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在该文中首先指出, 哲学思考必须立足如下三个基本实在:原子论的物理学、进化论的生物学和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些基本实在的基础上解释人类所具有的相关独特现象, 用塞尔的话说就是, “ 人类实在与基本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318。自然主义处理此问题的方法是逻辑分析, 通过考察真值条件、执行条件、构成条件等来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

据此, 塞尔对现象学的思想方式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 胡塞尔现象学通过反思意识结构来说明实在的做法有严重的问题, 如此追寻的实在并不具有真正的实在性, 只是一种“ 幻象” , 他称之为“ 现象学的幻象” ^[1]323。塞尔认为, 这是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最大不同。对自然主义而言, 要知道一个信念是什么, 只要知道它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 而不是去反思信念在脑海里的结构是什么。现象学幻象的根源在于现象学家犯了一种视角主义的错误, 也就是将看待事物的视角当作事物自身存在的一部分。视角主义与巴克莱等传统唯心论略有不同, 但两者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就是“ 将关于对象的指称还原为一种现象学操作者(比如此在或先验意识)视域中的存在” ^[1]317。

在塞尔看来, 海德格尔有关语言意义的论述就是典型的现象学幻象。根据自然主义, 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解释物理声音如何能够具有意义, 从而成为一种言语行为。海德格尔则认为, 我们并非首先听到物理声音, 而是在听到声音之初, 对其意义就有直接的领会, 因此也就不存在物理声音如何得到意义的问题了。“ 由于现象学幻象, 生存论的现象学家根本不谈论[上述]意义问题, 或者去倾听这个问题的答案。根据海德格尔,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消解了, 因为我们总已经将声音经验为有意义的。” ^[1]324因此, 根据塞尔的解读, 海德格尔跳过了语言意义问题的关键环节。

海德格尔确实说过, 我们首先把握到的是意义, 而不是物理实在^[3]191。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就跳过了语言问题的要害。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明确区分了含义与意义。意义在那里等同于存在, 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自身。“ 严格地说, 我们领会的不是意义, 而是存在者, 或更确切地说, 是存在。” ^①(① 译文依据原文(M.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 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6)略有改动。)^[3]177此种存在的意义并不直接就是语言层面的含义, 只有当它被话语表达出来, 也即进入语言以后才是含义。存在的意义(也即存在自身)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与自然主义意义理论中的对象相似。事实上, 国外就有学者提出了与塞尔相反的观点。卡曼认为, 在《存在与时间》中, 语言意义是寄生在一种与它自身具有不同形态的存在意义上面的, 在这个意义上, 海德格尔是一个外在主义者^[4]213。对海德格尔而言, 存在的意义需要经历一个独特的话语实践过程, 才能转化为语言意义。具体说来, 从存在的意义到语言意义的转化, 还需要经历解释、述谓等环节。根据基础存在论, 此在已经在世界之中存在, 已经处于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之中。此在已经被抛入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这是海德格尔考察语言意义问题的出发点。但这种对意义世界的先行领会, 并不是说此在已经对世界有了具体认知, 而是对世界万物构成的环环相连、互相指引的因缘整体有了事先的领会。这种对因缘整体的先行领会又称为“ 意蕴” (Bedeutsamkeit)。世上万物对我们而言总是有意谓的,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抛入了一个意蕴整体之中^[3]177。意蕴整体在解释活动中可以被进一步分解成不同的“ 环节” , 使某物可以作为某物被把握, 从而成为不同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3]174。此意义再经过述谓活动而被表达出来, 就成为相关话语的含义^[3]18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跳过塞尔指出的那个语言意义的可能性问题。不过, 上述回答未必能够让自然主义者满意, 毕竟, 海德格尔看起来似乎只是在不停地“ 兜圈子” , 而没有真正回答意义根源的问题。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看, 海德格尔还需要回应如下三个可能的质疑:首先, 在说明含义根源问题时有一种循环论证, 也即, 含义来源于我们已经有所把握的存在之意义, 存在之意义又来自先行领会的意蕴整体。本来要追问含义是如何可能的, 现在却说含义已经以某种方式为我们先行把握了。其次, 上述对应关系都是在所指一侧展开的, 没有正面回答语词符号与含义如何结合的问题。再次, 即使海德格尔区分了含义与意义(或存在), 但将存在与存在的意义相等同, 本身是否就是一种视角主义, 甚至是更深刻的视角主义?

