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江流域人口大量死亡事件时空特征及原因分析
1.
2.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mass death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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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1-07-08
基金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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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1-07-0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毋子玉(1997—),ORCID:https://orcid.org/0000-0002-6787-4189,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研究,E-mail:
关键词: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毋子玉, 殷淑燕, 刘静, 赵宇莲.
WU Ziyu, Shuyan YIN, LIU Jing, ZHAO Yulian.
0 引 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难的国家,而灾难对社会最显著、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竺可桢[1]将近5 000 a气候变化分为考古、物候、方志、仪器观测4个时期。明代(公元1368—1644年)处于方志时期,丰富的地方志记载可为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资料。同时,丰富的官修正史和现代汇编资料,也可提供充足的资料。刘静[2]通过分析“死者万计”“人相食”“死者枕藉”“饿殍相望”4类事件的时空特征,探讨了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殷淑燕等[3]通过对崇祯年间(1628—1644年)“人相食”事件进行时空分析得到,气候干旱化、较长时间持续不雨导致“大旱-蝗灾-疫灾-饥荒”灾害链状发生,最终出现食人现象。就研究范围而言,对人口大量死亡事件(mass death events,MDE)的研究多基于全国范围[2-5],而针对自然区块内人口大量死亡的研究较少。
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位于季风区,受气候、地形、海洋的影响,流域内灾害频发。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南宋以来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人口密集,史料丰富。本文通过分析长江流域MDE的时空特征,探究其所在的气候背景,以期为气候同样剧烈变化的当代提供防灾减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我国传统古籍中,对于战争或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大多概括以言之,少有精确记载。如“大旱,死者枕藉,人相食”“大饥且疫大作,十室九空,饿殍盈野”“大败,死者数万人”等。根据这些描述,无法确定准确的人口损失数,但从语义判断,确有MDE发生。本文通过查阅明代长江流域的省、府、州、县、镇志,共439种,如《江宁府志》《淮安府志》《盐城县志》等,相关官修正史,如《明史》《明实录》《皇明大政纪》等,以及部分现代汇编资料,如《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气象灾害大典》《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中国救荒史》等,根据语义判断法,选取记载中的MDE。对MDE的定义基于两点:(1) 死亡人数大于等于万人,如“死者万计”“溺死万余”“死男女数十万人”等;(2) 若记载中未详细说明死亡人数,则按照典型描述语进行语义界定,如“人相食”“骸骴枕藉”“饿殍遍野”“死者相枕”“十室九空”等。共搜集到明代长江流域MDE记载808条,每条包括发生年份、古今地点、灾害类型、季节、灾情描述、出处等信息。对808条记载逐条审核,不同资料间相互对照、校对,以查漏补缺、去伪存真,并去除同次事件的重复记录,如在大小不同行政单位的地方志中记载的相同事件,最终确定明代长江流域MDE共654条。
频次统计原则为1年发生1次及以上的均记为1频次。县次统计尊之后“从少”原则[3],若在较大的行政单位,如省、府、州志中有记载,且县志中也有记载,则以县志记载为准;若县志中无记载,则记为1县次。这样所统计的合计县数可能少于实际发生县次。另外,乡、镇、卫所各计为1县次。
