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凭借好莱坞电影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 不仅如此, 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 好莱坞电影还使美国得以在全球展开了文化渗透和扩张, 并进而产生巨大影响。好莱坞电影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探究美国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窗口, 更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显然, 好莱坞电影无论对美国还是全世界而言都非常重要。但事实上, 在一战之前, 欧洲电影几乎占据着整个世界。法国、意大利和丹麦是主要输出国, 而美国主要是电影进口国。1907年在美国上映的1 200部电影中, 仅有400部是美国本土生产^[1]25。但是, 战争和社会的急剧变化改变了这一切。战争以及由此作为表征之一的社会矛盾给人类历史、政治格局和市场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 却也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新的文化甚至是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好莱坞因将涉及与恶势力斗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影片搬上大荧幕, 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好莱坞电影用展现冲突的画面传递关于世界和平的理念, 助力于宣传美国士兵坚韧不拔的精神, 从而影响了公众的政治立场, 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并推动了爱国主义理念的传播, 使其在战争时期得到了国家乃至同盟国的大力支持, 由此, 电影也随即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2]121。

战争时期, 地缘政治的优势赋予了美国急剧扩张的资本, 彰显了其驾驭战争的实力和对军队规模的自信, 美国政坛也借助战争向世界传达了其所声称的改革与民主。而好莱坞顺应并借力于时势, 让自身的发展与美国的战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冲突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898年, 美西战争成为当时剧院流行的演出主题之一; 1915年, 《一个国家的诞生》虽受到种族主义的质疑, 但无法否认它在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 1925年, 美国商务部建立了电影部门以助力电影的海外营销; 20世纪30年代早期, 保守主义甚嚣尘上, 各地对电影都提高了审查的标准; 1941年, 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因好莱坞支持美国参战并进行宣传而对其展开调查, 但此调查因珍珠港事件被打断, 次年上映的电影中, 1/4的主题与战争有关^[3]568; 20世纪50年代, 好莱坞10人因涉及政治冲突而被监禁;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间接刺激了好莱坞的文艺复兴; 到了20世纪70年代, 社会冲突愈发激烈, 好莱坞产业周旋于左派、右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 1971年, 好莱坞重新获得了美国法律对其在投资税收信贷上的支持, 电影产业由此财富激增; 20世纪80年代, 当局保守的价值观影响了好莱坞的影片题材, 简单易懂的商业电影成为当时的主流; 20世纪90年代起, 好莱坞推出了大量有助于巩固超级大国意识形态的大片; 2000年之后, 反恐活动为电影的类型和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

“ 某些地方之所以能产生那种特殊的教育作用和传播效果, 是因为受传者不得不以这些客观条件为背景而进入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明显痕迹的或预存定势的相互作用之中。在这种互动中, 受传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或接受这些特殊环境的影响作用。” ^[4]325媒介必须依赖传播环境进行活动, 因为媒介的产生和发展依托于它所处的文化平台, 有其历史特殊性和社会适应性, 而电影作为近百年来最出色的媒介之一, 当然也不例外。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发展, 与美国所经历的以战争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而从战争对社会、公众意识形态和消费市场的影响来看, 好莱坞的电影业可被划分为世界大战时期, “ 冷战” 下的多元冲突时期与符号化的自由贸易时期三个阶段。诚然, 阶段的划分可因人而异, 但人们对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的追踪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只要上述时期划分与历史上的纪事年表以及影响电影产业发展走向的开端与转折息息相关, 那便是有意义的划分。

当我们将上述三个阶段所涉及的内容和因素视为环境的组成部分之后, 便可根据环境与传播的理论关系得出受众与媒介环境之间的部分关系, 从而论证:好莱坞受惠于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的成果既是有形的, 也是无形的; 而电影有超越媒介技术和文化宣传层面的更深层的传播影响, 能够双向助力于产业生产者和消费受众意识形态的变革。媒介环境是在传播环境中形成的, 是传播环境的具体化, 而某类环境带给媒介的反作用又可能是部分群体所形成的媒介环境的整体反映。传播环境的优劣加之受众本体所处的媒介环境的差异, 能够产生改变受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对好莱坞产业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和流变进行论述之后, 本文希望给华莱坞产业提供参考:面对现如今轰轰烈烈的媒介融合, 电影如何与各渠道的视频及其他文化产品进行竞争。

