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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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主编罗卫东教授组织翻译的书上了习主席办公室的书架

|《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

  

2017年的最后一天,在辞旧迎新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办公室发表了新年贺词,而他身后的书架也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背景。由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经济学家罗卫东教授组织翻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最具分量的经典作品《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出现在了书架中。
 
 

 

《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在罗斯托一生的学术成果中无疑是十分独特的一部作品。首先,这是他唯一一部研究经济理论史而不是经济史的作品;其次,这是他学术生涯即将结束时完成的一部重要作品;当这部著作于1990 年问世时,罗斯托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最后,这是一部体量巨大的作品,英文原著接近一千页,在罗斯托的著作中,无有出其右者。

全书首先介绍了1870年之前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者,并比较了休谟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约翰·密尔与马克思;接着介绍了1870年至1939年的经济学理论家,包括熊彼特、科林·克拉克、库兹涅茨和哈罗德,并分析了战后经济增长的三种模式。作者以权威的论点阐释了经济增长领域中未解决的几大问题,并描述了未来几十年中可能出现的五种经济领域的任务。

 
罗斯托
 
(以下为罗卫东教授为本书所写的序言,摘自《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
 
本书的作者,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是20 世纪一位备受争议、影响巨大的人物。
罗斯托,1916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亲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双亲对三个孩子寄予了厚望,从为他们所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长子“尤金”的名字来自美国劳工组织社会主义领袖尤金·德布兹,次子“沃尔特·惠特曼”的名字来自伟大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三子“拉尔夫”的名字则来自于美国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拉尔夫·爱默生。对三个儿子的培养,年轻的父母亲倾注了大量心血。罗斯托三兄弟没有辜负双亲的培养,长子尤金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后来成为一名卓越的美国史专家,担任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讲座教授;三子拉尔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受重伤,战后选择了经商,事业有成。次子,也就是本书的作者沃尔特则成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三兄弟中最有社会知名度的一位。
沃尔特· 罗斯托于15 岁那年获得一笔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36 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获得著名的罗兹奖学金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就读于亚当· 斯密当年读书的巴利奥尔学院并于1938 年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39 年回到母校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以后的罗斯托辗转于大学和政府机构,交错展开了他精彩的人生画卷。
他短期就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后由于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急需专业人才,他于1942 年被招募进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 梅森的手下担任研究部助理。战略情报局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对敌人的经济战以及军事轰炸目标的确定等课题。不久,该局组建了任务更加直接而具体的“敌军目标部”,罗斯托被派往位于英国伦敦的该部。他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影响美国空军对战争敌对国经济目标进行轰炸的各种参数,建立模型,以便确定最佳轰炸点。旨在服务于轰炸最少目标即可取得最好效果的这一战略目标。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选择相关的理论和模型来确定参数、建立行动与效果的关系模型并加以评估。这让罗斯托的学术特长得到较好的发挥,由于表现出色,罗斯托在1945 年获得了“英帝国勋章”,同年还获得“荣誉军团”称号。短暂地担任了一段时间美国国防部“德国—奥地利经济事务办公室”主任后,罗斯托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担任经济系的副教授。不久又受邀请到牛津大学教授一年的美国史课程。