在统计灾害类型时,若MDE直接由饥荒、战争、瘟疫、风暴潮、洪涝灾害、冻灾、地震等造成,且无其他灾害记载,则记为由单因素引起。饥荒本身并非一种自然现象,通常是天灾人祸并行产生的结果,旱灾、水灾、蝗灾、疫灾、赋税、战争都会引发饥荒[6]。由旱灾引起的饥荒,其关系是“旱-饥”,记为“旱饥”,如“永乐十四年,大旱,人民流离,饿殍盈路”(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7),同理,“水饥”,如“永乐二年,郡属大水,岁饥,人相食”(王補,《(民国)庐陵县志》,卷1上)。“旱蝗饥”,如“崇祯十四年,旱蝗更甚,野无青草,人相食”(秦达章,《(光绪)霍山县志》,卷15)。由饥荒和瘟疫共同导致MDE,其关系是“饥+疫”,记为“饥疫”,如“景泰五年苏松大饥大疫死者枕藉”(郑文康,《平桥稿》,卷16)。同理,“旱疫”,如“万历十六十七十八,连年大旱疫,死者枕藉载道”(杜林,《(同治)安义县志》,卷16)。未说明导致饥荒原因,则记为“未记录原因饥荒”,如“天顺八年,大饥,人相食”(王如玖,《(乾隆)直隶商州志》,卷14)。
1.2 研究方法
多项式拟合可以用连续曲线刻画离散的数据,阶数越高,拟合效果越好。采用Excel将MDE的10 a频次和10 a县次序列进行六次多项式拟合,分析其时间特征。
空间分析法可用于分析具有空间坐标或相对位置的数据和过程,通过将MDE县次、灾害空间结构统计数据导入ArcGIS10.2软件,实现空间可视化分析。
自然断点分级法是通过迭代比较每个分组与分组中元素的均值与观测值之间的平方差之和确定最佳排列,使得各级的内部方差之和最小。采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功能中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将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的县次分为3类,分析其空间特征。
相关分析可用于研究2个或2个以上处于同等地位的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分别对温度、干湿指数和人口规模与MDE发生的县次和频次进行相关分析。
根据ZHENG等[9]定义的干湿指数鉴定历史时期的干湿程度。搜集干旱、洪涝灾害相关记载,根据语义设定旱涝等级标准:严重干旱为5级,干旱为4级,正常为3级,洪水为2级,大洪水为1级。
设 Gij 为i年j站的干湿等级:
设
其中,k为旱涝等级,T为洪涝等级的集合。从s年开始,每隔t年(t=10),出现k级旱涝的平均频率为
其中,J为站点总数。定义干湿指数为
2 结果与分析
2.1 明代长江流域MDE的时间特征
2.1.1 年代际变化特征
统计得到10 a频次(连续10 a内发生MDE的年数)、10 a县次(连续10 a内MDE县次累加)变化情况(图1)。在频次方面,明代长江流域有158 a发生了MDE,占总年数的57.25%,其中1448—1477、1498—1507、1518—1547、1578—1597、1628—1644年发生频次较多,均在7次及以上,拟合曲线呈“下降-缓慢上升-下降-快速上升”的变化趋势。在县次方面,MDE共发生710次,平均每年有2.54个县发生MDE,拟合曲线呈“下降-波动上升-下降-快速上升”的变化趋势,1608—1647年县次较高,平均每年有4.85个县发生MDE。1418—1427年和1598—1607年,10 a县次出现最小值,MDE发生范围最小。
图1
图1
长江流域MDE 10 a频次和10 a县次变化
Fig.1
Changes of MDE 10 a frequency and 10 a county frequ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10 a频次和10 a县次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均呈“降-升-降-升”波动上升趋势,具有同步性。1388—1547年,10 a频次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上升,而10 a县次的上升趋势较为稳定,说明MDE范围逐渐扩大;1608—1644年,10 a频次和10 a县次均为最高,10 a县次较10 a频次上升趋势更明显,说明明代末年MDE范围快速扩大。
2.1.2 季节分布
记载季节或月份的事件共237次,将其中的月份统一为季节,规定农历1—3月为春季,4—6月为夏季,7—9月为秋季,10—12月为冬季[10]。若1次事件在多个季节发生,则每个季节记1次。统计发现,明代长江流域MDE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夏季发生次数最多,达105次,占总数的44.3%;春、秋季次之,分别为80和78次,占总数的33.76%和32.91%;冬季最少,为20次,占总数的8.44%。由战争引起的MDE在春、夏、秋、冬季分别为7,7,8,8次,无明显季节差异。
从各季节的灾害结构(图2)看,春季以饥荒为主,未记录原因的饥荒、旱饥、饥疫、水饥、旱蝗饥共48次,占60%,瘟疫次之,瘟疫、饥疫、旱疫、水旱疫共33次,占41%;夏季以旱灾为主,旱饥、旱蝗饥、水旱疫、旱疫共47次,占45%,瘟疫次之,瘟疫、水旱疫、饥疫、旱疫共32次,占31%,水灾、水饥、水旱疫合计占22%;秋季以风暴潮为主,共19次,占24.36%;冬季天气寒冷,以饥荒为主,水饥、未记录原因饥荒合计占30%,冻灾次之,共5次,占25%。
图2
图2
明代长江流域MDE各季节的灾害结构
比例小于4%的灾害类型合并为其他。
Fig.2
Seasonal disaster structure of MD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2.2 明代长江流域MDE的空间特征
2.2.1 空间动态变化
将明代分为前期(1368—1435年),即洪武到宣德年间,中期(1436—1566年),即正统到嘉靖年间,后期(1567—1644年),即隆庆到崇祯年间。统计各个时期MDE发生县次发现,明代前期MDE 发生32县次,平均每年发生0.47县次;明代中期发生368县次,平均每年发生2.81县次;明代后期发生304县次,平均每年发生3.90县次。