战争为好莱坞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20世纪20年代初, 欧洲疲于应对各种战事遗留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电影工业疲软, 从业人员缺乏创作力, 好莱坞则成了华贵、魅力与娱乐的象征, 成了世界的电影之都:几乎所有的美国电影都制造于此。美国在一战中占据了世界的大部分银幕, 好莱坞对全世界观众产生的巨大吸引力被认为是带动美国其他商品出口的最重要的宣传载体^[3]106-143与此同时, 美国的城市化使人们争相奔赴城市居住和生活, 这为电影的营销和宣传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一战期间, 美国虽对战争持模棱两可的中立态度, 却也成了英国等其他协约国的主要军备供应商。该阶段的媒体信息审查到了几乎苛刻的程度, 所有的电影台词都必须通过有关部门如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预审^[5]30-31。虽然电影公司并不鼓励演员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 好莱坞还是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中心^[6]128。待到二战时, 美国的媒体开始扮演起举足轻重的宣传角色。当局借助各种宣传手段向国人传达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理念, 国民生产物资被运往了战争前线。

谈及对战争的贡献, 好莱坞的成就之一是鼓舞了军队与国民的士气。包括种族歧视、贫富差异等各种社会内部矛盾被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感所暂时性取代, 民众的工作效率由此提高。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的当时劳动人口统计调查数字显示, 从二战前期到战争结束, 国民失业率从14.6%一直下跌到1.9%^[7]; 包括政治丑闻在内的许多不利于当局形象的言论也被铺天盖地的战事情报和宣传所覆盖。

从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刻起, 好莱坞的从业者或许已开始担心电影业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厉审查。但美国政府并不想重复他们在一战期间所采取的方法, 当时的国家公共信息委员会通过引导来强化公众的反纳粹情绪, 宣扬参战的正义性与必要性:“ 战争能将正义与和平带回地球, 将上帝的殷殷关怀和谆谆教导带给世人。” ^[8]19在最终将美国卷入战局的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周后, 总统罗斯福表态:“ 电影产业能够对战争做出有力的贡献……我希望这个行业发展自由, 不受审查束缚。” ^[9]即便如此, 好莱坞也像其他行业一样遇到了战争时期的特定问题, 当局削减了电影制作的配套成本并限制了每部影片制作所需要的开支。幸运的是, 战争年代的电影市场成就了好莱坞的票房高收益期:在缺少能源和交通工具导致公众可参与的休闲活动种类贫乏的环境下, 美国的周观影人次达到了9 000万,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8]19。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 美国的影院每周观影人次高达8 000万人, 占当时总人口数的65%^[10]25。而到了1946年, 每周有9 000万人次的观影量, 这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的60%^①(① 参见L.R.Wolliams & M.Hammond(eds.), Contemporary American Cinema,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因此, 有学者将有声电影的推出和大制片厂制度的形成到电影发展的鼎盛时期— — 大约从1927年至1949年称为好莱坞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Hollywood)^②(② 根据不同的评判视角, 比如对著名电影明星的定义、影片高产与否的判断等, 也有人认为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是从1927年开始, 结束于1945年, 也有人认为是结束于1948年。参见R.Jewell, The Golden Age of Cinema: Hollywood, 1929-1945,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7; P.McGilligan, Backstory: Interviews with Screenwriters of Hollywood's Golde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17-18。)^[11]56。

一战时期的战争电影大多场面宏大, 例如《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1915)和《党同伐异》(Intolerance, 1916)。这两部电影讲述的都是关于原始财富积累、种族歧视或教义冲突的故事。战后出现的造成较大轰动的影片则更多是站在人文关怀的角度, 对“ 美国梦” 进行呈现和叙述。例如于1927年推出、曾获得1929年第一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也就是后来的“ 奥斯卡” 奖)年度最佳影片的《铁翼雄风》(Wings), 这是一部描述战争与爱情的经典默片, 电影不仅包含了大量真实的空战场面, 还用传统的好莱坞叙事手法诠释了亲情、爱情、友情, 影片中的两个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而对战争的同仇敌忾则让他们由情敌变为战友, 最终男女主角也幸福地走到了一起。显然影片充满了对战后和平生活的向往, 由此“ 美国梦” 的内涵得到了最好的诠释。类似带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影片还有《四骑士启示录》(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1921)、《寻子遇仙记》(The Kid, 1921)、《战地之花》(The Big Parade, 1925)和《黎明侦察》(The Dawn Patrol, 1930)等。

