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 中国人大多认为中日两国“ 同文同种” 。关于中日同文, 存在两种解释:其一认为中日两种文字中都有“ 汉字” , 书写上非常接近; 其二则认为日语只是汉语方言的一种。在日本, 长期以来汉字都是作为学术语言存在和使用的, 官员、文人、知识分子大都精通汉文, 各种公文基本上也用汉文书写。而不少中国人素来妄自尊大, 加之自古以来汉语对中国周边民族的语言文字始终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把日语当作一门外语来对待, 他们虽听不懂日语的发音, 却能看懂日文; 他们认为所有日语的发音都可以用汉字来标注, 即用反切的方式来标注日语, 却无视其假名的存在。

1862年, 作为外语学校的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初, 相继开办了英文馆、法文馆、德文馆和俄文馆, 却直到1896年才开办东文馆, 即日文馆。另一方面, 1871 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后两国政府开始互派外交官并在对方国家设公使馆、领事馆, 在此背景下中国出现了游历、考察日本的热潮, 不少中国人写下了以日本的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方面为重点考察对象的东游札记或日记。中国官员和文人在与日本人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语言上的障碍, 于是产生了培养日语翻译的客观需求。继而,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使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以日为师” 成为朝野上下居主流地位的呼声, 于是派遣留日学生、组织官绅赴日参观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文书籍被视为向日本学习的主要途径。

1898年3月, 洋务派晚期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撰成《劝学篇》, 6月光绪帝谕旨颁发各省官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强力主张派遣青年学子赴日留学, 故《劝学篇》被日本著名学者阿部洋誉为清末“ 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5]54。 从鼓励清末中国人学习日本的意义上讲, 把《劝学篇》称作“ 学习日语、翻译日文书的宣言书” 也是完全合适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

西书甚繁,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指日本人— — 笔者注)已删节而酌改之。^[6]569

大率商贾市井, 英文之用多; 公牍条约, 法文之用多; 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 日本皆已译之, 我取径于东洋, 力省效速, 则东文之用多……学西文者, 效迟而用博, 为少年未仕者计也; 译西书者, 功近而效速, 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 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 译西书不如译东书。^[6]573

张之洞欲“ 假道日本, 以学西方” , 力图通过翻译日文书籍来学习西学,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还指出师从西洋人寻求西学有两种弊端:若先从西洋教习学习, 因语言不通, 错误百出; 若先习西洋文, 学生学习时间长, 教学成效迟缓。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堪称清末“ 以日为师” 的主要倡导者, 他也热心提倡学习日语、阅读翻译日文书, 曾明言:“ 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 日人已略译之矣, 吾因其成功而用之, 是吾以泰西为牛, 日本为农夫, 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 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习其文字, 数月而通矣, 于是尽译其书。” ^[7]685康有为把西洋人比喻为“ 牛” , 把日本人比喻为“ 农夫” , 力求生动地说明经过牛和农夫的耕作, 西方学问的精华已形成供中国人食用的果实, 从而有力地佐证了通过阅读翻译日文书来学习西学的道理。

早在戊戌变法前, 梁启超就曾在《变法通议》中论述道: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 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 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 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 锐意西学, 所翻彼中之书, 要者略备, 其本国新著之书, 亦多可观, 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 用力甚鲜, 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 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 无棘刺扞格之音, 二也。文法疏阔, 三也。名物象事, 多与中土相同, 四也。汉文居十六七, 五也。^{[8]文集之一, 76}

梁启超在此简述了日文的源流概貌, 强调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译介西学, 故认为中国人应“ 学日文以译日书” , 并进一步将“ 日文之易成” 的原因归纳为五点。