明代长江流域各个时期MDE发生县次空间动态分布如图3所示,可知明代前期,长江流域MDE发生的县次较少,其中江西省最多,浙江省、江苏省次之,分别为7,5,4次。明代中期,江苏省发生县次最多,安徽省、湖北省次之,分别为85,44,35次。明代后期,MDE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江苏省、湖北省、安徽省县次最多,分别为45,38,34次。从整个明代看,MDE多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北部地区最多。长江上游地区,如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基本无MDE,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也较少,这可能由史料记载缺失导致。
图3
图3
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县次空间动态分布
Fig.3
Spatial dynamic distribution and breadth change of MD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the Ming dynasty
由图3可知,276 a间,明代MDE发生县次是后期>中期>前期。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苏省,逐渐成为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的重心。明代前期MDE多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各省交界处,中后期各省交界处MDE发生县次也较多。
2.2.2 造成MDE的灾害空间结构
为进一步分析事件的空间分布及其原因,统计明代长江流域造成MDE的灾害空间结构,结果如图4所示。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的MDE多数由旱灾引发饥荒造成,分别占总数的26.74%,47.22%,31.17%,54.55%。江苏省的灾害结构更复杂,旱灾、水灾导致的饥荒以及未记载原因的饥荒,风暴潮和瘟疫的贡献极大。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的MDE,平均74.71%由饥荒所致。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邻近海岸,易于台风登陆季节发生风暴潮,而记载中长江流域内仅有此3省因风暴潮导致了MDE。青海省、西藏、云南省MDE发生次数较少。明代末年,农民起义频发,湖北省因战争伤亡惨重[11]。长江流域旱灾引发饥荒是MDE发生的主要原因,占26.18%;未记录原因饥荒占20.98%;沿海地区易受台风影响,引发风暴潮;瘟疫在人口密集的江浙地区盛行。
图4
图4
明代长江流域MDE灾害空间结构
Fig.4
The structure of MDE spatial disast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the Ming dynasty
2.3 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原因分析
统计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的原因(图5)可知,单因素引发的MDE最多,共287次,占46.67%,其中未记录原因饥荒最多,战争、瘟疫、风暴潮、水灾次之。在已说明原因的饥荒史料记载中,饥荒多由旱灾、水灾引发,据此推断,未记录原因饥荒也应该多由旱灾、水灾引发。除未记录原因饥荒外,自然因素引发MDE的比例较大,占88.27%,以战争为主的社会因素仅占11.73%。在自然因素中,又以气候灾害及其伴生灾害为主。可见,气候变化是引发明代MDE的主导因素。明清小冰期是气候异常时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导致饥荒严重,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百姓为谋生举家迁移,人口流动性强,这又导致疫病种类增多[12]。在气候波动和地形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水灾、旱灾频发。同时,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战争也对人口数量产生了较大威胁。
图5
通常,灾害不会单独发生,常集中出现,各灾害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易形成灾害链[13]。双因素引发的MDE共263次,占42.76%,其中旱饥、水饥最多;饥疫、旱疫、蝗饥次之。三因素引发的MDE最少,仅占10.73%。由旱灾引发其他灾害的组合较多,占多因素组合的69.82%,其中“旱+饥”的组合最为常见,还有“旱+蝗+饥”“旱+蝗+疫”“水+旱+疫”等。可见,在多因素作用中,“旱灾+其他灾害-饥荒”是引发明代长江流域MDE的主要因素。
2.4 明代长江流域MDE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2.4.1 MDE与气温变化
