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的精准医疗是将个体化的差异包括环境、生活方式及基因等信息纳入肿瘤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新兴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成像设备和对比剂的更新、成像序列标准化、图像分析技术以及多模态成像融合技术的发展成为肿瘤精准医疗的基础。随着自动化、可重复科学算法的应用，肿瘤影像定量特征的不断提取，肿瘤临床和影像数据库被不断挖掘和开发，影像基因组学、影像组学和影像大数据人工智能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些新的技术进步为影像学在肿瘤精准医疗中的应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手术切除是唯一可能治愈的方法。为提高胰腺癌患者的预后，胰腺癌的早期精准诊断与评估非常重要。影像学检查在胰腺癌的发现、肿瘤分期、可切除性评估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可以为胰腺癌的诊治提供可靠依据。目前常用于胰腺癌的影像学检查包括常规超声、超声内镜、PET-CT、多层螺旋CT （MDCT）以及磁共振等，不同的影像学检查具有各自的特点，其中MDCT和磁共振应用最广泛。本文对影像学在胰腺癌的精准诊断和评估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传统影像学方法在评估肿瘤疗效时忽略了肿瘤内部空间反应的异质性，而基于逐个体素分析的CT和磁共振参数反应图通过对比肿瘤治疗前与治疗后（中）的功能参数差异，能较及时、客观、准确地评价肿瘤对治疗的反应，提高了肿瘤治疗相关变化的影像监测及其空间分辨的敏感度，有助于患者治疗方案的改进和预后评估。本文主要对CT和磁共振参数反应图及其在肿瘤精准疗效评估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近年来，PET-CT在乳腺癌诊疗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PET-CT可以作为一种无创诊断乳腺癌分子病理分型的检查手段，并且可以用于预测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在乳腺癌的分子病理分型方面，luminal A型乳腺癌氟脱氧葡萄糖（FDG） PET-CT检查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最低，其次是luminal B型，最高的是三阴性或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但SUVmax诊断乳腺癌分子病理分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不高，临床应用价值有限。在预测治疗效果和患者的预后方面，FDG PET-CT检查中FDG摄取值下降越多，治疗效果越好，且标准摄取值越低的患者预后越好。新型示踪剂¹⁸F-氟雌二醇（¹⁸F-FES）和[89Zr]曲妥珠单抗的应用可为乳腺癌患者的诊疗提供更多的信息。¹⁸F-FES PET-CT可以有效评估乳腺癌病灶的雌激素受体（ER）状态及患者对内分泌治疗的反应；[89Zr]曲妥珠单抗PET-CT可以显示HER2阳性的病灶，但是其特异度和敏感度较低。本文对近年来PET-CT在乳腺癌分子病理分型的判断、患者对治疗的应答及预后的预测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用双模态对比剂Molday ION^TM EverGreen （MIEG）标记大鼠骨髓来源内皮祖细胞（EPC）及其行磁共振扫描的可行性。方法：以铁的终浓度为10、20、50 μg/mL的MIEG对大鼠骨髓来源EPC进行磁性和荧光双标记，普鲁士蓝染色及荧光镜下观察细胞标记情况，比较不同浓度MIEG标记EPC后的标记阳性率；台盼蓝染色检测20 μg/mL MIEG标记EPC后1 d及1、2、6周时细胞的活性，并应用3.0T磁共振扫描仪对不同浓度标记的细胞行T₁、T₂序列扫描。结果：MIEG标记EPC后细胞标记率高达98%以上，标记6周后绿色荧光强度有一定程度降低，但荧光标记率仍达90%以上；普鲁士蓝染色显示铁颗粒位于细胞质内。台盼蓝染色结果显示，20 μg/mL MIEG标记EPC对其细胞活性无明显影响（均P>0.05）。体外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不同浓度MIEG标记的EPC T₁信号强度无明显差异，T₂信号强度随MIEG浓度增加而降低。结论：20 μg/mL MIEG标记EPC为适宜的标记浓度，不仅能够高效标记EPC，而且不会影响EPC的细胞活性。磁共振成像体外扫描T₂序列可敏感地发现不同浓度MIEG标记EPC后信号强度变化。

目的：探讨磁共振平扫T₁加权像脑内核团信号强度变化与钆对比剂注射次数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头颅磁共振增强检查至少三次的3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选取右侧苍白球、右侧丘脑、右侧齿状核、桥脑、右侧额叶白质作为感兴趣区，测量每次检查时这些区域的平均信号强度，并以额叶白质的信号强度为基数计算各个核团的信号强度比。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首次与末次检查苍白球、丘脑、齿状核及桥脑信号强度比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感兴趣区信号强度比与磁共振增强检查次数及其他临床因素的相关性。结果：齿状核信号强度比在末次检查明显高于首次检查（1.113±0.136与1.014±0.096，P<0.01）；而苍白球、丘脑、桥脑信号强度比在首次检查和末次检查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齿状核信号强度比与磁共振增强检查次数成正相关（r=0.329，P<0.05），与年龄、性别、主要疾病、治疗方式、糖尿病史无相关性（均P>0.05）。结论：多次注射钆对比剂与小脑齿状核T₁加权像高信号可能相关。

