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初步评价硫酸羟氯喹治疗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普通型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收集2020年2月6至25日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住院治疗的30例COVID-19普通型患者。患者1：1随机分配到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口服硫酸羟氯喹（400 mg，1次/d）治疗，疗程为5 d。比较两组治疗第7天时咽拭子病毒核酸转阴率等指标。研究获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并登记注册（NCT04261517）。结果: 在治疗过程中，试验组1例患者发展为重型。入组后第7天，试验组中13例（86.7%）和对照组中14例（93.3%）患者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为阴性（P>0.05）。在2周的访视期内，所有受试者的咽拭子核酸检测均转为阴性，其中试验组咽拭子核酸转阴时间为入院后第4（1，9）天，对照组为第2（1，4）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27，P>0.05）。试验组在入院后第1（0，2）天体温恢复正常，对照组在入院后第1（0，3）天体温恢复正常。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试验组5例（33.3%）和对照组7例（46.7%）患者均在入院3 d后的复查中出现了进展，所有患者在随后的复查中均提示病灶好转。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有4例（26.7%）和3例（20.0%）患者出现一过性的腹泻和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目前COVID-19普通型患者预后较好，以病毒转阴率、重症化率为主要终点的研究难以对药物的疗效进行判断。开展后续的研究需要确定更合适的人群和终点事件，并充分考虑样本量等试验的可行性问题。

当前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仍处于胶着状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是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中心，浙江省COVID-19患者救治中心。疫情一线的专家集智攻关，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COVID-19诊治指南为依据，以抗病毒、抗休克、抗低氧血症、抗继发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维持微生态平衡的“四抗二平衡”救治策略为核心，总结完善诊治方案，聚焦临床实践的一些具体问题，为COVID-19患者临床诊治提供借鉴。推荐以多学科协作诊治个性化治疗提高COVID-19患者救治质量。建议病原学检测、炎症指标监测和肺部影像学动态观察指导临床诊治。痰液的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率最高，约10%的急性期患者血液中检测到病毒核酸，50%的患者粪便中检测到病毒核酸，粪便中可分离出活病毒，须警惕粪便是否具有传染性；开展细胞因子等炎症指标监测有助于发现是否出现细胞因子风暴，判断是否需要人工肝血液净化治疗。通过以“四抗二平衡”为核心的综合治疗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早期抗病毒治疗能减少重症、危重症发生，前期使用阿比多尔联合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抗病毒显示出一定效果。休克和低氧血症多为细胞因子风暴所致，人工肝血液净化治疗能迅速清除炎症介质，阻断细胞因子风暴，对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也有很好的作用，可以提高危重型患者的疗效。重型病例疾病早期可适量、短程应用糖皮质激素。氧疗过程中，患者氧合指数小于200 mmHg时应及时转入重症医学科治疗；采用保守氧疗策略，不推荐常规进行无创通气；机械通气患者应严格执行集束化呼吸机相关性肺炎预防管理策略；氧合指数大于150 mmHg时，及早减、停镇静剂并撤机拔管。不推荐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对于病程长，体温反复升高和血降钙素原水平升高的患者可酌情使用抗菌药物；要关注COVID-19患者继发真菌感染的诊治。COVID-19患者有肠道微生态紊乱，肠道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减少，推荐对所有患者进行营养和胃肠道功能评估，以营养支持和补充大剂量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纠正肠道微生态失衡，减少细菌移位和继发感染。COVID-19患者普遍存在焦虑和恐惧心理，应建立动态心理危机干预和处理。提倡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优化重型患者护理促进康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后病毒清除规律仍不明了，出院后仍须居家隔离2周，并定期随访。以上经验和建议在本中心实行，取得较好效果，但COVID-19是一种新的疾病，其诊治方案及策略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目的:应用大鼠血清建立大鼠体外软骨细胞退变模型。方法:取出生24 h SD大鼠关节处软骨,Ⅱ型胶原酶多次消化后获得原代软骨细胞,取原代细胞进行实验。软骨细胞分别用含10%胎牛血清的DMEM(对照组)、含50 ng/mL 白细胞介素(IL)-1β+10%胎牛血清的DMEM(IL-1β组)、含2.5%大鼠血清的DMEM(2.5%血清组)及含5.0%大鼠血清的DMEM(5.0%血清组)中培养。培养24 h后,观察细胞形态变化,MTT法检测各组细胞的增殖情况,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和Ⅱ型胶原及MMP-13的表达,实时定量PCR检测退变相关基因ADAMTS5、MMP-9、Aggrecan和SOX-9的表达。结果:两血清组和IL-1β组的软骨形态均由原来的多角形变成长梭形,且两血清组和IL-1β组均促进软骨细胞的增殖,下调转录因子SOX-9和上调基质降解酶MMP-13、MMP-9、ADAMTS5的表达。结论:大鼠血清具有促进软骨退变的作用,可用于建立体外软骨退变模型。

