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国家层面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先后经历了农村危改(2010年前)—宜居小镇、美丽乡村(2013年)—传统村落保护(2014年、2015年)—旅游名镇名村(2015年后)等发展阶段.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我国乡村空间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由于发展理念，规划改造手法的模式化、套路化(如大牌坊、大广场)，以及发展思路上存在的误区，如“生态变园林、乡村变景区，习俗变表演”等，令乡村传统文脉与资源遭遇“建设性破坏”，出现了“千村一面”，乡村综合活力与魅力丧失的窘境.探究一种既留得住“乡愁”，又能适应现代乡村居民实际生活需求，并符合21世纪发展方向的当代乡村人居科学发展模式，迫在眉睫.本文拟结合一些实践案例对上述模式做初步探讨.
2 相关研究综述 2.1 国外研究 2.1.1 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乡村人居理论研究始终处于一种次要的和被忽视的地位.国外乡村住区研究大致经历3个发展阶段：(1)乡村聚落地理研究，乡村复兴与乡村郊区化[1-3].(2)乡村功能转型以及人居环境议题.以1999年《欧洲空间展望》(ESDP)为标志，西方国家乡村普遍面临后城市化时期的乡村转型问题，乡村由生产功能向多元化功能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人居中心(UNHC)则强调城乡人居环境协同发展. (3) 2010年以后，针对中国的乡村发展研究和乡村研究新方法的探索成为热点.如TIAN等[4]对中国乡村人口与发展机制的研究；TORREGGIANI等[5]运用高分辨率多时间分析方法对意大利传统乡村景观的分析等.
上述(1)、(2)两点对我国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文脉传承、当代乡村功能的转型和复兴以及城乡人居环境的和谐发展等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文化、制度以及城市化发展背景的差异，借鉴价值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上述(3)对中国乡村人居环境动力、机制等宏观背景把控具有直接参考价值，其中乡村研究新方法、新技术的探索与运用是借鉴的重点.
2.1.2 实践研究国外乡村住区实践较成功的有：(1)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国家建立完整的政策支援系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村庄的活力，避免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尴尬局面[6]. (2)日本的“造村运动”.实行“一村一品”发展，村庄建设注重规划、集中建设、节约农地，并特别注意农村景观的营造，富有日本民居特色. (3)美国的“艺术建社区”.从1995年开始，俄勒冈艺术委员会(OAC)通过“艺术建社区”等手段帮助农村社区实现了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的融合[7]. (4)德国传统村落保护.通过实施边界条件界定、问题定义、制定村落发展样板规划以及规划劝说等手段，实现历史文脉保护和规划民主[8].
相较于理论研究，国外的实践研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实践研究，因其基本国情与我国类似(如人口密集、文化趋同、地理相近)，成为本研究借鉴的重点，欧美国家的实践则提供了技术方法的启示.
2.2 国内研究与本研究相关性强的主题为“乡村人居环境”与“传统村落”.
2.2.1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乡村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虽然数量较多，但发表期刊的等级大都不高，在核心期刊或者以博士论文形式出现的较少，这从侧面说明此研究方向刚刚起步，尚欠缺理论积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文地理学、建筑学等领域.主要内容有：
(1) 人文地理学研究.余斌[9]、李伯华等[10]尝试从人地关系变化视角介入乡村人居环境研究，指出当代乡村住区系统是一种生活-生产-生态兼容的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空间，系统内聚力和外部作用力构成其演化的两大驱动力等.
(2) 建筑学研究与乡村旅游开发.钱振澜[11]提出乡村人居“活化”实践，强调乡村旅游开发职能，以及原有村落肌理的保护，并突出建筑单体的本土设计.方法林等[12]则强调乡村旅游对乡村功能复兴的意义.
(3) 地域性乡村人居研究及其他.靳亦冰等[13]对生土建筑的研究；杨兴柱等[14]关于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刘金梁等[15]关于风水与乡村环境关系的研究等.
