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旅游移民作为一种基于大众旅游的新人口迁移现象，得到了地理学、人类学、旅游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和研究. WILLIAMS等[1]从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发展两方面对旅游移民的宏观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将旅游移民分为旅游生产型移民和旅游消费型移民. KING [2]根据移民者的就业部门、收入情况、教育程度等将旅游劳工移民分为3类：旅游企业主和高技能的管理者、中间职位者、无技能的工人.旅游企业主移民属于劳工移民的最上层，并具有生活方式移民和劳工移民的复合特征.本文主要研究群体为丽江古城的企业主移民，因经营规模较小，他们渴望自己当老板或者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
对于旅游移民来说，迁移本身就是一种空间互动模式. TUAN[3]在探讨人地关系时，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意向对空间的影响.他认为：人通过居住等生活行为与实际环境中的人、事、物互动，在此互动过程中，逐渐熟悉环境，产生亲切感、安全感与归属感等认同感受，此时，客观的空间便转化成主观的地方. GIDDENS [4]提出的“脱域”概念认为：人们的社会关系能够在无限的时空跨度中脱离于地方背景的互动而得以重构. CASTELLS等[5]以“流的时空”和“无时间之时间”解释了网络社会对时空的解构与重塑，以及在此基础上作为历史与文化的社会关系实践在新的时空结构转型中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社会运动.在这种解构与重塑中，从后结构主义视角看旅游移民的身份以及认同都不是先验、僵化或一成不变的.旅游移民到达自己想要长期居住的地区——丽江，与其说是寻找诗意的栖居不如说是在寻找“自我”，或寻找一种“归属感”.
地方认同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必将是旅游移民与丽江之间关系的有力解释.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感的一种组成成分，会影响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发展.按照PROSHANSKY的观点，地方认同与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相对缺乏对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关系的探讨.此外，从旅游移民在地后的经验事实来看，必然会面临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变与重组问题.基于此，笔者尝试引入社会关系这一中介变量，在尊重旅游移民主体经验的前提下探讨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和地方认同三者之间的关系.探究旅游移民在地以后的生活满意度状况，有助于理解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实践对人地关系的影响.结论可为管理旅游移民群体、提高其对迁入地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创建融洽的社会环境，以及古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与启示.
1 理论概念与文献回顾 1.1 地方认同SCHREYER等[6]首次提出“地方认同”的概念. PROSHANSKY[7]则首次将地方认同引入环境心理学，认为地方认同是个人通过对地理意义上的地方依恋获得的一种归属感，给生活赋予了意义.随后KORPELA等[8]、WILLAMS等[9]从不同层面对地方认同概念进行了讨论. WILLAMS等[10]和KYLE等[11]指出，地方认同是地方依恋的构成维度之一. BROCATO [12]发现，顾客满意度与地方认同有一定的关系，且顾客满意度的提高会加强其对地方的认同.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对地方认同的研究相对较晚，唐文跃[13]指出，“地方认同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部分的认知”；李迎春[14]则认为，地方认同是个人对地方真实体验所产生的各种强烈、持久的情感依附反应；朱竑等[15]在对“地方认同”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建议学者回归“地方”本身的概念来理解人地互动.张春晖等[16]探讨了场所依恋在乡村旅游地品牌个性与游客忠诚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并得到地方认同在实惠维度与游客忠诚度关系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朱竑等[17]以广州小洲村为例，剖析了在小洲村社区演变过程中艺术家及原村民文化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形成与变迁情况，并分析其认同建构的原因和特征.
由上述学者的研究可知，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于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较少涉及迁移到旅游地的经营者.实际上，迁移到丽江的旅游移民已成为区别于传统移民的一种，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国内关于旅游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的界定、分类、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的探讨，尤其集中于较为初级和浅层的探讨，很少关注移民与居住地的情感联系，这也是本文主要的关注点.