目的:探讨色甘酸钠干预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肥大细胞的影响及相关机制。方法:取健康雌性未孕SD大鼠36只,采用自体子宫内膜移植法建立大鼠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模型,2周后根据每天腹腔注射不同剂量色甘酸钠将大鼠分为4组:大剂量组(色甘酸钠20 mg/kg)、小剂量组(色甘酸钠10 mg/kg)、阴性对照组(仅注射生理盐水)、空白对照组(模型不作任何处理)。两周后处死大鼠,并收集血液和病灶组织标本,测量各组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的大小,并对病灶组织进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组织形态及角蛋白和波形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以鉴定造模是否成功。用甲苯胺蓝染色法检测各组病灶肥大细胞总数及其脱颗粒肥大细胞数、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酶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雌二醇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肥大细胞中类胰蛋白酶、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水平。结果:大剂量组活化的肥大细胞数少于阴性对照组(P<0.05),脱颗粒肥大细胞数/肥大细胞总数比值大剂量组小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均P<0.05)。同时,该组血清TNF-α水平、病灶类胰蛋白酶表达均小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均P<0.05);但经色甘酸钠治疗后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神经生长因子表达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色甘酸钠可能通过稳定肥大细胞抑制其脱颗粒,减少TNF-α、类胰蛋白酶的释放,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

目的: 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不同临床分型患者的胸部CT影像学特征。方法: 收集经核酸检测确诊为COVID-19的患者67例，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对患者进行临床分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35例，重型22例，危重型7例。分析和比较不同临床分型患者的胸部CT影像学特征。结果: 轻型患者胸部CT影像学检查无明显异常。普通型患者中，单发病灶3例（8.6%），多发病灶32例（91.4%）；重型患者中，单发病灶1例（4.5%），多发病灶21例（95.5%）；危重型患者均为多发病灶。普通型患者胸部CT影像以实性斑片影伴晕征为主要表现（18/35，51.4%）；重型患者以条索影伴磨玻璃影为主要表现（7/22，31.8%）；以实变影为主要表现共7例，全部为重型或危重型患者。结论: COVID-19不同临床分型患者胸部CT影像学有特征性表现，以实变影为主要病灶的影像学特征可作为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指征之一。

目的: 建立可用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评估的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并对湖北省COVID-19疫情进行预测和评估。方法: 考虑COVID-19潜伏期患者不易被有效隔离，且具有较强的传染能力，建立了联合考虑潜伏期传播能力和追踪隔离干预措施的COVID-19 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以2020年1月23日至2月24日的湖北省疫情数据为依据，拟合得到了新建立的修正SEIR模型的动力学参数。通过欧拉数值方法实现修正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的求解，对湖北省疫情进行分析，评估防控隔离和集中收治等措施对疫情发展的影响。结果: 修正的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对疫情的理论估计与湖北省疫情的实际情况较为符合。模型理论分析表明，防控隔离和医学追踪隔离等措施对疫情大面积传播有重要抑制作用；集中接收、分层治疗等重要措施对感染人数峰值的迅速回落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个人提高防范意识，采取严格自我防护措施，遏制了感染人数的新增。结论: 修正的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可用于COVID-19传播态势分析，以便为制订未来的疫情干预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目的：对人类pygo1基因编码蛋白质进行结构和功能预测。 方法：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和工具对PYGO1蛋白质理化性质、跨膜区域、二级结构、亲（疏）水性进行分析。 结果：PYGO1蛋白氨基酸残基组成中脯氨酸含量最高，分子式C1943H2937N577O635S18，相对分子质量45，等电点6.38；可能为非跨膜的亲水性蛋白；α-螺旋和无规卷曲为其主要结构元件，含有一个植物同源结构域。 结论：人类pygo1基因可能作为转录因子与其他蛋白共同作用调节心脏发育及心脏病的发生过程。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导致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已引起全球大流行。人群对SARS-CoV-2普遍易感，儿童也不例外，但病情相对较轻。与确诊或可疑COVID-19患者接触史或聚集性发病等流行病学证据及临床表现是COVID-19诊断的主要依据。儿童COVID-19多以发热、咳嗽为主要症状，血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减少，胸部影像学以间质性肺炎为特征，与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及肺炎支原体感染相似，确诊有赖于实时荧光PCR等方法检测呼吸道标本病毒核酸。临床处理强调早识别、早隔离、早诊断及早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儿以对症治疗为主；重型和危重型患儿应根据病情给予吸氧、抗病毒药物、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机械通气及体外膜氧合等治疗，严格掌握指征与时机，并通过多学科协作诊疗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离子通道介导离子的跨膜运转，在生物体内的物质交换、能量传递和信号传导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离子通道结构生物学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离子通道的离子选择性和门控机制的认识。电压门控钾通道结构生物学研究阐明了钾离子选择性的结构基础和电压门控机制；电压门控钠通道结构生物学研究揭示了钠通道的慢失活和快失活机制；瞬时受体电位通道结构生物学研究提供了瞬时受体电位通道复杂多样的结构和配体门控机制。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离子通道结构生物学的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离子通道结构生物学的发展。

铁死亡是近年发现的一种铁依赖的新型细胞死亡方式，其特征是脂质过氧化物和活性氧簇的过量蓄积。大量研究表明，铁死亡不仅在重大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不同的疾病背景下扮演不同角色。目前认为，铁死亡可抑制肿瘤生长并增加多种肿瘤对化疗药物和免疫治疗的敏感性，因此诱导铁死亡的发生拓展了肿瘤治疗思路。然而，在心脑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铁死亡的发生通过引发正常组织器官损伤和功能丧失直接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因此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抑制铁死亡的发生能够有效预防并延缓这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本文综述了铁死亡在恶性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三类不同重大慢性疾病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系统讨论了靶向铁死亡在防治重大慢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前景，为重大慢性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依据。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以急性Ⅰ型呼吸功能衰竭为突出表现。合理有效的呼吸支持是此类患者最重要的器官支持手段。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较其他无创呼吸支持手段具有更大优势。COVID-19重型患者氧合水平波动大、病情进展迅速，HFNC应用时机宜早，老年患者不宜长期使用。早期使用时需要做好患者教育，提高依从性；使用中注意选择合适型号的鼻塞导管，注意鼻塞导管是否在位并及时评估鼻腔和上呼吸道通畅。存在排痰风险或呼吸窘迫症状明显的患者建议初始即给予最高水平的支持（37 ℃的湿化温度、60 L/min的流量），或可先给予低水平的参数并逐步上调；无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氧合目标可维持95%以上以降低频繁的低氧、缺氧风险。治疗过程中采用适当措施减少飞沫和气溶胶传播风险，并采取必要的医院感染防控措施。