上述(1)为整体把握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要素构成与动力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宏观框架；上述(2)为传统聚落的文脉传承、肌理保护与建筑单体的本土性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上述(3)为丰富乡村人居环境多维度特征的认识提供了可能.然而，在研究层次上，人文地理学宏观研究与建筑学微观研究之间尚缺一个中观层面的空间系统研究，从而导致宏观研究落地难、微观研究逻辑性与科学性欠缺等问题.
2.2.2 传统村落研究自2012年12月住建部等部委发布《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全国已有3批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村落保护获得了空前的重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2010年以后.
主要内容有：(1)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保护价值研究[16]；(2)地域性传统村落研究[17]；(3)传统村落保护的新方法探索.如陈喆等[18]对空间自组织，杨立国等[19]对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与地方认同的研究，阴劼等[20]基于ArcGIS的传统村落景观方法研究等.
对本研究最具借鉴价值的当属(3)中有关村落保护新方法的探索，其中有关自组织理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3 研究的切入点承上启下，开展“乡村中观空间系统”研究，弥补人文地理学宏观研究与建筑学微观研究间的断层.从“空间、实体与活动”这一反映村落空间肌理最本质的内容着手，上承宏观地理学研究，下启微观建筑学实施，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体系的无缝对接与整合.
3.1 空间根据不同的尺度，乡村空间可简单划分为3类：微观空间、中观空间和宏观空间.微观空间主要指对建筑本体及其环境的研究；宏观空间涉及较大尺度的人地关系处理，如乡村聚落选址，村落与外围山体、河流、农田布局的关系等；中观空间则指介于两者之间的院群空间—街巷(里弄)空间—片区(宗族祠堂聚落)空间—片群(乡村聚落)空间.上述3类空间中，最能体现地方特色与自组织特征的往往是“中观空间系统”的构成法则及其生长逻辑，其具有独特的空间语义学特征，即蕴含特有的“字、词、句、段落与篇章”关系，是乡村人居环境中最有生活意义与人文精神的内容.传统村落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相比，除具有自组织特征以外，另一鲜明的特点是图底反转性.低层、高密度建筑群使得传统乡村空间具有“庭院深深，深几何”的意境，各种弄堂与宅院紧密相连也赋予村落空间良好的“图底”反转关系；这与高层、低密度从而导致“孤立、破碎与失落”的图底关系的大都市空间具有显著差异.随着现代生活、生产功能在传统乡村的注入，上述2种“图底关系”在乡村空间的同时呈现变得愈加不可避免，如何在2种秩序间重塑新的空间秩序，已成为现代村落空间，尤其是都市型、郊区型村落，面临的问题之一.
3.2 实体乡村建筑及其建筑群是乡村人居环境“实体”的主体，也是乡村文化景观基因的主要构成要素.有着本土意义的建筑形制、构建作法、装饰图腾，与作为一种文物建筑的本体共同构成乡村聚落环境的“精神文化地理”，形成一种“乡愁”.作为传统符号构成的“精神文化地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乡村居民的观点和社会生活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及当代建筑施工技术与方式的不断更新，那种抱残守缺、钟情于传统建筑形制的观念与做法，并不足取；与此相对，完全创新或植入一个陌生的形制也不太合适.只有寻找一种当代乡村建筑模式，能够契合乡村居民实际需求，反映当代建筑技术与材料市场性价比，并以现代形式语言重构传统元素，且具有传统人居意象特征，才是应有之道(见图 1).除此之外，乡村聚落环境的“精神文化地理”传承还应体现在乡村建筑的自主营建上.即避免乡村建设的城市化统一开发模式和过度开发，通过村民自主营建方式，传承本土工艺与用材，是保证乡村地方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环节.当然，乡村自主营建并非不顾公共环境质量与空间内在逻辑的完全自主行为，而应遵守一定的“村规民约”，即遵循类似于城市设计控制的“乡村建造法则”，并辅以相应的建造技术支持与激励政策引导，综合实现“村民主体性”“空间语义学延续”与“乡村控制与激励”的有机结合，留住“记忆”与“乡愁”.乡村实体建筑的传承不应该只关注传统物质层面的内容，还应关注意象层面的内涵，如此才能在保护与发展之间走出传统模式的桎梏，成为一剂创新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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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富阳Gad杭派民居案例 Fig. 1 A case of Hangzhou residence in Fuyang 资料来源：根据https://mp.weixin.qq.com/整理绘制 |
