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文字资料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启示
边田钢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作者简介] 边田钢(https://orcid.org/0000-0002-7161-956X),男,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字与上古音结合研究。

摘要

古文字资料真实地保留着上古汉语文字构形、形义关系、辞例方面的原貌,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具有如下启示:古文字构形证据为训释词义提供线索;古文字形义关系为训释词义提供参证;出土文献辞例为判定词性和词义框定范围。处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不断涌现的当代,积极运用古文字资料进行上古典籍词汇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关键词: 上古汉语; 出土文献; 古文字; 词汇训诂; 形义关系
Enlightenment of Unearthed Documents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Bian Tian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and distribution, ancient literature was written in ancient characters. Characters are the carrier of vocabulary. Therefore,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basic knowledge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era of great discovery of ancient written materials, we have unique advantages in using ancient written materials to study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Some of the problems of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which are difficult to sol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st handed-down documents are expected to be explained reasonably by unearthed documents.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have three enlightenments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1) Ancient documents were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ncient charact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mong which there may be traces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six countries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it is feasible to collate and interpret the difficult words in the handed down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ancient character materials of the same time and region. The handed down version of Mu Tianzi Zhuan was unearthed in the tomb of Wei Xiangwang (so-called ″ Ji Zhong″), and its characters should belong to the so-called ″ San Jin System″. In Volume 6 of this book, ″狎″ ″狃″ are mistakes of ″犭田″. ″犭田″ is the special structure of ″田(畋)″ in San Jin area.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lyph and lexic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its descendants. Som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lyph and lexicon of ancient Chinese have not been chang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escendants, so it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lexical interpretation to retain them in the handed down literature. The evid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yph and lexicon retained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se vocabulary problems. The ″勳″ of ″扬文武大勳″ in the handed down version of Yizhoushu corresponds to ″剌″ in Tsinghua bamboo book Zhaigong Zhi Guming. From the evidences of literal meaning and lexicon, we can see that ″勳″ is a font error of ″剌″ 's ancient character form.
(3) In the process of exeg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e often encount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re are many schemes for exeg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word meanings and parts of speech in specific fonts. The lexical evidence of unearthed documents can determine the scope of part of speech and word meanings, and help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lexical interpretation. A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居″ in the Yanghuo chapter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re used to be two notions of the substantive word ″kneel down″ and the non-substantive auxiliary word. The lexical evidence of ″坐,吾语女″ in Chu bamboo slips of Shanghai Museum proves that the word ″居″ here in Yanghuo chapter is undoubtedly used as the verb ″kneel down″.

Keyword: ancient Chinese; unearthed documents; ancient characters; lexical exegesis; relationship between glyph and lexicon

上古典籍常给人以艰涩古奥的印象, 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词汇系统不断更新, 历经几千年历史变迁之后,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与上古汉语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第二, 字形系统不断演进, 无论文字构形还是形义关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代政权在汉字规范、统一方面的努力也让这种变化得以巩固和确认。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也是交织在一起产生作用的, 共同构成推动汉语词汇系统从上古向中古、近代演化的重要内部因素, 也促成了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字词训诂研究。

上古文献在创造、流布之初, 应当是用古文字形体来书写的。文字是词汇的载体, 因此要想对上古汉语词汇系统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具备古文字方面的基础知识是必要的。我们处在古文字资料“ 大发现时代” , 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汉语词汇, 相对于前人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传世文献材料相比, 出土古文字材料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 保存了时间、地域特征明确的古文字构形资料, 有助于扫除传世典籍词汇训诂研究过程中的字形迷障。

第二, 保存了上古字形、词汇对应关系的原貌, 为探究传世典籍中“ 字面普通而义别” 的特殊形义关系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坐标。

第三, 保存了未经改动的古汉语辞例、语法原貌, 有助于疏通传世典籍辞例、语法关系, 为科学解释词义提供了文例证据。

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的订补、新证作用很早就被中国学者关注。西汉鲁壁藏书、西晋汲冢竹书等出土文献的发掘整理直接促进了相应传世文本的研究, 前者更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隋初颜之推《颜氏家训· 书证》根据长安出土秦权铭文, 指出《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 丞相隗林” 之“ 林” 为“ 狀” 字之误。宋元之际的戴侗《六书故》依据金石铭文校补《说文》,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清末王懿荣、吴大澂、孙诒让等学者根据铜器铭文指出《尚书》“ 宁王” “ 宁考” 之“ 宁” 当为“ 文” 字之误[2], 这意味着该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自觉与共识。在出土文献大发现的20世纪初,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 古史新证” 课上, 提出了以“ 地下之新材料” “ 补正纸上之材料” 的“ 二重证据法” [3]1-3。该方法的提出是对前人经验的深刻总结, 也是适应当时学术发展潮流的远见卓识, 至今仍然是上古文献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 具有广泛的实践指导意义。

随着21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 古文字资料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 裘锡圭和刘钊对古文字材料在校读传世典籍、推进上古汉语研究方面的价值进行了深入阐发[4, 5, 6, 7, 8]。他们的阐发重点放在典籍校勘方面, 虽然校勘是词汇训诂研究的前提保障, 且文章均涉及了词汇训诂的内容, 但毕竟不是专为词汇训诂而作, 学理探讨尚未深入。于省吾在依据古文字校勘、训释传世典籍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被称为“ 新证派” 训诂学研究的开创者。以于省吾为代表的“ 新证派” 研究成就显著, 冯胜君对20世纪的文献新证研究进行了断代梳理和经验总结, 值得重视[9]17-42。笔者近年来以传世、出土文献相结合的“ 二重证据法” 指导研究实践, 在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字词训诂研究两方面均有一些学习实践, 对古文字资料在上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价值有些粗浅的体会, 兹不揣孤陋奉献给学界, 敬请大方之家批评赐正。

