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研究——以四川省桃坪羌寨为例
褚玉杰, 赵振斌*, 张铖
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通信作者,E-mail:zhaozhb@snnu.edu.cn.

褚玉杰(1988-),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旅游影响,E-mail:dazihuaxiang163@163.com.

摘要

西部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由传统封闭的生活空间迅速转变为开放的旅游接待场所.在该转变过程中,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受到旅游开发的深远影响,而现有旅游研究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以四川桃坪羌寨为例,利用时间日志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数据,在与未参与旅游妇女的对比中,研究参与旅游妇女的时间利用行为.结果表明,参与旅游妇女劳动时间的增长挤压了其生活和休闲时间;旅游开发使得参与旅游妇女扮演“双重角色”,进而承担“双重劳动”;社区旅游为参与旅游妇女协调家庭传统角色和新角色提供了有效途径.

关键词: 时间利用; 社区旅游; 民族妇女; 双重劳动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97(2016)01-008-010
Time-use patterns of women impacte d by tourism in ethnic community: A case of Taoping Qiang village
CHU Yujie, ZHAO Zhenbin, ZHANG Cheng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time-use behaviors of ethnic women have been most profoundly impact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in Chinese ethnic communities during their rapid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traditionally closed living places to open spaces of tourism. Therefore, community tour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an change the time-use model of local residents, especially the women. Nevertheless, this issue has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in the tourism literature. Taking Taoping Qiang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as our study area, the current study complys time-use diaries and conduct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obtain data from local ethnic women engaged in tourism, and compares th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ir time-use behaviors with those of nonparticipating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the time use differences among rural groups defined by whether or not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a useful approach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local communities. Given the importance and specificity of the tourism labor of local ethnic women, this study classifieds tourism labor based 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data obtained from time-use dia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ngaged women spend more time on labor activities than the unengaged women, and the compressed time that they otherwise have spent on the maintenanc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for getting involved in tourism. And the “dual roles” resulting from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have changed the time-us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women for their engagement in “dual labor”. Considering that home-based production labor is currently the best solution for address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private sphere and the public realm, community tourism provides ethnic women the precious choice to balance the traditional roles and the new one.

Keyword: time-use; community tourism; ethnic women; dual labor
引言

时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如何分配关乎个人和家庭的整体幸福感[1].时间利用(Time use)记录了在不同主客观环境中时间的分配情况, 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测量指标, 且在评估个人福利和幸福感方面有独特作用[2].目前, 时间利用已被广泛应用于劳动分工[1]、性别平等、无酬劳动[3]、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4]等社会现象的评估与测量中.

鉴于时间利用的重要性, 各国纷纷开展了时间利用调查, 分别探讨了英国[5]、美国[6]、荷兰[7]、澳大利亚[8]、拉脱维亚[9]、中国[10]、日本[11]及埃塞俄比亚[12]等国家居民的时间利用行为.同时, 不同国家间的时间利用差异也获得了一定关注, 如GIMENEZ-NADAL等[13]比较了澳大利亚、芬兰、英国、法国、荷兰、挪威和美国7个国家居民在19702005年间的时间利用趋势.

随着时间利用研究的日益丰富, 学者们开始关注其在测量特殊群体生存条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包括老年人[14]、儿童[15]、学生[16]、农民[17]、留守人口[18]、流动人口[19]和幼儿教师[20]等.随着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 时间利用因在测量妇女无酬劳动和非正规就业中的独特作用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1].性别差异和无酬劳动[22, 23, 24, 25, 26]成为时间利用研究的热点问题, 其中, 不同妇女群体间的时间利用对于深入理解性别平等和妇女幸福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不同的经济水平, 不同国家和群体间存在时间利用差异, 可见经济发展是影响人们时间分配行为的重要环境因素[27, 28, 29].而经济发展首先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特别是对妇女而言[30, 31], 乡村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从无酬农业部门转向有酬非农业部门, 从而深刻影响人们的时间配置.作为重要的有酬非农业部门和西部民族地区的典型发展方式, 旅游业介入社区发展恰恰为当地居民时间利用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契机.因此, 探讨以是否参与旅游来区分的群体间的时间利用差异, 是评估旅游开发对民族社区居民影响的有效途径.