“活动”既是空间产生的前提，也是空间优劣评判的依据. “乡村活动”是乡村环境中变化最快、最活跃的要素，往往与乡村功能、乡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活动的种类很多，其中有2种活动尤为重要：一是交通.机动车出行与停车空间深刻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对传统乡村生活带来不可忽视的冲击.这种冲击既有交通安全方面的，也有尺度、规模和材质等物质形态方面的.二是交往与运动.传统乡村环境往往偏重于户内活动空间的营造，户外活动空间相对欠发达.随着观念的更新，现代乡村居民除了关注户内活动空间的舒适与便利之外，追求高质量的户外活动空间已成为一种趋势.空间组织中，除了满足必要性活动的需求外，如何尽可能激发自发性活动的产生，即满足乡村居民文化休闲、体育健身、节庆习俗以及农村经济等多种需求，使乡村环境充满故事性与“人气”，进而从空间结构上“实现人类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之共存”[21]，也就成为空间组织的原则与评判标准之一.
4 研究框架传统村落研究，偏重于对传统资源的保护(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肌理保护)，难以解决当代乡村发展与活力不足的问题；而新农村建设则偏重于发展(自上而下的作用)，存在革新有余保护不足的弊病.本研究通过内外机制兼修的手段，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融和，即自组织与规划发展控制双管齐下的策略实现乡村文脉传承与人居空间环境现代化发展的双赢(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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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村落营建模型 Fig. 2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theor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
1976年RICHARD DAWKINS在《The selfish Gene》中创造了Meme(文化基因)一词，将注入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的传递过程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做类比[22].美国学者TAYLOR和英国历史地理学家CONZEN采用基因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聚落空间布局的规律和历史城镇景观的形态[23].乡村景观基因识别既包括外在显性内容又包括内在隐性内容.显性内容一般以“点、线、面”形态存在，主要包括主体性公用建筑(祠堂、书院等)、民居特征、图腾标志、村落布局形态、参照性环境因子等[24]；隐性内容则为受经济发展、宗法制度、节庆习俗、风水学说等综合影响所呈现的内部规则.显性内容与隐性内容相辅相成.受城市意象理论的影响，还可从乡村居民地方认同的角度识别景观基因.有学者在云南地方访谈中发现，鼓楼、萨云、围鼓楼、杉山溪田等环境物质要素，以及节事、节庆、文本书法等非物质要素均对地方认同的形成有影响[19].
4.1.2 乡村自组织系统的构成与演化机理吴彤[25]认为，自组织系统是指“无须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相对于自组织而言，“他组织是指不能够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不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依靠外界特定的指令来推动组织的有序演化”.自组织与他组织呈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城市与乡村最大的不同是营建模式，城市的营建是自上而下的，呈现的是一种典型的“他组织”模式；而乡村是自下而上的，是在一定宗法礼制、风水观念的影响下，遵从自然规律，并在建筑技术与营造作法方面通过一定形式的内在传承，达成的一种和谐意境，体现了强烈的自组织特征.自组织系统不仅具有耗散结构特点，还具有协同特征原理.自组织系统都有自身的阈值，若要保证系统的可持续性，往往需要他组织的及时有效介入来增大系统的阈值，促进系统的功能升级，以进入新的演化周期[26]，这为传统乡村空间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
4.1.3 乡村自组织肌理的修复与提升乡村聚落自组织系统主要由居住空间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组成.乡村空间肌理主要蕴含在节点空间(院落空间、戏台等)—线型空间(街巷空间、河道生态空间等)—面空间(山水格局、新旧聚居区等)的构成关系中. “节点空间”采取保护、改造、拆迁策略，特别注重庭院空间的穿插组合；“线型空间”中河道治理与沿岸生态保护、广场等功能的植入尤其重要；“面空间”中，新、老区的关系是重点，由于新发展区受他组织营建方式影响较深，有必要与受自组织影响的老区有渐变与衔接关系，即2种“图底关系”的衔接.乡村自组织文化系统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与城市文明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在城市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乡村文明有2种发展可能：一是打破僵化的封闭的文明态，以此为机会上升到一种新的文化态；二是未能吸收城市文明精华，在关键岔口上，乡村文明误入歧途.乡村发展一方面需要保护原有的空间脉络与文化生态肌理；另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在居住空间与文化上积极对接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与城市文明，使乡村自组织结构获得质的提升.
