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病毒为自然疫源性病原，其引起的埃博拉病毒病与人们食用野生哺乳动物或与其密切接触相关。在自然界埃博拉病毒可以感染非人类灵长类和翼手目（蝙蝠）动物，而自然或实验感染埃博拉病毒能引起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死亡，因此蝙蝠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埃博拉病毒可以在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传播。接触传播是埃博拉病毒主要传播方式，医源性传播也是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途径之一，其是否能经气溶胶传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人类对埃博拉病毒普遍易感；埃博拉病毒病全年流行，无明显的季节性。至今埃博拉病毒的疫源地还仅局限于非洲，其他大陆出现的病例为输入性病例。埃博拉病毒病自1976年首次发现至今（截至2014年12月17日）已在非洲发生25次人类疫情，共报告21 031例患者，死亡8537例。2013年12月前发生的23次疫情主要发生于赤道10°线内的5个非洲国家，包括苏丹（南部地区）、加蓬、刚果（布）、刚果（金）和乌干达；2013年12月始于西非的疫情是发现该病以来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疫情，截至2014年12月17日，疫区已涉及利比里亚、几内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马里、塞内加尔、美国、西班牙8个之前从未报道人类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国家，累计发病18 603例，死亡6915例。此外，2014年在刚果（金）也出现了一次埃博拉病毒病的暴发疫情，发病69例，死亡49例。除非洲之外，其他地区也有实验室感染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疫情的报道。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尚无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例报道，但存在输入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风险。埃博拉病毒病暴发流行是卫生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生物和生态因素导致了病毒在丛林中的出现，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则决定了埃博拉病毒病的发生是一到两个孤立的病例还是一场大范围的持续暴发。

目的：构建评估原发性肝癌自发性破裂风险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08年1月—2013年5月之间77例诊断为原发性肝癌自发性破裂的住院患者与95例同期内未发生肝癌破裂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资料，比较两组的临床特征，找出原发性肝癌自发性破裂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以评估肝癌自发性破裂的风险。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中到大量腹水、肝硬化、肿瘤突出肝脏表面、最大肿瘤的长径≥5 cm这4项为原发性肝癌自发性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绘制所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其曲线下面积为0.862（P<0.05）。结论：最大肿瘤长径≥5 cm、肿瘤突出肝脏表面、肝硬化、中到大量腹水是原发性肝癌发生自发性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这四项因素构建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可有效评估原发性肝癌自发性破裂发生的风险。

目的：分析影像学上符合Milan标准的肝癌肝移植患者术后复发相关的危险因素，评估Milan标准和微血管侵犯对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07—2013年期间115例影像学符合Milan标准并行肝移植治疗的肝癌患者，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和生存分析探究影响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危险因素，并分析其预测价值。结果：入组的98（98/115）例患者中，术后1、3、5年总体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1.8%、80.6%、79.6%和87.8%、74.5%、73.5%。微血管侵犯、大血管侵犯、超出Milan标准和移植前降期治疗与小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显著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提示微血管侵犯和超出Milan标准是预测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肝癌不伴和伴有微血管侵犯的术后1、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 92.8%、85.5%、85.5% 和75.9%、55.2%、48.3% （P<0.01）；而术后病理检查证实符合及超出Milan标准肝癌患者术后1、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 91.7%、83.3%、79.8% 和 64.3%、42.9%、42.9% （P<0.01）。结论：微血管侵犯多提示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肿瘤的高复发转移倾向，对指导术后早期积极的辅助治疗、密切随访及补救性治疗等都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目的：分析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受者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的高危因素。方法：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0年10月—2013年10月施行的109例DCD肝移植手术的临床资料，回顾分析供者因素对受者胆道并发症的影响。结果：109例DCD肝移植受者术后共24例发生胆道并发症，发生率为22.0%。单因素分析显示胆道并发症组与对照组间的热缺血时间（P<0.001）及ICU住院天数（P=0.0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BO血型是否相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升压药及患者脂肪肝有增加术后胆道并发症的趋势。多因素分析显示热缺血时间（P=0.001，OR=1.328，95%可信区间为1.124～1.526）和ICU住院天数（P=0.012，OR=0.840，95%可信区间为0.732～0.963）是术后胆道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胆道并发症仍然是DCD肝移植术后的主要难题，热缺血时间和ICU治疗是受者术后胆道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供肝紧缺的情况下，使用ABO血型不相容的供肝不失为拯救生命的有效方法。