目的: 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病程中胸部CT影像学表现的变化规律。方法: 收集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集中收治的COVID-19确诊患者52例。所有患者病程中持续胸部CT复查，人均共行4次胸部CT检查，每次检查间隔时间2~7 d。回顾性分析诊疗过程中患者CT影像学特点及随时间变化的特点。结果: 除2例患者首次胸部CT影像无异常，其余50例患者均发现肺部有不同程度的阴影。其中，表现为磨玻璃样密度影（GGO）48例（92.3%），斑片状实变、亚实变19例（36.5%），17例（32.7%）伴随出现空气支气管征，小叶间隔增粗41例（78.8%）。病程中COVID-19患者肺部GGO病变逐渐减少，纤维索条影逐渐增多，成为最常见的影像学表现。39例患者（75.0%）在入院第6~9天肺部病灶变化最明显，在入院第10~14天40例（76.9%）患者肺部病灶明显吸收。结论: COVID-19患者的胸部CT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和变化规律，这在疫情防控和临床治疗决策中具有较大价值。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会影响妊娠妇女的心肺功能，其剖宫产术的麻醉管理和医护人员防护与普通手术显著不同。2020年2月8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实施一例妊娠合并COVID-19患者剖宫产手术，本文介绍围术期麻醉管理、医护人员防护和产妇心理干预等经验。应重视妊娠合并COVID-19患者术前评估和麻醉计划实施，COVID-19普通型患者剖宫产首选椎管内麻醉，注意减少对母婴呼吸循环的影响；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应选择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加强医疗环境安全，麻醉医生应尽量采取三级标准防护。对于产妇心理应予特殊关注：术前加强解释说明减轻产妇焦虑；术中减轻产妇不适，缓解紧张情绪；术后避免产妇因疼痛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目的：研究超声诊断部分性肺静脉异位引流(PAPVC)的方法。
方法：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右心容量负荷增加时，检查4支肺静脉与左心房的连接，进一步检查上、下腔静脉和右心房等处寻找肺静脉异位引流口，超声检查与手术结果相对照。
结果：37例手术证实PAPVC患儿中超声确诊30例，超声漏诊7例，检出率81.08％。37例PAPVC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右心扩大。PAPVC合并房间隔缺损(ASD)34例，无ASD 3例。37例PAPVC中心上型7例，心内型28例，心下型2例。
结论：超声显示右心容量负荷过重与心内畸形不相符时，需考虑PAPVC。超声不能完全显示4支肺静脉时，需要检查上、下腔静脉和右心房等处的肺静脉异位引流口。

许多药物的代谢途径可被联用药物抑制或诱导,有时会引起药物药理或毒理效应的显著变化.代谢性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发生率高,临床效应显著.制药工业和管理部门已经将药物-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从临床试验阶段转移至新药开发的早期阶段.代谢性药物-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分为体内外试验,合理的研究设计不仅对于评价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节约研究成本,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文中从研究背景、机理等方面介绍代谢性药物-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并着重介绍相关试验设计,期望对国内制药工业及科学研究有所启发.

目的：检测食管鳞癌患者血清中可溶性CD44v6（sCD44v6）和可溶性E-钙黏蛋白（sE-cadherin，sE-cad）的表达，探讨这2种可溶性黏附分子表达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及这2种可溶性黏附分子在血清中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采集65例食管鳞癌患者、32例糜烂性食管炎患者和35例正常食管者的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sCD44v6、sE-cad的表达，并与其临床病理资料对照。
结果：血清sCD44v6在食管鳞癌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食管组及糜烂性食管炎组（P<0.05），正常食管组与糜烂性食管炎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566）；血清sCD44v6水平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特征无关。 血清sE-cad水平在食管鳞癌组明显高于正常食管组及糜烂性食管炎组（P<0.05），正常食管组与糜烂性食管炎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708）；血清sE-cad水平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特征无关。 食管鳞癌患者血清中sCD44v6和sE-cad水平无显著相关性（r=-0.057，P=0.651）。
结论：血清sCD44v6及sE-cad水平测定有望成为筛查食管鳞癌的血清学指标。

