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学主要关注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以及非编码RNA等超越DNA序列的基因调控机制。表观遗传机制参与了个体发育、细胞命运决定和肿瘤发生等众多生物学过程。其中表观遗传信息以各种染色质修饰和高级结构的形式存储于基因组中，它的建立和维持与细胞代谢紧密相关。肿瘤细胞中存在的代谢改变包括有氧糖酵解、葡萄糖摄取量增加、谷氨酰胺代谢异常活跃、利用非主要供能物质供能等，这些改变满足了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旺盛的能量和物质需求，帮助细胞适应缺氧的肿瘤微环境，进而为肿瘤增殖、侵袭、迁移等生物活动提供支持。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与代谢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肿瘤细胞中的代谢产物作为表观修饰酶的辅因子、修饰供体或拮抗分子影响表观修饰景观；另一方面表观遗传修饰可以直接改变代谢酶和转运蛋白的表达或通过影响信号转导和转录因子的表达调控细胞代谢。本文综述了不同表观遗传学过程与肿瘤细胞代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展望两者在肿瘤治疗中的潜在应用前景。

RAS基因是恶性肿瘤中常见的驱动基因，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频率突变并异常活化，是驱动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代谢重编程作为恶性肿瘤重要特征之一，是抗肿瘤治疗的关键靶点。 RAS基因可通过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1信号轴或其他多条信号通路调控脂代谢，如脂质合成途径和降解途径等。同样，脂代谢也能修饰并激活RAS蛋白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因此，本文概述了现阶段脂代谢与 RAS之间相互调控的研究，旨在为靶向脂代谢在 RAS驱动型肿瘤的临床应用提供思路。

胆固醇是哺乳动物体内重要的脂质，是必不可少的膜结构成分。胆固醇稳态平衡对维持细胞和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机体主要通过内源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和外源胆固醇的摄取来获得胆固醇以维持自身稳态平衡。肿瘤细胞中胆固醇代谢异常活跃，导致其增殖、存活、侵袭、转移以及对肿瘤微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靶向胆固醇合成、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和胆固醇酯化的治疗策略将为肿瘤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本文总结了胆固醇代谢调节及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目前干扰胆固醇代谢的肿瘤治疗新方法。

肿瘤细胞代谢重编程表现为对谷氨酰胺等营养物质摄取增加，而谷氨酰胺代谢可为在肿瘤细胞中过度激活的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反应提供所需的原料，还可通过影响糖、脂质、蛋白质代谢的稳态平衡直接诱发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抵抗。针对谷氨酰胺代谢途径不同环节的抑制剂联合常规化疗药物在多种耐药肿瘤中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谷氨酰胺代谢途径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肿瘤细胞耐药中发挥作用：谷氨酰胺转运体活性动态变化直接影响细胞内谷氨酰胺含量而影响细胞耐药性；肿瘤微环境中脂肪细胞、成纤维细胞及微环境代谢物通过免疫应答等方式介导耐药发生；谷氨酰胺代谢途径关键酶的表达及活性改变对肿瘤细胞耐药性的产生也至关重要。本文从转运体、肿瘤微环境及代谢酶等层面总结了谷氨酰胺代谢途径在肿瘤细胞产生化疗药物抵抗过程中的调控功能及其作用方式，以期为今后提高耐药性肿瘤的临床治疗效果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各国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暴发早期防控的效果，为传染病疫情暴发早期的防控提供对策。 方法：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的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塞尔维亚和意大利COVID-19疫情暴发早期数据为样本，建立广义易感-暴露-感染-恢复（SEIR）模型，对其参数进行最优化求解。然后，根据基本传染数表达式中的参数，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敏感性分析，定量分析各国保护率、感染率和平均检疫时间对疫情暴发早期的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COVID-19暴发早期的防控对策。 结果：广义SEIR模型对六国COVID-19暴发早期的预测和评估具有较好的拟合性，实际数据与拟合数据高度重合。COVID-19扩散主要受保护率、感染率和平均检疫时间影响：从保护率来看，前 10?d的保护率提高最为重要，保护率越大，确诊人数越少；从感染率来看，前 5?d的感染率最为关键，感染率越小，确诊人数越少；从平均检疫时间来看，前 5?d的平均检疫时间至关重要，平均检疫时间越短，确诊人数越少。通过对六国关键参数对比发现，澳大利亚和中国由于实行严格的防疫政策，保护率较高，平均检疫时间较短，因而防疫效果较好。 结论：在COVID-19暴发早期，需要实行提高保护率、缩短平均检疫时间的措施，以及严格的隔离政策，抑制COVID-19传播及扩散。

