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嵇康是多才多艺的美男子，竹林七贤中的真名土。他尚奇任快，刚肠嫉恶，始终不买司马氏的账。本文从科康走出竹林，投身批判王甫（司马昭的妻父）的太学辩论活动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嵇康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历程。文章还探讨了《嵇康集》的传播源流。《嵇康集》十五卷录一卷，历经一千二百余年，到明代中叶仅存八卷左右，明人重组号称十卷。其中，吴宽（1435-1504）丛书堂抄本一部，源出来本，为世所重。周树人录辑校，历十余年始成，1956年影印出版，堪称当今之善本。

春秋兵圣孙武子其人，自南宋迄今，深为学界持疑，甚至否定史有其人。辨真与证伪两派围绕《左传》何以不载孙武子之事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本文通过对正反双方主要论点之客观比较与分析、尤其是以古代宗室礼制为线索，指出《左传》中实有孙武子之记载，并以国史与家乘相参证，考明孙武子即齐将田开。

南宋初年，游定猖獗，它严重地威胁到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的安全。但是，只经过了短短的数年时间，各股游寇相继被平定，南宋政权也转危为安。本文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成分以及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性；论述了南宋军队与游寇斗争的经过、获胜原因以及平定游寇的意义。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

本文从中国江南土建时老百姓所一向尊崇的信仰与禁忌，举例探讨东方传统的环境思想。全文共分择地、朝向、格局、围护和庭植等五个方面，各以一句典型的民谚为例，阐释其中所蕴含的信仰心态和环境意识。文章认为，这些民谚中所体现出的生态信仰包含着深刻的道理，有着朴素的唯物论的环境规。文章指出，江南'民宅'的构建思想不仅注重功能性，还同时强调心理因素，将感情意识程人结构形体中，使之人性化，因而富有生气。

文章分析了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并以其出土的文物及民俗、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文物、民俗作了比较，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出云王国'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对日本蛇信仰之影响。这一切同时也表明，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文章还对已往中日文化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西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哀公问社'之'社'，指社主，但不是俗解所谓置于宗庙中的木牌-宗庙主，而是指杜树、树主。'君子怀刑'之'刑'，不是'型'的假借，其字本作'井'，后作''，油为''、'刑'，本义即刑法义；引申为刑罚；《论语》此句之'刑'例当为法度义，指远古的法度，即原始社会的习惯法。

《抱朴子内篇》是东晋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道教著作，其中保留了较为丰富的魏晋口语成分。本文选取该书'降'等十条词语进行考释，涉及训治及校勘两方面的内容。

《清人诗集叙录》是迄今为止介绍清人诗集最为宏富的一部学术著作，但也存在着不少疏漏。本文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对其中八家诗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订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本文评述了目前人文精神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如过高估价人文精神的作用，反科学主义，排斥与疏远马克思主义以及知识分子化这四种有代表性的倾向。文章指出，这几种倾向对于人文精神自身的重建与发展，对于人文精神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有必要予以纠正。文章重点剖析了'唯人文主义'思潮和把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化的观点，提出科学人文主义的命题，并主张把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化。

艾青的《诗论》是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一块丰碑。艾青《诗论》主要探索了四大问题：首论'诗美'，认为这是同'真'、'善'统一在一起的、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是依附于人类关系中向上生活的外形；次论诗的形象思维，揭示了生活、想象、真实世界之间有机构成的规律；三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立足于'诗是生活的牧歌'，而诗的散文美则是对生活最真情的传达；四论诗人的素质修养，提倡诗人必须以提高人类崇高情操作为诗学追求的终极。

本文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结合容格有关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理论，对马克吐温的名著《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作了新的解释。文章在确定成长小说与成人仪式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小说的母题、原型、结构、人物，认为这是一部典型的含有成人仪式原型结构的成长小说。整部小说通过哈克的象征性的死亡与再生、出航与回归，充分地表达了文化与人格、社会与个人、'自世'与'他性'的冲突。小说的结局反映了作家面临上述冲突而作出的两难选择。

语言不是观看世界的透明窗户。语言的符号性使文学言语拥有了特殊的语用方式，产生其自身的意义。本文从语用学角度，对文学文本中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的使用作了具体探讨。文学符号的所指在指称上力求具像，但在内涵上却力图制造多义性，形象则将这两种特性集于一身。因而，隐喻和象征就成了文学表现的主要课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音调、韵脚、韵律及节奏的对应性处理，语言的能指也被用来表现意义。由此可见文学意义产生方式的特殊性

元词历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词体历经唐家兴盛之后的衰落期。'同衰于元'似乎已成定论。本文对此说法提出怀疑，并通过对元代词体发展的具体分析，指出导致词体衰落的诸多因素在南宋业已存在，而元词就其本质而言是南宋词的自然延伸，'词衰于元'之说，元人恐未肯任其咎。文章认为，前人对元词的评判存在着两个基本偏颇，一是在元词的断根问题上有所失误，二是评判标准上的不完善。本文就此提出了'以元归元'的原则及四个标准．以此作为确定易代之际文学的划分依据。

社会主义曲折发展丰富的历史经验的积累，使中国有了较为成熟的条件，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论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是我国区别于苏东国家改革的成功之道。苏东剧变，国际共运陷入低潮，国际局势严峻复杂，邓小平审时度势，力挽狂澜，在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国坚守住社会主义阵地，使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的成功，预示着国际共运复兴和发展的曙光。

邓小平关于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构想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导。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新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飞跃'，即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农村合作经济、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刘少奇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剖析'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他坚持矛盾辩证法，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思考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对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精辟地阐述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含义、哲学基础、实行方法，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刘少奇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许多方面又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在当前全党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中，努力学习刘少奇的哲学思想，承继这一份宝贵的理论财富，具有重要的意义。

绿色设计是在生态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产品设计的新思想与新方法，也是工业设计的产品化、商品化与生态化设计的三个发展阶段中的最高阶段-生态化设计（即绿色设计）。本文指出，绿色设计是工业设计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还探讨了绿色设计的观念、思维方式与原则，而培育绿色设计的土壤-绿色消费以及支持绿色设计是新技术的发展趋向。

本文定义了文化商品，并指出观念的公共性、单件性和模糊性。在此基础上首先肯定用市场机制推动文化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性，然后指出了文化商品市场失灵的三个方面：优秀文化商品供给不足、不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假冒盗版，因此，需要政府对文化商品市场进行规制。

本文在企业发展战略态势分析法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发展战略态势的矢量化界定，利用矢量合成、分解原理，对企业集团尤其是实施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发展战略态势进行矢量合成分析研究，以为企业集团整体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并为企业集团资产重组战略提供一种简洁明了的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针对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所提出的厂商内部的X-效率（X-efficiency）现象，以期望理论为框架，说明各种因素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进而影响个体绩效和满意度，讨论并提出了提高厂商内部效率的某些实现条件和具体途径，以及理解中国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的若干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