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在强调信访法制化的同时，对信访民主化的重视也应得到加强。协商民主作为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具有其他治理机制无法比拟的优势，信访民主化可以成为解决“信访悖论”的主要路径。中国基层三个典型的信访协商民主个案表明，信访协商民主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信访民主化路径的关键在于创新性地整合各种协商民主方法，将信访的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起来，在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构建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信访民主机制和制度，包括信访协商的包容与中立机制、专职化和社会化机制及相关衔接机制等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人格权、财产权两种个人数据保护路径不仅无法为个人隐私提供实质性保障，而且已成为制约数据利用的重要掣肘。借助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概念可以发现，所谓平衡个人数据的利用与保护实际上就是如何合理圈定数据流转范围的问题，应采用兼顾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资源准入模式”：第一，只有具备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的企业才能收集、使用个人数据，且个人数据只能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流转；第二，被收集后的个人数据以可逆转的方式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成为公共物品；第三，应匹配相应的私权规则、激励规则、行政监管手段，并对接统一的数据资源平台。

考察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需要区分物象化一般与生产关系的物象化、物化一般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需要区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与竖立其上的拜物教观念。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是指生产关系表现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是指物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作为物就具有的属性。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非常复杂，远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和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能够透彻地说明的。拜物教观念指的是一种把物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的错认，它直接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而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有关。在拜物教观念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混淆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化、永恒化了。

伦理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往研究基本上都是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这种影响，对社会交换所必需的认知和情境因素则重视不足。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团队过程中基于信任视角的中介机制和基于价值观一致的调节机制，实证数据表明：伦理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绩效，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同时，道德认同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团队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伦理型领导（经由员工对领导信任）对团队绩效的间接作用越强。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别主导、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维也纳体系，而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虽然塑造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主导该时期的却是激进主义。直到雅尔塔体系时期，民族主义才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则成功战胜了极权主义。因此，国际体系确立的背后是观念分配竞合的结果，是主流观念取向在竞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观念作为深层次因素，始终是影响、塑造国际体系的更新与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社会网络对民间金融风险的影响已被广泛认可，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有抑制风险的作用，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有扩增风险的作用？以资金互助会为例，将互助会涉及的社会网络按结构特征分为单个会的会内网络和多个会的会间网络，研究可知：（1）越紧密的会内网络结构以及越大的网络规模越有利于民间金融风险的控制。（2）跨会网络具有抑制和扩增风险两种作用，它是协同监督和惩罚机制生效的基础，因而对风险具有控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只在中介成员为会首时才显著；同时，它也构成了风险传播的通道，导致资金被分散到多个会中，因而提升了系统性风险。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提出，古代中国在科技和经济上均领先西欧，为什么16世纪后的中国科技却陷于停滞，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也未能萌发于中国？对此，各科学者众说纷纭，然而，各家之言都缺乏史实的证据。科技探索的动机举世皆然，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关键在于行为的约束条件。在中国历史制度变迁过程中，“单一权威”始终是主导因素，不仅科技创新行为因此被阻遏，众多独特的历史现象亦与之激励相容。更有说服力的是，如果将儒家作为单一权威制度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历代的知识结构都能与单一权威制度相呼应。而且，“让书目说话”的做法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也超过了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

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市场一体化是市场机制发育的重要表现形式。然而，市场一体化究竟是如何演化而成的？已有研究探讨了空间距离、交通运输等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本文认为，作为外生冲击的自然灾害对市场一体化的演进发挥了关键作用，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尤为明显。如果某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导致粮食短缺的自然灾害，那么区域间价格差异所引发的市场套利行为和中央政府赈灾措施所导致的区域间交易成本下降，将共同促进了当地粮食市场与周边粮食市场的连通，即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逐渐加深。本文利用清代“宫中粮价清单”中1746—1795年中国主要粮食月度价格数据以及中国历史灾害记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自然灾害对市场一体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为理解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既能从社会宏观层面，又能从具体作品的微观层面进行解读的综合视角。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核心是作品的文本生产及其社会传播。从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互动关系出发，可以明晰文本生产过程；从作品、市场、社会三者相互建构的过程出发，可以厘清文本传播的社会意义。在印刷技术进步、版权制度确立、图书市场形成这些时代背景下，作者的文本创作开始从阅读市场及社会阅读期待中确定作品的风格及内容；书商的谋利行为借助市场调节手段，促使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行文本创作；读者的阅读消费实况则对作者、书商的相关努力进行直接评断。作者、书商、读者三者身份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最终以谋求个人主体性为出发点，以共同构建社会公共性为终点，合力推动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朱子学者，与同时期的名儒黄宗羲、张履祥都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则直接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曾静案”的影响，吕留良的著作遭到全面禁毁，其人及其理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没。对吕留良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梳理，有助于今人对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概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其著作《四书讲义》的《大学》中，吕留良对三纲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将“止至善”置于三纲领的核心地位，既吸收了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工夫合一思想，形成了他对“止至善”独特的义理阐释，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已成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和实践与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都是以关怀人类生存、合理安顿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根本动机的。现象学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倒置、对在场和缺席关系的倒置、对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倒置、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倒置，为生活艺术哲学做了充分的理论奠基，由此出发，生活艺术哲学在哲学实践、审美泛化等向度上得到了发展。现象学的“小零钱”精神、“前科学”立场、关注意义构建、重回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实践，都成为生活艺术哲学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