铁稳态在机体生长发育和健康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机体铁稳态代谢受二价金属离子转运蛋白（DMT1）、转铁蛋白受体1（TFR1）、转铁蛋白受体2（TFR2）、铁外排蛋白（FPN）、铁调素（HAMP）、铁调素调节蛋白（HJV）、铁蛋白重链（Ferritin H）等关键基因精密调控。近年研究报道，DNA甲基化、组蛋白乙酰化和微RNA（miRNA）等表观遗传机制可发挥调控铁稳态的作用。其中，DNA甲基化可通过调控FPN、TFR2、HAMP、HJV和骨形态生成蛋白BMP家族成员6（BMP6）等铁代谢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而影响这些基因的表达。此外，组蛋白脱乙酰酶（HDAC）能够通过抑制HAMP基因表达而调控铁代谢；而HDAC抑制剂可促进HAMP基因表达。多个miRNA可靶向DMT1、FPN、TFR1、TFR2和Ferritin H等基因，通过抑制这些铁代谢关键基因的表达而影响机体铁的吸收、转运、储存和利用过程。值得关注的是，表观遗传调控的一些关键酶，如DNA去甲基化酶TET2和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酶JmjC KDM需要铁离子才能发挥酶促活性。本文综述了DNA甲基化、组蛋白乙酰化和miRNA等表观遗传机制调控铁稳态代谢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并针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目的: 分析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疑似患者伴发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以便早期干预以改善临床预后。方法: 收集2020年1月31日至2月22日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发热隔离病房收治的COVID-19疑似患者76例，收集其临床资料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测患者焦虑情况，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测患者抑郁情况，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OVID-19疑似患者出现焦虑或抑郁的危险因素。结果: 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更易伴发焦虑（OR=3.206，95%CI：1.073~9.583，P < 0.05）和抑郁情绪（OR=9.111，95%CI：2.143~38.729，P < 0.01）；患者存在已知疫区及疫区人员接触史更容易伴发抑郁情绪（OR=3.267，95%CI：1.082~9.597，P < 0.05）。结论: 在COVID-19疑似患者隔离治疗期间，对于存在已知疫区及疫区人员接触史的女性患者应该早期进行心理干预，必要时提早给予药物治疗，以改善患者预后。

随着肿瘤学、免疫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和交叉渗透,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突飞猛进.肿瘤免疫治疗的方法主要包括特异性主动免疫治疗和被动免疫治疗及过继免疫疗法,其基础和临床研究均呈上升趋势,但真正用于临床还有许多困难,面临许多挑战.在对肿瘤微环境的进一步深入认识的基础上,肿瘤的免疫治疗将会成为一个进展更加迅速的研究领域,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综合措施之一.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重型、危重型患者往往合并基础疾病，用药种类复杂，存在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特殊人群用药等问题。本文依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基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诊疗浙江经验》，总结重型、危重型患者选择抗病毒药物、糖皮质激素、血管活性药物、抗菌药物、微生态制剂、营养支持方案等经验，建议针对药物疗效和疗程评估、药物不良反应防治、潜在药物相互作用识别、基于生物安全防护的个体化用药监测以及特殊人群给药等进行重点用药管理，以期为COVID-19患者临床药物选择和用药管理提供参考。

放射性肺损伤（RILI）是肺癌、食管癌等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放射治疗时产生的不良反应，包括急性放射性肺炎和慢性放射性肺纤维化。肺巨噬细胞是维持肺部稳态的一种天然免疫细胞，在RILI整个病理过程中均发挥关键作用。在RILI早期，肺巨噬细胞发生M1型活化，分泌炎性细胞因子，诱导炎症反应，同时通过促进活性氧诱导的活性氧级联反应产生大量活性氧，进一步损伤肺组织。在RILI中晚期，肺巨噬细胞向M2型转化，分泌促纤维细胞因子，促进放射性肺纤维化的发展。本文总结了肺巨噬细胞在RILI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以及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目的: 分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管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卫健委、中管局通过公开渠道发布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治疗方案中中医药处方用药特点。方法: 收集自我国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至2020年2月19日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卫健委、中管局通过公开渠道发布的COVID-19推荐诊疗方案中中医药相关内容，并进行所有数据的频数分析、关联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 共收集国家诊疗方案4个，各省市自治区防治方案34个，样本578条，得到有名称的传统方剂84首，中成药60种，涉及单味药230味。高频用药有甘草、黄芩、杏仁、石膏等，常见方剂有麻杏石甘汤、银翘散、宣白承气汤等，常用中成药有安宫牛黄丸、血必净注射液、连花清瘟胶囊等，高频药对有“麻黄，杏仁”“连翘，甘草”等，挖掘出核心药物组合2个，新处方1个。结论: COVID-19卫分证以银翘散、藿朴夏苓汤为基础方，气分证可以麻杏石甘汤、凉膈散、清瘟败毒饮、达原饮等为基础方。用药特点以宣肺清热、解毒祛浊为主，体现中医治疫解毒透邪的处方思路。

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由HIF-1α和HIF-1β两个亚基组成，在低氧下其能激活多种靶基因的转录，在细胞、组织生长发育和生理应激,以及某些病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近10年来，有关HIF-1在细胞低氧应激时的信号转导通路，特别是HIF-1α介导的基因转录调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