据载, 1897年11月11日(农历十月十七)王书衡拜访已授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 后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道:“ 拟辟东文书馆, 以西书直贵, 其要者, 日本皆有译本, 通东文即可博览西书, 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 东文可以半年为期, 尤简易也。” 并嘱王书衡致书擅长日语的同乡人陶大均“ 问其详” ^[9]114。蔡元培对日语的兴趣也源于日语“ 可以半年为期” 的“ 简易” , 这种看法与其说是蔡元培个人的观点, 不如说是清末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观念。由上可知, 通过学习、翻译日文书来学习西学确属当时中国人的共同呼声, 而《和文汉读法》正是在“ 学东语” 、“ 读东文” 、“ 译东书” 的呼声中编撰而成的, 它迎合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阅读日文书的需要, 也调动了清末中国人学习日语、翻译日文书的积极性。应该说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向国人推荐他的《和文汉读法》:“ 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 其专用假名, 不用汉字者, 惟脉络词(现通称‘ 格助词’ — — 笔者注)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 虚字在句末, 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 标而出之, 习视之而熟记之, 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余辑有《和文汉读法》一书, 学者读之, 直不费俄顷之脑力, 而所得已无量矣。” ^{[8]文集之四, 81}尽管如此, 梁启超并不认为《和文汉读法》中所提出的“ 和文汉读法” 是学习日语的唯一方法, 他分析道:“ 有学日本语之法, 有作日本文之法, 有学日本文之法, 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 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 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 数月大成。余之所言者, 学日本文以读日本书也。” ^{[8]文集之四, 81}梁启超将学习日语的方法分为三种类型:学日本语之法、作日本文之法、读日本文之法, 它们也可分别被视为对应学习日语的三个阶段。以他之见, 学日本语即学习日语的日常口语, 充分掌握日语的听说读写等技能, 这相对来说是学习日语三个阶段中最困难的, 所以需要一年的功夫; 写日本文次之, 需要半年的学习时间; 而读日本文是学习日语三个阶段中最容易的, 因为读懂日本人所写的汉文体文章对有一定汉语基础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是比较容易的。可见, 梁启超并没有说“ 和文汉读法” 是学习日语的唯一方法, 他自己也认为这种方法局限性很大。梁启超之所以会编写《和文汉读法》, 一方面是为了揭示日语的学习规律, 这些规律可使中国人在短期内读懂日本人所写的汉文体文章;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动清末中国人学习日语的积极性, 试图鼓励他们通过“ 学东语” 、“ 读东文” 、“ 译东书” 来学习西学, 最后达到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

因此, 并非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使清末中国人产生了“ 中日同文” 的观念, 相反《和文汉读法》正是在清末中国人“ 中日同文” 观念的背景下产生的。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国情, 梁启超等人主张“ 假道日本, 以学西方” , 为此撰写了《和文汉读法》, 以求满足当时中国人学习日语的需要, 并在客观上促使清末“ 学东语” 、“ 读东文” 、“ 译东书” 热潮的兴起, 从而有助于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学, 进而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说起“ 和文汉读法” , 首先应介绍它产生的历史渊源, 即日本的“ 汉文训读体” 。在日本江户时代, 日语分为“ 文语” 和“ 口语” , 文语即日本文, 口语即日本语。由于当时的日语存在着“ 言文分离” 的现象, 所以口语和书面语并不一致。关于这一点, 丁福保曾论述道:

东文(指书面语— — 笔者注)与东语(指口语— — 笔者注)其同者十七八, 不同者十二三。阅东文书, 其难易约分为三大类:一即中古文(上古文更另当别论), 此犹乎周秦至唐宋之散文也, 其文法略有与今违异者。此难读者也, 然和文之根底在焉。一即俗文, 小学读本之首数册及小说是也。此难读者也(中间半文半话, 书简文亦同)。如不通此, 则通俗应酬文无以读也。一即普通文, 幸而讲学问之书, 十八九此文。此文在彼国为难, 因汉文多也。至我国人读之, 则反之。故不欲入三岛(指日本— — 笔者注)相交接, 因陋就简, 通普通文亦可矣。^[10]79

今天来看, 日本语和日本文其实是一个东西, 即都是指日本的语言文字, 但从历史上看, “ 言文分离” 的确存在过。在明治时代, 日文文体大致有汉文体、和文体等数种文体之分, 其中汉文夹杂假名的“ 汉文训读体” , 即丁福保所说的“ 普通文” , 广泛应用于各种公文、法令、诏书、报纸、教材等, 也是当时知识分子使用的主要文体, 居各种文体之首。直到明治维新前, 日本官方文书等书面文字的书写仍大多使用“ 汉文训读体” , 会使用这种文体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换个角度来看, “ 汉文训读体” 的文章接近于当时中国的文言文, 只是语法略有不同, 而且由于这种文体中汉字多, 对中国粗通文墨的人来讲, 只要大致了解日语的语法结构, 凭借汉字就很容易猜出其大意。梁启超在上述“ 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 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 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 数月大成” 这段话中所说的“ 日本文” , 就是指用这种“ 汉文训读体” 写成的日文; 而他所提倡的用“ 和文汉读法” 来翻译的日文书籍, 也是指用“ 汉文训读体” 写成的书籍。这种文体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几乎全用汉字书写, 而用假名书写的不过是动词词尾的て、に、を、は等格助词。因此, 中国人在阅读时只要了解て、に、を、は等格助词的含义及其作用, 按照梁启超所说的“ 和文汉读法” “ 颠倒读之” , 便可大致理解原文的意思了。