一、 古文字构形证据为训释词义提供线索

传世上古典籍虽然在创造、流布之初由古文字形体写成, 但经过历代传抄、整理流传至今, 字形早已非复原貌。对于一部分字词, 如果局限在隶书、楷书等今文字视域, 将难以对字形、词义做出解释; 但如果将视野转向古文字, 则通常会豁然开朗。特别是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汉字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 秦朝之后六国文字归于沉寂。很多典籍在创造、流布之初不仅是由古文字书写, 而且还是以六国文字写成。虽然在传抄过程中, 典籍中的六国文字构形绝大多数被改为所谓规范字形, 但这样的替换修改不可能是穷尽的, 仍有部分六国文字构形材料散见于上古典籍之中, 成为阅读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古典籍中孑遗的六国文字构形被隶定保存下来之后成为疑难字词。比如《尚书· 费誓》“ 善敹乃甲胄, 敿乃干, 无敢不吊” 中的“ 敹” 字甚为怪癖, 难以根据字形索解词义。关于“ 敹” 字, 伪孔传训为“ 简择” , 郑玄训为“ 穿彻” , 《史记》改“ 敹” 为“ 陈” 。《说文》训“ 敹” 为“ 择” , 与伪孔传同趣。山井鼎曰:“ 宋板敹作 [10]317。战国齐国铜器中, “ 选” 字作 , 可隶定为 , 这无疑就是“ 敹” “ ” 的对应古文字。如叔尸镈(《殷周金文集成》[11]285.7, 以下简称《集成》)“ 择吉金” 、陈 簋盖(《集成》4190)“ 择吉金” 。宋人王俅、清人孙诒让、近人于省吾均将《费誓》“ 敹” 字与金文字形“ ” “ ” 联系起来[12]。可见《费誓》“ 敹” 即“ 选” 字, “ 敹乃甲胄” 即“ 选乃甲胄” 。书传记载伯禽受封于鲁, 徐、夷等部落不服, 伯禽帅师至费征讨, 作《费誓》。上古齐鲁文字是一个系统, 《费誓》是鲁人在鲁地所作, 所保留的“ 敹” 字构形为齐鲁文字的活化石, 与叔尸镈、陈 簋等齐系铭文的字形构造完全一致。可见, 只要找到难字所对应的古文字构形证据, 则难字的字形分析、词汇训诂将会变得怡然理顺。在这一方面, 孙诒让、于省吾等前辈学者用力甚勤,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不再深入展开。

比较而言, 《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一类根据出土文献隶定而成的上古典籍中所保存的古文字面貌更为丰富, 孙诒让、陈炜湛等对此均有发明, 值得参考。相对于怪癖难字而言, 此类典籍中的常见字易为人所忽略, 造成的训诂障碍实际上更为严重, 下面重点就《穆天子传》“ 纽菹之兽” “ 狃于泽中” 中“ 纽” “ 狃” 两个普通字形的训诂问题进行探讨, 以做说明。

《穆天子传》是西晋所出“ 汲冢竹书” 之一, 有赖荀勖等人整理而流传至今。荀勖等人在整理过程中对难以识读的古文字形体照录其形而隶定之, 后世学者对该书文字研究的焦点也集中在此类隶定古文上面, 孙诒让、于省吾、陈炜湛等名家均曾措力于此, 取得可喜成绩。相比而言, 学者对书中大部分普通字形关注较少, 其中鲁鱼亥豕之误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本校勘、训释研究的继续深入。卷六“ 纽菹之兽” “ 狃于泽中” 中“ 纽” “ 狃” 的释读就是典型。二字均极普通, 却难据字形索解其在文中之义。原文如下:

辛未, 纽菹之兽, 于是白鹿一啎乘逸出走, 天子乘渠黄之乘□焉。……戊寅, 天子东狃于泽中, 逢寒疾。

前人虽已指出“ 纽” “ 狃” 两字表义相同, 但具体释义仍存争议。于省吾据形释义, 以“ 狃” 为本字, 训为“ 靠近” “ 搏击” [13]284。于说影响较大, 然而古书中并无“ 狃兽” “ 狃于某地” 说法, 于典籍无征。孙诒让则改字为训, 以“ 狃” 为“ 狩” 字篆文之误[14]362。孙氏改“ 纽(狃)” “ 狃” 为“ 狩” , 文意顺适, 但“ 狩” 字篆文作 , 与“ 狃” “ 纽” 字篆文 形不相近。即便换作其他书体, 字形差异仍然明显。另外, “ 狩” 字出现较晚, 战国以前甲骨、金文中多借“ 獸” 字表示, “ 狩” 当为“ 獸” 之同源分化字[15]102-104。上古文献中用作动词的“ 獸” “ 狩” 均为不及物动词, 不太可能出现“ 狩菹之兽” 一类的搭配。因而, 孙说亦值得商榷。