目的：评估我国主要城市社会经济水平、人口流动和疫情防控措施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初期发展的影响。 方法：对湖北省以外地区截至2020年2月19日COVID-19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51个城市的COVID-19每日新增感染率趋势进行时间序列聚类分析，并从社会经济水平、人口流动和疫情防控措施三方面进行评估。 结果：在51个城市中共识别出4种不同类别的疫情发展模式，包括高峰模式（新余）、晚发高峰模式（甘孜州）、中高峰模式（温州等13个城市）和趋势缓和稳定模式（杭州等36个城市）。4种模式以及同种模式不同城市的指标得分分布均有差异。 结论：中国各城市的COVID-19疫情发展模式差异较大，可能是受城市社会经济水平、人口流动和疫情防控措施等多方面影响。及时的卫生应急措施和城市内部人口流动控制可能影响COVID-19疫情发展模式，高风险地区人口迁入强度对COVID-19累计确诊病例数有较大影响。

目的：定量评估武汉“封城”对控制中国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传播的作用。 方法：首先基于全国217个城市的武汉来源输入性病例数据和武汉来源的人口流动数据 ，估算武汉2020年1月23日“封城”前的每日新发感染率。并假设武汉“封城”推迟 7?d ， 武汉的每日新发感染率在2020年1月23日后分别呈高、中、低增长趋势 ，估算2020年1月24至30日的每日新发感染率 ，从而计算在此期间武汉流出的感染人数。最后 ，通过易感-暴露-感染-恢复（SEIR）模型预测武汉“封城”推迟 7?d对国内疫情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结果：2020年1月19至23日 ，武汉每日新发感染率分别为0.021%、0.026%、0.029%、0.033%和0.070%。截至2020年1月23日 ，武汉共有感染者20066人。假设武汉“封城”推迟 7?d ， 在2020年1月30日 ，武汉每日新发感染率在高、中、低增长情景模拟的结果分别是0.335%、0.129%和0.070%。依据上述三种情景 ，预测分别会有32 075、24 819和20 334名感染者从武汉流入其他地区 ，到2020年3月19日 ，全国COVID-19确诊人数将是官方公布数据的3.3~3.9倍。 结论：在疫情暴发早期 ，武汉及时采取“封城”措施对控制COVID-19疫情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基于人口流动和疫情防控措施信息构建数学模型，预测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发展趋势。 方法：获取截至2020年2月8日浙江省乐清市151例确诊病例的患病过程以及乐清和武汉之间的人口流动等信息，采用两阶段的方法构建数学模型，将人口流动数据与确诊病例症状开始时间以及输入性病例和本地病例的传播动力学特征整合起来，模拟并预测乐清的COVID-19疫情发展趋势。 结果：在疫情初期，每日从武汉来的输入性病例数（症状出现日）与当日、 6?d前和 9?d前从武汉到乐清的旅客数量成正相关。利用根据武汉到乐清的旅客数量估计的输入性病例数以及易感-暴露-感染-恢复模型预测乐清最终的病例数为170例。如果根据每日报告的输入性病例数来预测，预计最终病例数为165例。截至2020年4月27日，乐清实际监测到的病例数为170例，这两个预测值与实际值均接近。 结论：本研究建立的两阶段预测模型能够对COVID-19的流行趋势做出准确预测。

目的:构建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防控质量核查体系，规范督察疫情期间制度及流程落实，防范医院感染事件。 方法:结合COVID-19相关防控方案及技术指南，通过德尔菲法筛选评估指标，经两轮专家修改，最终根据专家给出的重要性赋值和变异系数确定各指标，形成发热门诊COVID-19防控质量核查表（8个维度，共32项）和隔离病房COVID-19防控质量核查表（7个维度，共27项），使用表单分别对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进行医院感染质控，评估表单使用的效果及成效。 结果:专家权威系数为0.88，表单中各指标重要性均数不低于4.8，变异系数未超过0.07。2020年2月1日至29日，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在表单质控下当场整改医院感染相关问题累计8个，每日质控落实率为100%，员工洗手依从性和正确率均为100%，防护用品穿脱正确率从96%增至100%。同期发热门诊共接诊患者1915例，其中COVID-19疑似患者191例（确诊3例），无院内感染事件发生。 结论:使用COVID-19防控质量核查表对医院重点部门进行监控管理，保障了疫情期间医院感染制度的规范落实，以稳、准、快的方式预防了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