4.1.4 综合实现村落“自下而上”内在逻辑的传承与延续可通过物质与非物质2种方式来实现. (1)物质：空间逻辑的传承.内庭院、祠堂、戏台—街巷、溪流与池塘—山水格局，通过各级空间关系的梳理与物质场所的保护与改造，为乡村各种活动的开展提供可能，从内在肌理上诉说乡村优美婉转的故事. (2)非物质：乡村文化习俗与创意的延续.乡村有诸多曲艺、节庆、传说、饮食与习俗，构成了共同的乡村记忆(见表 1).这些乡村文化如何以文化创意的形式在当代社会得到延续与传播，是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关键.美食、工艺、书画出版、曲艺表演、书画展示与节庆活动，显然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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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曹宅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表 Table 1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ble of Caozhai |
山区或土地匮乏的丘陵地区农业经济的“产业化、规模化”可采用盛行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小农经济形态”；平原与土地相对富裕地区可采用欧美式的“大农场形态”[22].乡村居民意识与生产生活方式在变，乡村在城乡体系中的职能与区位自然也在变.不经意间传统乡村植入了生产、商业、旅游等现代功能，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如何考虑乡村环境的兼容性与主体性，即生产不能扰民，泛旅游不能过度；在提升乡村活力与乡村生活质量的同时，如何保护乡村的原生态.以下结合金华曹宅案例进行说明.
金华曹宅古村落位于金华市金东区东北部，是浙中城市群“金(华)义(乌)聚合主轴线”上的一座历史文化村落，也是曹宅老镇区所在地.古村落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宜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处于浙江省中下游水平.曹宅乡村发展转型的路径是：一、在经济发展上实行“三化”策略. (1)农业规模化.规模化发展葡萄园、奶牛养殖等传统产业，引进现代园艺做强做大拳头产品“盆景园”，提升区域知名度；努力实现种植业、养殖业与工业、服务业等上游产业的无缝对接.(2)工业集约化.通过在古村落南侧的新镇区，集约化建设企业园区，为乡村工业经济发展与人口集聚提供可能. (3)旅游生态化.结合省级风景区曹宅大佛寺景区，古村落保护与传统特色人文资源开发，盆景生态农业园区和水库景区资源开发，捆绑打造地方佛教生态游旅产品，同时与金华市域旅游资源网络相链接，拓展区域旅游[27].二、在乡村的生活主体功能发展上，通过古村落环境活化与新区建设来创建现代生活环境；在村落外围相对独立地发展乡村旅游，避免对乡村生活产生干扰.三、在原生态保护上，重点做好对乡村溪流、古桥与古树的保护与利用，并结合传统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使曹宅古村落的“乡愁”得以延续.