对于第一个质疑, 海德格尔本人有明确意识, 并特别地将它称为解释学“ 循环” 。述谓活动关涉的“ 某物之为某物” 中的“ 作为” 已为此在所先行领会, 这就是此在的展开状态。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循环是还原不了的, 关键不在于消除它, 而是如何进入这个循环^[3]179。但世界本来是需要认知、需要把握的对象, 现在海德格尔却说世界已经为我们先行领会了, 这不就已经把认识的关键步骤跳过去从而也就把意义的根源问题给跳过去了吗?既然海德格尔说这不是一个恶的循环, 那么, 在什么意义上它是积极的?

海德格尔提出解释学循环是不可还原的, 这是为了揭示出此在自身具有一个“ 先” 结构。这个“ 先” 结构包括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三个环节, 它们共属一体, 指向此在先行的可能性, 也即作为能在的此在自身。正是此在的这一先行结构, 为世内存在者提供“ 因缘” (Bewandtnis)。“ 因缘” 就是存在者之所以能够如此存在的可能性, 也即, 事物只有在因缘整体中才能有意义, 才能是其所是。“ 意义意味着首要的筹划之何所向, 从这何所向方面, 某某事物作为它所是的东西能在其可能性中得以把握。” ^[3]369这里的“ 筹划之何所向” , 作为事物存在的“ 意义” , 作为事物之所是, 就出自此在这种先行的可能性。解释学循环指向的正是存在自身的意义结构。“ 领会中的‘ 循环’ 属于意义结构。意义现象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 植根于有所解释的领会。” ^[3]179此意义结构或先行的可能性源自此在自身所具有的朝向将来的时间性维度。在海德格尔这里, 朝向将来的先行并不是任意的, 它已经被抛在世并带上了过去的“ 印迹” 。因此, 这一先行结构最终指向的就是此在自身的“ 时间性” (Zeitlichkeit), “ 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 ^[3]372。解释学循环的不可还原性所要表明的是时间性结构对于存在意义的不可还原性。事实上, 作为存在意义之根源的“ 先” 结构本身就已经是时间性的展开了。不难看出, 其中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分别对应于过去、将来与现在三个维度。在提出存在的时间性视野之后, 海德格尔更是明确指出, 语言含义的本质只有在时间性基础上才能得到澄清^[3]397。因此, 无论是存在的意义, 还是语言的意义, 最终都来自一个“ 前拉后扯” 的时间性结构。如果这就是意义的“ 本来面目” , 那么依循海德格尔的思路, 还原掉这个循环, 就会从从根本上抹去意义自身的可能性。所以他说, (意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解这个循环, 而在于如何进入这个循环。

以上我们还是在海氏存在论思想框架内阐释意义的可能性。下面我们以听的生存论分析为例, 来看这种先行结构在自然主义视角下该如何理解。海德格尔认为, 生存论上的听首先是一种“ 能听” , 即能够有所领会地去听, 而不是单纯地听到声音, 它比后者更原本。我们首先具有生存论上的“ 能听” 这种能力, 然后才能听到具体的声音^[3]191。强调“ 能听” 中“ 有所领会” 的原初性, 就是强调我们在听到声音的时候总能够带有某种意谓去听了, 也即首先把声音把握为有某种意谓的东西。但这不是正好和自然主义的路子甚至和我们的常识相悖了吗?我们不是首先能听到物理的声音, 然后才可能进一步赋予它意义?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 在先” 。自然主义思路中的物理声音在先, 是一种存在者层面的在先。在海德格尔看来, 把语言首先把握为现成的存在者(物理声音或符号), 然后考察它如何具有意义, 这是传统语言观的关键错误所在^[3]186。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看, 小孩子能学会语言, 当然首先需要听到声音。但我们可以设想, 如果这个小孩把听到的声音仅仅作为声响来看待, 那么, 无论大人怎么教, 他怎么跟着重复, 他都不可能掌握语言。也就是说, 在能够学会一门语言问题上, 还需要一种更为关键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 能听” 或“ 能领会” 。正因为我们具有这样一种能力, 我们才可能一开始就把声音把握为有意义的。这种对意义的先行把握与领会是无法教的, 但它却是我们能够教会孩子语言的前提。声音自身是没有意义的, 但我们能把声音领会为有意义的, 这种意义的可能性只能出自此在自身。在海德格尔看来, 这才是语言意义的关键。这种对意义的先行领会源自我们自身, 即意义的可能性源自作为能在的此在自身, 因此, 在生存论上, “ 能听” 就比我们听到的具体声音离我们自身更切近。只要人具有这种“ 能听” 的能力, 即使他听不到也发不出具体的声音, 比如聋哑人, 他也依然可能以其他形式掌握一门语言(比如聋哑语), 从而进入一个意义世界。反之, 如果只能听到声音而不具有“ 能听” 的能力, 比如鹦鹉或其他动物, 并不足以使它们掌握一门语言。因此, 在我们能够掌握一门语言方面, 这种“ 能听” 的能力是更为本质性的。