值得注意的是, 《太平御览》引“ 纽” 字异文作“ 狎” “ 猎” , 引“ 狃” 字异文作“ 田” [16]3711, 4017。孙诒让以为“ 不解文意而误改, 不必据校” 。按, 孙说可商, 《太平御览》引文虽有瑕疵, 却为解题提供了宝贵线索, 不容忽视。我们赞同“ 纽” “ 狃” 表义相同, 且字形存在讹误, 但认为“ 狃” “ 狎” 皆当为“ ” 之形讹, “ 纽” 或许是“ 狃” 之同音通假, 在文中皆表“ 畋猎” 义。下文试从字形、辞例两方面进行论证。

(一) “ 犭田” 为“ 畋” 之异体

” 是“ 畋猎” 之“ 畋” 的异体, 出土文献、佛经音义、字书均有所载。战国中山王壶(《集成》9734)铭文“ 茅蒐 猎” 读为“ 苗蒐畋猎” [17, 18], “ ” 字作 (见图1)( ①“ 田” 下一横为战国文字常见饰笔。可类比的是, 《古玺文编》8.2“ 佃” 字作 , 又4.1“ 相” 字作 。参见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257页。)。三国曹魏正始年间所立三体石经《尚书· 多方》篇“ 畋尔田” 之“ 畋” 字古文作 [19]26(见图2)。张富海认为:“ 此石经古文从犬, 似本为‘ 畋猎’ 之‘ 畋’ 的专字。” [20]69按:张说甚是。《篆隶万象名义》底本是梁代顾野王所撰《玉篇》, 其《犬部》载“ ” , 曰:“ , 徒坚反, 猎。” [21]236

图1 中山王壶拓片

图2 三体石经《尚书· 多方》拓片

慧琳《一切经音义》记载更详[22]691, 1615:

畋猎 《说文》云:“ 平田也。” 《考声》云:“ 畋, 亦猎也。” 或从犬作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第十一)

畋游 何休注《公羊》云:“ 畋, 搜狩之总名也, 古者肉食, 衣服禽狩皮, 故谓猎为田也。” 《说文》作“ 田” , 云“ 猎取禽狩为田除害也” 。象四口, 十者, 阡陌之制也。亦从犬作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第六十二)

稍晚于慧琳的日本僧人昌住所撰《新撰字镜》卷八曰:“ , 徒坚反, 獦也, 田字。” [23]403后来《集韵》《五音集韵》《正字通》《康熙字典》一脉相承, 均载“ ” 为“ 畋” 之异体。

(二) “ 田于× 地” “ 田× 兽” 为古书常用辞例

“ 田(畋)” 字在古代文献中有“ 田(畋)于× 地” “ 田(畋)× 兽” 等搭配, 与《穆天子传》“ 狃于泽中” “ 纽菹之兽” 辞例一致。

1.“ 田于× 地” 辞例

“ 畋” 字表“ 畋猎” 义已见于殷墟甲骨, 但目前仅见于 组卜辞且用例较少[24]106-111, 也未涉及本文所讨论的辞例, 故略而不论。甲骨文中, “ 田” 字是表示“ 田猎” 义的主要动词, “ 田(畋)于某地” 搭配甚为常见, 如:

戊辰卜, 旅贞, 王其田于 , 无灾。(《甲骨文合集》[25]24457, 下文简称《合集》)

癸丑卜, 王其田于襄, 惟乙擒。(《合集》29354)

戊申卜, 贞, 王田于 , 往来无灾, 兹孚, 获兕一、狐四。(《合集》37382)

贞, 王田于襄, 于河。吉。(《合集》30439)

王田于 ……兹孚, 获麋六。(《合集》37461)

上举卜辞可与《周易· 师》“ 六五, 田有禽, 利执言, 无咎” 及《周易· 解》“ 九二, 田获三狐, 得黄矢, 贞吉” 等文句比观。“ 田” 的结果多为捕获麋、鹿、兕等野兽, 表“ 畋猎” 义无疑。传世文献用例更为普遍 (①本文所引部分文献出处如下, 后不再一一标注出处: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徐元诰《国语集解》,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吴则虞编著、吴受琚、俞震校补《晏子春秋集释》(增订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 梁运华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王叔岷《庄子校诠》,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王贻梁、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黎翔凤《管子校注》, 梁运华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子璇集《首楞严义疏注经》, CBETA数据库; 王先谦《荀子集解》,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 (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 向宗鲁《说苑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杨伯峻《列子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 祝敏彻、孙玉文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如:

齐侯游于姑棼, 遂田于贝丘, 见大豕。(《左传· 庄公八年》)

卫孙蒯田于曹隧, 饮马于重丘。(《左传· 襄公十七年》)

赵简子田于蝼, 史黯闻之, 以犬待于门。(《国语· 晋语》)

景公畋于梧丘, 夜犹早, 公姑坐睡, 而瞢有五丈夫北面韦庐, 称无罪焉。(《晏子春秋· 内篇· 杂下》)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 天大风晦盲, 孔甲迷惑。(《吕氏春秋· 季夏纪· 音初》)

畋猎常在泽、薮进行。《诗经· 郑风· 大叔于田》描写畋猎, “ 叔在薮” 一语三见。《礼记· 曲礼下》曰:“ 国君春田不围泽。” 《吕氏春秋· 义赏》曰:“ 焚薮而田, 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古书常有“ 田于泽/薮” 的说法, “ 沛” “ 大陆” “ 云梦” 均为知名大泽, “ 畋于云梦” 等用例也不鲜见, 如:

齐侯田于沛, 招虞人以弓, 不进, 公使执之。(《左传· 昭公二十年》)

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 及原寿过, 而田于大陆, 焚焉。(《左传· 定公元年》)

桓公田于泽, 管仲御, 见鬼焉。(《庄子· 达生篇》)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 宛路之矰, 以畋于云梦。(《吕氏春秋· 直谏篇》)

2.“ 田× 兽” 辞例

同样有“ 田(畋)× 兽” “ 田(畋)猎× 兽” 动宾结构辞例(①“ 畋” “ 猎” 是关系密切的同义词, 在辞例上也具有平行关系。与“ 田(畋)于× 地” “ 田(畋)× 兽” 平行, 古文献中也有“ 猎于× 地” “ 猎× 兽” 的说法, 可以相互参照。如《穆天子传》卷一“ 天子猎于渗泽” , 《说苑· 正谏》“ 庄王猎于云梦” 。古有“ 猎兽” 之说, 如《穆天子传》卷五“ 天子四日休于濩泽, 于是射鸟猎兽” , 《汉书· 匈奴传》“ 行猎兽, 有不射鸣镝所射辄斩之” 。), 如:

兽人掌罟、田兽, 辨其名物。冬献狼, 夏献麋……凡田兽者, 掌其政令。(《周礼· 天官冢宰· 兽人》)

腊人掌干肉, 凡田兽之脯、腊、膴、肸之事。(《周礼· 天官冢宰· 腊人》)

山林薮泽, 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 野虞教道之。(《礼记· 月令》)

《周礼· 天官冢宰· 兽人》“ 田兽” 与“ 掌罟” 同为动宾结构, 义同《礼记· 月令》“ 田猎禽兽” , 贾公彦释为“ 田猎取禽兽” 。《周礼· 天官冢宰》兽人、渔人、鳖人前后相承, 均强调捕猎时令, 宋代叶时《礼经会元》卷四下“ 鸟兽” 条谓“ 兽人以时田兽, 鱼人以时田鱼, 鳖人以时簎鳖” [26]。其中“ 田兽” “ 田鱼” 与“ 簎鳖” 也均为动宾结构辞例。

“ 田(畋)” 字还可后接具体之兽, 如《管子· 轻重》之“ 田(畋)鹿” :

管子对曰:“ 公贵买其鹿。” 桓公即为百里之城, 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王闻之, 告其相曰:“ 彼金钱, 人之所重也, 国之所以存, 明王之所以赏有功也。禽兽者, 群害也, 明王之所弃逐也, 今齐以其重宝贵买吾群害, 则是楚之福也, 天且以齐私楚也, 子告吾民, 急求生鹿, 以尽齐之宝。” [27]1521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管子· 轻重戊》)

可见, 古代确有“ 畋于某地(如麓、泽、薮)” 与“ 畋兽” 等说法。且《穆天子传》内即有用例, 如卷三:“ 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 得获无疆, 鸟兽绝群。” 又卷五:“ □辰, 天子次于军丘, 以畋于薮□。”

字形和文例两方面证据均指向《穆天子传》“ 纽/狎菹之兽” “ 狃于泽中” 之“ 狎” “ 狃” 本当作“ ” 字, 即“ 田(畋)” 之异体。“ 纽/狎菹之兽” “ 狃于泽中” 当分别为“ 畋菹之兽” “ 畋于泽中” 。“ 菹” 义为多草沼泽, 郭璞于《穆天子传》“ 纽菹之兽” 条下注曰:“ 今吴人呼田猎茸草地为菹。” 这不仅印证句中“ 纽” 字当表“ 畋猎” 义, 也恰与下文“ 畋于泽中” 呼应。

(三) “ 狃” “ 狎” 为“ 犭田” 之形讹

1.“ 狃” 为“ ” 之形讹

“ 狃” 当为“ ” 之形讹。右边偏旁“ 丑” 与“ 田” 形近易混。如王念孙《读书杂志· 淮南内篇杂志》“ 结细” 条下曰:“ ‘ 细’ 当为‘ 纽’ 字之误也。‘ 纽’ 亦结也。《楚辞· 九叹》王注曰:‘ 纽, 结束也。’ 《管子· 枢言篇》曰‘ 先生不约束不结纽’ 是也。” [27]960

《山海经· 南山经》:“ 又东三百七十里, 曰杻阳之山, 其阳多赤金, 其阴多白金。” 郭璞注:“ 杻, 音纽。” 郝懿行《山海经< 笺疏> 》曰:“ 《玉篇》有 阳山, 音思计切, 疑杻、 字形相近, 郭注音纽, 纽亦当为细, 并字形之讹也。” [28]11

《首楞严义疏注经》卷十三:“ 灾障不起, 人无横夭, 械枷锁不着其身。” “ ” 字, 甲、乙、宫本作“ 杻” 。按, 佛经“ 杻械枷锁” 常见, “ 杻” 为“ 杽” 之异体, 义为木制手铐。因此, “ ” 当为“ 杻” 之形讹。