揆诸历史, 起初日本人正是借助于“ 汉文训读体” 而创造了翻译中国古典文献的方法, 即“ 汉文和读法” 。关于日本的“ 汉文和读法” , 黄遵宪率先在《日本国志》中做了介绍, 指出“ 汉文和读法” 是日本人创造的能够将所有汉文典籍读懂、读通的方法。他写道:“ 凡汉文书籍, 概副以和训, 于实字则注和名, 于虚字则填和语。而汉文助辞之在发声、在转语者, 则强使就我, 颠倒其句读, 以循环诵之。今刊行书籍, 其行间假字多者, 皆训诂语, 少者皆助语。其旁注一二三及上中下、甲乙丙诸字者, 如乐之有节, 曲之有谱, 则倒读逆读先后之次序也。” ^[11]812黄遵宪在此所介绍的方法, 就是日本汉文学者及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阅读汉文书籍时, 遇到实词就标注日语的假名, 遇到虚词则添注相应的日语助动词, 按照标记的顺序, “ 颠倒读之” 就可以把汉文读懂的读书方法, 即“ 汉文和读法” 。迄今为止, 学习汉文古诗词仍是日本国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在的日本教科书中仍包含精选的汉文古诗词, 日本学生在学习时使用的方法即为日本人发明的“ 汉文和读法” 。因此, 既然日本人在阅读、翻译汉文书籍时使用“ 汉文和读法” , 那么清末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阅读、翻译日文时使用“ 和文汉读法” 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事实上, 不但中国人的“ 中日同文” 观念并非因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而产生, 就连“ 和文汉读法” 的最初使用者也不是梁启超。有专家考证, 清末较早使用“ 和文汉读法” 的是蔡元培在北京东文书馆(亦称东文书社)学习日语时的教师陶大均, 他在教日语的过程中使用的就是“ 和文汉读法” , 这种方法在清末曾风靡一时, 被多数日语教师所青睐^[12]。在北京东文书馆教授蔡元培日语的日本教习野口多内也是使用这种方法来讲授《论语》和《韩非子》的^[12]。应该说, 正是在日本人发明的“ 汉文和读法” 的启发和影响下, 清末教授日语的中国教师和日本教习率先使用了“ 和文汉读法” , 而后将这种方法传授给当时学习日语的中国学生; 至于梁启超, 主要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撰写《和文汉读法》总结了这种阅读日文书籍的方法。

要言之, 梁启超在《和文汉读法》中所说的“ 学日本文” 并非今天意义上的“ 学日语” , 而是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阅读明治时期日本人用“ 汉文训读体” 所写的日文文章或书籍。因此, 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去评价当时的《和文汉读法》, 而应认识到《和文汉读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所以应该把它放在清末具体的历史背景中, 看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并据此来评价其历史地位。

1902年,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 问答》中介绍了《和文汉读法》写作的缘起及经过, 他叙述道:

真通东文, 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 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 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 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 复以此相质, 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 此己亥(1899年— — 笔者注)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 漏略草率殊多; 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 讹谬可笑者尤不少, 惟以示一二亲友, 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 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 今重数版矣。而一覆读, 尚觉汗颜。顷乞罗君及一二同学重为增补改定, 卷末复用此法译东籍十数章以为读例, 既将脱稿矣……窃谓苟依此法, 不求能文而求能读, 则“ 慧者一旬, 鲁者两月” 之语, 决非夸言。^①(① 关于《和文汉读法》写作的缘起及经过, 罗孝高在《任公轶事》中记述道:“ 己亥春, 康南海(指康有为— — 笔者注)先生赴加拿大后, 任公(指梁启超— — 笔者注)约罗孝高普同往箱根读书, 寓塔之泽环翠楼, 以去年冬曾侍南海先生同游处于此……时任公欲读日本书, 而患不谙假名, 以孝高本深通中国文法者, 而今又已能日文, 当可融会两者求得捷径, 因相研索, 订有若干通例, 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 十可通其八九, 因著有《和文汉读法》行世。虽未美备, 然学者得此, 亦可粗读日本书, 其收效颇大。”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75页。)^[13]