目的：探讨采用影像组学研究方法分析胶质母细胞瘤磁共振强化信号特征预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扩增状态的可行性。方法：收集术前行颅脑平扫及增强磁共振检查的80例经常规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胶质母细胞瘤并行分子病理学EGFR基因扩增状态检测的患者，按3：2比例随机分组至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利用半自动软件高通量提取患者增强磁共振图像中强化区及周围水肿区的定量信号特征，经主成分分析等数据处理后利用随机森林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进一步分析数据，以测试数据集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作为模型的评价指标。结果：共提取强化区及水肿区特征542个，经主成分分析得到48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100%），选择其中31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98.5%）建模。随机森林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在测试数据集的AUC值分别为0.74、0.69和0.63。结论：采用影像组学研究方法分析胶质母细胞瘤强化信号特征并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对胶质母细胞瘤EGFR基因扩增状态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比较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DCE-MRI）三种血流动力学模型定量灌注参数鉴别诊断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的价值。方法：连续收集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绍兴市人民医院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子宫平滑肌瘤患者64例（普通型30例，富细胞型13例，退变型21例）。所有患者术前行盆腔DCE-MRI扫描，应用Reference Region （RR）模型、Extended Tofts （ET）模型和Exchange （EC）模型测量子宫平滑肌瘤的定量灌注参数值，对比分析子宫平滑肌瘤不同病理类型间定量灌注参数的差异，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其诊断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的效能。结果：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RR模型中容量转运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_ep），ET模型中K^trans、K_ep、血管间隙容积分数（V_p），EC模型中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V_e）、血浆流量（F_p）值高于普通型子宫平滑肌瘤（均P<0.05或P<0.01）；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RR模型中的K^trans、K_ep，ET模型中K^trans、K_ep、V_e、V_p，EC模型中的V_e、V_p、F_p值高于退变型子宫平滑肌瘤（均P<0.05或P<0.01），其余参数在三种亚型的肌瘤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ET模型中的K^trans诊断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的效率较高，曲线下面积为0.929，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2.3%和83.7%；此外，EC模型中的F_p、RR模型中的K^trans和ET模型中的K_ep诊断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的效率也较高，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67、0.849和0.837，敏感度分别为91.7%、84.6%和92.3%，特异度分别为78.0%、76.0%和73.5%。结论：三种血流动力学模型定量灌注参数鉴别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均具有较高价值，其中以ET模型中的K^trans诊断富细胞型子宫平滑肌瘤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最高。

目的：评估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参照物模型定量参数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预后相关因素和乳腺癌分子病理分型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50例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浸润性导管癌患者的MRI和病理学检查资料，运用DCE-MRI参照物模型测量药代动力学定量参数，包括病灶相对肌肉的容量转运常数（RR K^trans）、病灶的速率常数（K_ep）、病灶的容量转运常数与肌肉的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值（K^trans/V_e），分析上述定量参数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相关因素和乳腺癌分子病理分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组织学分级为3级的病灶的平均RR K^trans和K_ep值高于组织分级为1~2级的病灶（均P<0.05）；雌激素受体（ER）阴性者和孕激素受体（PR）阴性者的平均RR K^trans值和K_ep值分别高于ER阳性者和PR阳性者（均P<0.05）。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RR K^trans和K_ep高于Luminal型乳腺癌患者（均P<0.05）。结论：DCE-MRI参照物模型所得定量参数RR K^trans和K_ep有助于预测乳腺癌的预后和鉴别乳腺癌的分子病理分型。

目的：探讨双能量CT能谱曲线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方法：对40例NSCLC患者（鳞癌15例，腺癌25例）行双能量增强CT扫描，测量肺癌原发灶、肺门及纵隔内短径5 mm以上的淋巴结（共85枚，包括转移淋巴结53枚，非转移淋巴结32枚）在不同能量水平下（40~190 keV，间隔10 keV）的CT值，得到肺癌原发灶与胸腔淋巴结的CT能谱曲线，比较两者的CT能谱曲线斜率，判断淋巴结是否转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诊断淋巴结转移的CT能谱曲线斜率比值的最佳分界值，并对CT能谱曲线诊断NSCLC淋巴结转移的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肺癌原发灶、转移淋巴结和非转移淋巴结的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1.10±0.11、1.08±0.07和1.54±0.17，其中转移淋巴结与肺癌原发灶的曲线斜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2，P>0.05），非转移淋巴结与肺癌原发灶曲线斜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8，P<0.05）。转移淋巴结和非转移淋巴结与肺癌原发灶的能谱曲线斜率比值分别为0.98±0.05和1.40±0.12，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6，P<0.05）。以能谱曲线斜率比值等于1.15作为淋巴结转移的分界值，CT能谱曲线诊断肺癌患者胸腔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率分别为81.1%、87.5%、91.5%、73.7%和83.5%。结论：双能量CT检查有助于提高NSCLC治疗前淋巴结分期的准确性。