事实上, 美国人在大萧条时期仍热衷于看电影的原因之一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具有生产“ 白日梦” 的功能, 也就是说, 电影通过影像叙事, 可以使观众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扰, 进而使其得以释放心中因为社会压力而产生和蓄积的激进情绪。在此意义上, 虽然战争让好莱坞失去了部分海外市场, 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发展。因为战争, 影片的创作素材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例如编剧可以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的特务、叛徒及士兵形象设为剧本中的反面角色, 已无须太过在意可能引发的外交纠纷。不仅如此, 大萧条对好莱坞产业的影响是多方位的, 它虽然降低了好莱坞与华尔街之间的信任度, 间接地影响了电影明星的高额薪酬, 但在当时席卷全美的明星制度冲击下, 制片厂则趁机得利, 并迫使电影宣传部门采用更灵活多变的宣传手法推广影片。

到二战期间, 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得到了惊人的复苏, 包括生产和销售军火在内的制造业不断发展,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当时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得到解决。战后, 海外市场成为好莱坞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电影也成为对外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媒介, 战争一结束, 美国军队的心理作战部就向法国输出了四百多部最新的美国电影^[12]190。大制片厂这一模式是在一战后的好莱坞电影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在20世纪20至50年代, 作为垂直整合经营活动的大制片厂制度是顺应历史的一种合理发展, 它为电影提供了稳定的创作环境, 排除了部分无力支付高额开支的竞争者的干扰, 并且为看电影这一娱乐活动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由于美国观众人口特征的多元化与复杂性, 在当时受到市场欢迎的影片是那些并不强调角色或演员的种族、信仰或国籍的影片, 即让观众能够将注意力放在电影角色上而非其他现实生活的外在因素的影片。

而具体到电影制片公司与战争及战争相关的政策之间的互利互惠, 则可以以美国在战时实行的“ 唐老鸭公关” 为例。二战期间, 迪士尼通过下述几步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在1941年, 美军征用了迪士尼制片厂靠近洛克希德公司(美国二战期间的飞机供应商之一)的部门, 用于从事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活动的防御工作。之后, 迪士尼从多个政府机构获得了制作动画教育短片的订单。出于良好的观众体验反馈, 怀特· 迪士尼随后接到了美国政府的委托, 负责制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动画短片, 其目的是提升国家的战斗士气。当两者的合作进一步深入之后, 迪士尼还自费为军队设计徽章。当时的迪士尼公司出产的商品绝大多数都与战争有关, 为战争期间的成功合作提供了范例。迪士尼通过大规模的短片播放等政治活动的参与, 使唐老鸭的形象成为战时宣传海报上的常客。

世界大战给多个国家与地区间的力量平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使包括曾经作为战场的欧洲与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各地电影市场一起卷入了全球化的工业浪潮之中, 而这之中的主要受益者就是已经培养出海外观众观影习惯的好莱坞电影。因此, 当战争结束时, 战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其他富有竞争力的娱乐产业的冲击也刺激着电影传统的更替; 有声电影的发展刺激了电影类型的创新和变化; 凭借坚不可摧的产业管理实力和重新开放的海外市场, 好莱坞电影正式迈向其产业发展的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 冷战” 格局对国家和国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 深刻地改变了种族关系, 强调了女性对社会的作用, 还通过刺激生产促进就业, 从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好莱坞也从二战中受益颇丰, 它不仅通过对电影情节和内容的设计与安排出色地完成了电影作为宣传机器的任务, 从而吸引了受战争波及而转移至美国市场的运营资本和人力资源, 而且还有利于电影产品向同盟国市场的出口。另一方面, 电影中的幻想世界成功地安抚了战争所导致的多种社会不安定因素, 使人们即使深陷战争社会, 仍然坚信生活和未来会变得美好; 同时, 电影还通过影像叙事告诉公众, 政府的职能就是保护他们免受外部力量的威胁。总而言之, 面对战争以及由战争引发的社会矛盾, 好莱坞电影将美国描绘成了一个无阶级差异、充满美好愿景的社会。

当战争结束后, 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随即变化, 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发展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 其他大众媒介也得以发展起来, 比如电视, 这使好莱坞影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因而好莱坞也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改变。为了适应电视等作为竞争者的大众媒介, 好莱坞采用了诸如提高彩色电影的生产数量, 并在电影拍摄中使用更宽的胶片规格, 着力推广宽银幕工艺等举措。若以卡通片内容形式上的衍变为例, 可以看到好莱坞如何在此时期取长补短、适时创新。