梁启超指出“ 真通东文” 并非易事, 至于“ 读东书” 则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而“ 和文汉读法” 是罗孝高教给他的读日文书的简易之法, “ 苟依此法, 不求能文而求能读” 。但起初梁启超认为自己并不太了解日文文法, 因而《和文汉读法》中“ 讹谬可笑者尤不少” , 并不敢公之于众, 随后因其学生的传扬, 《和文汉读法》在清末短短的几年间一版再版, 出现了多个版本。然而, 迄今为止该书的初版却始终未被学界发现。例如, 著名学者夏晓虹曾努力搜寻《和文汉读法》的初版, 她曾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搜寻, 甚至远赴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时也没有放弃寻觅, 结果毫无收获。令人欣慰的是, 夏晓红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发现了首次刊登的《和文汉读法告白》:“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 简要明白, 学者不费数日之功, 便可读日本文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 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 每册定实价银两毫, 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14]279

据上述材料, 夏氏认为:(1)《和文汉读法》的初版应刊行于1899年5、6月至1900年11月之间; (2)此书系在日本刊印, 很可能是由《清议报》馆承印; (3)刊印后传入国内, 以上海为集散地; (4)书价标明为银两毫。其他相关版本均不属此列。据夏晓虹的考证, 各种版本的出现顺序大致可确定为:梁启超《和文汉读法》初版、忧亚子《再版和文汉读法》、丁福保《增订第三版和文汉读法》、梦花卢氏增刊《和文汉读法》^[14]。但据陈力卫的考证, 1899年春出现梁启超手写本; 1900年五月(农历)沈埇云编印《汉文和读法》, 同年六月(农历)励志会增补《和文汉读法》; 1901年七月(农历)前忧亚子刊印《再版和文汉读法》, 同年八月(农历)丁福保刊印《增订第三版和文汉读法》; 1901年十一月(农历)至1902年梦花芦氏刊印增刊本《和文汉读法》^[15]。

无论夏氏的考证, 还是陈氏的考证, 梁启超总结、传播“ 和文汉读法” 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和文汉读法》在1899— 1902年间屡次增订再版、广为流传就是一个明证,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和文汉读法》在清末深受欢迎的程度。

在现阶段, 丁福保《增订第三版和文汉读法》是笔者在国内所能发现的唯一版本, 现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关于《和文汉读法》的具体内容可通过这个版本得以了解。该书包含两个部分, 计42节, 前37节为第一部分, 后5节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日语五十音图及假名的读法、日语词汇的分类、日语句子的结构及如何阅读日语句子等内容, 大抵是分项论述阅读日语句子时的规则。尤其在第一部分的前九节中, 作者介绍了何为名词、动词、助动词、副词等, 并认为在一个日语句子中副词第一、名词第二、动词第三、助动词第四。鉴于日语初学者在读日文时凭借“ 实字虚字颠倒之法” 仍觉得混乱不能断句, 这大抵是因为他不知何为副词, 所以作者在第二个表中列出常见副词并建议初学者熟记之。另外, 该书还提到, 日文书中凡名词必写汉字而不用假名, 所以凡名词下有附属之假名, 其假名必为脉络词; 而“ 凡副词、动词、助动词之下, 皆有附属之假名, 其假名即上一字之末音” ^[16]。就《和文汉读法》的第一部分而言, 笔者认为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当时及日后日语教材及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范例:

其一, 书中列出五十音图及平假名、片假名, 并标出假名相应的罗马字读音。日语假名是学习日语的基础, 虽然编撰《和文汉读法》的初衷只是为了指导日语初学者阅读日文书籍, 但书中五十音图的列出为当时及日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树立了榜样。通过夏氏和陈氏的考证, 可以得知《和文汉读法》的初版大约出现在1899— 1900年间, 而此前的日语教材, 如1895年陈天麒的《东语入门》可谓距《和文汉读法》的出版发行时间最近的一本日语教材, 该书只是对日语单词的读法及意义做了简略介绍, 并未涉及日语假名的学习, 对日语单词的读法也只是采取“ 切音” 的方式, 即用汉语的读音来标注日语单词的读音。《和文汉读法》作为当时仅有的几本供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教材和读物之一, 率先列出了日语的假名并标注了其相应的罗马字读音, 从而开始采取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拼读日语的假名, 这无疑开创了先例。