学者对地方的不同理解，导致对地方认同有不同的衡量维度. BREAKWELL [18]认为，认同是对社会适应、融合和评价的过程，并提出了认同的4个衡量维度，自尊(self-esteem)、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区别性(distinctiveness)和连续性(continuity).强调实体环境对地方认同过程的作用，构建了认同过程模型. VIGNOLES等[19]对BREAKWELL提出的4个维度在认同动机测量中是否具有同等重要性和平等地位进行了检验; KNEZ [20]在对NEISSER [21] 5种自我认知不断修订扩展的基础上，将BREAKWELL的连续性维度分成地方参照的连续性(place-referent continuity)和地方一致的连续性(place-congruent continuity)，通过假设检验得到的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居住时间与地方认同有很强的相关性.长期居住在某地会增强其与地方的联结，反之，则导致地方成为一个人概念和扩展自我的一部分. KNEZ[10]只对感知到的气候进行了检验，未对地方认同的其他潜在因素进行检验和验证，这也成为他这篇文章的大不足. LAL [22]认为，地方认同的维度应考虑归属感和个体对地方的熟悉程度.并提出地方认同的5个衡量维度为评估、熟悉、依恋、连续和承诺.国内学者赵宏杰等[23]结合上述学者的量表设计，将测量维度定为历史文化、环境、区别性、依恋、自我效能和承诺.
1.2 生活满意度SHIN等[24]最先提出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这一概念.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和认知评价，是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一定时期生活状况总体性认知的评估，是幸福感的认知成分之一. ANDREWS等[2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生活满意度是幸福感的3个组成成分之一，另外2个分别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PAVOT等[26]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有5个衡量项目，采用LIKERT评分，为7分型，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SWLS基于单维度满意度量表可以测得一般生活满意度，但无法进一步测量多维度生活满意度. HUEBNER等[27]开发了多维度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MSLSS在结构上分为家庭、朋友、学校、生活环境、自我5个因子，采用6分制评分，范围从1(十分不同意)到6(十分同意).
2 实证研究方法 2.1 调查问卷与量表设计以丽江旅游企业主移民群体为研究对象，调查丽江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问卷由地方认同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社会关系量表构成.其中地方认同量表参考了BREAKWELL、KNEZ、LALLI等的研究；生活满意度量表及衡量的维度参考了SWLS，均结合具体研究进行调整；社会关系量表由与丽江认识的人谈心、闲暇时间度过和提供帮助情况等问项组成.受试者的基本属性采用开放式量表问项，而地方认同、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关系衡量维度的问项答题则参照LIKERT量尺分为5个等级进行衡量与计算.
2.2 调查日期与抽样方式于2016年6—7月在丽江古城等地现场发放问卷，待受试者填写完毕后收回问卷.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371份，有效率92.75%
2.3 问卷量表鉴别力与信度分析 2.3.1 问卷量表鉴别力为确保问卷的可行性，在正式发放问卷前事先进行了预调查，并分析了调查问卷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内部一致性效标分析法，进行受试者问卷问项高低分极端独立样本的加总得分平均数差异t检验，得到各问项的临界比(CR); CR值大于3且达到p＜0.05显著水平时，代表问项有鉴别能力，应予以保留.同时用相关分析法计算各问项与分量表总分的Pearson值，并以相关系数在0.3以上且达到p＜0.05显著水平作为问项保留标准.正式问卷各量表项目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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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量表项目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item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scales |
采用“Cronbach α”系数检验问卷各量表的信度，以进一步了解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经检验，调查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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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问卷量表信度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scales |
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371位丽江旅游企业主移民群体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样本中男性占66%；年龄主要集中在21~40岁(85.5%)，以21~30岁居多(64.4%)；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和大专，约占总数的57.5%；调查群体工作形式以客栈为主(31.3%)；婚姻状况多为单身(57.4%)，且在丽江居住时间多为1~4 a(75%)，以2~4 a的居多，大多居住在自己经营或工作的店里(38.2%)，很少在丽江买房；经常交往的老乡6人以上的占62.7%；在丽江遇到困难时，可能帮助你的人，以老家地区的居多(49.5%)；受试者中，配偶或直系亲属陪同自己一起在丽江的占54%；受试者的好朋友大多不在丽江的占68%；来丽江的主要目的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能够获取经济利益；受试者偶尔(52.7%)或经常(36.4%)与当地人交流.