20世纪30至40年代, 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卡通短片和类型电影通常是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 追求每个镜头细节上的精确, 并不惜为此投入大量的制作时间和生产成本。《一切为了选举》(Hell Bent for Election, 1944)带有卡通影片生产早期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该片的推出是为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竞选所服务的, 旨在激发观众的投票热情。在这部时长约13分钟的影片中, 一辆现代化的流线型货运列车被用来指代民主党, 车上装满了战争补给物资; 共和党则由一辆摇摇欲坠的老式蒸汽火车所指代, 车上拉着标有“ 高物价、高税收、商业崩盘” 等英文字母的货物。该片的寓意在片尾曲中有直白的显现:“ 想要每个人都有工作, 那么请投票给我们; 想要获得安全感, 那么请投票给我们……只要支持总统, 战争就能胜利。” 到了20世纪50年代, 无论是华纳兄弟还是米高梅的动画工作室都已达到它们创造力的顶峰, 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的创造力在二战结束后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渐下滑。此后有限动画作为一种新的动画表现形式开始走俏。这种风格的动画电影与20世纪40年代的细节逼真的动画风格大不相同, 换言之, 有限动画不再追求对现实的精确描绘。创作者希望用简洁的笔触、快速移动的画风更高效地讲述故事, 而不刻意依赖郁郁葱葱的视觉效果。观众在观看此类风格的动画电影时, 需要去自行想象和理解某些在影片中并没有具体呈现或被省略但却富有意味的细节。当然, 有限动画这一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粗制滥造, 相反, 由于缩短了总体的时间成本, 制片方可以更好地把控关键帧的质量, 《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系列、《瑜伽熊》(Yogi Bear)、《史酷比》(Scooby Doo)和《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便是典型。

战后的好莱坞电影在影片的类型格局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电影人运用他们在战争期间训练出的影像记录技术和受战争的残酷性影响而转变的创作心理, 将电影风格由浪漫的故事片转向反映社会矛盾的类型电影。战争本身已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而美国的社会矛盾在战后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意识形态上充斥着对某些政治体制和犹太人的抵触; 在种族问题上, 退伍的黑人士兵成了种族主义者新的打击对象; 性别问题在战后也重新凸显, 女性成为大众媒介的话题中心之一, 社会讨论她们是应该留在职场还是回归家庭, 是否应当在男权世界中积极地争取自身的权益。

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除了与好莱坞的电影类型、题材有所关联之外, 对好莱坞产业整体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如果说是法国人将电影工业化的话, 那么是美国人将其政治化的, 而且, 随着电影业不断向前发展, 它变得越来越依靠政客和银行家的友善态度了。” ^[12]86好莱坞产业在面对社会冲突时的保守主义倾向则是对此极好的佐证, 除去对当时政治环境顺势而为的原因, 审查办公室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利己主义。虽然电影业的命脉把握在一群犹太人手中, 但他们的经商才能并不能消除其作为美国社会外来者的自卑感^[13]142。因此, 他们试图在加州的土地上为艺术家提供创作平台, 从而获得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尊重。但是, 严格的章程阻碍了艺术家的自由发展, 刚性的规章制度使许多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并想有所作为的外国艺术家和文学名人感到强烈的水土不服, 这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部分有创造力的人才。与此同时, 神学家、政治领袖和普通家长们都对部分影片中传递给年轻观众的消极信号表示担忧, 他们对电影中颠覆传统和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不认同。当时社会的不安因素聚集在纽约和加州这两大文化中心, 百老汇的激进思想和来自欧洲的政治难民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 无形中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而这些都体现在当时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中。

