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24, 51(2): 234-246 doi: 10.3785/j.issn.1008-9497.2024.02.012

旅游学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与意象表达

——基于11个村落的调研

张高军,1, 张若愚1, 刘卉芸1, 宋竹芳,,2,3

1.暨南大学 深圳旅游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3

2.延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3.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Landscape gen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East Qinling Mountain:Based on the survey of 11 villages

ZHANG Gaojun,1, ZHANG Ruoyu1, LIU Huiyun1, SONG Zhufang,,2,3

1.Shenzhen Tourism College，Jina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3，Guangdong Province，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Province，China

3.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Shenzhen 518055，Guangdong Province，China

通讯作者: ORCID：https：//orcid.org/0009-0002-5143-8136，E-mail：songzhufang@163.com.

收稿日期: 2022-05-09   修回日期: 2023-05-20   接受日期: 2023-05-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1801124
教育部国际合作项目.  HZKY20220101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20D047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研究项目.  2020JKDY004

Received: 2022-05-09   Revised: 2023-05-20   Accepted: 2023-05-2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张高军（1988—），ORCID：https：//orcid.org/0000-0002-2338-986X，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 。

摘要

基于对东秦岭地区11个传统村落的实地考察，研究了该地区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演化、景观基因及其意象表达，讨论了传统村落所蕴含的古人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以及传统村落对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的意义。得到：东秦岭传统村落有世居型和移居型两类，以移居型为主，移居型传统村落按成因不同可分为避乱型、军转型、明志型、生产型4种。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演化受外族群迁入、匪寇侵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至今仍在发展演化中。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包括自然景观基因和人文景观基因，其在宏观上依赖自然，在微观上改造自然，呈现因山就势、依水而建、四面围合、家族维系的特征。对应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其中的山水意象和生态意象本质上是古人自然观、生态观的反映，宗族意象和趋吉意象本质上是古人对生存与发展问题思考的反映，而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为“崇文向善一围落，掩映青山绿水间”。

关键词： 传统村落 ; 景观基因 ; 文化基因 ; 形象 ; 秦岭

Abstract

In this study, 11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TS) in the East Qinling Mountain area were surveyed, and their formation, evolution, landscape gene and image expression were studied, and the ancient people's 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contained in TS was discuss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TS in the East Qinling Mountain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ccording to whether it is native or not, named immigrant TS or native TS. the immigrant TS also contains four subclasses according to their formation reason, namely, the TS because of eluding the war or turbulence, transforming from troops, moving to show one's ambition, production development. The TS evolution in the East Qinling Mountain area is influenced by the immigration of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invasion of bandits, and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gene, the TS in the East Qinling Mountain area include natural landscape gene and human landscape gene. The TS landscape depends on nature macroscopically and transforms nature microscopically,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ild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tuation of mountains, near to water, being surrounded by solid wall and being maintained by families. Corresponding to the landscape images of Chinese TS, to some extent the image of shanshui and ecological are the reflection of the ancient people's views on nature. The clan image and the image of seeking good fortune are essentially the reflection of the ancients' thinking about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hile the basic image of the TS in the East Qinling Mountain area is "to worship literature and to be kind-hearted, surrounded by well ecological mountain and water".

Keywords： traditional settlement ; landscape gene ; cultural gene ; image ; Qinling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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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张高军, 张若愚, 刘卉芸, 宋竹芳.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与意象表达.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J], 2024, 51(2): 234-246 doi:10.3785/j.issn.1008-9497.2024.02.012

ZHANG Gaojun, ZHANG Ruoyu, LIU Huiyun, SONG Zhufang. Landscape gen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East Qinling Mountain:Based on the survey of 11 village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Edition)[J], 2024, 51(2): 234-246 doi:10.3785/j.issn.1008-9497.2024.02.012

传统村落产生于人类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农耕时代，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其形式与结构受自然环境的诸多约束。为更好地解决人类居住问题，传统村落必须与当地自然环境协调共生［1］，促使生态文化观念与村落营造智慧的产生［2］。但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传统村落面临自然衰退、空心化、文化断裂、价值观失落等问题。一方面，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传统村落的保护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城市人开始向往乡村，尤其是其中最具价值的传统村落，希望从中寻找“乡愁”。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传统村落而言，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对诗性、轻盈的心灵和与山水融合的特性，包含中国传统人居思想的重要组成和核心价值［3］。这种人居思想与智慧，对实现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均具一定意义。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广泛、历史悠久、格局多变，既有景观共性，同时，因各地的环境、民族、乡土文化等不同而产生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景观特色［4］。在我国地理区划中，秦岭既是南北分界线，也是地理格局形成和变化的控制枢纽，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人们长期与自然相处形成的传统村落，在秦岭地区也有不少分布。但是，针对秦岭地区传统村落的研究远不如其他典型地区（例如皖南、江南等）丰富和深入。秦岭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源与区位特色，其传统村落也呈现不同的景观与意象。开展秦岭地区传统村落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演化过程研究，有助于丰富乡村景观基因库以及基本意象。