目的：探讨¹⁸F-氟脱氧葡萄糖PET-CT （¹⁸F-FDG PET-CT）在诊断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ⅠA2~ⅡA期宫颈癌原发灶和盆腔淋巴结转移中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91例FIGOⅠA2~ⅡA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计算PET-CT诊断宫颈癌原发灶的敏感度，并比较转移性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的长径、短径和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确定短径和SUVmax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最佳分界值，并计算其诊断盆腔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结果：91例宫颈癌患者中，PET-CT检查阳性89例，PET-CT诊断宫颈癌原发灶的敏感度为96.7%。转移性淋巴结和非转移性淋巴结的短径分别为（6.50±2.31） mm和（4.21±1.49） mm，SUVmax分别为4.56±3.34和1.92±1.4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855和31.685，均P<0.05）。淋巴结短径和SUVmax诊断淋巴结转移的AUC分别为0.802和0.861，最佳分界值分别为5.5 mm和2.05。以短径≥ 5.5 mm且SUVmax ≥ 2.05为诊断标准，诊断单个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85.0%，特异度为93.0%，准确度为86.8%。结论：PET-CT诊断ⅠA2~ⅡA宫颈癌原发病灶的敏感度高，对盆腔淋巴结转移也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以短径≥ 5.5 mm且SUVmax ≥ 2.05作为转移性淋巴结诊断标准时准确性最高。

目的：分析记忆T细胞在行放射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表达及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0年2月至2012年5月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共46例接受放射治疗的NSCLC患者和50名健康体检者。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CD4⁺、CD8⁺的中央型记忆T细胞（T_CM）和效应型记忆T细胞（T_EM）的表达。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患者临床特征及记忆T细胞变化与总生存时间的相关性，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NSCLC患者放射治疗前外周血CD4⁺T_CM、CD4⁺T_EM、CD8⁺T_CM和CD4⁺/CD8⁺T_EM比值较健康对照组低，CD4⁺/CD8⁺T_CM比值较健康对照组高（均P<0.05）；放射治疗4周时，NSCLC患者外周血CD4⁺T_CM、CD4⁺T_EM、CD8⁺T_CM和CD4⁺/CD8⁺T_EM比值较放射治疗前明显降低（均P<0.05），而CD8⁺T_EM和CD4⁺/CD8⁺T_CM比值较放射治疗前升高（均P<0.05）；放射治疗12周时，NSCLC患者外周血CD4⁺T_CM、CD4⁺T_EM和CD8⁺T_CM较放射治疗4周时升高（均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治疗后CD4⁺T_CM的变化趋势与NSCLC患者的总生存时间有相关性（95% CI：1.135~2.994，P<0.01）。放射治疗后CD4⁺T_CM呈下降趋势者的存活率为23.1%，总生存时间为10.7个月（95% CI：0.29~12.41）；CD4⁺T_CM保持稳定者的存活率为52.7%，总生存时间为27.4个月（95% CI：0.00~31.26）；CD4⁺T_CM上升者的存活率为66.4%，总生存时间为37.4个月（95% CI：0.33~29.21）。结论：NSCLC患者放射治疗后初期表现出明显的免疫抑制，之后有逐渐改善的趋势。放射治疗后记忆T细胞的变化趋势对患者的预后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临床特点、诊断以及治疗方法。方法：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2011年12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3例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同时，检索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中国知网、PubMed、ISI Web of Knowledge和荷兰《医学文摘》，筛选出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病例，并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有20例患者纳入分析。临床主要表现为停经或人工流产后异常阴道出血，可伴有腹痛；19例患者伴有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异常增高。典型超声表现主要有子宫体积异常增大，宫腔内见蜂窝样异常回声（或描述为多个囊性暗区、多个无回声区及多个液性暗区）或不均质回声团块，可与肌层分界不清，病灶内或周边血流信号丰富；部分超声检查同时提示病灶位于前峡部或累及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初步诊断提示为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病灶的12例患者中，9例接受了子宫动脉栓塞术（UAE）预处理，仅1例未行UAE的患者出血量大于1500 mL，均未发生因大出血而切除子宫的情况；而初步诊断未提示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病灶的8例患者中，其中1例接受了UAE预处理，3例因出血量大于1500 mL而切除子宫。除2例患者未提供随访信息或失访，18例患者随访至今均无死亡病例。其中15例患者血β-hCG降至正常，2例血β-hCG下降理想，1例血β-hCG阴性，随访期间所有患者均未复发。结论：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妊娠滋养细胞疾病出血风险高，误诊、漏诊率高，初步诊断是否发现病灶累及剖宫产术后瘢痕部位可间接影响总出血量和子宫切除的风险，而UAE是减少出血量和降低子宫切除率的有效手段。