与上举三例相似, 无论是西晋荀勖等人的隶定, 还是后世的传抄、刊刻, “ ” 讹为“ 狃” 在字形上是不难理解的。

2.“ 狎” 为“ ” 之形讹

《太平御览》引“ 纽” 字异文作“ 狎” , “ 狎” 亦当为“ ” 之形讹。“ 甲” “ 田” 二字自古形近易混。如西周金文“ 田” 字作 小臣傅簋五祀卫鼎; “ 甲” 字作 兮甲盘宁遹簋, 与“ 田” 差别仅在外框与中部“ 十” 字不连接[29]1889-1891, 2057-2058。《穆天子传》据战国竹简隶定而成, 兹仅就战国以后字形予以讨论。

战国文字中“ 甲” 字作 包山简2.165 包山简2.185, 几乎与“ 田” 字 九店简56.25包山简2.101完全同形[30]1147

战国文字中“ 甲” 还可省略外围边框一条线, 作 包山简2.46曾侯乙61曾侯乙128 曾侯乙131[30]1208-1209。如果此类“ 田” 字讹为“ 甲” 字, 其路径便与讹为“ 丑” 字如出一辙。

在隶、楷阶段, “ 田” “ 甲” 之别仅在当中“ 丨” 出头与否, 极易讹混。如《巴汉志》“ 汉时赤田军常取其民” , “ 赤田” , 《华阳国志》作“ 赤甲” 。又如《史记· 六国年表》“ 齐湣王三十田甲劫王” , “ 田甲” , 毛本讹作“ 甲申” [31]157

无论是战国文字还是后来的隶书、楷书, “ ” 字均易误作“ 狎” 。

(四) 小结

今本《穆天子传》卷六“ 纽菹之兽” “ 狃于泽中” 两句文义晦涩, “ 纽” “ 狃” 二字当为讹字, 异文材料指向该处当为一表示“ 畋猎” 义字形。战国文字中“ 畋” 之异体作“ ” 。古文献中“ 畋兽” “ 畋于泽中” 等说法常见。我们据此推测“ 狎” (“ 纽” 字异文)与“ 狃” 当为“ ” 字之形讹。“ ” 字古老而又生僻, 误作常见字“ 狎” “ 狃” , 即前人所谓“ 不识古字而误改” (俞樾语)或“ 有因字不习见而妄改者” (王念孙语)。“ 纽” 或许是讹字“ 狃” 之同音通假字。据此, 勘定原本当作“ 菹之兽” “ 于泽中” , 如表1所示。

表1 《穆天子传》校勘对照

今本《穆天子传》的原简出土于魏襄王墓(所谓“ 汲冢” ), 其文字应当属于当今学界所谓三晋系统。如本文校勘不误, 其中“ 畋” 字构形作“ ” 的情形, 正与同属三晋文字系统的战国中山王壶铭文一致, 这或许不是偶然。根据同时代、同地域的出土古文字资料校勘、训释传世文献, 日益成为古文献研究中的重要范式, 前修时彦如于省吾、陈直、裘锡圭、陈剑等已取得显著成绩。相信随着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材料不断涌现, 此研究范式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二、 古文字形义关系为训释词义提供参证

上古汉语的字形、词汇对应关系与今天存在显著差异, 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促使文字形体在表义负荷上不断调整, 以便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该变化导致了系列所谓“ 古今字” “ 分化字” “ 行废字” 现象的产生, 表现在传世典籍上, 就是典籍用字不断“ 当代化” , 不合用字规范的古文字形体被淘汰, 合乎规范的今文字形体不断替补进入文本。如果这样的字形“ 当代化” 进程是彻底的, 那么对古籍阅读的影响障碍不会太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保留上古汉语形义关系原貌的字例并未被替换干净, 保存在典籍中随着历史变迁变得陌生起来。对于此类孑遗, 如果按照后来“ 当代化” 的形义关系去进行训释, 便会遇到困难。好在出土古文字资料不断涌现出来, 其中所存留的上古形义关系可为传世典籍中此类孑遗案例的训诂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证。下面以《逸周书· 祭公》中的一处训诂问题略加说明。原文如下:

王曰:“ 公称丕显之德, 以予小子扬文武大勳, 弘成康昭考之烈。”

庄述祖指出该段“ 文略近《洛诰》” [32]993。庄说甚是。《尚书· 洛诰》原文作:“ 王若曰:‘ ……公称丕显德, 以予小子扬文武烈。’ ” 又《尚书· 立政》有“ 以觐文王之耿光, 以扬武王之大烈” 句, 文义与之亦相近。如此看来, 《祭公》之“ 扬文武大勳” 对应于《洛诰》“ 扬文武烈” 、《立政》“ 扬武王之大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该对应关系再次为新近公布的清华简材料所印证。清华简《祭公之顾命》内容与《逸周书· 祭公》相当。上举文句在清华竹简本中恰有保存, 文字略有出入, 今本、清华竹简本异文对照如表2所示。

表2 《逸周书· 祭公》今本、清华竹简本异文对照

清华竹简本两“ 剌” 字分别作 , “ 剌” 字形表示“ 烈” , 是包括楚简在内的古文字通例[33]1533[34]631[35]780, 这两个“ 剌” 字当读为“ 烈” 。《祭公》之“ 勳” 与清华竹简本“ 剌(烈)” 字形成异文, 也与《洛诰》《立政》篇的“ 烈” 相对应。表面上看, “ 勳” “ 烈” 均可表示功业, 上举异文、对应关系可能是同义词之间的换用。但仔细揣摩文献辞例、考察字形之后, 就会推翻这一看法。更为可信的解释应当是, 《祭公》“ 勳” 字为“ 剌(烈)” 之形讹, 而且讹误的形体根据应当就是《逸周书· 祭公》撰写、传抄过程中所用的古文字形体。