秦岭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被称为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表现方式之一，对秦岭地区传统村落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综上，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秦岭地区的传统村落，充实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与意象研究的理论体系，本文将集中研究：（1） 秦岭地区的传统村落是怎样形成的，具有怎样的形态和空间结构特征，建构了怎样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怎样的关系，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2） 秦岭地区的传统村落是否存在某些景观基因，基因如何决定传统村落景观，景观又如何表征传统村落特性。（3） 秦岭地区的传统村落存在怎样的符号化过程，符号化之后的传统村落形成了怎样的意象。

1　文献综述

1.1　传统村落研究概述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5］。从本质上看，传统村落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与有机融合的产物［6］，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这种适应不仅局限于地形、地势、气候等外部环境，还包括道路体系、院落布局等内部环境［7］。金涛等［8］将其总结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生态观、与传统社会环境适应的形态观、寄托民众关怀生命之情感的情态观和表达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意态观。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传统村落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也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和营造智慧，体现在村落规划、建筑、信仰、安全等方面。

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是研究的热点。在全国尺度上，中国传统村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从分布上看，总体上南多北少。从东西向看，东部汉族村落多、东北、西北和西南民族村落多［9-10］。在区域尺度上，何小芊等［11］发现湘鄂赣地区的传统村落呈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的特征，且县域的集聚态势较市域集中。余意峰等［12］的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主要集中于上游，在省域尺度上集中于黔滇湘浙，黔东南和皖南是最突出的高密度区。综合看，中国传统村落在各个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均不均衡，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明显，而造成传统村落这一分布特征的原因大致可分为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类。

自然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已成共识，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气候条件等均对传统村落的形态与分布产生影响［13］。何小芊等［11］认为，自然因素是传统村落形成的环境基础，影响当地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状况。相较而言，人文因素的类型更多样，传统村落的可进入性、历史文化底蕴、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区域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积淀、宗法伦理、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中心城市，甚至评审细则都会显著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和空间分布［11-15］。

从发展的视角考察，人们采用何种聚居方式与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14］，王宁［1］认为，传统村落对应的是农耕社会。传统村落以宗族为基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受天人合一、宗族观念等影响［15］。如今，中国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由农业化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传统村落难以适应剧变的社会环境，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难题。学界对此做了诸多研究，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旅游开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16-17］，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理论框架，并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18］，使传统村落能尽快适应时代变化，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1.2　景观基因

景观基因理论最早由刘沛林等［？］提出，基于生物基因的概念，将那些经过世代传承并能够决定传统村落景观特征的文化因子定义为景观基因，如传统民居四合院的“进”“开间”等；同时认为，景观基因具有“点—线—网—面—体”的自组织结构［20］。因此，传统村落的完整有赖于其景观基因的完整，其保护开发也应以不破坏景观基因为前提。研究景观基因对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向前追溯，景观基因理论的思想产生更早，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应当是典型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景观基因理论为传统村落景观研究提供了新路径，且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被不断创新与补充。CHEN［19］以诸葛八卦村为案例开展了微观研究。胡最等［20］完善了景观基因的相关研究框架，并结合景观基因的地理信息特征，引入了地理信息时空大数据［21］。胡慧等［22］提出了景观基因信息链概念及其特征和识别方法。向远林等［23］进一步研究了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总体变异机制及特征。蔡洪雲［24］充实了我国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库，如岭南传统村落的“山林、水塘、沃田”等景观基因。

传统村落的景观不仅是色彩、形制、格局的感官体验，更包含了人地关系的深层次观念，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25］。事实上，相关研究不止从地理学角度关注传统村落景观，也从哲学层面思索传统村落“美”的问题，并认为应避免追求所谓的“美”而破坏真实的“美”，更应避免因缺乏审美而对传统村落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18］。对此，美学评价专家试图通过对传统村落的景观美进行美景度评价，以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26］。

1.3　景观意象

景观意象是进行全国传统村落区划的依据［27］。意象并非传统村落研究的原创，最早由林奇（Lynch）［28］提出，他认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是形成城市意象的关键要素。这种思想在传统村落的意象研究中得到了延续，陶伟等［29］将城市意象的思想融入传统村落研究，并严格按照意象五要素对广州小洲村进行了分析，是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研究的创新。

