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选辑注评在南宋时大量出现, 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楼昉《崇古文诀》等选本堪称代表; 延及明清, 选评之风未减, 归有光《文章指南》、唐顺之《文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林云铭《古文析义》、吴楚材和吴调侯《古文观止》等应运而生, 仅就桐城一派而言, 亦有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等选本相继问世。究其原因, 大致可用四库全书总目总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语“ 为举业而设” 来概括^{[1]卷一八九, 1719}。迨至清末民初, 废除科举, 时局大变。其时文章选本除却林纾所言“ 力延古文之一线” ^[2]20之外, 尚与其时出版业和新式教育的积极推动息息相关。

任何一种知识生产都离不开传播媒介的助推, 而现代出版业尤其是民营出版机构对知识的传播更是带有浓厚的商业考量。林氏系列选本的生产和传播即与其时蓬勃发展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密切相关。事实上, 林纾与商务印书馆的因缘, 海内外学者如东尔、陈明远、成昭伟、段怀清、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等皆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分别参看东尔《林纾与商务印书馆》, 见商务印书馆编《1897— 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527543页;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成昭伟、刘杰辉《“ 赞助人” 视角下“ 林译小说” 研究— — 商务印书馆个案分析》, 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第148152页; 段怀清《商务印书馆< 图书汇报> 中的林纾— — 一种基于文学出版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第148154, 167页; [美]韩嵩文《“ 启蒙读本” :商务印书馆的< 伊索寓言> 译本与近代文学及出版业》, 见王德威、季进编《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第123142页。）。只是现有研究多基于林纾之翻译小说而言, 唯有美国学者韩嵩文在其新著中提及了商务印书馆与林纾系列选本及教材出版的关系^[3]163-167。

其实, 商务印书馆与林纾的合作从林译小说扩展到林选古文并不难理解。其一, 民营出版机构以盈利为首要目标, 既然林译小说颇为畅销, 作为古文家的林纾编选之古文教材也应该成绩不俗。出版商的这种推理合情合理, 一方面让林纾在小说翻译领域的明星效应扩散至其他领域, 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 另一方面也借此拓展出版社的经营范围, 调整业务重心。众所周知, 近代新式教育兴起而带来的国文教材(选本)出版的需求, 成为当时民营出版机构争相抢夺的焦点。商务印书馆在清廷废除科举之后, 便由张元济出面邀请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陆炜士等一批有经验的文化名人担任各部编辑或主任, 其间又聘请了日本教科书专家长尾木真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等担任顾问。而商务印书馆之所以选择出版林纾的古文选本, 很大程度上是看重林纾在小说翻译和古文创作等方面展示出的古文造诣。事实证明, 商务印书馆的这一业务调整是成功的,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甚至一度占据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1906年, 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 其中商务出版发行的就有54种, 占总数的52.9%。1910年, 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84种, 商务出版发行的有30种, 占35.7%。参看张蓉《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发展》, 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第69页。）。其中, 林纾的《中学国文读本》在首版发行后的两三年多次再版, 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一套教科书。

当然, 在出版发行林纾古文选本时, 商务印书馆也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首先是登载选本提要的广告。这种做法在近代的出版机构中比较普遍, 即在该社出版某部著作时, 会在封面或封底登载即将或已经出版的其他书目, 并粗陈梗概, 叙其架构, 申之要义, 以期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求。如《中学国文读本》第4册的封面就刊登有林纾《左孟庄骚精华录》的广告:“ 左、孟、庄、骚, 为吾国中古时代文学大家, 左、孟开纪述议论之词源, 庄、骚为心理寓言之文字, 闳肆瑰丽, 为治古文者所宜诵习, 惟全书繁富, 词意过主, 不适学者之用。今林君琴南集其精华, 都为二册, 罄其数十年之心得, 逐篇加以诠释批语, 以资引导, 诚为近今国文法程之善本。” ^{[4]第4册, 封面}同书之封底版权页亦简要罗列商务印书馆若干书目, 其中包括“ 《左孟庄骚精华录》, 林纾, 二册, 五角; 《韩柳文研究法》, 林纾, 一册, 三角; 《评选船山史论》, 林纾, 二册, 四角” 等^{[4]第4册, 封底}。其次是借助权威机构的鉴定评语。如民国教育部审定《中学国文读本》有以下批语:“ 是选不拘古文宗派, 由清、明上溯以至汉、秦, 历代之文皆备崖略, 采录精审。其评语亦能抉发微隐, 要言不烦。盖评选者, 本文学巨子, 自与坊间选本有高下之别。” ^{[4]第3册, 封底}由于这番评语出自当时主管学校教材的教育部, 权威性不容置疑, 因此商务印书馆将其放在重订本之显要位置, 极具宣传效应。