图6(a)为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频次与温度距平的关系。可知,明代温度距平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分为3个阶段:(1)1368—1527年,第一次波动下降阶段,温度下降快,幅度大;(2)1528—1577年,上升阶段,短暂回温;(3)1578—1647年,第二次波动下降阶段,相较第一次波动下降阶段温度更低。而MDE发生频次随温度的下降而上升,且稍有滞后性,其中1368—1527年、1578—1597年和1598—1647年,MDE发生频次波动上升,而1598—1607年,虽然温度降低但发生频次仅为2。在相对温暖时期的1368—1447年和1538—1597年,MDE发生频次较低,平均为4.86,相对寒冷时期的1448—1537年和1598—1667年发生频次较高,平均为6.64。
图6
图6
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频次、县次与温度距平对比(温度距平据文献[14]改绘)
Fig.6
Comparison of the MDE frequency and county frequ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temperature anomalies in China (temperature anomalies are redrawn according to literature[14])
图6(b)为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县次与温度距平的关系。可知,当温度上升时,MDE发生县次下降。在相对温暖时期,MDE发生县次平均为15.93,在相对寒冷时期,MDE发生县次平均为39.21。分析表明,MDE大规模爆发于气温波动下降的最低值处,且稍有滞后。
表1 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频次、县次与温度距平的相关系数
Table1
10 a频次 | 10 a县次 | |
---|---|---|
温度距平 | -0.588** | -0.471* |
**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2.4.2 MDE与干湿变化
图7
图7
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频次、县次与江南干湿指数对比(江南干湿指数据文献[9]改绘)
Fig.7
Comparison of the MDE frequency and county frequ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dry and wet index of Jiangnan (Jiangnan's wet and dry index are redrawn according to literature[9])
干湿指数的六次多项式拟合方程为
其中,回归系数R2=0.396 8,相关系数r=0.63,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拟合曲线显示,明代有2次相对湿润期,分别为1368—1417年和1548—1627年,2次相对干旱期,分别为1418—1547年和1628—1644年。MDE发生频次随干湿指数的变化而变化,在相对湿润期,MDE发生频次平均为4.77,在相对干旱期,MDE发生频次平均约为6.6。崇祯年间有长达数十年的大旱[17],其中蝗灾、瘟疫等伴生灾害频发,粮食歉收,饥荒严重,MDE发生频次平均高达9.41。MDE发生频次与干湿指数呈负相关,并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2),即相对干旱期MDE发生频次较高,相对湿润期MDE发生频次较低。
表2 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频次、县次与江南干湿指数的相关系数
Table 2
10 a频次 | 10 a县次 | |
---|---|---|
江南干湿指数 | -0.481** | -0.404* |
从相关分析结果看,气候变化是明代长江流域MDE的主导因素。首先,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及其诱发、伴生的灾害可直接导致MDE,如“崇祯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大水,溆浦县风雨骤作,次日河水暴涨,民屋漂流,禾尽淹没,滨河居民溺死万计。”(守忠,《(同治)阮陵县志》,卷39)。其次,气温和降水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在技术落后的明代决定了农作物的种植、生长和产量。张家诚[18]的研究表明,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温变化l°C或降水量变化100 mm,我国粮食亩产将出现10%的变化,明清小冰期气候冷干化,农作物歉收,饥荒增多,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最后,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作物歉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战争,间接导致MDE,这与有关研究成果基本一致。方修琦等[19]提出,温度变化影响的传递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温度变化与农作物产量呈显著正相关,与饥荒、农民起义呈显著负相关,气候变化导致农作物歉收-饥荒-农民起义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引发战争、人口迁移、文明崩溃或者衰落,从而影响社会系统。ZHENG等[20]的研究表明,降温、干旱等灾害频发,尤其是发生在江淮地区的严重持续性干旱,导致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LEE等[21]基于中国农业区的自然灾害、饥荒、疫灾、游牧入侵和内战事件,通过Pearson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Granger causality analyses,GCA),发现社会生态灾难是内部战争的直接诱因。无论是明代前期、中期的流民运动,还是明代末期的农民起义,都与自然灾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气候趋于冷干,MDE频繁发生,灾损程度较严重。