传统村落是极富“可识别性”和“可印象性”的。中国传统村落的意象最早被刘沛林［30］归纳为环境意象、景观意象、趋吉避凶意象、生态意象4种。之后，他又将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更新为山水意象、生态意象、宗族意象、趋吉意象［4］。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例如基于互联网内容的研究［31］。对传统村落的意象开展研究，能够建立传统村落的多维立体形象，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与开发，揭示传统村落演变过程，丰富村落地理研究，乃至旅游形象设计都有重要意义［32-33］。

从空间看，江南、皖南地区的传统村落保存最为完整，形态最为丰富，也最受研究者关注［11，14，17］。江南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是“小桥、流水、人家”，体现了其水网密布、小巧轻盈的婉约之风；皖南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是“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体现了其优美的自然山水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就本研究而言，东秦岭传统村落具有一定的地域特殊性，但很少受研究者关注。考虑地理区域差异对地理要素（尤其是人文地理要素）的显著影响，有必要对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演化、景观基因与意象表达开展理论研究。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秦岭位于32°N~35°N，102°E~114°E，东西长超过1 000 km，南北宽为200~500 km，海拔为53~3 771 m，面积约30万km2。因为秦岭南北两侧的地形、气候差异巨大，因此将秦岭视作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综合地理学研究表明，秦岭造山带经历地球多圈层频繁的相互作用，突出表现在新生代隆升与气候效应、生物天然营养库、碳中和基地、早期人类和中华文明的摇篮等方面［32］。从人文视角看，秦岭人地交互强烈且典型，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历史文化基因发源地。秦岭山脉自陕西省向河南省俯冲，丛山迭起、谷地狭窄，呈五指状舒展，地势自西向东逐渐走低，西侧的玉皇山、草链岭等山峰海拔在2 000 m以上，东至豫西北、豫西山地，海拔降至1 200 m［33］，孕育了淮河、伊河、老灌河、汝河、白河、丹江、汉江等河流，形成了东秦岭地区。

秦岭地理位置特殊，处于黄河中游地区，而黄河中游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期占据中国行政中心的位置，千年古都西安和洛阳均坐落于此。但东秦岭不如西部的关中平原和东部的洛阳盆地宜居，相反，东秦岭处于由高山向中低山、丘陵过渡地带，包括熊耳山、崤山、伏牛山、外方山等，使得其生存环境既不像秦岭主脉一样恶劣，也不像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般良好，但也有众多小型盆地，如伊洛盆地，这正是东秦岭传统村落形成和演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在封建社会和特殊时期，东秦岭地区既能够为人们提供必需的生产资料，又可提供躲避乱世的庇护所，依托有利地形和简单的防护措施保护村落，使得东秦岭传统村落具有一定独特性。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在案例选择方面，本文选择了11个省级以上的传统村落开展实地调查，包括5个中国传统村落，分别为洛宁县城村、丈庄村，汝阳县杜康村，栾川县大王庙村、抱犊寨，6个河南省传统村落，包括栾川县张村、党村、石门村、拨云岭村、汤营村、古城村。采用入村调查和文本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入村调查由村干部带领，实地考察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并对村干部、村中老人进行访谈，访谈重点包括村落的原始风貌（主要由老人回忆）、村落的标志物及其意义、村落的口头传说等。文本资料除网上的公开资料外，还包括5份中国传统村落、6份省级传统村落的申报材料、2份保护性规划文本、3份保护性开发规划文本，主要关注其对传统村落特色的表述。这些资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演化、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和意象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

3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演化

从形成原因看，东秦岭传统村落可分为世居型和移居型两类，以移居型为主，世居型仅有2个，分别为石门村和汤营村。移居型传统村落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避乱型、军转型、明志型、生产型4种，其中，避乱型数量最多，乱世是东秦岭传统村落形成的主要推动力。不同的成因对传统村落的景观影响很大，尤其是文化景观。相对而言，移居型传统村落的成因更加多元，部分传统村落存在多种移居原因，包括外族群迁入、匪寇侵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东秦岭传统村落的类型与演化信息见表1。

表1   东秦岭传统村落类型与演化

Table 1  Traditional settlement typ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East Qinling Mountain

世居型移居型
避乱型军转型明志型生产型

石门村

汤营村

城村

抱犊寨

拨云岭村

古城村

党村

大王庙村

大王庙村

丈庄村

城村

杜康村

张村

大王庙村

注　城村、大王庙村兼具避乱型和其他类型特点，故分别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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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传统村落的形成