3.2 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影响关系分析 3.2.1 社会关系在生活满意度和地方认同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指变量间的影响关系(X→Y)而非直接的因果关系，是通过一个或一个以上变量(M)的间接影响产生的，此时称M为中介变量，而X通过M对Y产生的间接影响称为中介效应.合并原始变量产生3个新变量：“生活满意度(X)”“社会关系(M)”“地方认同(Y)”，各新变量的值等于原始变量的均值.首先，将生活满意度(X)、社会关系(M)、地方认同(Y)变量予以Z标准化.
(1) 验证Y=cX+e1中的c是否显著, 即变量X对Y的效应是否显著.由表 3可知，方程Y=cX+e1的回归效应显著，c值为0.618, p=0.000, 可进行第2，3步：M=aX+e2和Y=c′X+bM+e3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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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会关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 |
(2) 验证M=aX+e2中的a是否显著, 即X对M的效应是否显著.由表 3可知，方程M=aX+e2中，a值为0.373，显著性p=0.000, 继续进行第3步：Y=c′X+bM+e3的显著性检验.
(3) 验证方程Y=c′X+bM+e3中的b是否显著，即X对M、Y的效应是否显著.由表 3可知，方程Y=c′X+bM+e3中，b值为0.084，显著性p=0.000, 因此a和b都具显著性.接下来检验中介效应是部分中介还是完全中介.因为c′值为0.587，显著性为p=0.000，所以为部分中介.自变量“生活满意度(X)”对因变量“地方认同(Y)”的中介效应不完全通过中介变量“社会关系”的中介达到，“生活满意度(X)”对“地方认同(Y) ”有部分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对应总效应的贡献率为：Effect M=ab/c, 其中c=c′+ab，即0.373×0.084/(0.587+0.373×0.084)=0.050 7(5.07%)，中介效应解释了因变量的方差变异为sqrt(0.388-0.382)=0.08(8%).
3.2.2 生活满意度和地方认同之间的回归效应分析将生活满意度的问项分别编号，L1为生活质量和财务状况，L2为人际关系状况，L3为休闲活动时间，L4为个人健康状况，L5为家庭状况，L6为生活的社区和邻居.由表 4生活满意度和地方认同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6个问项共解释“物理环境感知”维度28.2%的变异量，此解释力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F=10.03，p=0.000＜0.05).其中，“L1生活质量与财务状况”显著影响“物理环境感知”变量(Beta=0.3，p=0.000＜0.05), 表明旅游企业主移民对“生活质量和财务状况”越满意，对丽江的物理环境感知越认同.且L1在6个自变量中Beta值最高，说明对“物理环境感知”变量的解释力较高.此外，“L2人际关系状况”“L4个人健康状况”“L6生活的社区和邻居”对“物理环境感知”均为正向影响. “L5家庭状况”显著负向影响(Beta=-0.038，p=0.000＜0.05)“物理环境感知”变量，表示旅游企业主移民对“家庭状况”越满意，对丽江的物理环境感知越不认同.回归分析6个自变量对“区别性”这一维度的影响，由表 4可知，L1、L2、L3、L4和L6对“区别性”这一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L2人际关系状况”对“区别性”影响最大(Beta=0.258，p=0.000＜0.05)，表明旅游企业主移民对当地的“人际关系状况”越满意，对丽江与其他地方的区别性就越认同.此外，与“物理环境感知”变量一样，“L5家庭状况”对“区别性”变量有显著负向影响(Beta=-0.038，p=0.000＜0.05)，表明旅游企业主移民对“家庭状况”越满意，对丽江的“区别性”越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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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 of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life satisfaction and place identity |
回归分析6个自变量对“依恋”这一维度的影响.由表 4可知，L1~L5对“依恋”这一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L2人际关系状况” (Beta=0.298，p=0.000＜0.05)和“L3休闲活动时间” (Beta=0.169，p=0.000＜0.05)对“依恋”变量正向影响较大.此外，“生活的社区和邻居”对“依恋”有显著负向影响(Beta=-0.029，p=0.000＜0.05)，表明旅游企业主移民生活的社区和邻居与依恋呈负相关关系.
对“自我效能”变量的解释中，自变量L1、L2、L3、L5和L6均对“自我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L2人际关系状况” (Beta=0.217，p=0.000＜0.05)和“L3休闲活动时间” (Beta=0.282，p=0.000＜0.05)对“自我效能”变量正向影响较大. L4对“自我效能”变量无显著影响.