1947 年7 月,新婚不久的罗斯托在巴黎与时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的著名瑞典经济学家冈纳· 缪尔达尔相识,受邀担任后者的特别助理,参与马歇尔计划相关的工作,投入到战后欧洲重建事务。这段工作经历,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借此得以观察实际经济结构运作机制和过程,加深了对政治过程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解。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创新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1950 年以后罗斯托重回学术界,直到1961 年,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史教授,同时担任该校国际研究中心的常任委员。期间,他于1958 年应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邀请,向本科学生做“工业化过程”主题的系列演讲。该演讲的直接成果就是他那本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经济成长的阶段》。
结束剑桥大学的讲学,回到美国后不久,罗斯托就被肯尼迪总统聘任为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此后又担任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顾问和主席、白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等要职。介入了古巴危机、越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在政界的表现获得官方较高的认可,于1969 年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国家颁给平民的最高荣誉勋章。
1969 年,他结束在政府的任职到德克萨斯奥斯汀分校担任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从那以后他一直是该校的贝克尔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专心教学与研究,著书立说。罗斯托于2003 年去世,享年87 岁。
罗斯托的一生辗转于政界和学界,阅历丰富,亲身经历了20 世纪主要的全球性重大历史事件,如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二战”、战后欧洲重建、冷战、越战、中国崛起等等。参与的程度有深有浅,有些事情上,他是核心决策层的成员。因此之故,他对观念、政治过程与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理解要比那些一直在书斋中工作的学者要鲜活得多、现实得多。甚至,在我看来,也要深刻得多。他的自传式著作《概念与论争:市场观念60年》,重点就是谈他的观念、经验与体会。在他宏富的著述中,这是唯一的一部讲述自己心路历程的书,对于理解他何以如此看待经济发展、国际国内政治,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罗斯托的主要著作是:《19世纪英国经济论文集》、《政治与经济增长阶段》、《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政治和成长阶段》、《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近代经济的起源》、《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1868—1896年英国贸易的波动》、《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以及为数不多的论文。他最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出版于1960 年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在这部奠定了他巨大声望并引起持续争论的代表作中,他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段;(2)起飞准备阶段;(3)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1971 年出版的《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从第五阶段起,出现开始反映出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位置消费,开始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间的社会群体——中产阶层。他确信这个理论解释了西方各国已经历过的工业化过程,提示了一个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要遇到的一系列战略抉择问题。这本书的副标题透露出他的学术雄心,就是发展出一个可以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新的关于历史进步的理论框架。
这本书不仅是理解罗斯托基本学术贡献主要内容的核心文献,也是打开罗斯托宏大学术体系之门的钥匙。因此,值得在这里略加展开地加以介绍。
《经济成长的阶段》,提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的五个阶段及其特征如下: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这个阶段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位。第二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工、农业中发生作用。第三阶段:“起飞”阶段,即经济史上的产业革命的早期,即工业化开始阶段,新的技术在工、农业中得到推广和应用,投资率显著上升,工业中主导部门迅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第四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现代科学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经济持续增长,投资扩大,新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一般从“起飞”到成熟阶段,大约要经过60 年左右。第五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主导部门转到耐用消费品生产方面。在出版于1971 年的《政治与成长阶段》书中,罗斯托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境改造事业。在全部的六个阶段中,他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关键性阶段。