与此同时, 并不是当局的所有部门都肯定好莱坞的作为:美国战时情报局就认为好莱坞宣扬的是对现实的逃避, 是对现实的错误解读, 不仅过分夸大了纳粹和日本间谍的破坏力, 也没有准确地传达美军与盟军真正的战斗目的, 而且还把盟军描绘成了举止唐突的部队, 把美国设计成了充斥着黑帮打斗、工会斗争和种族冲突的场所。而一篇关于电影研究的报告也显示, 在那些与战争有关的电影中, 大约三分之二的影片是谍战片、戏剧片或是关于军营生活的音乐片, 总的来说, 充斥着被高度艺术化和曲解的战争画面^[8]20。“ 二战和战后大清洗时期是美国黑色电影的黄金年代, 它通过无处不在的恐惧妄想气氛和绝望宿命论调, 间接地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做出了回应。欧洲二战引发的焦虑呼之欲出, 冷战阴影和核威胁在后期的影片中也随处可见。” ^[14]169黑色电影的实质也可被理解为强调人类如何从邪恶的势力中抽离出来, 而非局限于描摹战争和矛盾所带来的困境。由此, 都市成了该类型影片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影片烘托的阴冷色调成了对这一时期公众心境的一种抽象解读。“ 如同电影史学家柯林· 麦克阿瑟所说:‘ 黑色电影所传达的意义并不是反映某一个社会的具体问题, 而是讲述人类与生俱来的焦虑与孤独’ 。” ^[14]171在这些类型片中观众能够体会到“ 冷战” 时期社会上所存在的悲观、绝望情绪和对战争及核武器的恐惧。

制片厂体系时期, 这种以工厂化生产和商业运营为模式的产业操作方式使制片厂能够附带地控制他们在海外的影片制造与销售。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反对好莱坞产业中部分群体实施垄断化经营的派拉蒙判决则直接标志着这个制度的终结, 至此, 好莱坞的线性制造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加之战后美国经济从复苏到繁荣刺激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人们从城市分散至郊区, 而战士的返乡则促使美国战后生育高峰的形成, 这些变化对整个美国社会、美国媒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欧洲资本进入美国, 观众的观影习惯也开始改变, 美国的电影工业由此开始向多元化转型, 比如好莱坞高投入、大制作的电影风格开始形成。

但有学者认为, 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变化实际上与电视的发展有关。他们认为电视是对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的根源, “ 战争期间留守的人时间充裕, 看电影是他们有效、有趣而经济的休闲方式” ^[14]221, 到了战后, 电视成为人人都能拥有的、随时随地可以享受的廉价的娱乐方式。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 导致电影业衰落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电视产业:“ 实际上, 电视并不是造成观众流失的原因, 当电影票房收入在1947年开始下滑时, 全美国的电视台数量也没有影院多, 到1950年, 当1/3的观众不再光顾影院时, 美国的电视台数量仍然少得可怜, 而且只有四百万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到1955年, 当电视提供的服务真正赢利时, 才将那些年纪稍大的人群留在了家里, 这时电视才开始吞噬掉后轮影院的票房收入。” ^[3]157“ 电视只是代表战后娱乐形式发生变化的一个表象, 导致电影业衰落的真正原因是战后美国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大变化, 使美国蓝领和白领工人们变成了‘ 消费大众’ ……由于有更多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和大量的休闲时间……电视刚好与这种新的休闲方式相吻合, 它提供的是一种能随时获取的被动的家庭娱乐。” ^[3]148-149

与其讨论哪一种原因让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 毋宁说是由多种原因夹杂在一起所形成的“ 多元冲突” 促使好莱坞电影发生改变并往前迈进。好莱坞在影片制造和营销方式的选择上更加精挑细选, 希望能以更优秀的电影产品来吸引若即若离的观众。当好莱坞受到严格的制度限制、新媒体的冲击和观众的不信任时, 一批优秀的创作人才却能坚持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找寻灵感, 而加宽的电影屏幕和鲜活的画面色彩也重塑了科幻片、西部片、剧情片、警匪片和歌舞剧, 电影人也在已然降低的生产成本中突围, 他们抑或加重独立制作的份额, 抑或转移电影的生产场地, 甚至奔赴海外, 这在潜移默化中加速了好莱坞电影国际制作的进程, 同时也有利于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独立制片人紧锣密鼓地投身于电影的制造产业, 青年电影人也为好莱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明星制度的升级, 音响设备的改良, 影院的改造, 电影叙事方式的革新, 更多类型片的推出, 再到观影体验的提升, 营销方式的进一步商业化, 都体现着电影产业的绝地反击。总而言之, 战后社会经济的复苏, 城市人口的激增, 居民休闲方式的多元化(如电视的出现)等原因, 形成了多元冲突的竞争局面, 而好莱坞电影产业正是在这一格局下稳中求进, 形成了一股新的发展浪潮。换言之, 好莱坞电影产业一路走来, 虽步履蹒跚, 却也能够审时度势, 推陈出新, 不断前进。