与传统书坊的选本刻印相比, 近代出版商的营销策略在形式上并无太多创新之举。笔者曾归纳过明清选本体例中的营销策略, 大约分为两类:其一是利用公告形式来发布出版信息或筹集刻资, 其二是利用达官显要或文坛名宿之题词序跋进行宣传^[5]62-64。两相比较, 书坊之告示与近代之广告、借重名人效应和借重权威机构实则形式相仿(至于筹集刻资之事, 近代民营出版商一般不会涉及), 然宣传效果方面则全然不同。因为前者的刻印数量毕竟有限, 而近代出版商的教材则可以覆盖所有新式学堂。就此而言, 新式教育带来的教材需求热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古文选本出版。

既然如此, 那么出版社为牟取商业利益陆续出版林纾之系列选本, 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编选质量的下降呢?这可以利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得到答案。一般而言, 选家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 拥有丰富的知识与创造能力, 并且利用知识进行劳动生产。其选评的系列古文选本通过出版商的运作, 转换成了高知识含量和高文化附加值的物质产品。而与此同时, 出版商与选家皆可获得经济利益(可参看[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 布尔迪厄访谈录》,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朱大可编《文化批评:文化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版。)。所以, 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也被戏称为“ 知本家” 。然而, 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林纾与那些单纯以出卖文化产品牟利的“ 知本家” 尚有本质区别。因为“ 知本家” 的身份既不包含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 也没有改善社会现实的动机; 而希冀挽狂澜于既倒的古文家林纾, 其主观动机显系继承古文传统, 选本的质量自然与坊间粗制滥造者不同。由此看来, 林纾偏重文化传承的编选动机与出版机构侧重资本回报的商业目的相结合, 加之其时新式教育的积极推动, 共同造就了民国时期林纾系列古文选本“ 叫好又叫座” 的出版奇观。

一般而言, 作为二次生产的选本由于文本呈现的限制, 其发挥批评功能多呈隐性的方式, 较为集中的显性批评往往仅存在于序跋或评点之中。不过, 历代著名的选家总能在有限的批评资源内尽可能多地彰显自身的文学观念, 文本的排列次序、选文数量的多寡以及批注评点的详略等皆成为有效之手段, 林纾就是其中一位。其古文系列选本中既通过逆溯排法、选中之选论证古文学习的渐进性, 利用序跋发表其对末造衰朝之文的看法, 同时也运用文章选评申明其古文旨趣和自身喜好。

南宋以降古文选本带来的评注圈点风气催生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批评样式— — 评点。评即批评, 有眉批、旁批、夹批、类批、文末总评等形式, 针对全文或局部之意旨、技法做出点评; 点即圈点, 使用字旁小圆圈、字上大圆圈、字旁直线、字旁斜点、字旁月牙形点等符号标示重要词句或段落。显然, 前者为有形之评, 后者则为无形之评。它们与诗话、文话的区别在于, 选本中的评点文字或符号必须与被评论的文本紧密结合, 不可脱离文本而独立, 一旦抽离, 便不知所云。因此, 时下的语文教育界又将评点视为阅读文本的“ 助读系统” ^[12]24。若就阅读文本的助读系统而言, 林纾系列选本的评点可用两个字概括:一是“ 详” , 几乎每部选本、每篇选文都有评点, 总评或按语少则数言, 多则数百上千言, 甚至有评点之语长于选文之情形(如评欧阳修《五代史宦官传论》)。举凡时代背景、主题意蕴、创作技法、情韵风神、词语释义等皆有涉及。二是“ 细” , 于细微处释疑解惑、画龙点睛。如欧阳修《孙明复墓志铭》序末云:“ 先生一子大年, 年尚幼。” 此乃寻常之语, 看似无须注释。然林纾《中学国文读本》于此处加有眉批云:“ 先生四十始娶, 宜其子之幼也。幼字下得不苟。” 以此照应前文“ 先生年逾四十, 家贫不娶, 李丞相迪以其弟之女妻之” 数语^{[4]第4册, 12}, 评点可谓细矣。