2.5 人口规模与明代长江流域MDE
图8
图8
明代长江流域各地人口规模与MDE发生县次对比(人口数引自文献[25])
Fig.8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numbers of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MDE counties in the Ming dynasty (Population density quoted from the literature [25])
表3 明代长江流域人口规模与MDE发生频次、县次的相关系数
Table 3
阶段 | 10 a频次 | 10 a县次 |
---|---|---|
前期人口数 | 0.802** | 0.875** |
中期人口数 | 0.691* | 0.685* |
后期人口数 | 0.645* | 0.680* |
3 讨论
MDE与社会脆弱程度相关,如果生产力发达、救灾体系完善、粮食储备丰富,即使发生自然或社会灾害,社会生产也能很好地恢复,并不会出现大规模“人相食”“饿殍相望”等事件;如果社会救灾不力,投入少,那么自然灾害、战争等的影响被放大,MDE发生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导致社会不稳定,形成恶性循环。天灾人祸是导致饥荒的最主要原因,当社会抵御能力和灾后社会救济能力较弱时,就易形成饥荒。明清小冰期我国灾害频发,但明代MDE远多于清代,李向军[26]指出,清代荒政达到顶峰,执行、监督职责明确,救灾组织系统完备,效率高。据史料记载,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军事、修建宫殿和陵寝上[27]。明政府因为兵源不足而兴起的募兵制导致军费大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仅九边的募兵银就高达59万两,军费开支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项沉重负担[28]。明代后期,荒怠的神宗肆意挥霍,耗银800万两修建陵墓,各级官员也多以贪腐为能事,杨文举赈江南“惟日置酒高令,糜费不赀”(《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101)的腐败官员层出不穷,国家救灾能力因吏治腐败、财政空虚而濒于衰竭[29]。长江流域MDE在明代末年发生的频次、县次最多,这与明代后期社会动荡、管理混乱、救灾不利密切相关。
4 结 论
通过对明代长江流域MDE的时空分布与气候、人口规模、社会脆弱程度关系的分析,获得以下认识:
(1) 在时间上,276 a间,明代长江流域有158 a发生MDE,平均1.75 a发生1次。MDE发生频次、规模明代后期最大。发生季节主要为夏季(44.3%),其次为春季、秋季,夏季引发MDE的主要原因是旱灾引发的饥荒,其次为瘟疫;秋季风暴潮为首要因素,旱饥次之。MDE发生的10 a频次、10 a县次变化呈明显的阶段性、同步性特征,多项式波动趋势分下降-缓慢上升-下降-快速上升4个阶段。
(2) 在空间上,MDE有一定的空间集中性,多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交界处发生频次高,规模大,且呈从各省交界处向各省中心扩散的趋势。虽然长江流域旱灾引发的饥荒和未记录原因饥荒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但风暴潮对沿海地区影响较大,瘟疫在人口密集的江浙地区盛行。
(3) 单因素引发的MDE最多,占46.67%,各因素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未记录原因饥荒、战争、瘟疫和风暴潮;在双因素和三因素等形成的灾害链中,双因素中旱饥占比高达69.82%,三因素中依次为旱蝗饥(34.21%)、旱蝗疫(13.16%)和水旱饥(11.84%),可见“未记录原因饥荒”和“旱灾+其他灾害-饥荒”是明代长江流域MDE的主要原因。
(4) 除未记录原因饥荒外,自然因素导致MDE发生的比例高达88.27%,以战争为主的社会因素仅占11.73%。自然因素中以气候灾害及其伴生灾害为主。气候变化是明代MDE大量发生的主导因素。明代长江流域MDE发生频次、县次与温度、湿度均呈显著负相关,表现为冷干期MDE发生次数多、影响范围广,而暖湿期相反。
(5) 人口规模和社会脆弱程度是影响MDE发生频次与县次的主要社会因素。在人口规模大和社会脆弱的明代后期,MDE发生频次高,波及范围广,是气候变化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http://dx.doi.org/10.3785/j.issn.1008-9497.202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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