民族旅游社区居民, 是旅游资源的拥有者和主要旅游吸引物[32], 也是旅游影响的重要承担者.旅游开发在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 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 致使其日常生活和行为发生显著变化.作为民族社区旅游的主要参与者[33], 旅游业对参与旅游妇女的时间利用行为的影响远超过其他社区居民, 尤其是未参与旅游妇女.综上所述, 基于民族社区, 以参与旅游与否来区分的妇女间的时间利用差异研究, 有助于深入理解妇女发展和社区旅游影响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

1 文献综述

时间利用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 发展成熟于20世纪中后期.国外研究主要涉及时间利用理论及方法阐述、单一国家或区域内居民时间利用现状及其纵向变迁、多国时间利用对比、单一活动或群体时间利用研究和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而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理论基础与方法多源于国外, 主要内容包括时间利用理论及方法阐述、单一地区时间利用研究、单一活动或群体时间利用研究和全国性时间利用研究.目前, 大量时间利用研究大多以大样本的调查为基础, 从宏观因素角度出发, 更加注重整体性分析, 导致微观层面的微空间、特定群体和环境等特殊性因素被掩盖.同时, 更为细致的时间利用研究视角亦成为新趋势, 相关成果日益丰富, 性别差异和女性关注便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时间是日常生活中有价值可交换的商品, 而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利用情况则可揭示隐藏在性别角色下的深层关系[3], 因而, 性别对比和无酬家务劳动成为诸多时间利用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 参与有酬职业劳动更多地限制了女性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这点在已婚就业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并在其拥有孩子之后愈加显著, 且认为角色偏差和角色超负荷是该问题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指出女性自身并未意识到时间利用不平等问题的存在[3].通过对比1965, 1975, 1998年3个时段的时间日志, SAYER[24]发现, 经过30多年时间, 妇女依然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且二者的自由时间差距显著, 然而男性在做饭、清洁和育儿方面的耗时亦开始增加.FISHER等[25]的研究也显示, 在19762006年30 a间, 美国男性的无酬劳动耗时出现小幅递增, 伴随着其有酬劳动的减少, 而女性的无酬劳动则出现了实质性的减少.GIMENEZNADAL等[13]对7个发达国家19702010年40 a的时间利用研究也发现, 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增加而有酬劳动时间减少, 伴随着有酬劳动和育儿时间的增加, 但女性的无酬家务劳动减少, 并且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女性的休闲时间普遍下降, 可见, 男女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利用差异, 且时间利用平等可作为测量性别平等的重要指标.MICHAEL等[34]认为, 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家用电器成本的小幅下滑是美国已婚夫妇间时间分配产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因素.而KILLEWALD等[35]则指出, 虽然收入增加会使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有所减少, 但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随着女性参与到市场劳动中并获得更多收入, 男性逐渐参与到无酬家务劳动中, 这有助于缓解女性的劳动负担;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男性的无酬家务劳动时间增长伴随的是有酬劳动时间的缩短, 但女性家务劳动负担的减缓却附加了更多的条件, 包括有酬劳动时间的增长和休闲时间的缩短, 表明两性之间的时间利用不平等持续存在并发生变化.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居民的时间利用不仅存在性别差异且存在城乡差异, 同时受到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女性总体劳动时间超过男性, 劳动负担更重[26], 其自我支配时间少于男性, 而家务劳动时间则远超过男性; 同时城市女性的自我支配时间多于农村女性, 而其家务劳动时间则少于农村女性[36].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迁移导致农村已婚妇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和家庭照料时间多于男性[37], 且农村社区已出现劳动女性化现象[30].因而, 中国农村女性的时间利用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 而目前学者对此的关注却不足.并且, 在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获得较多关注的同时, 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却被忽视了.事实上, 在民族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旅游产业成为重点发展对象, 并使当地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的收入大幅提升, 而收入提升被认为有助于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26].但这种经济因素的改善对于民族旅游社区妇女时间利用行为的现实影响并未得到检验.基于参与旅游发展与否的前提, 旅游发展对民族农村地区妇女间的时间利用行为影响必然存在差异, 这为深入理解妇女的时间利用不平等和社区旅游影响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概况

桃坪羌寨位于四川理县桃坪乡(31° 33'N, 103° 26'E), 是羌族聚居村寨(见图1).寨子于杂谷脑河畔依山而建, 紧邻317国道, 距离理县县城40 km, 距离省会成都139 km.全寨共98户, 总人口496人, 其中99%为羌族.桃坪羌寨的建筑具有浓郁的羌民族风格, 是至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和最原始的羌寨建筑文化艺术“ 活化石” .