4.2.2 公共设施的建设(1) 公建设施.主要有医疗、学校、乡村管理.公园、广场、体育运动等非营业性设施，以及商场、市场、步行街等商业性设施.根据公建本身的规模尺度与融合度决定其空间区位.小尺度设施可以直接渗透植入原有村落空间；较大空间尺度则不适合在原有村落布置，可集中安排在古村落南侧的新区(即新镇区)，同时按照“行为、地点、时间”三要素综合原则，采用城市设计的创新手法，打造一个适宜步行，并极具就地感与人气的社区魅力场所和新的空间增长极(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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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的空间增长极 Fig. 3 New space growth pole |
(2) 市政设施.该类设施配套建设，强调与城市化发展方式有所区别，并以低成本维护和生态化建设为原则.在曹宅古村落的排水系统设计中，采用“雨水花园”形式，既截污又能为地表植被与河流水体提供应有的补给，即以一种自然的形式，做到生态涵养与污水排放两不误(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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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雨水花园工作原理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working principle of rainwater garden 资料来源于文献[28]. |
韩国的经验表明，要避免“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尴尬局面，确立村民的主体性，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至关重要.村民自主参与并非盲目参与，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与规划引导.德国的经验表明，设计师的职责之一就是提供技术咨询与劝说，通过技术人员与村民取得共识推动乡村建筑的改造与发展.为避免乡村自主建设中的以邻为壑，引导公共空间形成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为传承乡村空间肌理与语言逻辑，适用于乡村的城市设计控制图则(见图 5)的制定与运用至关重要.根据各类建筑情况，分别设定具体改造方案与策略，以菜单图谱的形式方便居民自主营建，在保护乡村建筑文化景观的同时实现功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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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沿河空间城市设计控制图则 Fig. 5 Controlling chart on riverside space |
良好空间的形成既需要发挥居民的自主性与积极性，还需要城市设计发展图则的引导，以及法规体系的建立与激励政策的制定.在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中，乡村社会属于集体互助性社会，那些适用于城市地区的空间控制法规并不能自然延伸至乡村.为此，一方面需要完善乡村建设法规与规范标准，另一方面还可参照城市社区物业管理模式，即可采用契约的方式，经由村民大会制定与通过，形成“乡村营建规则”，实现对乡村公共空间的管控.同时，为了引导正向空间(如植绿、传统建筑形制的采用、建筑占地后退与遮雨遮阳等灰色空间的创建等)的形成，可采用赋分、减分与积分兑换等方式，灵活采用经济或其他利好资源进行奖励.
4.3 他组织(外部力)与自组织(内部力)关系调控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演化是自组织和他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乡村人居自组织系统处于阈值临界状态时，需要借助他组织力量打破原有的旧系统结构，引导新系统结构实现功能转型[26].他组织的介入时机与过程至关重要，需要评价原系统并对介入时机做出研判.他组织的介入方式多种多样，既包括乡村发展职能调控，也包括公共空间的治理、市政配套、文化调适等，通常具有问题导向性特征.如针对城中村的乡村空间发展，一方面需要避免原有乡村空间形态被完全“城市化”，另一方面在乡村肌理(自组织)与城市肌理(他组织)之间需要设置一个过渡区，以利于两类空间的自然融合；同时还需要在2种肌理之外，构建一种全新的秩序等，即他组织与自组织的调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空间的发展类型.
5 结语传统乡村环境在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当今同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主要机遇有：乡村资源稀缺性价值提升，城市反哺乡村技术与经济条件的成熟以及国家强制政治力的支撑等.主要挑战有：(1)乡村活力的丧失，如人口外流与经济凋零、乡村物质衰败、秩序缺失、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质量低下等；(2)乡村个性的丧失，如新农村城市化开发模式带来的“千村一面”；(3)村民对现代生活的渴求与现实条件的落差.针对上述机遇与挑战，本研究主要从内、外两个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以解决传统乡村个性丧失与活力丧失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提出的基于中观空间系统的乡村人居环境营建策略，仅仅是一种理论性框架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各个层级子内容并不同等重要或者都起作用，尚需针对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以及乡村发展具体环境进行修正.诚然，乡村问题复杂多样，但研究认为，模型中的以下3点内容仍然值得强调，并需重点关注：(1)有关乡村肌理与乡村发展问题；(2)乡村发展之“内外兼修”发展策略；(3)尊重村民意愿的自主营建策略与设计控制及其激励政策的制定.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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