世居型传统村落，是指先祖世居，持续居住的传统村落，包括石门村和汤营村，有资料记载以来，石门村先祖世居的年代未发生过外族群的大规模迁入。汤营村是因明朝副总兵汤九州追剿李自成义军扎营而来，其村名经历了从齐家湾到都御里再到汤营的演变。但是，自有资料记录以来，该村一直以齐姓为主，至今依然如此。其间，尽管因驻军发生村名变更，但对当地的人口结构、景观、生产生活方式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避乱型传统村落，是指先祖因躲避战乱（包括封建王朝更迭、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乱祸）移居形成的传统村落，在4种移居型传统村落中数量最多。避乱型传统村落的典型是城村，其先祖张光全为躲避元末战乱移居而来，东秦岭地区能满足生产需要，而且地势险要，与外界交通受限，能够为村落提供必要的庇护；抱犊寨、拨云岭村是因山势险要而修建的具有防御功能的传统村落；古城村、党村、大王庙村则都发生过因躲避乱世而来的大规模族群迁入，甚至取代了原有的氏族。

军转型传统村落，是指主要由士兵构成的先祖聚居而形成的传统村落，其来源有败退的、屯兵的、解散的等，典型的为大王庙村，其先祖为明代朱氏家族的残存兵将。军转型传统村落具有典型的军事文化景观，其地名、传说故事，甚至建筑景观都与军队密切相关，如大王庙村的“马坪”“箭坪”，分别是跑马射箭的训练场。

明志型传统村落，是指先祖为表明人生意义、生命志向而移居形成的传统村落，典型的为丈庄村，是程颐的十二世孙程仕谦为使后世子孙铭记二程在丈庄村讲学的历史，并追随先祖的理学思想，说服族人举族搬迁而来；再如城村，其“城”，源自“诚”，包含了对村中张氏先祖诚信做人做事事迹的纪念，也蕴含勉励后人诚信做人的寓意。

生产型传统村落，是指先祖因生产需要而聚集生活的传统村落，典型的为杜康村，因杜康河、甘泉沟的水质清冽，十分适合酿酒，而后以酿酒为主要生产方式，逐渐聚集形成杜康村。再如张村和大王庙村，均为区域的水路客货运节点，承担着货运中心和集散中心的生产功能。

3.2　传统村落的演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村落也在不断演进。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演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外族群迁入、匪寇侵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外部族群迁入对传统村落演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同氏族的交流交融和共同生存，深刻影响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和文化景观。具体表现在居住空间的拓展、单独祭祀和共同祭祀等风俗上，如杜康村。匪寇侵扰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传统村落由注重生活生产转变为注重安全保障，具体表现在村落的聚集性、建筑设计、防御性与合作性等，例如城村的紧凑格局、围护村落的土寨墙、宅院的后角门等。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村落由农业、狩猎向林业、商业转变，对村落的风俗习惯、文化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抱犊寨，从最初单纯的应急避险，发展到周边猎户的临时落脚点、土匪窝点，再到稳定农业生产，直至如今的旅游服务接待；其林相景观经历了原始林相、荒山、自然恢复林、人工混交林的演化；村落的空间格局也演化为服务于旅游接待的美食街、商品街、住宿区、道观区。

传统村落演化的典型如大王庙村，最早为明代朱氏王朝的一支，据村民世代传说，朱氏一族最早聚居于此承担着“反清复明”的家族使命。其后，朱氏衰败，李氏迁入，赵、孙、马三姓又迁入，后又有蔡、杨、金等34个姓氏迁入迁出，逐渐形成了东向以“娃娃桥”为标志，北向、西向以“马坪”“箭坪”为标志，东西向以“官道”为主轴，以“文曲河”为南北轴，以“当村古井”为中心，以大王庙、甘露寺、戏台、祠堂、四大古井、四大古树为重要节点，四大家族“大混居+小聚居”的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

四大家族重视教育，家族长年兴盛，学有所成者众，村中的无名小溪被命名为“文曲河”，连接小溪两岸的桥也被命名为“文曲桥”，对村落的文化景观影响较大（即便在近年，大王庙村也高产大学生，2018年，有1人考入清华大学，这在河南山村是极为罕见的）。加之大王庙毗邻伊河，交通便利，是过往客商交汇之地，村落的空间格局也由古官道南北两侧向文曲河沿岸快速扩张，依山就势，形成了鳞次栉比的村落现状。封建社会末期，东秦岭“刀客”横行（即土匪，东秦岭最典型的有豫西刀客，刀客组成较复杂，有职业刀客，即一般意义上的有组织的土匪，还有一类业余刀客，平日是普通百姓，日子艰苦时，便三五成群，趁夜去打劫别的村子，不成规模，但很凶狠。据大王庙村老人（1912年生）回忆，小时候最多时一天要逃四五次，大王庙也修起了寨墙寨门用于防御和瞭望。村名也经历了从朱大王到大（dài）王庙再到大（dà）王庙的演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东秦岭传统村落除传统的世居型和移居型外，还发展了新的类型，即现代服务型，传统村落类型更加丰富。在现代社会，传统村落原有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功能弱化，现代服务功能强化，如抱犊寨，因为居住环境恶劣，抱犊寨居民进行了整体异地搬迁，原住民全部迁出，原有的农业生产、狩猎和生活功能消失。为盘活传统村落的优质资源，借助其承载的传统文化基因和红色基因，抱犊寨已演化为新的文化服务生产空间，成为当地知名的旅游景区。