在他的经济史观中,“起飞”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概念,他视之为经济革命的关键和核心力量。而在他关于理想社会的观念里,“追求生活质量”是最重要的,他把美国看成是这个阶段的典范。
正如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一个比喻,“起飞”也是一个比喻。起飞,即飞行器离开地面而腾空,这个过程不同于地面滑行和空中飞行。要将具有一定质量的飞行器带离地面,需要足够的牵引力来克服地心引力的限制,所以,需要极大的瞬间加速度。经济增长的某些过程类似于飞机起飞,尤其是从低水平均衡的贫困状态要跃升到一个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状态,一个国家(地区)要有合格的引擎所提供的必要动力加速度。在罗斯托看来,支持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有三个,首先是储蓄率从而投资率必须达到一定的高水平,其次是主导产业的形成,第三是产业主体也就是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哪个国家、何时具备了这三者,它就有可能启动引擎,进入起飞阶段。一旦实现“起飞”,经济就开始按照自身的逻辑,自行增长,按照罗斯托的说法就是“自我维持的增长”,就像已经飞上天的飞机,在动能和势能的结合作用下,可以在空中平稳地前进。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史,判断它的阶段特点,或者研究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现状,要害在于观察它与“起飞”这件事的关系。
“起飞”三条件,乍一看简单,其实内涵丰富。首先,一个国家何来储蓄率的提高;其次,主导产业的发育如何能够成功;第三,职业的产业主体如何成长起来?还有,最重要的,即使这三个条件都具备,它们之间又如何相互作用,才能发生反应,形成推动经济体起飞的巨大能量。要解释这些问题,自然不能就事论事,一方面,要关注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特点、产业和制度的类型;另一方面,还要关注那些关键性偶然事件的连锁效应。所以,这个“起飞”理论,在罗斯托的理论体系中,具有自洽的逻辑结构,被作为一个关键概念,承担着解释经济增长史的重大使命,成为罗斯托学派的基本理论范式。它被作者自觉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如经济增长的速度及其持续性、经济波动周期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如果说,熊彼特的经济史观和社会史观来自于他的以“创新”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范式,那么罗斯托的则来自于他以“起飞”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范式。理解了“起飞”概念,罗斯托几乎全部著作的内容、特色以及彼此之间内在联系也就可以举一反三,容易理解了。
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以后,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十分巨大,一度成为左右经济史和经济增长研究注意力的焦点。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争论也可以说空前激烈。在起飞概念提出以后不久,国际经济协会(IEA)就决定召开专题讨论会。1960年夏天,37 名正式会议代表和一位观察员聚集到联邦德国东部的康斯坦茨,出席这个专题讨论会。这些代表分别来自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经济史、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翘楚,如库兹涅茨、道格拉斯·诺斯、哈巴库克、霍夫曼、都留重人、格申克龙、凯恩克洛斯等等。这次讨论会一共举行了16 次分会,每次分会首先由国际经济协会预先约定的学者作书面发言,然后由参加者围绕题目进行面对面的自由讨论。由于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围绕“起飞”理论而展开设计的,所以,罗斯托自然成了会议的主角,在几次分会场上,他都被人质疑,有的批评很是尖锐,而他也是据理力争,舌战群儒。如果有人复原当时的场景,必是精彩的话剧。会后,罗斯托以会议论文及其辩论为基础编撰了一本论文集:《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收入文集的论文,几乎都是质疑“起飞”理论的。尽管如此,罗斯托依然坚持他的“起飞”假说。后来还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起飞”理论的内涵,并将此范式应用推广到世界经济史和国别经济史的研究中去。出版了《政治与成长阶段》、《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近代经济的起源》、《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等著作。
罗斯托对自己理论的钟爱和自信,来自于他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期间,他广泛阅读、交往和参与社会实践,逐渐形成了关于具体问题的整体思维习惯。他反对就事论事地讨论一个历史事件或者用未经考量的抽象符号来确立历史变量之间的关系。他曾在自传中介绍了在他少年时代影响自己世界观的一些事件,比如在进入耶鲁读书之前就深受哥哥尤金的影响,接触到了一些非常出色的人,以至于,当他成为耶鲁大学新生的时候,居然有一种大三学生的感觉。在哥哥的帮助下,他得以进入当时只对研究生开放的耶鲁大学图书馆研究室,并开始从事一项有关法国革命史的系统研究。随后在大一的第二学期,他又着手寻找资料,写出了一篇关于17 世纪英国革命的论文。耶鲁大学丰富的图书资料收藏为他的这两项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撑,也正是在查阅研究资料的过程中,罗斯托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读物。大二之后,罗斯托参加了由高年级学生比斯尔组织的每周四晚上的小型非正式研讨会,讨论一些重要的话题,比如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数理经济学。这些研讨会的初衷是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推广严谨的自然科学方法,但是,对罗斯托来说,效果适得其反,他反而觉得自己无法对基于数学的经济理论产生信心,这个思想的转变的结果就是确立了新的志向:1.