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如何实现制度化,尤其是如何通过民主创新直接吸收公民参与政治过程,这一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认识、理解和分析协商民主制度化能够为当前有关协商民主体系的争论提供一个重要的、批判性的视角。以往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包容所有价值,协商民主的价值有时会相互冲突,权衡和妥协在制度设计中是必要的,只有实现各制度之间的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和这些价值。因此,探讨如何使协商民主能更有效地嵌入整个政治系统,并与其他制度形成配合,是当前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而其中最关键、最具实践意义的便是对制度化策略的研究。

知识对促进社区旅游发展和提升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具有重要意义。知识转移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与转移主客体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转移理论构建并检验社会资本、知识转移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关系模型,以浙江省三个乡村社区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人际信任、互惠合作与共同愿景为要素的社会资本,通过克服居民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促进知识转移;人际信任和互惠合作通过帮助居民实现“个体理性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来提高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知识转移通过提高居民旅游管理和创新能力以及旅游发展福利,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基于研究结论,社区应建立旅游互助小组、社区学习社团来提高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促进知识转移,旅游部门应承担知识中介作用,提高旅游业发展水平。

基于江西省2011年325户稻农和2007年307户同一稻农两年各水稻种植季节内水稻种植8个生产环节的要素投入和要素来源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研究发现:不同特征的水稻生产环节间的外包程度有很大差别;不同种植规模的稻农在水稻生产外包的环节上也存在差别;分析稻农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问题,应在季节层面而非加总的农户层面进行探索。Mv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稻农水稻生产各个环节的外包决策是相关的;对于不同特征的水稻生产环节,影响其外包的因素存在差别。总体而言,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非农收入水平,以及降低外包价格,均有助于外包比例的提高。

面临交易成本问题、不确定性和风险约束,现代契约设计的核心是缔约方权利与责任的治理结构安排;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所引致的理性不完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契约不完全,而契约不完全导致的剩余权利与交易匹配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契约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不足与挑战是交易费用度量困难、风险对称配置机理模糊、契约履约机制研究薄弱和非正式规则在契约自我实施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匮乏。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协调安排,降低契约实施成本,是中国市场经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重要课题。

区域贸易壁垒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母国省份间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定各省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量,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双边产品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和人才流动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扩散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省际扩散效应,其中三大经济带和交通枢纽城市的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量排名居前;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效应受到双边省份多重贸易壁垒的影响;贸易壁垒对研发资本溢出型和人力资本吸收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均存在显著负向效应。

对行政诉讼再审程序的启动要严格限制和把关,要以再审事由的有限性、明晰性为标准,以存在错误的严重性为依据,以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为前提,来设计再审事由的内容。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存在标准不一、表述不一致等形式上的问题,以及再审事由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错误程度不够严重等内容上的问题。目前,要在保持新行政诉讼法稳定实施的前提下,对其规定的再审事由进行解释性改造,使其成为维护裁判既判力和纠正某些严重错误的有效武器。

华侨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权益保护法》有利于依法维护海外华侨参政议政的权利,而华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属于基本的政治权利。应在构建海外华侨选民信息库的基础上,划分若干海外选区,按华侨人口基数编制华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名额,由驻外使馆的政法参赞负责对海外华侨代表候选人的身份进行确认及政审。改革并完善现行的华侨选举体制,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

南海仲裁裁决错误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历史性权利的关系,在岩礁认定方面也存在诸多法律谬误。第一,历史性权利源于国际习惯法,不应根据《公约》的规定来解读和切割。南海仲裁裁决依据《公约》否定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南海仲裁裁决认为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否定了菲律宾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客观上涉及中菲海洋划界问题。依据《公约》第298条,仲裁法庭对海洋划界争端不具有管辖权。第三,仲裁法庭曲解《公约》第121条第3款,提高了完全权利岛屿的认定标准,将中国南沙各岛均认定为岩礁,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此外,在论证过程中,仲裁裁决逻辑上存在诸多矛盾。中方应运用缜密的法律分析手段为自身“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南海仲裁的立场寻求国际法上的落脚点,并积极推动对《公约》强制仲裁制度的体制性改革。

随着中国单身人口比例的上升,单身人群特别是单身女性群体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目前国内对单身女性的研究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来探讨单身未婚女性的身心和生活状态,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照,且访谈样本又大都局限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单身未婚女性,因而限制了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从交叉性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单身女性面临的宏观(儒家文化和人口调控压力)、中观(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和微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和单身歧视)的多元交叉压力和歧视,厘清目前单身女性所受到的压力和歧视,从不同阶层单身女性的需求出发,才能为她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并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单身人口比例上升的问题,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黄庭坚用典之繁富为人所共知,而其用典的体系化及程式化则罕有论之者,但这却是黄诗创作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典故程式”作为黄庭坚用典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诗人从古代典籍中刻意挑选或精心熔铸而成的片语,它们常常在同样的韵律条件下(如“三字尾”)反复使用,并常常结合了诗人对典故的独特甚至生硬的理解与运用(“错本旨”)。这既是山谷“点铁成金”的大匠钳锤,也是构建“瘦硬生新”风格的突出技艺。与此相关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山谷句法”及江西诗派的诗学内涵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

当代西方教学和科研中常用的可视化工具主要有ArcGIS、QGIS、CHGIS、CartoDB、Worldmap、CBDB、GEPHI等数据库和软件。其中“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是由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主持的项目,与中国的文史研究直接相关。利用上述数据库和软件,以汤显祖为例,可展示汤显祖行迹和活动地点、社会关系地理分布、社会关系点线表达等多种可视化效果图,给人以直观明了、耳目一新之感。这些数据库和可视化呈现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将起到极好的辅助作用。

林纾的成就除了众所周知的古文创作与文学翻译之外,尚有二十余部文史类选本存世,且皆有评注。就编选动因而言,林纾系列选本除了力延古文之一线以外,也有清末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考量,以及新式教育下教材热的积极推动;就选本批评而言,独特的文本呈现、古文观念的显化以及评点实践的多元是其主要特征。显然,在清末民初的选本热潮中,林纾凭借大量的编选实践又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选评家的角色。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水浒后传》虽然不足以列入一流经典,但在探讨中国小说批评在金圣叹等人影响下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此书无疑具有作为例证的价值。《水浒后传》被作者陈忱用来表达对政治的疏离和不满,书中引入了小说可以表达个人感情的观念,这使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中国妇女文化经历了明末清初以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两个时期的发展,在第二个时期,女性可以是读者、评论者甚至作者。女性读者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到《红楼梦》续书时表现尤为突出。各种《红楼梦》续书显示出女性可以是值得尊敬的小说批评家,续书的情节经常回应女性的关切。出版、传教和妇女之间有一定关联。出版文化与妇女文化在19世纪末以前有所发展,中西小说在19世纪都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读者不断增长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书商们敏锐地意识到小说能带来更多利润。就传教士而言,他们意识到小说能改变读者的观念。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手工业进行合作化改造。在此过程中除了为手工业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原料等方面的支持外,发生最大变化的是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国家取代以往众多的商人、工场主,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包买商”,试图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提高手工业的生产力,进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合作化后期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揭示了只有在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