4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包括自然景观基因和人文景观基因（图1），自然景观基因主要分布在传统村落周边，包括山、水、黄土、林地等，传统村落的景观格局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人文景观基因包括宅院、寨墙、古桥、戏台、祠坊庙观、民俗风情、民间故事等，人文景观是受人的主观能动性影响而形成的，主要分布在传统村落内部。自然景观基因与人文景观基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传统村落的景观。总体上，东秦岭传统村落宏观上依赖自然，微观上改造自然，呈现因山就势、依水而建、四面围合、家族维系的景观特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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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秦岭传统村落景观基因

Fig.1   Landscape gen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n East Qinling Mountain


4.1　自然景观基因

山地地貌决定了东秦岭传统村落景观的基本形态，决定传统村落的地带性分布，例如位于谷地的传统村落多呈带状分布，位于山麓的传统村落多呈水平分布，位于山坡的传统村落则为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的综合体，位于山顶的传统村落则为水平分布。尽管东秦岭的海拔高度较主脉大幅降低，以中低山为主，但对人类而言，即便是低山地区，依然深刻影响其生活和生产方式。传统村落一般选址于山麓下的平缓地带，既方便村民上山采摘、伐木、狩猎，又方便在平缓地带上农耕劳作。因此，传统村落对山地有较强的依附需要，东秦岭为秦岭主脉向华北平原俯冲的地带，为传统村落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每个传统村落，都依附于特定的山峰，如张村的文曲山、将军岭、东西坡等。

水资源是影响传统村落选址的重要因素，水既是生活必需资源，也是生产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成为东秦岭传统村落的重要景观基因。传统村落用水主要由河流补给，还有山泉和地下水。秦岭地区水源丰富，东秦岭也是众多大小河流的发源地，如伊河、淮河等。传统村落的选址往往靠近河流，方便取水用水，山环水绕，是传统村落的重要景观特征。一方面，水决定村落的最初选址，另一方面，水又影响村落的发展趋势，如传统村落往往沿河流发展扩张。不仅如此，水除了为人类提供行舟楫之便外，还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例如，村民将山上砍伐的木材利用顺流而下的河水运输，这种独特的水力利用方式，大王庙村、张村、党村等多有利用和记载。

黄土是东秦岭传统村落在塑造景观过程中的乡土基因，一方面，它奠定了传统村落的景观基色，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可供传统村落利用的自然资源。东秦岭北接黄土高原，黄土作为一种地域特色，不仅体现在个别村落（如大王庙村、石门村）保存的窑洞遗址上，还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土木砖石结构上。传统村落的建筑大多就地取材，上山伐木、进山采石、就地取土、起窑烧砖，黄土与砖石、木材搭配，体现古人的自然观与生态观，塑造了东秦岭传统村落独具特色的景观。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黄土建材，由黄土层钙化结核的料姜石，其质地坚硬、透气避风、形态多样、变化多端，多用于建筑山墙。料姜石是东秦岭传统村落建筑的一大特色，也形成了传统村落的特色景观。

林地是东秦岭传统村落的重要生态依托。山林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以山林为基础，发展采摘、狩猎、伐木等生产方式。同时，在外敌入侵之时，山林则是村民躲避侵扰的最佳场所。在传统村落的林地景观中，古树是特殊的景观标志，每座传统村落都有古树，古树各式各样，是传统村落景观意象的锚点。传统村落的古树，树龄长达百余年甚至千余年，数量从一棵到多棵不等，有皂角树、紫荆树、柏树、桂树、拓桑树，不一而足。古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传统村落的精神象征，逐渐被符号化，兼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特性。土地种植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但东秦岭的土地资源较稀缺，尤其是靠山的村落，这就使传统村落的土地利用方式较为多样，具有分散、小面积、阶梯式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土地利用景观。

审视东秦岭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基因，发现其遵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只是其中扮演“天”角色的是人类，人类负责遴选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基因。人们对传统村落的选址过程，就是对自然景观基因的筛选过程。其是否符合人类生存需要是遴选的重要标准，具体包括山地地貌、山水组合、黄土、林地等自然形态。而对于不能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自然景观将被放弃，无法转化为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

