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业一会”制度与行业协会最优规模的联合约束限制了行业协会数量以及协会内可以容纳的会员数，从而影响集体物品的供给与消费。但是，取消“一业一会”制度可能引发行业协会运行逻辑的转变，进而导致行业协会最优规模缩小以及选择性供给行业性集体物品，从而加剧行业利益代表的碎片化，弱化行业自律，影响行业协会追求行业整体利益的能力。因此，在取消“一业一会”制度时，应基于行业协会运行逻辑的转变，建构行业协会体系与内部均衡机制，防范行业协会集体物品供给出现异化。

建立合理的殡葬服务制度对完善老年福利制度体系意义重大。殡葬服务具有公益性、文化性和情感性，殡葬服务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殡葬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明显。从上述四维特性来看，中国殡葬服务制度存在基本服务范围狭窄与规模偏小、基础设施建设公平性差、市场运行机制失灵、文化引导性差、具体规范和确切标准缺乏等问题。因此，应建立资金来源多元化的殡葬服务筹资机制，提升殡葬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平性，优化殡葬服务管办体制，引导文明健康殡葬服务文化的形成，完善殡葬服务法律法规，实现国民“死有所葬、葬有所安”的目标。

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产物，大学募款制度是大学为促进学术发展、追求教育卓越而在长期的募款实践中逐步生成发展并加以遵循的一系列信念、体系、规则、惯例、程序和行为规范系统。大学募款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建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增强财政稳定性、追求教育卓越、维护学术自由和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着积极作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提供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理性逻辑，即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对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提出了现实要求，高等教育属性的转变提供了内在依据，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演变创设了有利环境。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任务紧迫，政府和大学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各负其责，共同努力。

自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发表以来，现代逻辑已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其中逻辑和哲学的交叠和互动关系构成了现代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逻辑和哲学彼此独立，另一方面两者又相互补充，相互取予。哲学哺育逻辑，逻辑反哺哲学。20世纪许多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与现代逻辑所提供的严格的分析技术是密不可分的。逻辑几乎影响了整个语言哲学的风格，也为形而上学、元伦理学和心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逻辑提供了各种形而上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有时甚至在哲学中扮演着中立仲裁者角色。逻辑的百年事实上是逻辑与哲学互动性发展和交叠式共生的百年，而这种深刻和复杂的关系只有在一个广阔的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的背景下，透过语言的层面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揭示。

布里丹基于指号的语义封闭理论认为，任何命题都必须以指号的方式存在，任何以指号方式存在的命题都有两种意谓，即心灵之内的意谓和心灵之外的意谓。但仅仅通过命题的意谓不能决定其真值条件，必须考虑相关的指代；而命题的真值条件由命题中各词项的联合指代决定。以此为基础，并借助纯粹的自然语言，布里丹为说谎者类型悖论的破解提供了一种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自然破解方案。这一方案无须对对象语言与元语言进行明确区分，而仅仅需要对以自然语言表达的悖论语句进行常规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更贴近人们的日常思维模式。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文学的地域性与气候（物候）的差异性有密切关系。中国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使中国古典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景观、地域色彩和地域风格。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戴纶喆编纂的《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刊刻于清光绪七年，是清末重要的赋学选本，其中“余说”一卷，分总论、辨体、相题、布局、措辞五项评述律赋作法与赋学理论，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识见。然因戴氏文名不显和此书流布不广，《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和戴纶喆对赋学的贡献至今隐而未彰，不为学界所重视。戴氏此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以字法、句法、章法为中心的律赋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二是体现出晚清古学复兴思潮下以古入律、古律汇通的赋学风尚。可以说，《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是清代赋学的收关和总结，具有观照清代赋论乃至历代赋学的学术意义，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 “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近年来，我国各生命周期阶段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模式总体上呈现出以少数几种内源直接融资为基础、各类外源直接融资为主的多层次趋势。其中，外源直接融资在初创期和成长早期以非正式资本市场各种私募股权融资为主、债权融资为次；成长后期和成熟期则以正式资本市场丰富的公募股权及债权融资为主，以特殊的私募股权及债权融资为次。然而，目前绝大多数早期未上市文化企业通过非正式资本市场吸纳私募法人股权资本和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私募机构股权基金的直接融资通道不畅。基于文化产业关联的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完善的资本退出渠道以及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回归股权投资的本位功能有益于解决这一难题。

当代人面对越来越多的伦理观和德目表，但在行动时却往往盲目无措，一些传播与媒介伦理研究者推荐了“波特图式”和“博克模式”等实用的伦理推理模式，这些希望确定行为理由的推理模式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说服力的伦理依据。那什么是我们行动时可以依靠的东西？是随处可感的道德感吗？然而关于道德感的基因、神经生物和生物进化方面最新的科学研究明显打击了我们对道德感神话般的期待。不过，这类研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行为的道德依据或者说道德感形成也许必须要从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来探究，这样，美德伦理的研究传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提出的追寻美德的办法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推理和判断的模型，还把我们引向一条德行合一的道德探询之路。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与蓬勃发展的各种背包旅游活动相比，国内对这一群体的行为动机的关注相对匮乏。此外，对旅游动机和游客涉入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构念，未深入研究维度层次的影响。研究发现，背包旅游动机可划分为自我发展、交流体验、社会交往、观光游览和放松逃避五个维度，游客涉入包括吸收力、生活中心性和自我表现三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交流体验动机对游客的各涉入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自我发展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对游客涉入的影响较为复杂，维度间的关系并不一致。此外，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背包游客在旅游动机和游客涉入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中国汽车市场被国外品牌垄断，核心技术也被国外企业控制。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没有引导出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以中国汽车产业创新过程的案例分析为主，结合多案例比较分析，可知：（1）政府协调失败导致过度分散的产业组织结构和无序竞争，对企业形成过大的绩效压力，这是导致中国汽车企业放弃自主开发的基本原因；（2）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失败源于缺乏产业创新体制：一是由于没有建立国家层面的科研院所，所以缺乏在政府战略协调下支持自主开发的科研体系；二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缺乏自由的市场进入的创新激励机制，所以更具创新意识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较早进入市场，并通过替代国有企业实现自主创新。

村级组织是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政策方针、依法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内部治理资源短缺，业绩考核呈行政化、科层式，乡村文化中功利观念凸显，从而诱发了组织的异化行为，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等严重危害。因此，可从保障组织治理资源、强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加强村集体资产阳光监督、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培育乡村公共性文化等方面，促使村级组织回归正常功能状态。

强制内部人在交易股票后及时披露交易信息，是监管层抑制内部人获利能力的重要举措。利用大样本的高管交易数据考察及时披露政策执行情况的实证研究显示，15%的交易出现了延迟披露，鲜有受到惩罚，披露管制的执行较为宽松。内部人选择延迟披露存在机会主义的“猫腻”。在延迟披露的交易中，连续性交易、违规交易的问题更严重，交易对未来股价走势的预测性更强，即内幕性交易的概率更大。这说明在现有披露管制宽松、内幕交易管制较严格的不均衡监管环境下，内部人策略性地利用披露违规（即延迟披露）来降低内幕性交易的暴露风险、增大内幕性交易的实施收益。从市场对交易披露公告的反应来看，延迟披露行为确实对价格发现产生了负面影响。上述发现凸显了监管层强化交易披露管制执行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