20世纪90年代, 一些学生、访问学者及户外爱好者开始到桃坪羌寨写生、采风、考察和游览, 随后当地居民成立跳舞队为游客表演, 并接待食宿.1998年后, 当地政府和企业先后介入桃坪羌寨的旅游开发, 2006年开始建设羌寨新区.桃坪羌寨紧邻汶川县城, 受2008年地震影响, 当地旅游经济损失较大, 随着灾后重建的启动, 桃坪羌寨的旅游业逐渐恢复, 其中2011年共接待游客6.3万人次.2012年6月, 灾后重建完成, 当地政府设立景区管委会管理景区, 桃坪羌寨旅游业恢复正常.

图1 桃坪羌寨地理位置图Fig.1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aoping Qiang village

2.2 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调研小组一行3人, 于2012年78月赴四川省桃坪羌寨进行了为期24 d的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包括参与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时间日志表和基本信息问卷.由于受旅游接待活动性质和文化水平所限, 受访者无法实时填写时间日志和问卷, 因此, 大多数妇女的时间日志表和问卷由受访妇女口述, 调查人员记录完成.时间日志(见表1)记录的是受访妇女在受访日前一天24 h的活动, 已有研究表明, 由受访者回忆不超过2 d的活动是可行的, 且以前一天为宜[6].

表1 时间利用日志表 Table 1 The illustration of time-use diaries
2.3 方法

2.3.1 参与观察

为充分观察当地妇女的日常活动, 在调研期间, 调查人员居住在当地人经营的家庭旅馆中, 同主人和员工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和当地居民聊天, 并在必要时对其旅游经营活动给予帮助, 从而使当地居民对调研者建立信任感.因此, 调研人员对于当地居民基本活动的观察建立在一段时间的密切共同生活和信任的基础之上.

2.3.2 半结构访谈

本研究对熟悉当地情况和沟通能力较强的20位参与旅游工作的妇女, 15位未参与旅游工作妇女进行了访谈.主要访谈内容包括:旅游淡旺季和农业忙闲时节的活动变化、周际活动变化、主要活动、个人和家庭时间利用评价、收入来源、旅游开发态度及其他相关内容.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而充分的资料.

2.3.3 抽样

抽样方法结合分层抽样和便利抽样, 首先将当地妇女分为参与旅游妇女和未参与旅游妇女两类, 随后在两类妇女中实施便利抽样.发放调研问卷250份, 剔除无效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225份, 有效率95.6%, 其中101份问卷为参与旅游妇女, 占桃坪羌寨总人口的20.36%, 125份问卷为未参与旅游妇女(来自桃坪羌寨内和相邻村庄).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2.

表2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le 2 The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respondents (n=225)
2.4 数据处理

2.4.1 活动分类

科学地进行活动的分类与统计是时间利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有效分析的前提和基础.鉴于本文调查对象和区域的特殊性, 笔者在国家统计局2008年所使用的《时间利用统计的活动分类》基础上, 结合实地观察和调查资料整理了当地民族妇女时间利用统计的活动分类, 具体如下:

作者将当地妇女的活动共分为6个大类、39个中类和84个小类.其中, 大类的代码和名称分别为1-生活活动, 2-旅游业劳动, 3-农业劳动, 4-家务劳动, 5-其他生产劳动, 6-休闲活动(见表3).无酬家务劳动是当地民族妇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且为家庭其他成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保证, 却难以获得价值认可, 本研究将其作为与生产劳动并列的独立劳动类型, 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考虑到总体时间利用差异分析的需要, 编码为25的4类劳动活动又被归为总体劳动活动.