目的：建立T1期（原发肿瘤最大直径 2?cm及以下）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的列线图。 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及浙江大学丽水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T1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共入组907例患者，其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患者作为建模组（ n=573），浙江大学丽水医院患者作为验证组（ n=334）。运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风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一步筛选独立影响因素，利用影响因素建立预测T1期乳腺癌患者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的列线图。运用C指数、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以及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模型的校准度、预测能力和临床效益。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1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与原发肿瘤大小、脉管癌栓、Ki-67、组织病理学分级和分子分型相关（ P<0.05或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1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为原发肿瘤大于0.5 cm、有脉管癌栓、Ki-67阳性、雌激素受体（ER）阳性以及组织病理学分级2~3级（ P<0.05或 P<0.01）。基于上述5个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C指数分别为0.739（95% CI：0.693~0.785）和0.736（95% CI：0.678~0.793），模型预测能力良好。建模组和验证组校正曲线、临床决策曲线提示模型一致性和临床获益良好。 结论：原发肿瘤大小、组织病理学分级、脉管癌栓、Ki-67和ER状态是T1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的重要预测因素。建立的风险预测列线图可以有效预测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的风险，为临床医生制订个体化的腋窝管理方案提供参考。

目的：探索异嗜性和多变性逆转录病毒受体1（ XPR1）基因在乳头状甲状腺癌（PTC）患者中表达的价值及其参与PTC发生发展的潜在通路。 方法：通过HPA数据库和UALCAN数据库探索XPR1在PTC组织及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通过cBioPortal数据库获取PTC患者临床资料及 XPR1基因表达值，探索 XPR1表达水平与患者性别、年龄、PTC分型、T分期、N分期、M分期和疾病分期的相关性；Cox回归分析探索PT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利用cBioPortal数据库探索 XPR1基因组学改变；基因本体（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分析探索 XPR1参与PTC的生物学途径。 结果：HPA数据库分析发现，与正常组织相比，XPR1在PTC组织中表达增加；UALCAN数据库分析发现， XPR1基因表达量在PTC组织中较正常组织明显增多（ P<0.01），其中高柱亚型表达量最高，滤泡亚型表达量最低。PTC患者的 XPR1基因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PTC分型、T分期、N分期和疾病分期相关（ P<0.05或 P<0.01），而与性别和M分期不相关（均 P>0.05）。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XPR1表达水平可作为PT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子（ HR=2.894， P<0.05）。cBioPortal数据库显示，6%的PTC患者出现 XPR1基因突变，主要表现为错义突变，突变位点为蛋白结构域E615K。富集分析结果显示， XPR1可能通过参与调节代谢通路影响PTC发生发展。 结论： XPR1在PTC组织中表达增加，且影响患者预后，可能通过参与代谢通路影响PTC的发生发展，可作为PTC诊断和治疗的潜在靶点。