目的：探测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风险聚集区，为进一步开展环境风险因子探索提供依据。方法：结合2010-2014年义乌市分村监测的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发病数据以及2013年户籍人口资料数据，采用小单元区域化方法构建研究单元，使用全局自相关指数Moran's I值计算空间聚集性，运用局部聚集性和异常值探测癌症发病的空间聚类和异常值，采用空间扫描统计探索癌症发病空间格局，探测发病风险区。结果：2010-2014年，义乌市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平均发病率分别为9.99/100 000、34.01/100 000和31.46/100 000，男性发病率普遍高于女性，南部地区普遍高发。男性食管癌和男性胃癌在义乌南部有显著高风险区，相对风险（RR）分别为1.78和1.87；女性食管癌（RR=0.00）和男性胃癌（RR=0.63）在义乌中部城市地区存在低风险区；女性结直肠癌在义乌北部存在低风险区（RR=0.48）。结论：消化道恶性肿瘤在义乌南部存在普遍高发的现象。

目的：探讨CT表现与胃及结直肠来源卵巢转移性肿瘤病理类型和肿瘤来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并评估其诊断价值。方法：对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43例胃和结直肠来源的卵巢转移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学检查结果和CT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估CT表现对卵巢转移性肿瘤的病理类型和肿瘤来源的诊断价值。结果：卵巢转移性肿瘤的病理类型与转移灶大小相关（P<0.01），而与转移灶部位（单双侧）、囊实性和囊性及混合性转移灶有无分隔无关（均P>0.05）。对照两种不同组织来源转移瘤的CT表现，其中结直肠来源的转移灶多为单侧发病，病变多为囊性或以囊性为主的囊实性；胃来源的转移灶多为双侧发病，且病变多为实性或以实性为主的囊实性。结论：CT表现对卵巢转移性肿瘤的病理类型和转移灶来源的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的：通过比较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XGC）和厚壁型胆囊癌的超声征象，评估超声检查对XGC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学检查诊断的31例XGC和36例厚壁型胆囊癌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超声图像资料，收集胆囊壁厚度、胆囊壁厚的范围、胆囊壁内有无低回声结节、胆囊黏膜线是否连续、胆囊或胆管内有无结石、胆道有无扩张及胆囊-肝脏分界是否清晰等超声征象并进行对照分析。结果：XGC组胆囊壁内低回声结节、胆囊内壁黏膜线连续以及胆道扩张与厚壁型胆囊癌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其余超声征象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胆囊壁内低回声结节和胆囊内壁黏膜线连续诊断XGC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分别为64.2%和65.7%。结论：增厚的胆囊壁内低回声结节、胆囊壁内黏膜线连续是XGC较具特征性的超声表现。

目的：评估双气囊小肠镜（DBE）和多层螺旋CT （MDCT）在小肠肿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88例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小肠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DBE和MDCT在小肠肿瘤诊断中的价值。结果：DBE对小肠肿瘤的检出率为92.0%（81/88），MDCT对小肠肿瘤的检出率为75.0%（66/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DBE和MDCT对小肠恶性肿瘤的检出率均为91.1%（51/57），但DBE检查的定性准确率高于MDCT （94.1%与76.5%，χ²=6.331，P<0.05）；DBE和MDCT对小肠良性肿瘤的检出率分别为96.8%（30/31）和48.4%（15/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8.235，P<0.01）。对于以消化道出血为主要表现的小肠肿瘤，DBE较MDCT有更高的检出率（97.2%与77.8%，χ²=6.222，P<0.05）。对于直径小于3 cm的肿瘤，DBE较MDCT有更高的检出率（88.2%与47.1%，χ²=13.170，P<0.01）。结论：DBE对小肠肿瘤的诊断价值高于MDCT，两者联用可以提高小肠肿瘤诊断的准确性。

肺孢子菌肺炎是由耶氏肺孢子菌引起的，发生在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中的机会性感染。大量证据表明，耶氏肺孢子菌对磺胺类药物耐药性增加与二氢叶酸合成酶（DHPS）基因和二氢叶酸还原酶（DHFR）基因突变有关，但具体机制尚不清楚。DHPS和DHFR基因突变增加可能是药物选择性压力所致，也可能是耶氏肺孢子菌基因多态性自然发展和传播的结果。本文对耶氏肺孢子菌DHPS和DHFR基因突变产生的原因、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及其与临床结局的关系进行了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