把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也就是进入一个更加偏重于描述和制度分析的领域,而不是成为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2.与马克思主义相反,在假设不同领域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尝试去说明经济领域和文化、社会以及政治领域的关系。从有兴趣做一个数理经济学家到立志做一个经济史学家的转变。1934 年,17 岁的罗斯托就试图建立一个满意的框架来解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及之后英国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18 岁那年,他又对著名的1873 年经济危机做了一次分析。在大学最后一年,他又对1896—1914 年的严重通货膨胀时期的英国经济做了一个系统的解释。这个研究后来用到了博士论文中。这本博士论文也是罗斯托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即1948 年出版的《1790—1914 年英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总之,耶鲁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对于罗斯托形成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观影响是巨大的、贯穿其一生的。特别是,最初的学术探索的实践有助于罗斯托发展起一套独特的基本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在它成熟以后的基本内涵就是在任何一项经济史的研究中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的材料熔于一炉,将历史阶段分析、主导部门分析和心理因素分析三者加以综合运用。历史阶段分析法、主导部门分析方法和心理欲望分析法是三位一体的,构成罗斯托经济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罗斯托经济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而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制度被作为一个贯穿其中的基本变量来对待。这种罗斯托式的方法,融合了不仅有效地结合了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历史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也将当时已经较为成熟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与经济史学加以结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特征是罗斯托经济史理论体系的得以建立的根基。鉴于这个方法论体系在罗斯托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这里还需要略加展开。
罗斯托的基本经济分析方法或说经济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历史阶段分析方法,也就是依据多元选择的历史观和现代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及其引起的其他方面特征来确定和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方法,换句话说,是用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成长阶段的方法。
基本特征之二是部门总量分析方法并与历史阶段分析方法相结合。在用历史阶段分析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罗斯托是结合采用部门总量分析方法,也就是结合把国民经济总量分解为部门总量的分析方法。
罗斯托提出和使用了一种介于总量分析方法与个量分析方法之间的、能够反映有效地吸收新技术的各个部门的运动的部门总量分析方法;相对国民经济而言,是非总量的分析方法,是总量的部门分解方法;相对厂商经济而言,是总量的分析方法,是个量的部门加总方法。
基本特征之三是心理因素分析方法并与历史阶段分析法、部门总量分析法的结合。
罗斯托的心理因素分析法就是人类“欲望更替”的分析方法。他认为,人的欲望更替是经济成长阶段依次更替的动力之一,具有与主导部门“反减速斗争”同等推动作用。因此,他把心理因素分析方法与历史阶段分析法和主导部门分析法结合起来,用于论证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在经济起飞这个关键概念的提出以及应用方面,罗斯托的方法论特色体现得很是充分。罗斯托并没有专著专门的讨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作品,他的方法论特点是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作品之中的。
在经济学日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今天,罗斯托的方法论所得到的理解和认同似乎日益式微。很多学者甚至明确地表达对这种理论体系的拒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从业人员之间分工越来越细密,经济学家的培养方法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今天的经济学博士生,主要的任务不是阅读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或者进行社会经济调查,而是学习各种计量经济学工具,以及收集可以检验的数据,从事建模和检验。任何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都被分解为一个专业问题,一个只需通过专门方法就可以处理的问题。这种行业生存方式的历史性变化,意味着经济学家完全可以通过专业训练的方式来培养,对天赋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少。与此不同的是,罗斯托这类综合性的经济学家,其天才的历史洞察力和理论建构能力,更不容易通过训练和模仿来获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和熊彼特这类经济学家已经成为学术博物馆里面的标本。不过,熊彼特的历史命运要好得多。他的理论不仅直到今天还在吸引大家的注意,甚至有不少学者聚集在“创新学派”的旗帜下,将熊彼特的理论加以分解、继承和发扬光大,尽管,其中不乏鱼目混珠、移花接木的作品。