目的：探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定量灌注直方图参数在子宫肌瘤病理分型诊断中的价值及其与Ki-67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至2017年9月在绍兴市人民医院经手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子宫肌瘤35例患者（普通型15例，富细胞型8例，退变型12例）的资料。所有患者术前行盆腔DCE-MRI检查，计算各定量灌注参数包括容量转运常数（K ^trans）、速率常数 （K _ep）、 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V _e）、血管间隙容积分数（V _p）的直方图参数（中位数、平均值、偏度、峰度、能量、熵），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不同参数在鉴别子宫肌瘤病理分型中的效能。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测定子宫肌瘤Ki-67蛋白表达，比较不同病理类型Ki-67蛋白表达的差异，并采用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直方图参数与Ki-67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富细胞型组K ^trans、K _ep、V _e、V _p的中位数和平均值均大于退变型组和普通型组（ P<0.05或 P<0.01）；V _e的偏度、K _ep的偏度和峰度均小于普通型组（均 P<0.05）；K ^trans的熵高于退变型组和普通型组（均 P<0.05）；V _p的熵高于普通型组（ P<0.01）。K ^trans的中位数、平均值和偏度，K _ep的中位数和平均值，V _e的中位数和平均值，V _p的中位数、平均值、能量和熵均与Ki-67表达水平相关（均 P<0.05）。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当K ^trans中位数阈值为0.994/min时，其诊断富细胞型子宫肌瘤的敏感度为100.0%，特异度为77.8%，ROC曲线下面积为0.949；当K ^trans平均值阈值为1.170/min时，其诊断富细胞型子宫肌瘤的敏感度为100.0%，特异度为77.8%，ROC曲线下面积为0.958；K ^trans的熵，K _ep的中位数和平均值，V _p的中位数、平均值和熵诊断富细胞型子宫肌瘤的ROC曲线下面积也较高（0.755~0.907）。 结论：DCE-MRI定量灌注直方图参数对不同病理类型子宫肌瘤尤其是富细胞型子宫肌瘤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瞬时受体电位M2（TRPM2）抑制剂A10对缺糖缺氧后复糖复氧（OGD/R）细胞模型的保护作用。 方法:采用SH-SY5Y细胞系制备OGD/R损伤模型。将细胞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和A10组。细胞计数试剂盒8检测细胞存活率；活性氧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活性氧水平；四甲基罗丹明甲酯法检测线粒体膜电位；一步法TUNEL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凋亡细胞数量；蛋白质印迹法测定cleaved caspase 3 蛋白表达。 结果:相对于3、20、30、50和 100?μmol/L， 10?μmol/L浓度的A10具有较低的细胞毒性及较好的通道活性抑制作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A10组活性氧水平降低（ P<0.05），线粒体膜电位降低程度改善（ P<0.05），凋亡细胞数减少（ P<0.05），凋亡相关蛋白cleaved caspase 3表达减少（ P<0.05）。 结论:A10可以通过抑制TRPM2通道功能、减少细胞外钙离子内流、降低细胞活性氧水平、稳定线粒体膜电位水平和减少细胞凋亡缓解OGD/R后细胞的损伤。

乙型肝炎病毒（HBV）诱导肝细胞癌（HCC）的发生是一个多阶段、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HBV促进HCC发生、发展的途径主要包括HBV DNA整合至宿主肝细胞基因组从而影响整合位点的基因功能、形成致癌作用的截短蛋白、造成宿主基因组的不稳定，HBV基因组S、C、X区基因突变，HBV X基因编码的HBx蛋白激活原癌基因、抑制抑癌基因等。本文综述了近年来HBV诱发HCC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以期为HCC预防、早期预测及术后辅助治疗提供理论指导。

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气道的炎性细胞和结构细胞及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其特征为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可逆性气道阻塞和气道重塑。以往哮喘被认为主要由2型炎症因子驱动，Th2细胞分泌IL-4、IL-5和IL-13，引起气道嗜酸性粒细胞炎症。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中性粒细胞与哮喘炎症过程也存在密切关系。哮喘患者气道中的中性粒细胞在趋化增加的同时凋亡下降，从而导致中性粒细胞数量增多。中性粒细胞比嗜酸性粒细胞更早到达，通过产生弹性蛋白酶、髓过氧化物酶、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等，参与哮喘的发生及发展过程。针对这些效应分子的拮抗剂如抗IL-8受体抗体、抗IL-17抗体，DNA酶显示出对中性粒细胞哮喘的治疗作用，但应用于临床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就中性粒细胞在哮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综述。

神经内分泌肿瘤起源于神经嵴来源的神经内分泌细胞，可分泌多种胺和多肽激素进入全身循环。核医学分子影像探针在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早期诊断、临床分期、治疗方案选择、复发和转移病灶的探查中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可根据神经内分泌肿瘤细胞增殖及分化程度、细胞表面的分子表达、肿瘤部位选择分子影像探针进行个体化显像。本文就葡萄糖类似物显像剂、生长抑素类似物显像剂、胺前体类显像剂、激素类似物显像剂和酶抑制剂类显像剂等核医学分子影像探针在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发展及应用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