目的: 研究妊娠合并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妊娠结局。方法: 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20年1月19日至2月10日收治的3例妊娠合并COVID-19患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经过、妊娠结局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3例患者早孕（例1）、中孕（例2）、晚孕（例3）各1例，例1和例3为COVID-19普通型，例2为COVID-19重型；以咳嗽、发热、乏力、肺部影像学改变为主要表现，例1、例3实验室检查提示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百分比等无明显变化，炎症指标如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IL-6、IL-10等轻度升高，例2淋巴细胞计数及淋巴细胞百分比明显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明显升高。3例患者经过抗病毒、止咳、吸氧等综合治疗，其中例2使用糖皮质激素和丙种球蛋白调节免疫治疗，例3使用糖皮质激素，均符合出院标准。例1出院后选择终止妊娠；例2无产科并发症选择继续妊娠；例3因胎心监护异常行剖宫产终止妊娠，母胎情况良好。结论: 妊娠合并COVID-19患者经积极治疗可以痊愈，母胎结局良好，但对子代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高尔基体驻膜糖蛋白73(GP73)是定位于高尔基体的Ⅱ型跨膜蛋白，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并分泌入血。研究表明，GP73作为血清标志物检测肝癌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均优于AFP。另外，GP73在前列腺肿瘤、肾脏肿瘤、肺癌、食道肿瘤、精原细胞瘤等疾病中的表达也有增高，因此，GP73也可能成为这些疾病辅助诊断的新型指标。但是，目前GP73的生理功能和表达调控机制尚不清楚。文中将从理化性质、细胞内分布、表达调节、与疾病相关性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对GP73的迄今研究状况作一较为全面的综述。

目的:观察不同细胞裂解液对Bradford法和bicinchoninic acid(BCA)法的影响,以确定适合蛋白质组学研究中细胞全蛋白含量的定量方法.方法:采用Bradford法和BCA法测定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BSA)样品溶液,样品BSA溶液分别由双蒸水和不同裂解液(荧光差异双向凝胶电泳裂解液、三种传统双向凝胶电泳裂解液)配制;然后,采用这两种方法测定上述裂解液所提取的细胞全蛋白样品;采用Bradford法定量反复冻融、不同比色杯和不同时期标准曲线下的样品.结果:各细胞裂解液对Bradford法均有显著性影响,使所定量的BSA浓度普遍偏高1.2至2倍,但定量值可随着加样浓度的增加而增加(r=0.989～0.996,P<0.05);各裂解液对BCA法也均有显著性的干扰,多数定量结果超出仪器读数范围;对于同批全蛋白溶液样品,BCA法的定量结果与Bradford法相比可有千倍差异;反复冻融后蛋白浓度变化统计学上无显著性差异,但有下降趋势,不同比色杯和不同时期标准曲线对Bradford法无显著影响.结论:Bradford法是蛋白质组学中细胞全蛋白定量的较适方法,但需根据具体实验进行优化.

总结了近期开发成功的重要天然药物;简要介绍了目前开发天然药物的三条研究途径;对天然药物的发展趋势就混合成分治疗和复方研发,天然药物新资源的开发与高效、灵敏的活性筛选模型的创建等,作了较详细的综述.

目的: 分析血浆置换和托珠单抗治疗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重型患者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5日至2月25日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应急病区接受治疗的6例COVID-19重型患者的临床资料（3例采用血浆置换治疗，3例采用托珠单抗治疗）。观察血浆置换和托珠单抗治疗对患者体内过度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结果: 血浆置换治疗后，3例患者C反应蛋白和IL-6水平下降明显，淋巴细胞和凝血酶原时间均有改善；托珠单抗治疗后，3例患者炎症水平未见明显下降，淋巴细胞计数和凝血酶原时间也无明显改善。结论: COVID-19重型患者采用血浆置换治疗后炎症因子水平明显降低或恢复正常，而托珠单抗治疗患者炎症因子下降不明显。因此对于炎症反应强烈的COVID-19重型患者，血浆置换可能是首选。

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是维持机体免疫平衡的功能成熟的T细胞.在体内外Treg通过抗原非特异性或特异性扩增,下调效应性免疫细胞的功能并削弱其增殖能力,来抑制或控制机体免疫应答的程度.Treg为临床疾病的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

目的：探讨磁珠法提取基因组DNA的影响因素，建立快速、高效、批量提取全血基因组DNA的优化方案。
方法：使用磁珠法核酸自动提取系统从全血中提取基因组DNA，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DNA浓度和纯度。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分析裂解时间、全血量、磁珠量和乙醇浓度4个因素的主效应和全血量与裂解时间、磁珠量，裂解时间与磁珠量的二阶交互作用对所提取DNA浓度和纯度的影响。
结果：裂解时间、全血量、磁珠量和乙醇浓度4个主效应对DNA浓度的影响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当裂解时间为15 min，全血量为100 μl，磁珠量为80 μl，乙醇浓度为80%时，DNA平均浓度最高。磁珠量、裂解时间和全血量的交互作用对DNA OD260/OD280的比值有影响（P＝0.008和P=0.013）。当磁珠量为40 μl，裂解时间为15 min，全血量为100 μl时，OD260/OD280的比值较好。磁珠量和乙醇浓度影响DNA OD260/OD230的比值（P＝0.017和P<0.05），磁珠量为40 μl，乙醇浓度为80%时，OD260/OD230的比值更好。
结论：当DNA得率优先考虑时，可以选择裂解时间15 min、全血量100 μl、磁珠量80 μl、乙醇浓度80%的提取条件；而对DNA纯度要求较高时，可以将磁珠量改为40 μl，以获得最优DNA提取效果。

缺氧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已成为我国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恢复血流再灌注在挽救心脑缺血患者生命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损伤,降低了再通手术成功率,此为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机制涉及氧化应激、细胞内钙超载、线粒体功能紊乱、细胞炎症、自噬、凋亡等诸多细胞与分子生物学事件,相互之间交叉成一个复杂的网络.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复杂机制相对应,防治心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策略从单一的针对某一机制的药物治疗,发展到了缺血预处理、远距预处理、缺血后处理、联合用药干预及常压高氧联合溶栓治疗等,针对多个损伤机制的综合防治手段.