在对“承诺”变量进行解释时，自变量L1~L5均对“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L1生活质量和财务状况(Beta=0.211，p=0.000＜0.05)对“承诺”变量的解释力度最大. L6生活的社区与邻居对“承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eta=-0.051，p=0.000＜0.05)，表示旅游企业主生活的社区和邻居与承诺呈负相关关系.
4 结论与建议“外来者”对丽江的邂逅与碰撞[28]都会重塑不同类型的旅游移民对地方的认同.旅游企业主移民作为生活方式移民与劳工移民的混合体[29]，兼具两者的特征且不失其个性.在现代性背景下，流动与变迁成为重要特征.城市作为现代性之境，令人产生一种集体疏离感的同时兼有乌托邦式的乐观与对未来的焦虑感.人们在对“诗和远方”希冀与对现代性的逃离中寻找自我与归属感.生活满意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人们对诗意的“地方”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感.旅游企业主移民在对地方的认同中感受到作为群体成员的情感和价值，从而促进了对生活满意度的加强.通过对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关系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4.1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对地方认同有显著影响.基于国内学者对旅游移民的研究，可将旅游移民分为生活方式型和经济利益导向型2种[30].经济利益导向型的旅游企业主移民聚焦于物质性的认同，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聚焦于群体的归属感和对自我的追寻，更希望将源于国家、宗教、文化、公民身份等的情感与认知根植于地方并纳入对“自我”的定义.从符号象征的角度看，地方认同是透过心理层面的情感与符号产生对地方的情感.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特定时期个人心理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决定个人是否对地方产生情感上的依恋或认同.
4.2社会关系在生活满意度与地方认同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政治等社会行动都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中国式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一成不变、单靠社会制度来支撑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动的.金耀基[31]强调个人在塑造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自主性，认为人情来往镶嵌在“人格之文化建构”的框架中，交际程度的深浅因人而异.在流动性背景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交际圈子从熟人到相对比较陌生，业缘关系层面的人情往来开始增强.在对丽江旅游企业主移民尤其是对丽江古城的客栈主进行访谈时，大多数客栈主在丽江交往最多的就是与自己有业务关系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交往较少.营造良好的社会关系，能为旅游企业主移民提供轻松、舒适的情景与空间，无论在生产实践还是在生活实践中，旅游企业主移民均可获得质量较高的感受，从而获得满意感.旅游企业主移民在地长期感觉后会对所在的地方产生情感上的认同.
4.3生活满意度的6个问项对自我效能整体解释水平最高，对依恋解释水平最低.旅游企业主移民在地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使得移民拥有物质的宽裕和精神的放松，为建立人地关系提供基础.当人们建立其对地方的认同或依恋时，正向情感得到释放，在丽江生活或工作都会感到自由、舒适，感觉良好.在访谈中获知，旅游企业主移民在丽江最喜欢发呆、喝茶、闲谈，看似漫不经心却是在用身体体验，从而加强地方记忆.旅游企业主移民在维系与地方情感的同时追寻着原生性的自由.
本研究关注了人们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在地后的归属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现代性的逃离，强调在匿名社会里对熟人社会的追忆和对自我的关注.本文只研究了调研时段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状态，未来还应进行旅游企业主移民历时性研究.正如BUTCHER所述，地方不是封锁在过去的永恒状态[32]，而是与世界有具体的联系.地方之于人的意义与价值也是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协商和重构[33]，所以旅游企业主移民对丽江的地方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互动中有重构的可能.
总体来说，流动性虽会导致地方混杂状态的复杂化与动态化，但并不会造成地方性的衰弱与消亡.管理者应努力调节丽江古城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为旅游企业主移民融入地方营造较为融洽的社会氛围.在融洽的社会氛围中，应充分考虑在流动性背景下，多元行动者在全球化地方体系中的实践，提高旅游企业主移民生活的满意度，从而提高旅游企业主移民的地方认同、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共同建设“梦幻丽江，七彩云南”.丽江的管理策略不应是由上至下严苛的管制，而应是由下至上关系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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