辞例方面, 上古文献中“ 扬……烈” 常见。《尔雅· 释诂下》曰“ 扬, 续也” , “ 烈, 业也” 。“ 扬……烈” 表示“ 继承……功业” 。如上文所举《洛诰》“ 扬文武烈” 、《立政》“ 扬武王之大烈” 就是传世文献中的典型例证。出土文献例证如晋姜鼎(《集成》2826)“ 每(敏)扬厥光剌(烈)” 、 簋(《集成》4322)“ 对扬文母福剌(烈)” 、竞矛(《文物》2011年第9期)“ 用扬文德武剌(烈)” 。“ 绍” “ 从” “ 申” 与“ 扬” 同义, 故又有“ 绍/从/申……烈” 等辞例。如《书· 冏命》“ 俾克绍先烈” 、《书· 盘庚上》“ 克从先王之烈” 、 方彝(《集成》09892)“ 用申文考剌(烈)” 。与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除了《逸周书· 祭公》此处孤例外, 我们未能找到其他“ 扬……勳” 相关辞例证据。

词义方面, “ 勳” 的“ 功劳” 义是后起的, 在春秋以前的主要词义是“ 业绩” , 指古代贵族为振兴家业所做出的业绩和贡献[36]421。因此, 在上古文献中与“ 勳” 搭配的动词主要是“ 有” “ 成” “ 造” 和“ 策” “ 享/飨” , 前三个动词表示行为人“ 创造” 业绩, 后两个动词表示上级“ 奖励” 业绩。如《书· 大禹谟》“ 其克有勋” 、《书· 武成》“ 克成厥勋” 、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甲、乙本“ 摄胄擐甲, 擭戈盾以造勋, 战于鱼丽” , 又如《左传· 桓公二年》“ 舍爵策勋焉” 、《国语· 周语下》“ 飨民之勋力” 。由于业绩是不能继承的, 所以我们也未能在上古文献中检得“ 勳” 与表“ 继承” 义动词搭配的情形。可见今本《祭公》“ 勳” 字与辞例不符, 而清华竹简本《祭公之顾命》“ 剌(烈)” 字却甚为允当。因此, “ 勳” 字不可能是“ 剌(烈)” 字的同义异文, 加之二字之间的语音关系相去甚远, 也不可能是音近通假, 最大的可能应当是二字形近而讹。

字形方面, 虽然从隶书、楷书等“ 今文字” 视角看, “ 剌” “ 勳” 二字相去甚远, 但两者的古文字形体却十分相近。“ 剌” 字金文作 , 严格隶定作“ ” , “ 勳” 字作 , 严格隶定当作“ ” , 两者间的形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剌” 字简帛形体增加装饰性笔画“ 丿” , 作 , 严格隶定作“ ” , 与今“ 勳” 同样形近。如果再进一步分析“ 剌” “ 勳” 的左右两部分偏旁, 对其形近关系将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左边偏旁方面, “ 剌” 字所从之 , 与“ 熏” 字所从之 形近或形同[37]3609[38]64, 528。出土文献中亦不乏“ 柬” “ 熏” 讹混的情形, 如铜器铭文所载赏赐物品中常有“ 虎幎纁里” , 其中“ 纁” 借用“ 熏” 字表示, 如毛公鼎 (《集成》)2841、番生簋盖 (《集成》4326)、牧簋 (《集成》)4343)等字形下从“ 火” 形显著; 三年师兑簋 (《集成》4318)、吴方彝盖 (《集成》9898)等字形下呈三歧之形, 已与“ 柬” 字形体相近; 师克盨 (《集成》4467)、 (《集成》4469)从所处的“ 虎幎× 里” 辞例来看, 当为“ 熏” 字无疑, 但字形已经与“ 柬” 无别。又如, 2019年11月公布出版的清华简《祷辞》第四、十七两支简中有名为“ 玄柬之币三束” “ 玄柬三束” 的献祭品。整理者指出, “ 柬” 疑为“ 熏” 字之讹, “ 熏” 可读为“ 纁” , “ 玄柬(熏)之币” “ 玄柬(熏)” 即经籍中常见的“ 玄纁” (①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 (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版, 第185页。这则材料为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助理研究员岳晓峰老师告知笔者, 谨致谢忱。)。此说甚是, 经籍中“ 玄纁” 的量词用“ 束” , 如《仪礼· 既夕礼》“ 公赗:玄纁束, 马两” “ 公使宰夫赠玄纁束” “ 赠用制币, 玄纁束” , 亦与清华简《祷辞》辞例密合。右半偏旁方面, “ 剌” “ 勳” 分别所从之“ 刀” “ 力” 作为偏旁极易混淆, 两形互讹可谓古今文字之通例, 如“ 筋” “ 勶” 实由 讹变而来, 又如“ 勝” “ 務” 在汉代隶书中又可讹作 , 再如左冢棋局“ 解” 作 (②参见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142-143页; 梁春胜《楷书部件演变研究》, (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版, 第93-96页。)。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西汉以前的“ 勳” 字构形(所见多为“ 勋” 字), 但仅就汉代印文中所保存的 等形体来看, 一类的形体也同样是将本来的“ 力” 形误作“ 刀” 形。因此, “ 剌” 之古文字形体“ ” “ ” 讹为“ ” “ 勳” , 在字形上是可能的。