应用稀土配位催化剂Nd (naph)₃-Al (i-Bu)₃,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制得白色和黄色的聚苯乙烯粉末,作者对两种聚苯乙烯的结构进行了IR、¹³C-NMR、¹H-NMR分析。证明了白色和黄色聚苯乙烯是无规聚合物,黄色聚苯乙烯存在-C (CH₃C₆H₅)-C (CH₃C₆H₅)-的结构。

目的:药物治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传统的化疗药物疗效欠佳、副作用大,因此以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为代表的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得到大力发展。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具有靶向性强、疗效显著等特点,但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会对心、肝、肺等重要脏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以及引发手足综合征等不良反应,极大地限制其在临床的应用和发展。因此,分析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的毒性反应临床现状,研究其作用机制及保护干预措施已成为药物毒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目的：评价含铋剂四联方案（耐信+克拉霉素+阿莫西林+丽珠得乐）治疗消化性溃疡或慢性胃炎Hp感染患者的疗效，寻找高效、经济的一线Hp根除方案。
方法：①136例消化性溃疡或慢性胃炎Hp感染初治患者，随机分为四联组（67例）和三联组（69例）；四联组采用埃索美拉唑20 mg+克拉霉素缓释0.5 g+阿莫西林1.0 g+枸橼酸铋钾胶囊220 mg/d，三联组采用埃索美拉唑20 mg+克拉霉素缓释片0.5 g+阿莫西林1.0 g/d，7 d为1疗程。②采用14C-UBT检测Hp根除率。③按ITT和PP分析，计算成本-效果比(C/E)及增量成本-效果比（△C/△E）。
结果：四联组Hp根除率为88.71%，三联组Hp根除率为73.0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四联组和三联组成本-效果比分别为4.15和4.82，含铋剂四联相对于标准三联方案增量成本-效果比为1.02。
结论：Hp根除率含铋剂四联方案较标准三联方案高，可推荐为经济、高效的一线治疗方案。

目的:研究输卵管切除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方法:以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单侧(54例)和双侧(64例)输卵管切除的不孕患者为研究组,以同期双侧输卵管堵塞的不孕患者(59例)为对照组.比较三组患者基础内分泌值、超促排卵周期中的获卵情况、促性腺激素(Gn)用量及妊娠结局.结果:三组患者各项基础内分泌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双侧输卵管切除组的Gn用量、用药天数多于双侧输卵管堵塞组,获卵数少于双侧输卵管堵塞组(P＜0.05);单侧输卵管切除组的Gn用药天数多于双侧输卵管堵塞组(P＜0.05),其获卵数、总Gn用量与双侧输卵管切除组、双侧输卵管堵塞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单侧输卵管切除患者输卵管切除侧获卵数明显少于输卵管未切除侧(P＜0.05).三组患者的受精率、卵裂率、优质胚胎率、着床率、临床妊娠率、优质胚胎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输卵管切除术对IVF-ET周期妊娠结局无显著影响,在一定时间内不引起患者基础内分泌的改变,但降低手术侧卵巢的反应性.

多糖是一类来源广泛，通过多途径多机制激活巨噬细胞而发挥免疫调节功能的天然活性物质。阐明来源不同（植物、真菌、藻类）的多糖激活巨噬细胞的信号传导通路，不仅有助于从分子水平了解其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机制，也可为新型靶向免疫调节药物的开发提供新的方向。

基因印记的擦除、建立和维持是正常胚胎发育的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有赖于各种DNA甲基转移酶的准确表达和密切合作,多种遗传综合征和胚胎发育缺陷与基因印记异常有关.基因印记对原始生殖细胞胞核全能性、配子成熟、胚胎生长发育、胎盘结构和功能,以及出生后个体的生长发育均有重要意义.

肺动脉高压（PAH）是以肺动脉压和肺血管阻力升高为特征的临床血流动力学症候群，可导致右心衰竭和死亡。血管重构是PAH最显著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其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调控。内质网应激、钙紊乱和线粒体功能紊乱通过调节细胞内钙稳态和细胞代谢调控血管细胞的增殖凋亡能力；表观遗传学现象（如DNA损伤和微小RNA表达异常）参与调控血管细胞的异常增殖；血管细胞表型转化（包括内皮细胞间质转化和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是引起血管细胞异常增殖的重要原因。血管重构由多种细胞和分子通路共同作用产生，针对多靶点来改善PAH中发生的异常血管重构，进而延缓甚至逆转PAH的进程，有望成为PAH治疗上新的突破口。