4.2　人文景观基因

寨墙是传统村落的边界，具有标志性意义，成为东秦岭传统村落最突出的景观。寨墙环绕村落，将整个村落围合在内，起防御作用。追溯寨墙的形成历史，其出现时间并不长，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就现有资料看，寨墙普遍出现在清末时期，彼时社会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东秦岭的刀客组织十分常见，盘踞在大小山头，经常下山劫掠。为应对刀客的侵扰，由村内的富户乡绅发起，全村参与，各村陆续开始修建寨墙。根据寨墙是否独立，可将其分为连续寨墙、断续寨墙和避难寨墙3种，连续寨墙，不与其他任何建筑连接，将民居环绕在内，如城村的寨墙；断续寨墙，借助民居、沟壑等围合；避难寨墙，脱离传统村落生活空间而独立开辟的寨墙，一般选址于易守难攻的山顶，是村民集中防守的地方，如古城村的看家寨和抱犊寨皆位于山顶。根据寨墙所用材料，又可分为夯土寨墙、砾石寨墙和砖石寨墙等。

宅院是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核心景观，独立的宅院与四合院并无本质区别，但宅院的组合较为凌乱，受地形影响较大。宅院的基本结构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有正房、耳房、侧房、倒座、院门、院墙等基本元素，不同的是东秦岭的宅院在正房后部开有角门，当刀客在前门滋扰时，村民能从角门迅速逃离。富足人家，按照四合院修建（如抱犊寨李家老院），甚至两进三进院落连续建造（如城村张家大院）；一般人家修三合院，或是仅有正屋。宅院的布局因受山地地形限制，较少像华北平原的传统村落般规整，也不像皖南、岭南的传统村落大多为宗族聚居之地，建筑布局也有明显的宗族特色，如以宗族祠堂为中心分布。相对而言，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宅院布局受地形地貌影响较大，或是沿河分布（如大王庙村沿文曲河发展），或是沿山坡向上或向下蔓延（如杜康村沿凤凰山向上拓展）。

相比河流，古井山泉作为生活用水，被赋予更多的人文特色，是传统村落的人文景观基因之一。在空间分布上，人们往往围水而居，古井山泉是明显的村落地理中心。随着村落的扩张，取水依然是村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哪里开凿出了新的水井，村落就向哪个区域发展，新的水井就成为村落发展“新区”的中心。传统村落不断发展，水井数量也不断增加，最多的村落（大王庙村和石门村）有4口古井。古井一旁往往栽有古树，二者形成传统村落的景观，古树可为古井、古人遮阳避雨，还有标记功能，并逐渐发展成为传统存量的文化符号。除了人工开凿的水井，还有部分村落分布有天然泉眼，凡是山泉，都被视为神泉，如杜康村的百泉、拨云岭村的神水泉，均赋予了美丽的传说故事。

在传统村落中，精神文化和社交空间主要依托祠/坊/庙/观与戏台等，共同构成传统村落的精神文化景观。相对特殊的是，东秦岭村落的祠/坊/庙/观与戏台等并不一定处于村落的地理中心。从遗存现状看，祠/坊/庙/观与戏台所受破坏最为严重，从价值维度考察，其重要性体现在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其作为村落的公共空间，还发挥着维系宗族关系、邻里关系的社交作用。戏台下、宗祠前，是人们茶余饭后聚集的地方，在此沟通情感，满足社交需求。

传说故事是传统村落非常关键的人文景观基因，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承村落的文化基因。每个传统村落，都有自己的传说故事，有建村传说，如放牛娃误食灵芝飞仙的抱犊寨；有修身养性，如张王两家推让钱财的城村；有激励后人的传说，如武进士降服独角兽的石门村等。每个故事都承载着村落的价值观和追求，令传统村落的人文景观各不相同、各具特色，其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

事实上，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传统村落也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每座传统村落，都有一个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传统村落人文景观的根本。就本文考察的11个传统村落而言，均可提取出各自的文化基因，依次为，大王庙村的积极向善，城村的以诚待人，石门村的英勇果敢，抱犊寨的追求美好，丈庄村的耕读传家，杜康村的工匠精神，党村的尚武向上，张村的勇于拼搏，古城村的慈云善济，拨云岭村的静谧美好，汤营村的允忠允孝。

古桥也是传统村落的人文景观基因之一。分防御桥和交通桥2种。防御桥，一般位于村口，扼守进出村的要道，具有防御功能，能最大程度减少村落受侵扰；交通桥，是一般意义的桥，因为东秦岭传统村落多有河流溪水环绕，所以村内也建有各类交通桥，与江南的小桥婉约不同，虽然东秦岭的古桥也小，但却少了婉约的柔美感，通行功能更强，其粗犷的质感，形成了特殊的古桥景观。此外，古桥也有世代相传的美丽故事，例如乐善好施的孙家奶奶捐资修建的娃娃桥，纪念大禹治水水出石门的石门桥等。