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占尽了天时与地利, 成为武器的输出国; “ 冷战” 期间的美国在与苏联等量的对峙中不忘开拓第三方市场, 如拉丁美洲等地区。“ 冷战” 结束之后, 军火交易与文化资本的输出占据了美国出口产业的第一与第二把交椅。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好莱坞依旧沿袭着大公司控制发行权的生产模式, 当时大片的类型受到新保守主义右派政治的影响, 虽呈现出较明显的商业特质, 却也不乏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到了20世纪80年代, 电影的业务程序已深受有线电视和录像带的影响, 大型制片厂又面临着迷你制片厂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之后, 电影版权的全球化传播又使好莱坞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机遇, 并对之后的全球电影文化产生了普遍影响; 迷你制片厂的利润变得微薄, 有些开始专攻利基市场; 大公司则走向了多元化发展, 它们在垂直整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多轮兼并和收购, 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娱乐帝国。

21世纪以来, 数字拷贝与互联网的流行增加了电影的营销成本, 促使盗版业的大爆发; 与此同时, 反恐战争带给了好莱坞新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关系, 美国希望好莱坞电影在国际上的传播和扩散能有助于其打造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 并加强其对世界文化的控制。因此, 政治主题与好莱坞电影始终如影随形。但在“ 9· 11” 事件之前, 反恐影片并非好莱坞的主流产品, 好莱坞电影所涉及的政治话题多数与种族问题、阶级差异、民族矛盾等方面有关, 这些顽固且沉重的话题仍然隐喻着“ 美国梦” 的理想层面。“ 9· 11” 事件发生之后,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安抚民众的公开讲话中, 核心思想就是“ 一切照旧” 的方针。在事件发生当晚的公开发言里, 他说:我们政府的职能不会被中断, 今天被迫撤出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机构将会在今晚恢复重要职能部门的运转, 并在明天全部重新对公众开放; 我们的金融机构依旧稳健, 而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将恢复正常^①(① G.W.Bush, ″9/11 Address to the Nation, ″ 2001-09-11, http://edition.cnn.com/2001/US/09/11/bush.speech.text/, 2015-06-01.)。从一开始, 小布什就把反恐战争作为一个庞大且重要的事业来看待, 他敦促美国人用享受生活的方式和态度— — 出去旅游, 出去消费— — 来支持他的目标。借用《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来说, 小布什希望国民支持他发动战争, 然而他并不需要公众对此真正严肃地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因为他寻求的是公众被动的支持:不要质疑, 只要服从^[15]。

在“ 9· 11” 之后, 好莱坞则推出了许多以反恐为主题的电影。研究电影的学者凯瑟琳· 凯恩(Kathryn Kane)指出, 战争电影作为一种类型, 与西部片之间的相似性就在于这两种流派都会使用类似战争与和平、文明与野蛮这样相对的概念。例如关于二战影片的叙事框架通常是讲述发生在盟军与德国纳粹之间的善恶冲突, 而在“ 西方流派” 的创作中, 也常常会将冲突的双方设定为文明的移民者与野蛮的土著人^[16]90-91。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显示布什当局的反恐决心与美国电影市场兴衰直接相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国内影院的观影人次在经历了不温不火的小幅上升与下滑态势后, 到了“ 9· 11” 事件后的第二年即2002年, 攀升至前后五年内的最高峰^[17], 即使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2002年的平均电影票价也是近14年(2001— 2014)来的最高值^[18]。

由此可见, 电影产业发展与国家政权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在世界大战时期被特定意识形态管控的苏联电影业以及纳粹想要国有化的德国电影业; 即使是在当时电影文化相对自律的意大利, 国家政权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反恐战争之前, 好莱坞已有像《爱国者游戏》(Patriot Games, 1992)、《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和《美国总统》(The American President, 1995)等诸多优秀影片。2000年之后, 以战争或政治为主题的影片持续繁荣, 如《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s, 2001)、《华氏“ 9· 11” 》(Fahrenheit 9/11, 2004)、《琉璃岛来信》(Letters from Iwo Jima, 2006)、《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 2008)和《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 2014)等。