对于第二个质疑, 即语词符号与含义的结合问题, 海德格尔也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用了一个比喻性的措辞“ 生长” (wachsen)来说明:“ 言词吸取含义而生长, 而非先有言词物, 然后配上含义。” ^[3]188“ 生长” 当然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长, 而是现象学的构成或生成。不过, 这并没有正面回答自然主义的质疑, 即言词与含义是如何“ 长” 到一块去的。借助有关标志(Zeichen)的论述可以间接看到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标志如何成其为标志的过程, 与语词如何获得含义的过程有某种相似性。标志是诸多用具中的一种, 它的功用是指示, 比如路标、界石、信号灯、旗帜等。海德格尔以汽车的方向灯为例来说明这一标志是如何起作用的。方向灯如果只是作为灯自身来看, 那它就不是标志, 只是一种照明用具而已。方向灯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标志而不只是照明用具呢?这在于方向灯的“ 何所用” , 即它用于指示方向。而它之所以能够用来指示方向, 是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有这个“ 需要” , 并且我们只有根据这个“ 需要” 来关注它时, 它才成其为方向灯^[3]93。因此, 此在“ 操劳交往的寻视” 是方向灯获得其意义从而成为标志的关键。正因为我们的生存活动中有闪避、停住的生存需要, 方向灯才能获得它的定向指示功能, 才能成其为方向灯。正是这种存在论生存论层面的指引, 才使得标志成其为标志。语词也如此。语词之所以是语词, 也在于它能够对我们有所指引, 而不只是那种物理层面的显示自身。海德格尔明确把含义归类为指引关系之列^[3]91。因此, “ 言词吸取含义而生长” 说的其实是:语词要获得含义, 要成其为语词, 需要进入含义的指引联络之中。因为含义直接源于意蕴整体的指引联络。换言之, 语词要成其为语词, 必须深入到我们的生存活动之中, 直接触动我们的生存活动。

结合维特根斯坦的思路, 我们能更好地看清海德格尔的思想立足点。维特根斯坦也认为, 把语言首先看作僵死的符号, 然后考察含义如何附着在语词上面, 这个路子是错误的^{[5]§ 431}。在《哲学研究》中, 维特根斯坦通过多种悖论(比如实指定义、遵守规则、私人语言等)来表明, 用这种外部附加的模式来说明语词与含义的结合是行不通的。其困境在于, 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一种前语言意义的存在时, 不可避免地又暗中设定语言的存在, 因为意义只有通过语言才可能被把握。为此, 语言的意义只能在使用中生成。“ 是什么给予它生命呢?— — 它活在使用之中。” ^{[5]§ 432}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也用了某种与海德格尔相似的手法, 即用“ 生命” 来比喻意义与语词的结合关系。他们有关“ 生长” 、“ 生命” 的措辞是为了表明语词意义的活动与人类生存活动本身具有内在相关性。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 语言游戏同时就构成了我们原初的生活形式^{[5]§ 19}。海德格尔也同样指出了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语言性。“ 实际生命不仅作为有意蕴的事件以及世界的重要性(Wichtigkeit)来看待自己和关注自己, 而且, 只要它与自身说话, 那它也就说着世界的语言(Sprache der Welt)。” ^[6]86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有关生长、生命的措辞并非只是一个泛泛的比喻, 而是暗示出, 语言的意义与人生乃至万物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某种内在交织的关系, 语言也只能在这种交织中才能得到更为透彻的理解。

第三个质疑涉及对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整体批评。在塞尔看来, 海德格尔有关存在本身的思考就是典型的乃至更为深刻的视角主义, 因为他认为上手状态(也即事物的功用)是在先的, 而事物本身的物理存在是衍生的, 是前者的退化状态。这完全颠倒了基本实在与人类实在的关系^[1]331。