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后持续性血小板减少的危险因素，探索减少该疾病发生的有效治疗手段。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2009年1月—2012年6月期间接受肝移植手术并符合纳入标准的128例患者资料，对移植前脾脏体积、术前门静脉直径、术前胃左静脉直径、术前和术后血小板、术前和术后白细胞、术前总胆红素水平及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筛选术后持续性血小板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对在2012—2013年期间部分术前存在危险因素的患者行肝移植同期脾动脉缩窄术，分析其术后持续性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结果：患者肝移植术前脾脏体积大于500 ml（P=0.012，OR=2.789， 95%可信区间：1.249～6.227）以及门静脉直径大于15 mm（P=0.017， OR=3.124， 95%可信区间：1.230～7.933）为术后持续性血小板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行肝移植同期脾动脉缩窄术的6例患者中仅1例（16.7%）在术后表现为持续性血小板减少，而对照组48例中32例（66.7%）术后存在持续性血小板减少，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患者肝移植术前脾脏体积大于500 ml以及门静脉直径大于15 mm可以作为肝移植术后持续性血小板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肝移植手术同期行脾动脉缩窄术以控制脾脏体积作为肝移植术后持续性血小板减少的预防方法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索成人肝移植术后肝脏弹性值（LSM）与肝肾功能指标相关关系，研究其对受者术后近期预后的评估价值，为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在成人肝移植的应用提供依据。方法：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3年12月10日—2014年3月19日期间43例次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及术后LSM，统计分析其相关关系；以LSM 16 kPa为界将受者分为LSM较高组和LSM较低组，比较两组间术后ICU时间、住院时间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结果：① 受者术后第1天LSM与冷缺血时间无关联，但术后第7天LSM与冷缺血时间有统计学关联（r=0.335，P=0.028）。受者术后第1天LSM与术后ICU时间正相关（r=0.488，P=0.001），但第7天LSM与ICU时间无关联。在纳入分析的12项肝肾功能指标中，谷草转氨酶、胆汁酸及肌酐均与术后第1天和第7天LSM呈正相关。② 术后第1天LSM较高组的ICU时间显著长于LSM较低组（7 d与9 d，P=0.013），术后第1天LSM较高组住院时间显著长于LSM较低组（34 d与23 d，P=0.023）。术后第1天LSM较高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于LSM较低组（78.57%与27.59%，P=0.002）。结论：肝脏瞬时弹性成像检测值与肝移植受者术后肝肾功能有一定关联，对肝移植受者近期预后可能有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原发性肝癌（HCC）患者根治切除术后联合应用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和药物化疗的生存情况。 方法：选取在宁波市第二医院随访5年以上的HCC术后患者143例，按术后治疗方法不同分为介入组（术后予以TACE）、化疗组（术后予以FOLPOX4化疗方案）及综合组（术后予以TACE+FOLPOX4化疗方案）。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HCC患者术后预后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肝炎病史、肿瘤直径、术后肝功能、术后甲胎蛋白水平、术后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评分及术后治疗方案），并绘制各组生存曲线，计算1、2、3年累积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比较。 结果：术后甲胎蛋白水平与患者生存时间呈负相关，为独立危险因素，回归系数为0.01，相对危险度为1.00；术后进一步治疗能提高HCC术后患者的生存时间，为保护因素，其中采取综合方案的回归系数为－2.37，相对危险度为0.07，影响生存时间的权重比高于另外两组，而介入组的权重比高于化疗组。术后1、2、3年累计生存率综合组分别为78.35%、69.16%、24.43%，介入组分别为76.87%、62.48%、24.72%，化疗组分别为62.23%、43.22%、19.54%。 结论：术后甲胎蛋白水平与HCC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存在负相关，术后甲胎蛋白水平监测可为手术效果及预后判断提供参考。TACE运用于HCC术后能有效降低患者病死率，联合药物化疗能有效延长HCC患者术后生存时间。