当使用“ 政治” 这个词时,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党活动等最常见的形式, 但在此之外, 它显然还囊括了其他一些东西。尽管电影企业的代表总是一再否认好莱坞是一个政治的实体, 但实际上, 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而言, 除了对诸如政党活动这类较为常见的政治形态进行呈现, 好莱坞电影中的政治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团体的功能, 诸如种族、阶级、民族性, 这些范畴内的东西都在电影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不同情境下得到反映。但是, 影片在进行具体表现时, 其中某些方面可能会基于对不同时代或其他因素的考量而被压制或得到强化。因为好莱坞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仅来自于华盛顿, 更多是来自于观众, 随着观众的范围越来越广, 它的产品便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因此, 也不能完全由美国政府的外交主张来决定电影的内容和制作, 而是必须顾及观众的审美需求, 比如面对广阔的海外市场, 面对某些政治主张不同的国家和地方的观众, 好莱坞必须适时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 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好莱坞已是符号化的好莱坞。好莱坞作为电影生产中心的角色已逐渐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文化的策划管理与商业运行中心, 好莱坞电影正式成为主流电影类型的一种概括、宏大巨制营销风格的一种代表。全球各地的电影生产大多具有好莱坞的印迹, 即使有些电影从剧本到台词都并非美语, 我们仍能在片头片尾的制作名单里找到好莱坞的演员、制片人或投资方的名字, 在电影的叙事风格和场景设置中品味出好莱坞根植的拍摄传统。当将好莱坞认可为一种形式、一种信息来源和一种资本的支撑时, 它就变为一种意识和心态。现代的好莱坞不再仅是区域文化的活性剂或是产业的霸主, 而且是在用简明直接的方式叙述美国电影产业在各个冲突时期所获得的改变与成就。

现如今, 华莱坞与华人观众已成为世界各电影产业无法忽视的生产方与消费主体。2013年, 华莱坞的票房年增长率为27%(36亿美元), 成为美国以外首个票房超过30亿美元的市场^[19]。2014年, 中国的电影票房仅用了141天就突破100亿元大关^①(① 参见陆芳《不到百天, 全国电影票房过百亿》, 载《钱江晚报》2015年4月7日, 第A0018版。)。面对增长迅猛且潜力巨大的电影市场, 华莱坞产业亟须探索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从当下充斥着社会冲突和国际不安因素的大环境中获得文化产业发展上的启迪, 面对好莱坞对东方市场的持续渗透, 华莱坞加强区域联盟或合作显得越发重要。

放眼全球, 一个多世纪以来, 电影一直是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它借助影像, 将风俗传统、价值观念乃至社会政治历史等以相对直观、易懂的方式传递给观众, 因此, 它可以说见证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 现代社会的发展、冲突、矛盾也对电影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美国, 展现战争和冲突的电影在各国电影产业中都一直占有较大份额, 其中的优秀影片对该时期的电影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就当代电影而言, 无论大公司和独立制作方在专业影响力上如何轮转, 世界电影业的控制权仍然在各大经销商手中, 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资金和主流渠道来进行大规模的电影发行。可以说, 今天的电影经营比过去更加公式化。虽然总体来看, 好莱坞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主题并不很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好莱坞影片不受政治元素影响。观众希望电影能够把这些主题戏剧化, 通过电影的演绎, 能够将电影的乌托邦世界与他们周遭的现实世界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好莱坞影片中的世界就像我们的现实世界一样, 都可以得到辨认, 它们与现实世界共享很多共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习俗。虽然好莱坞为观众暂时性地逃离日常生活提供了条件, 但它却始终保持了社会惯例, 在其情节和主题中仍然描述了一种我们可以加以辨识的社会状况。

随着时代的发展, 华莱坞的观众在全球文化的哺育下, 观影的情趣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他们对片中角色的认同也表现得更为理性。对华莱坞电影剧作人而言, 如何审时度势, 推陈出新,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华莱坞电影的监制方来说, 应该关注行业道德, 意识到影视作品对公众产生的舆论引导效应, 能够承担与权利相当的责任; 对华莱坞产业规范的制定者来说, 应该吸取美国当局在世界大战期间对好莱坞实行审查政策的经验, 创造出适合华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的既宽松自由又健康的环境; 而对广大华莱坞产业的消费群体来说, 可以用一颗更加包容的心去看待当下的电影市场, 既要表达出批评意见, 也要表现出对民族产业的支持与鼓励。好莱坞受惠于战争和社会冲突的成果不仅是有形的, 也是无形的; 而电影有超越媒介技术和文化宣传层面的更深的传播影响, 能够双向助力于产业生产者和消费受众意识形态的变革。与政治合作是好莱坞曾经的资源和策略, 而全球化则是华莱坞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 “ 华莱坞作为国家的面孔,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 精、气、神’ ……华莱坞即将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