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解读为视角主义, 同样有一个关键的误解, 即没有看到海德格尔有关实在与存在的区别。在《存在与时间》中, 非此在式的存在确实奠基于此在之中。但为存在奠基并不意味着要将实在归诸此在, 而是说, 存在的意义最终必须回溯至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才能得到最终的说明, 亦即, 一个东西是什么, 有赖于此在对它的领会。此在作为一种能在, 为非此在式的存在者提供存在(“ 作为什么” 或“ 是什么” )的可能性。但此在提供的只是一种领会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本身离不开非此在式的实在。比如, 喝水的生存需要使水杯的出现具有了可能, 但喝水的生存需要还并不就是具体的水杯, 它还需与竹筒、陶器之类的东西相结合, 而后者显然不是此在自身能提供的。因此, 根据海德格尔有关此在与非此在两种不同存在者的区分, 他就不能完全否认视角之外存在着一些基本实在。比如, 他明确指出, 此在为实在提供存在论奠基并不意味着只有当此在生存着, 实在才能作为它自身所是的东西而存在^[3]244。在考察真理问题的时候, 他甚至指出, 真理就是对“ 自在的存在者” 的通达^[3]251。塞尔将基础存在论解读为视角主义, 就没有很好看清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与实在的区分。

在澄清了存在与实在的区别之后, 依然还可进一步追问, 海德格尔到底如何看待外部世界中的实在性的。海德格尔也意识到, 他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应对这个问题。而此问题的关键正是实在事物是否可能独立于意识^[3]232。因此, 海德格尔并没有无视基本实在的独立性。只不过他并没有把这种独立性当作基本预设接受过来, 而是反过来探寻这种外部世界的独立性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认为这些设定本身可能是成问题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确实不是在回答自然主义的基本问题, 即基本实在与人类实在如何建立联系。他追问的是, 这个问题本身何以能够被提出的前提条件。“ 信仰‘ 外部世界’ 的实在性, 无论对还是不对; 证明‘ 外部世界’ 的实在性, 无论充分还是不充分; 把这种实在性设为前提, 无论明确还是不明确, 诸如此类的尝试都不曾充分透视自己的根基, 都把一个最初没有世界的或对自己是否有一个世界没有把握的主体设为前提, 而这个主体到头来还必须担保自己有一个世界。” ^[3]237因此, 海德格尔并不是要把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还原为主体的视角, 而是对这样一个客体与主体、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区分本身提出质疑。他试图指出的是, 在我们能够追问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基本实在与人类实在的联系之前, 我们必须已经通达并拥有一个外部世界。这正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即“ 在世界之中存在” 所指向的东西。事实上, 海德格尔也没有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虽然他说过, 只有此在在, 才有真理。但这并不是说, 没有此在的意识显现, 客观真理就不存在了, 而是说, 我们要认识(客观)真理, 必须要首先通达存在者。在牛顿定律、矛盾律被发现之前, 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此之前就不存在, 或不是真的, 而是说它们处于未被揭示的“ 晦暗” 之中^[3]260-261。

不过, 自然主义者依然可以进一步质问, 海德格尔是如何展示此在的, 如何展示所谓的“ 通达” 世界的。这里当然可能还有问题, 比如列维纳斯、梅洛-庞蒂、德里达等, 从不同角度都对海德格尔的此在思想提出过批评。但塞尔仅仅立足基本实在, 并以此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解读为要将基本实在还原为主体视角的做法, 就有些简单而外在了。

以上我们从自然主义的视角, 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意义观进行了审视, 并让海德格尔做出回应。下面我们反过来, 尝试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来考察自然主义的意义观。

根据塞尔的观点, 自然主义处理两者关系(人类实在与基本实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此方法可以追溯至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比如, 在我们说出“ 法国国王是秃子” 这样的句子时, 它的意义不在于说此话的人的意识状态, 而在于它的真值条件, 即使这句话为真的相应的客观事实。逻辑实证主义意义观是上述思路的进一步展开, 如石里克所指出的, 当我们询问某个句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时, 我们想知道的其实是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句子, 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句子会形成一个真命题^[7]。因此, 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被证实的相应条件。考虑到完全证实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卡尔纳普提出用可证实性来代替证实^[8]。但它们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只是在逻辑上更紧凑些。

