁致慰问。并电催罗斯福即速出面主持公道负责调解。”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8月10日。)甘地等人的被捕终于使蒋介石沉不住气了, 他开始由不干预英印内政转为直接反对了。

10日下午,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总统, 请其对甘地、尼赫鲁等被捕事件主持正义。他说:“ 阁下对于印度国民大会工作委员, 以及甘地、尼赫鲁被捕之消息想必与中同具关切, 中在前次电中曾已表示如此之发展势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之一极大挫败, 而予全盘战局以极险恶之影响, 如再任事态更行恶化。中恐轴心国之声势大为增强, 而同盟国在此次战争中所公认之目标将不再为世人所重视, 其揭示之主义亦将消失其精神上之意义。同盟国应不辞任何代价将保证各种族自由正义之诚意, 以实际之行动昭示于世界。阁下为大西洋宪章之倡导者, 故特请阁下采取必要之步骤, 以解决此目前印度与世界所遭遇之迫切问题。” ^[4]7

在要求罗斯福采取措施的同时, 蒋介石于11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以示对英国政府的不满。他说:“ 就主义之立场而言, 我承认我对印度人民求取自由之期望实表十分之同情, 我的建议是只有美国出面调解, 才能和平解决英印问题。”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August 12,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4.)他在日记中说:“ 对英使谈话说明中国对印度态度不能与英一致之理由, 提出对印度处理入手方法, 声明中国决不愿出面调解, 表示毫无私心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8月11日。)为了化解蒋介石的不满, 薛穆向他暗示丘吉尔愿意到重庆来访问。然而, 蒋介石对英国的示好置之不理。他说:“ 丘吉尔间接探察其访华之反响, 余决置之不答。此乃余对印政策之坚定, 决不为其势利与虚声所诱惑。此不惟对英为然, 以后对国际态势皆应以‘ 为己’ 与‘ 自立’ 为本。彼以其利, 我以其义, 彼以其力, 我以其理以应之, 使欧美人士知我民族之道义精神之所在, 而渐改其轻藐中华之心理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8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在蒋介石看来, 中国在英印问题上必须以道义为重, 要舍利取义, 因而他不顾英国的拉拢, 坚定地站在甘地、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一边了。

8月12日, 罗斯福复电蒋介石, 告以美国不愿调停英印问题:“ 阁下与余对印度之不幸局势自感悲痛, 但此项纠纷由于多重事实与因素相混杂, 故美国政府不拟致力于斡旋。余以为阁下与余之地位必须使英政府与甘地及其党徒等明悉, 吾等无道德上之权力可强迫英国或国民大会, 并须使双方了然, 吾等站在整个友谊之立场上, 如为英印双方所邀请, 自当乐为协助。” ^[4]37罗斯福在复电中不仅强调美国不愿调停英印关系, 而且还明确指出如非出于英印双方的邀请, 蒋介石也不应该干预其事。罗斯福的态度无疑给予蒋介石以重击。

更糟的是, 蒋介石策动罗斯福干预英印问题的电报也被英国政府获悉(From the President for the Former Naval Person, August 11,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4.)。因而英国对蒋介石强烈不满。8月23日, 丘吉尔亲自复函蒋介石, 抗议其干预英印内政, 他说:“ 我们得薛穆大使关于8月11日与阁下谈话之报告。我们以为同盟相处之道, 为彼此互相不干涉其内政, 本国素以完全尊重中国主权为志。当中国国共意见分歧最尖锐之时, 本国从未加以任何极轻微之评判。故阁下倘被牵涉与现在正破坏印度政府战事工作, 及此广大区域之和平秩序之国民大会或个人为政治之通讯, 吾人殊以为憾……至阁下建议英政府应接受美总统调停关于英印关系一节, 本人正式声明, 任何英国政府, 由余为领袖及阁员时, 决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之调停。” (Prime Minist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ugust 23,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EM, 4/45/4.)