其二, 书中不仅向读者介绍了何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助动词等词汇, 还介绍了日语的时态划分即现在时、过去时、未来时, 以及日语动词等词尾的变化, 如:

以上所列, 如“ 有、无、不、可、云” 等字, 皆有语尾变化, 其变化亦分现在、过去、未来等, 与动词同例。我辈于其变化之法, 皆可置之不理, 但熟认之, 知其为此字足矣。如“ 有” 字有アラン、アリ、アル、アレ四种, 其实则以“ ア” 字为主, 而以“ ラリルレ” 四字为语尾变化耳。“ 无、不、可、云” 等字亦然, “ 无” 字以“ ナ” 字为主, 而以“ カキクケ” 为变化; “ 不” 字以“ ザ” 字为主, 以“ ラリルレ” 为变化; “ 可” 字以“ ベ” 字为主, 以“ カキクケ” 为变化; “ 云” 字以“ イ” 为主, 以“ ハヒフヘ” 为变化。其变化之法, 必以同一行之字母, 既通其例, 一以贯之, 毫无窒碍矣。^[16]第16节

后来的日语教材, 如《广和文汉读法》《东文典问答》《最新东文自修指南全书》等都模仿《和文汉读法》, 重点介绍了日语的词汇分类以及动词、助动词的词尾变化及其用法; 尤其是丁福保编写的《广和文汉读法》, 不仅在内容上介绍了日语词汇的九种分类情况, 还直接引用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作为其序, 该书受《和文汉读法》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 书中不单列出こ(co)、そ(so)、あ(a)等指示代词和て、に、を、は、の等大量脉络词, 还对一些脉络词的用法及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如:

以上皆脉络词, 日本文中最要紧之字也, 其中テニヲハノ等字尤为要中之要, 日本文典所称“ 天尔远波” 是也(天即テ, 尔即ニ, 远即ヲ, 波即ハ)。连续成文, 皆赖此等字, 不可不熟记之。^[16]第22节

ト字作“ 与” 字解。如“ 我与尔” , 日文则云[我ト尔]; “ 兄与弟” , 日文则云[兄ト弟ト]。大抵其句中两名词, 一为主, 一为宾者则用一ト字。其两名词属平列者, 则用两ト字是也。^[16]第23节

由留日学生唐宝锷和戢翼翚编写、1900年出版发行的《东语正规》被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认为是“ 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作品” ^[17]298, 其中就含有对と、も、を、に等日语格助词的语法讲解。尤其是吴汝纶的儿子吴启孙编著的《和文释例》一书, 不仅采用具体例子来说明《和文汉读法》的速成法原理, 而且直接引用了《和文汉读法》中介绍虚词的内容。从《和文汉读法》起, 一些研究日语的中文书籍开始关注对日语格助词的介绍和讲解, 这无疑是一个改进, 说明以《和文汉读法》为标志, 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和读物不再是单一的词汇汇编, 而是从日语假名读音开始, 广泛涉及并涵盖日语词汇分类、词汇的词尾变化等内容。《和文汉读法》一书中关于日语格助词的意义及用法尽管所言并不详细、深入, 但毕竟具有明显的创新意义, 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和文汉读法》的第二部分相当于一个小词典, 编者对日语中独特的汉字词语及人们常用的汉语成语逐项加以解释, 从收词的特点上看, 相当于“ 和文奇字解” 或“ 奇字解” ^[18]。书中写道:

既熟知以上各例, 于书中之假名, 必无所窒碍矣。然常有日本字皆能解, 而汉字反多不解者, 其繁难之处, 在此不在彼也。今择其副词、脉络词中常用之奇字列于下。

兹和汉异义字, 照康熙字典例, 分门别类以便学者易于检查, 故特另页刊起。凡旁注假名, 为原意, 偏注于下之假名, 乃其变化, 间有字旁未注和字或解释用和文者, 因急于刊刻不及细查, 学者欲知字旁和字可查字典, 欲知和文解释, 可以和文排列法拼之, 均非难事。^[16]第28节