目的：评估同步放化疗对不能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肝外胆管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选取2007年2月至2012年2月绍兴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收治的38例不能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肝外胆管癌患者，随机分成序贯放化疗组（19例）与同步放化疗组（19例），均采用调强适形放疗，其中同步放化疗组接受吉西他滨联合奥沙利铂化疗。治疗结束后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不良反应，并进行生存分析。结果：序贯放化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有效率分别为42.1%（8/19）和63.2%（12/19），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8.9%（15/19）和84.2%（16/19），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8.3和10.4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4.2和15.6个月，其中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7）。两组患者放化疗不良反应均可控，其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对于不能手术且体力状况评分≤2分的局部晚期肝外胆管癌患者，序贯放化疗与同步放化疗均能有效延长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和总生存时间，且耐受性良好，其中同步放化疗效果可能更佳。

目的：系统评价外科手术与射频消融治疗直径3～5 cm的原发性肝癌的疗效。 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数据库，收集关于射频消融与手术切除术治疗直径3～5 cm的原发性肝癌的临床对照研究文献，检索时限为1990年1月—2014年2月。由2位研究者根据纳入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质量后，采用 RevMan 5.0 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共纳入11个研究，包括1个随机对照试验和10个非随机对照试验。所纳入的研究共包含811例患者：其中直接采用射频消融术治疗的患者404例、外科手术切除的患者407例。Meta分析表明：对于单个直径3～5 cm的原发性肝癌，手术组3、5年无瘤生存率高于射频消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者1、3、5年累积生存率及1年无瘤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对于1或2个直径均为3～5 cm的原发性肝癌，手术组的5年累积生存率及3、5年无瘤生存率高于射频消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者1、3年累积生存率及1年无瘤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 >0.05）；对于最大径为3～5 cm的多发性原发性肝癌，手术组的3年累积生存率高于射频消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者1、5年累积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现有研究证据表明，对于直径3～5 cm的原发性肝癌，外科手术切除总体疗效优于射频消融治疗。受纳入研究质量和数量限制，上述结论尚需开展更多高质量研究加以验证。

胆囊癌是胆道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高，预后差，腹腔镜技术在胆囊癌中的应用一直饱受争议。尽管如此，近年腹腔镜技术在胆囊癌诊断、分期，早期胆囊癌治疗以及腹腔镜意外胆囊癌处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主要从上述三方面对腹腔镜技术在胆囊癌诊治中的应用现状和价值进行综述。

近些年，显微内镜技术和微创器械的更新、计算机技术与影像医学的发展以及医学人文理念的进步等共同促进了微创脊柱外科快速发展。微创理念已渗透脊柱外科各领域，微创脊柱外科正向损伤小、并发症少为特点的精准靶点治疗发展。本文就有代表意义的经皮穿刺及髓核成形术、脊柱内镜及内窥镜技术、计算机导航系统精准定位脊柱外科手术、机器人操作腰椎手术等相关技术作一简介。

百草枯是一种高效触杀性除草剂。百草枯吸收入血后主要聚集在肺，造成肺损伤，尤其是中毒晚期形成不可逆的肺纤维化后引起呼吸功能衰竭，而这是导致百草枯中毒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百草枯的中毒机制目前仍不明，现推测氧化应激和炎症损伤是其最主要的致病机制，而基因表达异常、线粒体损伤、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缺失、细胞因子网络和酶失衡等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针对百草枯中毒的临床治疗除减少毒物吸收、增加毒物清除外，主要以抗氧化和抗免疫反应为主，但效果欠佳。虽然国内外已提出很多新型的治疗方法，但大部分仍处于实验阶段。因此，探讨急性百草枯中毒导致肺纤维化的发生机制及寻求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当今研究的热点。本文就此研究进展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