丘吉尔的电函既是对蒋介石干预英印问题的抗议, 也是一种警告。对此, 蒋在日记中说:“ 英丘首相致余之电, 表示其对印度政策顽梗之决心, 而且带有威胁性之词意, 并以印度问题比之我国之共党内政问题, 此等拟不于伦之说, 只有置之一笑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9月14日。)在反省录中, 他再次写道:“ 英丘吉尔对余来电表示其印度政策之顽强不变, 以及其威胁之情状意在言表, 此乃英美皆有联带关系, 对华试用强制高压手段以期余就范。余当以不屈不挠、不亢不卑, 视若无睹, 一如常时以应之。彼等总以向来视东方为可利用与可高压被屈之目光以视余, 其政策必致失败。余应知刚柔相济之道, 勿以无益而舍之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9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面对丘吉尔的抗议与警告, 蒋介石仍强调“ 不屈不挠、不卑不亢” 。这既是他倔强性格的使然, 亦是其扶持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思想的体现。11月, 驻英大使顾维钧返国述职, 劝告蒋介石与英国改善关系, 建立以中英美为核心之外交联盟。蒋介石却“ 属其毋背我外交根本方针, 以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 尤以不使印度民众失望为戒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1月23日。)。然而, 蒋介石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情结与扶持印度民族独立的愿望, 在当时情形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由于中国在中英美之间地位最弱, 加之罗斯福态度消极, 蒋介石对甘地的同情、对印度国大党的道义支持, 除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恶化中英关系外, 并无多大的实际成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蒋介石的大国意识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日益增强。1942年的印度之行是蒋介石以大国领导人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次重要出访。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目标和战后中印关系的考虑, 蒋介石对印度始终以中印友好与合作为出发点, 强调中国对印度政治诉求的同情与支持, 突出他与甘地、尼赫鲁的个人私谊, 以期用真情友谊去感动印度国大党, 使其改变不合作政策, 参加同盟国作战。同时, 蒋介石不顾英国的反感, 坚持自己的外交立场, 公开敦促英国政府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 并采取“ 以夷制夷” 的策略, 试图以美制英, 一定程度展现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然而, 蒋介石的印度之行最终未能说服甘地、尼赫鲁等印度国大党人改变政策, 也未能扶持印度国民获得政治上之实权, 反而伤害了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不可否认, 蒋介石未能达成任务, 英国和印度国大党领导人都有很大的责任, 但蒋介石的自身失误也是重要原因。

选择1942年2月出访印度, 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认为其个人声誉与中国国际地位此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英国和印度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他制定的访印目标是既要劝告英印合作, 又要劝英国让印度自治, 不仅要解决战时抵御日军问题, 还要扶持印度民族解放, 为战后中印合作奠立基础。然而, 蒋介石高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实际影响力。英国允许蒋介石以大国领导人身份访问印度, 是希望蒋介石能对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尼赫鲁等人产生影响, 说服印度全力支持英国作战, 而不是作为调停者或审判者来调解英印关系, 更不允许蒋介石以大国身份干涉英印内政, 损害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而甘地、尼赫鲁则期望蒋介石能对英国施压, 使印度获得真正的自由, 而不是单纯地让印度国大党让步, 甘地甚至要蒋介石“ 用力量来使我们相信你的主张” ^[1]343。英印双方针锋相对的立场, 使调停英印关系成为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而蒋介石对访问“ 准备不周, 以致误会与猜忌之事丛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 在如何与甘地会晤问题上与英方冲突不断、风波迭起, 增加了中英双方的不信任感。

在高估自身实力的同时, 蒋介石也低估了英国的影响力, 对扶持印度民族解放过于乐观。蒋介石访印和极力调停英印关系, 除出于对印缅战局的担忧外, 很大程度是为了扶持印度民族解放, 谋求战后中印合作。而中英两国在缅甸战场上的分歧则进一步加剧了蒋介石对英国的不满与偏见。当英方向蒋介石示好, 以期改善中英关系时, 蒋介石却认为这是英国的阴谋, “ 其目的在要求我保持其印度缅甸之地位, 且使印度嫁怨于我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22日。), 从而将英方的善意置之不理。至英印谈判破裂时, 蒋介石又将责任归咎于英国, 并极力策动美国对英施压, 最终由调停者变成了英国的反对者。蒋介石在处理英印纠纷中的不务实, 使中国未得其利, 先蒙其害。

(本文承蒙银泰公益基金会“ 蒋氏家族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计划” 资助, 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