陶珉的《和文奇字解》在其“ 凡例” 中解释道:“ 书中(指《和文汉读法》— — 笔者注)所列各字, 系其字与汉字同, 而其义则大异者, 及数字连属, 汉文中向无其字而另具一义者, 故曰‘ 奇字’ 。” “ 是书照康熙字典分部, 以变化之多寡定先后之次。” ^[19]《和文汉读法》在第六表中, 按汉字偏旁部首的笔画多少, 由简单到复杂地介绍日文中的“ 奇字” , 也为当时及日后汉日词典的编写提供了样本。有专家考证, 《和文汉读法》屡次再版后, 各种与“ 奇字解” 相关的读物大量出版发行。例如, 陶珉编《和文奇字解》, 东京译书汇编发行所1902年刊; 沈晋康编《日语奇字例解》, 出版机构不详, 1905年刊; 冯紫珊编《东文奇字解》, 中国书林1907年刊; 司克熙、欧阳启勋编《普通/专门科学日语词典》中包含“ 奇字解” , 出版机构不详, 1908年刊; 上海作新社编《东中大辞典》中也包含“ 奇字解” , 上海作新社1908年刊。

此外, 《和文汉读法》中还介绍了日语的成语, 如:

言マデナク 直译为“ 言迄无” , 译意则犹云不待言也, 于是等处或作“ 云迄无” , “ 谓迄无” 等, 其迄字或写迄字或写マデ。

間違ナク 直译为“ 无间违” , 译意则犹俗语这个自然之意, 其用处与“ 言迄无” 类同而小异。

程ナク 直译为“ 无程” , 译意即少顷之意, 犹言无几时也。^[16]第41节

《和文汉读法》中关于日语成语的介绍, 颇近似于今天日语的语法书里对某些日语语法内容的讲解, 虽然介绍的日语成语并不多, 但这也是此前有关日语学习的读物或日语教材中所未见的, 因而对当时及日后的日语教科书编写来说颇具参考价值。总之, 在清末急需大量日语人才翻译日文书籍的情况下, “ 和文汉读法” 无疑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学习日语的方法, 当时采用“ 和文汉读法” 的大多数日语教师也都把“ 汉文训读体” 的日文文章以及汉文古典读物作为日语教材来使用。清末广为流传的日语教材或教科书中比较重要的有《和文释例》《和文奇字解》《西书和文必读》《和文汉诂》等, 它们大多是在《和文汉读法》的启发下编撰的。如果说清末各种日语速成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 奇字解” 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 那么,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则可谓发挥了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 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末编撰日语教科书、教材以及词典类工具书的嚆矢。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 “ 梁任公的《和文汉读法》大约是中国人所著书中最早的一种, 即使有些缺点, 其趣味与影响原也不可掩没” ^[1]152。

1896年, 北京及广州同文馆决定开设东文馆, 旨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1897年, 大同译书局成立, 梁启超撰写其章程。1898年, 罗振玉为了培养日语翻译人才, 在上海创办了东文学社, 以藤田丰八为首席教习。1900年, 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译书汇编社, 随后在日留学生仿效译书汇编社纷纷成立各种翻译出版机构。总的来说,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在北京和广州相继设立东文馆、派遣留日学生, 随之各地又创办了东文学堂, 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使清末中国掀起了“ 学东语” 、“ 读东文” 、“ 译东书” 的热潮。

梁启超到日本之初对日语所知甚少, 口语基本不会, 与日本人交谈时只能借助笔录, “ 见东人不能与之谈论, 又身无笔墨” 时, 便会不知所措。于是, 梁氏开始认真学习日语, 当他掌握并使用了“ 和文汉读法” 后, 如鱼得水,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 遂使之眼界大开, 耳目一新。他抑制不住由衷的喜悦, 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哀时客(即梁启超— — 笔者注)既旅日本数月, 肄日本之文, 读日本之书, 畴昔所未见之籍, 纷触于目, 畴昔所未穷之理, 腾跃于脑, 如幽室见日, 枯腹得酒, 而不敢自私, 乃大声疾呼, 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 盍亦学日本文哉。” ^{[8]文集之四, 80}至于为何要学日本文, 梁启超进一步论述道: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 广求智识于寰宇, 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 不下数千种, 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 日本谓之经济学— — 原注)、智学(日本谓之哲学— — 原注)、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 — 原注)等, 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 其译出各书, 偏重于兵学(指军事学— — 笔者注)、艺学(指自然科学技术— — 笔者注), 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 几无一书焉。夫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 非舍弃百学而习之, 不能名家。即学成矣, 而于国民之全部, 无甚大益, 故习之者稀, 而风气难开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 尽人而能读之, 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 其所成就, 岂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 然待译而读之缓而少, 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劝我国人之学日本文也。^{[8]文集之四, 80-81}