熊彼特学派的兴盛也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学术现象。然而,罗斯托则落寞得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的研究虽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性,但提出的很多命题都有相关的参数来对应。只要有足够的数据,罗斯托命题的真假对错是可以马上见分晓的,比如,他不仅赋予“起飞”以历史形态方面的内涵,也赋予它具体的表征,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是否以及何时发生了“起飞”就是可检验和可证伪的,是统计学意义上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事实。因此,在康斯坦茨会议上,库兹涅茨等人对罗斯托的发难,就主要是这个方面的。罗斯托为他的理论所做的拯救不得不从具体的指标意义上的“起飞”概念后撤到理论意义和历史形态意义上的“起飞”概念。但是,库兹涅茨作为杰出的经济统计学家给罗斯托的一击是沉重的和影响深远的。这类定点打击的技能,库兹涅茨在熊彼特身上也用过一回。20 世纪40 年代初,熊彼特倾注大量心力撰著的《商业周期》一书,一经问世就遭到了库兹涅茨的狙击,几乎灭顶,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使得熊彼特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再也没有涉足过经济周期问题。不过熊彼特凭借他早年的更加理论化的《经济发展理论》所确立起来的一流理论经济学家的地位没有受到动摇。罗斯托没有熊彼特那样复杂和深邃,他的理论的命运也不如熊彼特那样亨达。
在我看来,今天的学术界把罗斯托忘得太快,也太干净了,其实,他所进行的理论尝试无论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当下经济史、经济发展研究的角度来评价,仍然是有意义和值得认真对待的。
罗斯托在他学术生涯的晚期,开始转入经济学说史的研究领域,他在这个方面的兴趣仍然是集中于长期关注的经济增长主题上。《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便是这种学术兴趣的结晶。在罗斯托一生的学术成果中,这无疑是十分独特的一部作品。首先,这是他唯一一部研究经济理论史而不是经济史的作品。其次,这是他学术生涯即将结束时完成的一部重要作品;当这部著作于1990 年问世时,罗斯托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第三,这是一部体量巨大的作品,英文原著接近一千页,在罗斯托的著作中,无有出其右者。
关于这部作品框架及内容上的特点,罗斯托在本书的导论部分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必赘述,只简单地予以介绍。
顾名思义,本书讨论的是自18 世纪上半叶直到20 世纪临近结束这两个半世纪左右时间里,若干重要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贡献。作者在处理这个主题的时候,体现了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设计,第一,精选经济学家。比如,在马歇尔之前,罗斯托只选择了六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而在马歇尔之后,也只选了九位经济学家(罗斯托本人认识其中的8 位,除了科林· 克拉克)。第二,只关注他们在经济发展以及密切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和思想,而对其他的方面不予涉及,举例来说,在凯恩斯所列举的马歇尔七大杰出贡献而言,本书的讨论只涉及其中的两个。第三,即便就经济增长理论本身而言,本书的目的也主要在于指出经济学家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变量与问题,而不是详尽地阐释他们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所讨论的经济学家,较为感兴趣的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而不是他们学说的本质或起源,更不是评论是非。简言之,罗斯托在这本书中,对影响当今经济发展理论的若干杰出的经济学前辈的贡献进行了独特的解读,研究了他们与现时代经济理论的关系。正如他自己表白的,他借助以下三类问题来讨论这些理论家及其主张。第一,他们的观点是否受到可界定的或相当清晰的哲学、心理学、道德或其他非经济学学说的影响,或是与这些学说有关?第二,在他们的学说成形之时,他们的观点是否明显地受到当时他们所密切观察的某一段经济史的影响?第三,他们有没有或明或暗地使用基本增长方程;如果有的话,他们的正式阐述有何特别之处?罗斯托严格,甚至有些教条地按照这些问题来处理主题。在每一个相应人物的研究上都依次考察其学说与所处时代经济史、学者自身所受的教育和个性特点的关系,并按照现时代增长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来讨论他们的学说所具有的内涵、性质、地位和影响。
讨论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的著作浩如烟海,讨论经济发展理论史的作品也不少,但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史家、发展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发展理论专题史则很罕见。仅就这一点,这本书就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这本书所具有的宏阔历史视野、富有特色的叙事框架、专业的分析方法,并将三者熔于一炉的大家素养,也是时下很多的经济学史著作所不具备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与罗斯托自己的史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联系。
时至今日,罗斯托的经济史著作,特别是反映他基本理论贡献的作品都已经先后被译成中文,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了解罗斯托的经济理论体系,我们组织力量将《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这本书译成中文。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理解罗斯托这位重要的经济史学家的理论体系,也希望对改进我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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