TRP 超家族离子通道在多种感觉传导,特别是听觉、触觉、机械性痛等机械性感觉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主要的离子通道性疾病,如失聪、慢性痛、ADPKD和心室肥大等的病因与TRP通道功能异常相关［1，2］。TRP通道是机械敏感通道的热门候选者,有些TRP通道，如C.elegans中TRPN亚型通道TRP-4，能够作用受体直接被机械力激活；而有些TRP通道则可能起着信号调节器的作用,间接地接收和放大信号［3］。文中介绍了TRP通道在机械性感觉传导中的功能,并讨论了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埃博拉病毒的蛋白质颗粒由七种蛋白质组成,病毒的蛋白质颗粒以及病毒感染产生的炎症性分子可以破坏多种类型的人体组织,同时埃博拉病毒通过胆固醇转运的NPC-1受体进入人体的细胞,并大量繁殖.埃博拉病毒感染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细胞、内皮细胞、纤维母细胞、肝细胞、肾上腺皮质细胞和多种表皮细胞,并在这些细胞内复制.淋巴结、脾和胸腺淋巴组织是埃博拉病毒病患者病变最严重的部位,虽然淋巴细胞本身并不会被埃博拉病毒感染,但是,这些淋巴组织中的淋巴细胞却大量地发生凋亡或者坏死.内皮细胞是埃博拉病毒损伤的重要靶细胞,一般认为,病毒的糖蛋白可以导致内皮细胞功能障碍,从而损伤内皮细胞的结构,这是埃博拉病毒病患者出血的主要原因.埃博拉病毒感染可以诱导机体产生多种干扰素、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α等炎症因子.但是,这些病毒诱导产生的炎症介质实际上会导致免疫功能失调而促进病情的恶化.同时,在病毒感染过程中机体产生特异性的细胞毒性T细胞,这些细胞可能具有抗病毒作用,但人们对于这种保护性的T 细胞免疫功能还知之甚少.

恶性肿瘤是一类分子水平上高度异质性的疾病.基于分子差异的个体化治疗是肿瘤治疗的方向.分子分型是实现个体化治疗的基础.文中介绍了分子分型(类)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实例,并概述了分子分型实际应用还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目的:探讨FDG PET/CT在经典型不明原因发热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对在2007年10月至2009年10月间27例(男性19例,女性8例)经典型不明原因发热病例,行FDG PET/CT显像,PET/CT图像结果判断应用目测法和半定量分析方法.最终诊断包括病理学检查或临床随访.结果:纳入本研究共27例不明原因发热患者,行PET/CT检查后经病理穿刺或病例随访证实,引起不明原因发热的病因共21例,其中包括感染10例,肿瘤性疾病(淋巴瘤)4例,非感染性炎症4例,其他类型3例,未能发现病因6例.FDG PET/CT诊断真阳性21例,假阳性1例,假阴性0例,真阴性5例.灵敏度100;,特异性83.3;;阳性预测值95.5;,阴性预测值100;;准确性96.3;.结论:在诊断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中,FDG PET/CT显像是灵敏可靠的诊断方法,建议常规检查未能发现病灶或不能确诊的病例,可尽早行FDG PET/CT显像.

癫痫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其发生不仅与“兴奋性谷氨酸能神经元和抑制性γ-氨基丁酸（γ-GABA）能神经元的失衡”相关，亦与异常的中枢胆碱能神经元调控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从细胞分子水平和神经网络水平概括了癫痫发作过程中中枢胆碱能系统的结构功能改变及其在癫痫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在细胞分子水平，多个不同脑区的代谢型毒蕈碱样胆碱能受体异常与多种类型癫痫密切相关，而离子型烟碱样受体突变与一种特定癫痫类型常染色体显性引发的额叶癫痫相关。在神经网络水平，脑内投射型胆碱能神经元及其与其他神经元的交互作用可能参与癫痫发作，尤其基底前脑到海马的胆碱能神经元投射可能与癫痫密切相关，而局部中间型胆碱能神经元暂未发现与癫痫有关。随着光遗传学等技术的发展，发现并解析胆碱能相关的癫痫环路机制并进行调控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目的: 随访研究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在达到出院标准后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医疗机构对出院患者随访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经治疗后已符合出院标准的COVID-19患者采取院内继续隔离观察7 d，再居家隔离4周，期间记录患者每日临床体征，定期送检痰液行病毒核酸检测，评估患者病情变化。结果: 已符合现有出院标准的7例患者中有3例在5~7 d后再次出现痰液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持续阳性2~6 d后再次转阴；复查患者血常规、C反应蛋白、血生化以及胸部CT结果均无明显异常，也无明显临床症状。其余4例患者随访4周，痰液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未出现COVID-19相关临床症状，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无异常。结论: COVID-19患者按现有标准出院后复阳的比例较高，建议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对满足现行出院标准的患者继续院内隔离观察7 d并进行连续的病毒核酸监测。

目的:综合分析我国大肠癌发病的危险因素.方法:运用Meta-analysis方法对国内有关大肠癌危险因素的14个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进行了定量综合分析,累计病例、对照数分别为5 034和5 205例,统计处理采用Dersimonian和Laird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对14个研究的Meta分析表明:轻体力活动、膳食纤维为保护因素(综合OR均小于0.8)粘液血便、慢性腹泻和大肠息肉史与大肠癌有较高的关联(综合OR均大于4).分层结果提示,某些因素在南北地区间或采用不同的指示病例和对照类型间危险度估计存在着一定差异.结论:肠道相关症状或疾病、饮食因素中的油腻性食物等、精神刺激和家族肿瘤史与大肠癌的发生有关,而轻体力活动、膳食纤维为保护性因素.