若将其回归至传统的评点实践, 林纾系列选本的评注则鲜明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首先是评点方式的多样化。林纾评刘禹锡《望赋》曰:“ 此作有望阙之思, 与子厚《梦归赋》同一用意。然子厚以吞言咽理之能, 寓之于骚; 梦得文心无子厚之曲, 且声响亦逊。” ^[13]7将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为贬谪思归主题的两首赋作进行比较, 增强解读效果, 此乃比较法。评曹丕《又与吴质书》云:“ 时阮瑀、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相继逝, 文中独推徐之《中论》及刘桢之诗, 自是巨眼。文之凄婉处, 出于怀旧感逝, 与自伤者有别。凡富贵人, 恒思长保其风光。风光一逝, 则感怆殊深, 不足异也。” ^[14]18这段点评即从曹丕之个案概括出“ 富贵人” 怀旧感逝的共同特征, 由此出发点来评价此文亦与常人有别, 此乃归纳法。评虞集《国朝风雅序》曰:“ 凡身仕人国为本朝总集序, 最难着笔。即编次之人物, 稍有轩轾, 亦足招忌。沈归愚先生编本朝诗集, 以钱牧斋居首, 几遭严谴。伯生序此集, 亦不无忧谗畏讥之心。所谓十一卷以下诸君子均生存之人也, 诗皆未必能佳, 微微加以策勉之言, 殊为得体, 且亦不能不自留身分也。” ^[15]89由虞集为元人选元诗《国朝风雅》撰序, 联想到沈德潜所编清人选清诗《国朝诗别裁集》, 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此乃比类联想法。与此同时, 林纾这一评点也解释了其《中学国文读本》“ 惟生存人不录” 的原因^{[4]第3册, 凡例}。

其次是主体身份的多元化。林纾同时具备古文家、翻译家和理论家等多重身份, 而每种身份皆可作为解读其选本评点的一个维度。就古文家的身份而言, 林纾在古文创作方面的才能赋予他超出普通选家的鉴赏眼光, 即便是一个字词的更易也可辨别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如林纾认为韩文《送区册序》中“ 两用‘ 若’ 字, 皆参活笔” , 而在姚鼐之《古文辞类纂》中“ 若能” 二字被删去了, 是故, 林纾评曰:“ 须知昌黎用字, 一字不苟, 万难轻易加以移易。试观两‘ 若’ 字, 何等活泼, 乃可轻去其一耶!” ^[6]202此处评价韩愈为文一字不苟, 实则林纾亦可等量齐观。另外, 林纾系列选本中的那些或长或短的评点何尝又不是一篇篇功力深厚、结构严密之古文呢?就翻译家的身份而言, 林译外国小说的笔法对其古文评点亦有一定的影响。林纾认为外国小说也有义法, 并以外国小说比附我们的古文作品:“ 纾不通西文, 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 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 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 ^[16]序而就理论家的身份而言, 其《春觉斋论文》《文微》《韩柳文研究》等理论著作已经在文体、艺术和技法等方面建构了自己的古文理论体系, 因此, 林纾系列选本中的评点完全可视为其在实践中检验和确证古文理论体系的一个载体。翻检那些评点文字可知, 林纾的古文观念虽不似上述理论著作的系统有序, 但却如水着盐般地融入其中,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凡是涉及古文创作与批评之处, 在其详尽的助读系统中均随处可见。

学界一般认为, 传统的文学评点只是阅读文本时的灵光闪现, 虽似散金碎玉, 但难成体系。然而, 在林纾的系列选本中, 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总数超过1 500篇的古文评点, 林纾都不吝笔墨地论及古文的意脉风神、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这很难用片段式的感悟来概括, 只能解释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

另外, 若援引西方文论中的语义学解读理论, 我们亦可用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概括林纾古文评点的形式特征。文本细读强调文本即为独立自足的存在, 文本中词、句、段与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形成的语境本身就隐含着意义和价值, 故而主张将文本的解读重点聚焦在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上。而这些特征在林纾的古文选本中十分常见, 略举林纾评韩愈《送孟东野序》为例:

此篇为昌黎集中之创格, 举天地人物, 尽以“ 鸣” 字括之, 至孔子之徒亦指为善鸣, 则真有胆力矣。文无他妙巧, 但以气行, 然须观其脱卸处、笋接处, 觅得关头, 则读此便大有把握。入手摹《庄子· 逍遥游》篇, 由物鸣转入“ 人” 字, 则关锁已开, 即容易着笔。又从“ 人” 字转入假物以鸣, 既人能假物以鸣, 则天亦能假物以鸣, 于是由“ 天” 字转入“ 人” 字, 以下均人言矣。言人者, 为文章发泄地步也……其下提出“ 善鸣” 二字, 全为东野之诗写照, 看似凌虚之论, 实则眼光均侧注东野之诗……^[6]189-190

此评点数语皆从文本内部结构出发, 通过关键词“ 鸣” 勾勒出文气运行之轨迹, 而与作者时代背景、韩愈和孟郊之友情等毫无关涉。这种文本细读的模式成为林纾系列选本评点诠释其古文理论最为突出的特征。

再次是评点功用的双重性。在林纾系列选本中, 除却《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属简评之外, 其他选本的批注圈点或文末总评皆细密翔实。这自然与林纾选评古文的动机有关。

其一是实用性。古文选本大都具有教材的性质, 从一般的私塾、书院到国子监, 皆用古文选本作为学习的教材。古文选家也有不少做过私塾或书院的老师, 吴楚材、浦起龙、姚鼐等皆是如此。清季科举废除以后, 新式学堂蔚然兴起, 古文选本仍然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 因此林纾在诸多古文选本中加注详评, 自然有其实用功能, 即指导现代学堂中初学者学习古文。另外, 作为古文名家, 林纾深知古文创作之三昧, 故而能够结合自身经验提示文章创作之技法。

其二是理想性。1913年, 姚永概辞去京师大学堂教职, 南归故里桐城, 林纾感叹:“ 然则讲古学者之既稀, 而二三良友复不常集, 而究论之意, 斯文绝续之交, 亦有数存乎?” ^[2]25可见其时古文命运已趋惨淡。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之后, 白话文言之争日炽, 林纾在此期间除了撰文表达古文不当废之外, 仍出版了《左传撷华》《庄子浅说》和《选评古文辞类纂》等选本, 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选评了15册的名家文集。上述行为放置于民国初期的大背景下, 论者断然不可以实用目的概括林纾选评动机之全部, 反而可将这种行为视为林纾捍卫和接续古文传统的一种方式。可见, 林纾对古文的选评渗透着他继承传统文化血脉的良苦用心。

在林纾的评点实践中, 这两种动机实际上是兼容不悖的。林纾之所以评选船山史论, 即有感于“ 古人治经史之学, 穷老尽气, 始有所获。今中学制度……间一小时, 钟动即易一课。虽有通敏之才, 亦仅括其大略。即欲求精, 不复可得” , 又感于教师命题后“ 作者寻条失枝, 往往如隙中观日, 所见之日光, 盈尺以外无睹矣。讲义录要, 务取省略。于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 均不之省; 据题中数字, 衍为空言。篇幅不充, 则杂论时事, 泽以新名词, 千篇如出一手。祖国文字, 亦几于熸矣” ^[17]缘起。由此可见, 实用的需要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在支撑着林纾的选评活动, 加之其深厚的古典修养, 共同奠定了林纾系列选本在清末民初选本热潮中的重要地位。

林纾作为晚清古文大家, 其创作才能与实绩有目共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曰:“ 当清之季, 士大夫言文章者, 必以纾为师法。” ^[18]130充分肯定林纾在近代文坛的地位。与之相应, 其评点之系列选本各体皆备, 选评结合, 指示门径, 津逮后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 慕容真将《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点校出版。他尽管认为林氏选评不免带着桐城派的框框, 仍然予以高度评价:“ 作为一位深知文章甘苦的古文家, 林纾的选评, 确是有眼光, 有见地的。” ^{[6]前言, 2}实际上, 若对古文选本进行历时性梳理的话, 林纾系列选本在选家眼光、评点功力和传播效果等方面皆有不俗成就, 理应在中国选本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换言之, 在清末民初的选本热潮中, 林纾凭借大量的编选实践又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选评家的角色。而在增添这个角色之后, 林纾的形象自然更加立体与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