把相应的证实条件作为句子的意义, 很容易发现它会面临如下诘难:如果一句话的意义我们根本不了解, 而只是一堆杂乱的符号, 那么如何去理解证实它的条件呢?并且, 即使给出了一个句子的证实条件, 这个条件也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从而具有不同的“ 意义” 。因此, 试图在物理符号与基本实在之间通过这种简单的逻辑对应来说明意义的根源, 会遇到上述不可克服的困难。石里克等人提出的记录语句的设想, 虽然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日常语言的丰富性与多义性, 但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以上证实难题^{[9]201, 223}。为了避免此证实困难, 塞尔本人提出用执行条件来取代成真条件, 即在语言行为中, 我们不再追问什么条件使言语成为真的, 而是追问在什么条件下这一言语可以得到成功执行^[1]321。与逻辑实证主义稍有不同的是, 塞尔提出了“ 意义意向” 的概念, 避免了在单纯的物理符号与实在之间进行比较的困境。与胡塞尔的含义意向不同^①(① 关于塞尔与胡塞尔“ 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概念的异同, 参考H.L.Drefus, ″The Primacy of Phenomenology over Logical Analysis, ″ Philosophical Topics, Vol.27, No.2(1999), pp.3-24。), 塞尔的“ 意义意向” 最终是一种对满足条件的意向, 而满足条件其实就是成真条件。用塞尔自己的话说, 就是一个句子的真假就在于“ 意义意向” 是否真的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满足。“ 由于他不仅仅意图说出这个句子, 而且赋予它意义, 也就是说, 他意谓着天在下雨, 那么, 这个话语获得了它本身的满足条件。当且仅当天在下雨, 说出的这个话语便被满足。这个话语的满足条件就是成真条件。这个话语是真的或假的取决于弗里德里希在说出那个话语时世界是不是如弗里德里希有意向地将它表达出来的那样……因此, 他的全部意义意向就是将满足条件赋予满足条件的意向。” ^[10]136由此可见, 塞尔的意义观只是一种改良了的逻辑实证主义, 它依然以成真条件为前提, 暗含着与某个已有的“ 现实世界” 的比较, 从而也就同样无法回避逻辑实证主义所面临的困境。维特根斯坦把这种前语言的“ 意义意向” 称为“ 精神的潜台词” ^{[5]§ 592}。在这个问题上, 塞尔的思路相比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是一种倒退。

蒯因对经验论还原主义倾向的批评从自然主义理路内部出发, 对这种试图通过联系基本实在来说明意义根源的做法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在他看来, 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并无绝对的界限, 任何观察都已经暗中受理论引导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以一个知识系统进行的。单个命题没有真假可言, 它的真假有赖于背后的整个知识体系^[11]。据此, 我们就不可能有那种纯粹接触基本实在的经验, 任何经验或多或少都已经受理论影响了, 已经是被某种理论暗中解释过了。这与海德格尔的主张即存在就是对存在的领会, 就不是那么决然对立了。如果塞尔不能指责蒯因的学说为“ 理论解释的幻象” , 那么指责胡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学说为“ 现象学的幻象” 就难以成立了。

分析哲学领域有关真理本身的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 这种通过联系(基本)实在来说明意义根源的做法, 在逻辑上就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指出, 意义和真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内在关联的, 即不可以先把它们看作是彼此独立的, 然后考察它们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先把句子看作纯粹的物理符号, 然后通过联系基本实在来说明它的意义, 这种做法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逻辑的循环定义之中。“ 事实上, 正是由于把握什么东西会使它成为真的, 我们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因此, 真预设了意义为给定的, 对真这个概念无法有富于启示的说明:我们不可能把握到了意义, 却还意识不到命题为真的条件。真和意义只能作为一个独立理论的一部分被一起解释。” ^①(① 中译文参考[英]迈克尔· 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 王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第15页。)塔斯基的语义学真理观与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可以看作是关于意义与真之间这种循环定义关系的不同展开。塔斯基把句子的意义看作是给定的, 以此来说明真的含义; 而戴维森则把真看作是已经被理解的, 以此来说明语词及句子的意义^[12]16-17。虽然双方思想立足点不同, 但它们一起正好显示出意义与真这两个概念之间在概念上的相互关联性。而意义与真的这一相互内在关联, 可以视作理解海德格尔的“ 源始真理” 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存在与时间》中, 源始真理正是这种意义与真还未分化的状态^[3]254。

以上讨论表明, 自然主义意义观的基本思路— — 首先把语词看作给定的物理符号, 然后通过联系基本实在来说明语言意义的根源— — 暗含着巨大的困难。自然主义意义观的发展本身就已经从其理路内部显示出其自身的困境。意义与真的关系能否以逻辑分析的方式得以彻底澄清, 对自然主义者而言依然是一个重大挑战。正是在自然主义的两难处, 在意义与真的胶着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意义观的思想切入点。与自然主义被动地陷入“ 循环— 定义” 不同, 现象学则主动地接受并展示这个“ 循环— 结构” 自身的意义。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或时间性结构乃至梅洛-庞蒂的表达理论等, 都可以看作是在上述意义与真的“ 两难关系” 中展开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