综上, 在上古汉语中“ 剌” 字形对应“ 烈” 词义, 是一组稳定的形义关系。辞例、字形两方面的证据均显示《逸周书· 祭公》“ 扬文武大勳” 之“ 勳” 当为“ 剌(烈)” 字之误。如果不是出土古文字资料提供了坚实的形义关系证据以及文字形体方面的证据, 我们是无法对这一难题做出合理解释的。

三、 出土文献辞例为判定词性和词义框定范围

词汇是音义结合体, 文字是记录字词的书写符号。文字系统内的字形数量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对封闭性, 而词汇系统是非封闭的, 不断有新词、新义产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具体字形通常会具有多个词义, 甚至多个词性。汉字同样具有这一特征, 开展上古汉语文字训诂的过程中, 常会碰到具体字形存在多种词义、词性训释方案的情形。简洁明了是语言交际的基本需要, 流传至今的上古文献在形成之初应当同样如此。后人训诂研究中的摇摆、分歧是辞例等限制性因素缺失所致。出土古文字资料基本保留了上古书面语言原貌, 其中真实可靠的辞例证据为判定传世文献中的训诂争议提供了新的契机。下面以《论语· 阳货》第八章“ 居!吾语女” 中“ 居” 字的释义为例予以说明。原文如下:

子曰:“ 由也, 女闻六言六蔽矣乎?” 对曰:“ 未也。” “ !吾语女。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 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 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

前人于“ 居” 字训释颇有分歧, 如下两说影响较大:其一, 释“ 居” 为实词“ 坐” , 以孔安国、皇侃为代表。其二, 释“ 居” 为无实义的语助词, 以钱坫、段玉裁为代表[39]913-914。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卷十一“ 若之何其” 条下曰:

郑注曰:“ 其, 语助也。齐鲁之间声如姬。记曰何居。” 玉裁按:《檀弓》“ 何居” 注云:“ 居, 读如姬姓之姬。齐鲁之间语助也。” 《列子· 黄帝》篇“ 姬, 将告女” “ 姬, 鱼语女” , “ 姬” 即齐鲁之间语助。“ 鱼” 即“ 吾” 字, 《论语· 阳货》篇:“ 居!吾语女。” “ 居” 亦“ 姬” 声, 旧注非也。[40]161

段说甚为博雅, 但认为上举“ 居” “ 姬” 皆为“ 语助” , 似有不妥。《论语· 阳货》第八章“ 居!吾语女” 与首章“ 来!予与尔言” 语境和句式均相近, 前人将“ 居” “ 来” 解释为动词是可信的。另外, 上博楚简《君子为礼》第一和第二简所记的内容近于《论语· 颜渊》首章“ 颜渊问仁” 一段, 句式则与《论语· 阳货》第八章如出一辙。原简宽式隶定如下:

颜渊侍于夫子。夫子曰:“ 回, 君子为礼, 以依于仁。” 颜渊作而答曰:“ 回不敏, 弗能少居也。” 夫子曰:“ , 吾语女。言之而不义, 口勿言也; 视之而不义, 目勿视也; 听之而不义, 耳勿听也; 动而不义, 身毋动焉。” 颜渊退, 数日不出。

简文“ 坐, 吾语女” 与“ 居!吾语女” 辞例相若。“ 坐” 与“ 作” “ 退” 等动作相承, 表示“ 跪坐” 无疑。这意味着出现在相同辞例中的“ 居” 字当以释“ 跪坐” 为优。有此认识之后, 我们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了更多辞例证据。如:

宾牟贾, 免席而请曰:“ 夫《武》之备戒之已久, 则既闻命矣, 敢问:‘ 迟之迟而又久, 何也?’ ” 子曰:“ !吾语汝。……” (《礼记· 乐记》)

仲尼燕居, 子张、子贡、言游, 纵言至于礼。子曰:“ !女三人者, 吾语女礼, 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 (《礼记· 仲尼燕居》)

曾子避席曰:“ 参不敏, 何足以知之。” 子曰:“ 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复坐, 吾语汝。……” (《孝经· 开宗明义》)

门人问曰:“ 夫少正卯, 鲁之闻人也, 夫子为政而始诛之, 得无失乎?” 孔子曰:“ , 吾语女其故。……” (《荀子· 宥坐》)

子夏避席而问曰:“ 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 子曰:“ , 吾语汝。……” (《孔子家语· 六本》)