综合考察东秦岭传统村落的人文景观基因，依然是围绕和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的，只是人为影响非常彻底。具体而言，古井山泉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寨墙满足底层的安全需求，宅院满足居住生活需求和一定的伦理需求，祠/坊/庙/观与戏台满足伦理需求和社交需求（爱与归属），传说故事引导人们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多层次需求，在传统村落中设计了不同的景观基因，并厘定了景观基因的表达形态，从而建构了传统村落的人文景观。

5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意象表达

5.1　基本意象表达

中国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包括山水意象、生态意象、宗族意象、趋吉意象4种［37］。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意象表达也与之吻合。山地决定传统村落的选址，河流决定村落的空间布局，反之，传统村落嵌入山水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山水村落相互融合的山水意象。生态是传统村落的重要依托，因为人类生存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东秦岭传统村落的生态意象，不仅表现在传统村落构建的山水林田景观，还体现在住宅因山就势选址，建材使用黄土、料姜石等。宗族是传统村落血缘维系的基础，抱犊寨的李家祠堂、汤营村的王家祠堂等都曾作为村落的精神圣地。趋吉意象，除了体现在古人山环水抱的风水学要求外，还加入了更多的想象，流经大王庙村的文曲河，张村面对的将军岭，杜康村背靠的凤凰山，都反映了古人对吉祥美好的向往。

从更深层次考察，文化基因不只决定传统村落的景观，也表现在其意象上。山水意象和生态意象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自然观、生态观，人类如何认识自然、认识生态，决定其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生态。从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一方面是利用自然，传统村落大多选址于山环水抱、负阴抱阳、生活舒适、生产便利的有限空间；另一方面是改造自然，传统村落周边开辟了农田和经济林，饲养经济动物（如党村饲养的食、药用蜗牛）等，但自然生态整体保持稳定。宗族意象和趋吉意象，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认识生命的意义，保持生命的延续。传统村落的意象表达，体现了重文尚武、乐观向上的精神。

5.2　意象符号解读

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为：背靠众多的中低山和丘陵，在群山环抱中，村落沿河分布，呈不规则形状；寨墙将村落围合在内，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由寨门穿桥与村外联通；村外有牌坊，村内有祠堂、戏台、古树、古井、古桥、古宅。所有建筑依山就势而建，或沿河流上下游分布，或沿山势星罗棋布。整个村落色彩以土黄色为主，搭配青砖灰瓦石基，在青山绿水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幽静（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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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典型意象

Fig 2   Typical imag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n East Qinling Mountain


在典型的传统村落意象中，能与之对应的是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外部自然景观与内部人文景观，即景观基因。意指传统村落是融合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最佳结合体。由此可获得意指的第一层次含义：传统村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聚落，选址于山清水秀的山坳，宜居宜业宜防。结合调查分析进一步界定第二层次含义：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地和谐自然观，体现了古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精神，具体到不同的传统村落，各有不同侧重的文化传承。总体上，传统村落的景观与意象表达，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外显形式。

相比我国其他地区的典型传统村落，如江南传统村落“小桥、流水、人家”的婉约，皖南传统村落“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的内秀，闽南传统村落“土楼安其居，风水助其祥”的特立，东秦岭传统村落显然具有独特的意象。因为东秦岭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交界，使得其村落空间布局既依附于山水，又不拘泥于山水，而是因势利导杂而不乱；又因为东秦岭独特的区位，豫西多刀客，使东秦岭传统村落更加注重防御功能，寨墙等防御系统成为必需设施；加之中原地区尚学成风，使传统村落更具文化底蕴。

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东秦岭传统村落表现出了“崇文向善一围落，掩映青山绿水间”的意象。其中，“崇文向善”体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国自古重教尚学，能够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村落，必然有其特殊之处，其根本或许就在于其传承的崇文向善的优秀文化。后人在此文化基因的作用下，耕读传家、与人为善，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围落”即围起来的村落，是东秦岭传统村落因防御需要而发展的特色景观，也是乱世之中维系传统村落生存的必要建筑。“掩映青山绿水间”，体现的是东秦岭传统村落与自然共融，与山水为伴的自然景观意象。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　论

6.1.1　东秦岭传统村落分为世居型和移居型两类，以移居型为主，移居型传统村落的成因包括躲避乱世、解甲归田、追寻志向和便于生产生活等。因成因不同，移居型传统村落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避乱型、军转型、明志型、生产型4种，其演化过程主要受外族群迁入、匪寇侵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当代，又演化出新的现代服务型传统村落，如以旅游接待服务为主的抱犊寨。

6.1.2　东秦岭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分为自然景观基因和人文景观基因。自然景观基因包括山水、黄土、林地等；人文景观基因包括宅院、寨墙、古桥、戏台、祠坊庙观、传说故事等，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传统村落的景观。传统村落景观在宏观上依赖自然，在微观上改造自然，呈现因山就势、依水而建、四面围合、家族维系的特征。