超声遗传学技术是一种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手段。机械敏感性离子通道可以被低强度的超声激活而开放，达到调节可兴奋性细胞活性的目的，避免高强度超声对组织器官可能造成的损害。本文着重介绍了大电导机械敏感性离子通道、瞬时受体电位通道、双孔钾通道、Piezo等机械敏感性离子通道在超声神经调控中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以期为超声遗传学研究提供参考。

“肺与大肠相表里”是中医学经典理论之一，揭示了肺与大肠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相关性，在肺、肠疾病治疗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现代医学已揭示肺与大肠在组织来源、黏膜免疫上的联系，初步明确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物质基础及可能的调节机制，并将此理论应用于2019冠状病毒病、溃疡性结肠炎等肺肠难治病的治疗，获得可靠疗效。现有研究结果表明，肺与大肠解剖上的同质性促使了肺-肠黏膜免疫功能的相关性，黏膜免疫及固有淋巴细胞的迁移归巢是肺与大肠共享生理病理的调节机制之一。部分清热解毒类中药和补益类中药通过调节肺-肠黏膜免疫功能治疗肺、肠疾病，成为“肺肠同治”创新药物研发的候选药物。然而，上述两类中药现有免疫调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分泌型IgA、细胞因子等表达水平及固有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数量的变化上，对与之相关的气道、肠道黏液高分泌、肺及肠道黏膜屏障免疫细胞功能改变、肺-肠黏膜免疫相互作用动态过程及肺-肠局部微生态的干预作用，以及清热解毒、补益功效与其调节肺-肠黏膜免疫作用间的相关性和生物学基础等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试从肺、肠共同拥有的黏膜免疫系统切入，从黏膜固有淋巴细胞归巢角度分析肺肠相关疾病的内在联系，并综述对肺、肠黏膜免疫具有调节作用的中药复方及其有效成分的作用特点和规律，为“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内涵的深入阐释及相关疾病治疗药物的研发提供参考。

［摘要］目的：了解中国儿童青少年性发育现状，比较不同地区性早熟情况。方法：于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选择有地域代表的北京、天津、杭州、上海、重庆和南宁六地区6～18岁中小学生共18 707名(男9 812名和女8 895名)，按标准化方法测定各年龄组儿童身高、体重、臀围和腰围等数据。采用女性乳房和男性睾丸容积Tanner分期指标衡量青春期发育。采用概率分析法测算男女第二性征出现的年龄中位数及95%可信区间。用精确概率法分析不同地区性早熟发生率，用t检验比较组间不同BMI、腰围计量资料。结果：女孩8岁组以前出现乳房发育的比例为2.91%，男孩9岁以前出现睾丸发育的比例为1.74%。女孩呈现乳房发育B2的中位年龄是9.69(95%CI：9.63～9.75)岁，男孩睾丸达G2期的中位年龄为11.25(95%CI：11.19～11.30)岁。共有80例儿童诊断为性早熟，女孩43例，男孩37例，其患病率为0.43%。北部地区较西南地区发病率高（0.736% vs 0.282%，P<0.05）。三个地区女孩性早熟的发病年龄没有差异，男孩性早熟华东地区发病年龄较早（7.4±0.28）岁。性早熟儿童其BMI的SD值及腰臀比（W/H）较正常同龄儿童高，不同地区性早熟儿童BMI、腰围、腰臀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目前的性早熟诊断标准适合于评估调查地区的儿童性早熟状况。性早熟发病率及发病年龄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肥胖与性早熟之间存在正相关。

目的: 了解三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核酸检测试剂盒的检测效果及临床诊断效能。方法: 采集40例临床诊断为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和16例非COVID-19住院患者的咽拭子样本。采用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湘公司”）、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世公司”）、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基因”）SARS-CoV-2核酸RT-PCR检测试剂盒检测上述样本并分析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Kappa值。比较一步裂解法和磁珠法、两种不同核酸提取仪（圣湘公司Natch CS S12C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和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NP968-C核酸提取仪）磁珠法提取咽拭子样本中病毒核酸的效果及其RT-PCR检测结果的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符合率及Kappa值。结果: 圣湘公司试剂盒检测SARS-CoV-2核酸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Kappa值分别为95.00%、87.50%、95.00%、87.50%和0.825，硕世公司试剂盒分别为90.00%、87.50%、94.74%、77.78%和0.747，华大基因试剂盒分别为82.50%、81.25%、91.67%、65.00%和0.593。一步裂解法和磁珠法提取的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符合率和Kappa值分别为95.24%、100.00%、96.43%、0.909，但一步裂解法仅耗时25 min，而磁珠法需180 min。两种不同核酸提取仪磁珠法提取的RNA检测结果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符合率和Kappa值分别为85.00%、100.00%、89.29%和0.764。结论: 圣湘公司试剂盒检测SARS-CoV-2核酸效果略优于其他两家公司试剂盒。一步裂解法提取咽拭子样本中总RNA具有操作简单、省时和检测结果符合率较高的优点。

Hippo信号通路在进化上高度保守，哺乳动物细胞中该信号通路的核心成员包括MST1/2激酶、LATS1/2激酶和效应蛋白YAP/TAZ。虽然YAP/TAZ及其下游相关研究相对较多，但Hippo信号通路的上游调控因子并不明确，是目前该通路研究的热点方向之一。另外，Hippo信号通路可与Wnt和Notch等其他信号通路发生交叉对话，并在控制器官大小、维持组织稳态、促进组织修复再生等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Hippo信号通路异常可能会导致多种肿瘤的发生，尤其是肝癌、结直肠癌和胃癌等消化系统肿瘤，其成员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和迁移等过程密切相关。Hippo信号通路对肝脏的修复再生至关重要，其失活会导致原发性肝癌的发生，YAP在肝癌中的促肿瘤作用机制主要依赖于TEAD介导的基因转录。Hippo信号通路对于维持肠道稳态也很重要，其失调会导致结直肠癌的发生及复发。在原发性和转移性胃癌中，YAP/TAZ的表达显著上调，但具体分子调控机制并不清楚。本文总结了近年来Hippo信号通路的发现、上游调控因子及其在消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分子调控机制，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