上举证据中, 主角均为孔子, 听者均为其弟子, 孔子教诲话语多为排比长句。《礼记· 曲礼上》:“ 君子问更端, 则起而对。” 孔门弟子出于礼节, 侍坐时多站立在侧, 或虽坐于旁而因“ 君子问更端” 起身免席、避席, 因而孔子在回答提问前会先请其坐下。另外, 此类语境中, 有时因为处所限制或尊卑有别, 辞例所涉语词虽非“ 居” “ 坐” , 但也不出动词范围, 且动作目的均为更好地聆听教诲。如在讲话开始前, 让听话者走到近前的动词, 上古早期文献《尚书》用“ 格” (①如《尚书· 尧典》“ 格, 汝舜” , 《尚书· 大禹谟》“ 格, 汝禹” , 《尚书· 汤誓》“ 格, 尔众庶” , 《尚书· 盘庚上》“ 格, 汝众” , 说话人紧接着会进行一番讲话, 形式上与《论语· 阳货》第八章一致。), 《庄子》等上古晚期文献用“ 来” “ 进” “ 前” (②如《庄子· 秋水》“ 来, 吾语女” , 《庄子· 在宥》“ 来, 吾语女至道” , 《庄子· 天运》“ 来, 吾语女” , 《庄子· 让王》“ 召而来, 吾语之” , 《庄子· 渔父》“ 进, 吾语汝” , 《礼记· 仲尼燕居》“ 前, 吾语女乎” 。)。《说苑》卷十七载孔子困厄于陈、蔡事, 当时“ 子路进谏” 语有不敬, 孔子曰:“ 由, 来, 汝不知。坐, 吾语汝。……” 对于前来的子路, 孔子先请其“ 来” “ 坐” , 然后是一通排比句式的教诲, 与上举“ 居!吾语女(汝)” 的文例相同。这些都证明, 包括《论语· 阳货》第八章在内的“ 居!吾语女(汝)” , 就是“ 坐, 吾语女(汝)” , “ 居” 同“ 坐” , 表“ 跪坐” 。孔颖达解释《论语· 阳货》“ 居!吾语女” 曰:“ 子路起对, 故使还坐。吾将语女也。” 这是十分正确的。钱坫、段玉裁新说求之过深, 实不可信。

《列子· 黄帝》借“ 姬” 表“ 居” , 表“ 跪坐” , 这是需要解释的。《列子· 黄帝》“ 姬, 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 , “ 姬, 鱼语女” , 关于句中“ 姬” 字, 张湛注曰:“ 姬, 音居, 居也。” 按诸上论, 张湛注应当是可信的。虽然我们不赞同段玉裁的观点, 但段氏将《列子· 黄帝》“ 姬, 鱼语女” 与《论语· 阳货》“ 居!吾语女” 联系起来考虑确是卓识(①《列子· 黄帝》篇此段列子、关尹之间的对话内容又见于《庄子· 达生》篇, 《黄帝》“ 姬” 字对应的《达生》异文正作“ 居” 。)。段玉裁观点受到《礼记· 檀弓》郑玄注的影响, 郑玄仅提及“ 居” “ 姬” 在齐鲁方言中作虚词时相通, 现在看来两字在作实词情况下也有相通用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东汉画像石描绘了春秋晋国丽姬杀申生的故事, 榜题中“ 离居” 即“ 丽姬” , 这是两字实词相通的直接证据[41]。“ 居” 可与“ 姬” 的同音字“ 基” 相通, 如《周易· 系辞下》:“ 噫!亦要存亡吉凶, 则居可知矣。” 释文:“ 居, 马如字, 处也, 师音同。郑、王肃音基。” 郑玄、王肃皆齐鲁人士, 在其方言中“ 居” 当与“ 姬” “ 基” 音同或音近。“ 居” 的近音字“ 据” , 可与“ 基” 相通, 如《释名· 释言语》:“ 基, 据, 在下, 物有所依据也。” 刘熙为郑玄弟子, 两处证据可以互证。“ 居” 可与“ 期” “ ” 相通, 如《水经· 河水》郦道元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晋烈公五年, 田公子居思伐邯郸, 围平邑” , “ 田居思” 即《战国策》之“ 田期思” 、《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之“ 田臣 思” [42]59-60。“ 田居思” 亦为齐人。虞万里曾指出, 上古齐鲁地区之、鱼两部三等韵字在开口牙喉音声母条件下已经合流[43]193, 此说可信, 上举例证可作为进一步之佐证。张永言认为, 《列子》将文献通行的表示“ 跪坐” 义的“ 居” 改为“ 姬” , 是有意为之的“ 自我作古” [44]。如果是单纯仿古, 直接写作“ 居” 即可(②在张湛所处的魏晋时代, “ 居” 表“ 跪坐” 的用法已经退出口语, 参见汪维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第540页。), 借“ 姬” 表“ 居” 反而显得奇怪。今传本《列子》源出山东兖州山阳郡, 早期藏于王弼家族, 后经张湛祖父张嶷抄录而得以留存, 藏家、抄录者均为齐鲁人士[45]。《列子》借“ 姬” 表“ 居” 所反映的语音关系, 恰与上举齐鲁方言“ 姬— 居” “ 基— 居” “ 基— 据” “ — 居” 相通情形一致, 这或许不是偶然的。我们怀疑《列子· 黄帝》此处用字情形除了张永言所主张的“ 自我作古” 因素外, 可能还有古齐鲁方音的因素。

古文字资料真实地保留着上古汉语文字构形、形义关系、辞例方面的原貌, 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具有如下启示:古文字构形证据为训释词义提供线索; 古文字形义关系为训释词义提供参证; 出土文献辞例为判定词性和词义框定范围。处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不断涌现的当代, 积极运用古文字资料进行上古典籍词汇研究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不断总结古文字与上古汉语词汇结合研究的经验和规律, 并进一步应用于新的研究实践, 是新时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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