梁启超从中日比较的视角出发强调了学习日语的重要性, 特别提醒和告诫国人, “ 待译而读之缓而少, 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 。

与此同时, 梁启超结交了众多友人、弟子, 他从他们那里也获得了不少新的信息。由于接触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 梁启超的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此他自述道:“ 师友弟子眷属来相见者, 前后共五十六人, 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 尚三十余人, 日本人订交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 其余隶友籍者数十人, 横滨诸商、同志相亲爱者, 亦数十人, 其少年子弟来及门者以十数……又自居东以来, 广搜日本书而读之, 若行山阴道上, 应接不暇, 脑质为之改易, 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8]专集之二十二, 186}通过与日本人交谈, 特别在广泛阅读了各种日文书籍后, 梁启超既接触了吉田阴松、福泽谕吉、中村敬宇、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日本思想家的学说^①(① 关于这一点, 可参见肖朗《福澤諭吉と梁启超— — 近代日本と中国思想· 文化交流史の一側面》, 载 《日本歴史》1996年5月号, 第67-82页;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又研究了以弗兰西斯· 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康德、孔德、约翰· 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思想。在日期间, 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 他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均参考或摘录了日本人的论著或译著,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以“ 读东西诸硕学之书, 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 为宗旨^{[8]文集之六, 54}。梁启超的学生冯自由在投身革命派后曾措辞犀利地指责梁启超剽窃日本人的文章, 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梁启超当年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的大部分文章都取材于日本人的论著和译著, 梁氏本人的思想也是在此过程中演变发展的。梁启超通过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的大批文章, 源源不断地促使西方的价值观念涌入中国, 犹如飓风一般刮进了中国的思想界, 冲击着当时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 使清末中国人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

黄遵宪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

茫茫后路, 耿耿寸衷, 忍泪吞声, 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逐陈于吾前也, 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 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 其惊喜为何如矣!已布之说, 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 既有以入吾民之脑, 作吾民之气矣; 未布之说, 吾尚未知鼓舞奋发之何如也。此半年中, 中国四五十家之报, 无一非助公之舌战, 拾公之牙慧者, 乃至新译之名词, 杜撰之语言, 大吏之奏折, 试官之题目, 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 形式既大变矣; 实事吾不知, 议论既大变矣。^[20]449

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称:“ 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 首尾循诵, 风生潮长, 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 于祖国若孝子事亲, 不忘几谏, 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 延跂何穷!” ^[21]515黄遵宪、严复均可谓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人物, 从他们对梁启超文章的评价中可知, 这些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据有的学者估算和记载, 《清议报》在当时的销量十分可观, 平均销量达三四千份^[22]281; 《新民丛报》较之《清议报》销量更好, 未及数月已风行海内外, 创办的第一年, 国内外销售地区多达49县市、97处,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梁启超“ 为国民之警钟, 作文明之木铎” 的创刊宗旨和宏愿^[22]297-299。黄遵宪说: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 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清议报》所载, 如《国家论》等篇, 理精意博, 然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计此报三年, 公在馆日少, 此不能不憾也。)惊心动魄, 一字千金, 人人笔下所无, 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 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 一出而逞妖作怪, 东游而后, 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 七十二变, 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 安所容置喙乎, 惟有合掌膜拜而已。^[20]429

《新民丛报》创刊时发行量是两千份, 半年后即剧增为五千份, 且传入国内后被反复翻印, 于是形成了一个广大的读者群, 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毛泽东、鲁迅、郭沫若都曾是梁启超所创办刊物的热心读者。郭沫若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指梁启超, 下同— — 笔者注)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 他译的《经国美谈》, 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些亡命的志士, 建国的英雄, 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 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23]121当时那些令青年时代的郭沫若着迷的论著和译著, 都是通过梁启超的手笔完成, 并从近邻的岛国传入的。正如有专家所说的那样, 《和文汉读法》用今天的日语语法体系去衡量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 “ 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 即帮助一个想在极短时间内获得阅读某种日语文献能力的初学者去审视时, 我们就会发现其可贵的亮点” ^[18]。 著名史学家张朋园曾指出:

任公于西方知识能有较深入的了解, 纯粹得力于日本语文。论任公的日本文, 是他所学习的四种外国语中最有成就者, 至少他具有阅读能力, 日常会话也能传达思想(过去他曾经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及英文, 因忙于为《时务报》撰写文章, 无所成就。宣统元年在日本时又曾学习德文, 然生活起伏不定, 为时不长, 无所成就。民国八年, 在法国巴黎乡间居住时, 又学习法文, 是时年岁四十有余, 学来更为吃力, 亦无成就)。 他在日文上确实费了一番工夫。传说他在政变后逃去日本, 一夜之间在船上便学会了日文, 此决不确实。正如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所言, 欲有所成, 至少亦需数月工夫。^[22]37

由此可见, 不仅梁启超对日本文化和思想的了解多得益于他所掌握的日文, 而且他对西方近代思想观念的把握主要也是通过阅读日文著作和译著而实现的, 所有这一切的历史的、逻辑的起点则在于他利用“ 和文汉读法” 学习日语, 通过亲身实践认识到这种方法的特点及其价值, 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和文汉读法》。诚然, “ 和文汉读法”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梁启超对日语的掌握也存在不足, 致使他对近代欧美及日本一些思想学说的认识和理解、译介和宣传不够准确、深入和系统, 对此王国维早就尖锐地批评道:“ 此等杂志, 本不知学问为何物, 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 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 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如《新民丛报》中之《汉德(即康德— — 笔者注)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 ^[24]37-38梁启超晚年也做了深刻的检讨, 他说:“ 壬寅癸卯间(1902— 1903年间— — 笔者注), 译述之业特盛, 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 日本每一新书出, 译者动数家, 新思想之输入, 如火如荼。然皆所谓‘ 梁启超式’ 的输入, 无组织, 无选择, 本末不具, 派别不明, 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 盖如久处灾区之民, 草根木皮, 冻雀腐鼠, 罔不甘之, 朵颐大嚼, 其能消化与否不问, 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 ^{[8]专集之三十四, 71}1930年, 当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议将原有的“ 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 改组为“ 编译委员会” 并聘请胡适担任委员长时, 胡适专门起草了《编译计划》, 申明其“ 编译主旨” 如下:“ 无论是一个时代, 或一个国家, 各选择最好的历史一种或数种, 并选择可以代表那时代或那国家的文艺作品若干种, 使我们对于那时代或那国家的文化可以有明了的了解。” ^[25]574为此, 他对翻译的原则和要求也发表了明确的看法, 如“ 译书一面要不失作者的本意, 一面又要使读者能懂……译书人一面充分置备字典、辞书、百科全书, 有疑则查, 不可自误误人” ^{[25] 576}。不难看出, 胡适拟定的这份编译计划提出了精选外国经典名著并进行系统而准确的翻译的宏伟理想, 其中便包含了对梁启超以来近代中国翻译输入外国思想文化成败得失的历史反思。

尽管如此, 梁启超凭借日文论著和译著大量导入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学说和文化, 这在清末民初仍具有突出的积极价值和现实意义, 而且因其传播之广、反响之大, 既直接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 又启发并带动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模范, 通过“ 学东语” 、“ 读东文” 、“ 译东书” 来开展启蒙宣传活动, 其影响力实不可低估。著名学者谭汝谦强调道:“ 尤其是从甲午到民元, 中译日书的数量是压倒性的……这批译书在迻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 又使一大批日本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 丰富了汉语词汇, 而且促进汉语多方面的变化, 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 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开辟了康庄大道。” ^[26]613据统计, 1850— 1899年间刊印的567本中文译著中, 只有86本译自日文, 占15.1%, 而译自英文的有368本, 占65%; 但在1902— 1904年间则相反, 译自日文的中文译著321本, 占533本中文译著的60.2%^[27]131。

综上所述, 《和文汉读法》在清末屡次再版, 举国上下掀起了“ 学东语” 、“ 读东文” 、“ 译东书” 的热潮, 各种日语学习机构相继建立, 各种版本的日语教科书相继编撰出版, 各种日文书籍相继被译成中文,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涌入中国, 有力地促进了传统观念的变革。即使对梁启超本人来说, 没有“ 和文汉读法” , 也不可能在《新民丛报》等杂志上发表那么多介绍欧美及日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 也正是这些文章对清末民初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①(① 梁启超通过阅读、译介日文书来导入和传播西方思想观念, 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日文书的局限,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梁启超为了变法维新, 鼓励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日本为中介, 接受西学, 而他自己也恰恰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所以他所介绍的‘ 西学’ , 也不可能不受‘ 东学’ 的影响, 蒙上了一层日本的色彩”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第19页)。关于这一点, 当另文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