6.1.3　中国传统村落基本意象中的山水意象和生态意象本质上是古人自然观、生态观的反映，宗族意象和趋吉意象本质上是古人对生存与发展问题思考的反映。从中国传统村落的意象表达看，体现了重文尚武、乐观向上的精神，而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意象表达是“崇文向善一围落，掩映青山绿水间”。

6.2　讨　论

本文立足于秦岭在中国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划分中的重要性，选择人地交互作用较为强烈的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东秦岭地区，依次分析了传统村落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过程，梳理了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最后总结了传统村落的意象表达。因此，本研究在理论上补充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库，丰富了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

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基础上，乡村的人地关系被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生态、村落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开发均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但归根结底，传统村落的内核与外在表现形态，依然由景观基因决定。因此，建立全国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库十分必要，鉴于秦岭地区的特殊性，开展秦岭传统村落研究更加必要，本研究所做的些许尝试，是对现实和理论需求的一种呼应。

结合东秦岭传统村落的特点与成因，将其意象提炼为“崇文向善一围落，掩映青山绿水间”，这是以东秦岭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传统村落研究的一种尝试。如刘沛林等［5］指出的，中国的传统村落分布广泛、历史悠久、空间布局形式多样，具有特色鲜明的景观意象。东秦岭传统村落也符合此判断，因为东秦岭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进程，发育出不同于其他典型传统村落的意象，丰富和补充了传统村落意象研究成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与意象研究，除保护传统村落、保存文化基因外，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乡村生态振兴要建立“人地”和谐共生观念和人与地良性互动关系，东秦岭传统村落“掩映青山绿水中”的物态传统景观是人地和谐的表现，在现代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打造与传统村落相适宜的乡村文化景观。

第二，乡村产业振兴要建立在理清区域传统村落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的基础上，活态化传承与创新优势资源［34］，横向联合、纵向推进［35］，加快产业融合，实现产业富民［36］，抱犊寨发展旅游服务业就是活态化保护的典型案例。活态化保护破解了新时代传统村落产业发展受限、村落衰落甚至消失的现象，有助于实现乡村现代化。

第三，乡村文化振兴要挖掘乡村的核心与灵魂，其中传统村落的景观凝聚着村落文化价值和乡村主体的情感载体，东秦岭传统村落景观的崇文向善意向表达是对农耕文化和乡村文明的传承，所以保护传统村落景观就是保护乡土文化，需要坚持科学的规划引领和系统的思想指导［37］，更需要当地村民作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人的积极参与。

第四，乡村组织振兴需要乡村道德伦理、乡风民俗作为乡村规范［38］，在传承宗族意象的同时加强村民的公众参与意识，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与教育。

第五，在乡村建设运营中要传承与创新乡村“公共空间”，充分发挥传统村落乡土景观中“公共空间”的作用，构建与时俱进的乡土大众文化模式［39］。例如在乡村改造过程中，作为精神文化和社交空间的祠/坊/庙/观与戏台等，需要与社会倡导的新文化大戏台、农家书屋、露天影院等结合；此外，需要继续严格监督乡村建设中的大拆大建，大拆大建虽简化了操作的复杂性，但严重破坏了乡村的文化景观传承，使乡村失去了文化基因的内核，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传承要坚持“修补”与“修复”的“双修”路径［44］。

尽管东秦岭传统村落具有特殊的景观基因和意象表达，但遗憾的是，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均面临极其严峻的问题，村落人口外流严重，众多院落闲置，或因年久失修而垮塌，或因建筑构件精美而被盗。单纯依靠政府投入，保护力度明显不足，且成本较高，村民的维护意愿及能力十分有限。从调研情况看，传统村落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有效利用的模式，仅极个别村落探索出了可持续发展路径。易地扶贫之后，传统村落将面临新一轮的衰败。因此，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方式值得进一步研究。守护传统村落，守护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实践，守护的是乡愁。

http://dx.doi.org/10.3785/j.issn.1008-9497.2024.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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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地理信息特征及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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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慧，胡最，王帆，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的特征及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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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H， HU Z， WANG F，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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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远林， 曹明明， 秦进，等.

基于精准修复的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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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水塘、沃田：南方古村落景观营建研究：以玉林萝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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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微微， 黄宗胜， 张元博， 等.

黔东南侗族传统村落景观美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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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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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灿，刘沛林，左裕林，等.

聚落“双修”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以祁东县沙井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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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克涛，蒋畅畅，宝恩德尔，等.

营商环境异质性对乡村振兴的复合联动效应：基于协调发展理论的新型幸福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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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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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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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乡土景观的“公共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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