表3 当地妇女的主要活动类型 Table 3 The definitions of the major activities of local women

对于民族旅游社区妇女而言, 旅游业劳动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 而国家统计局标准中并无此详细分类, 因而笔者根据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时间日志信息对其分类进行了整理(见表4).

表4 旅游业劳动分类 Table 4 Detailed definitions of tourism labor of engaged women

2.4.2 数据说明

在本研究调查实施期间, 当地高山峡谷地带的季风降水影响了游客的到访率, 因此, 以旅游业为主要生计的参与旅游妇女未处于繁忙时期; 同时当地的农业收获季节也已基本过去, 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未参与旅游妇女也未处于农忙时期, 表明二者的时间分配状态对等.因而, 本研究中两类群体的时间利用状态具有可比较性, 且代表该时期各自的平均水平.

由于受访者难以清晰回忆或表述耗时过于短暂的活动, 因而仅记录单位时间(1 h)内耗时超过20 min的活动.利用算术平均法处理单位时间内同时进行的活动, 即将60 min平均划分给同时发生的活动.研究中的时间利用数据为24 h内某项活动耗时的样本均值(即一天内总体样本在某项活动的总体耗时/样本总人数)和单位时间内某项活动耗时的样本均值(即单位时间内总体样本在某项活动的总体耗时/样本总人数), 因此, 分析中的数值均代表群体平均水平.

3 研究结果
3.1 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的时间利用构成

参与旅游妇女一天的劳动时间为575.05 min(9.58 h), 而未参与旅游妇女则为390.96 min(6.52 h)(见表5), 两者之间相差184.09 min(3.06 h), 可见参与旅游妇女的劳动时间远超过未参与旅游的妇女, 劳动负担较重.参与旅游妇女每天的生活活动时间和休闲活动时间分别比未参与旅游妇女少45.48 min(0.76 h)和138.6 min(2.31 h), 表明大量增加的劳动时间, 导致参与旅游妇女每天的生活时间和休闲时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其中, 相对于生活时间, 休闲时间所受挤压较多, 生活十分忙碌.

参与旅游妇女各项活动的耗时比例排序为:生活活动、旅游业劳动、休闲活动、家务劳动、农业劳动和其他生产劳动; 而未参与旅游妇女的各项活动的耗时比例排序为:生活活动、休闲活动、家务劳动、农业劳动及其他生产劳动(见表5).除了作为人类生理基本需要的生活活动外, 旅游业劳动和休闲活动分别在参与旅游妇女和未参与妇女的时间配置中占据重要地位.

表5 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构成 Table 5 Time-use daily structure of local women

参与旅游妇女的旅游业劳动和家务劳动耗时比例分别为26.53%和11.15%, 远超过其他劳动类型, 说明旅游业和家务劳动是其所承担的主要劳动类型, 其中又以旅游业劳动为主.而家务劳动作为未参与旅游妇女耗时最多的劳动活动, 仅占其全天时间的15.65%, 即在未参与旅游妇女的劳动时间远少于参与旅游妇女的情况下, 二者家务劳动耗时比例差距较小.同时, 未参与旅游妇女的休闲活动耗时比例为25.95%, 高于其家务劳动耗时比例, 并同参与旅游妇女的旅游业劳动耗时比例相似.

总体上, 在参与社区旅游之后, 参与旅游妇女不仅肩负起家庭中大量的旅游劳动, 而且依然是无酬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作为家庭2种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参与旅游妇女劳动时间远长于未参与旅游妇女, 她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自由活动, 且需要牺牲生活必需时间和休闲时间来确保完成劳动, 其时间压力巨大.而未参与旅游妇女主要承担家务劳动, 休闲时间充裕, 生活相对轻松.

3.2 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的时间利用分布

时间利用分布展示各项活动的时间分配情况及各项活动间的影响, 有利于全面把握当地妇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

3.2.1 参与旅游妇女

参与旅游妇女的旅游业劳动和总体劳动时间利用曲线均呈“ M” 状, 以12:0013:00为界, 分为上午和下午2个高峰(分别为8:0012:00和13:0020:00), 高峰时段内参与旅游妇女的家务劳动、农业劳动及其他生产劳动的时间利用曲线远远低于其旅游业劳动的时间利用曲线.而参与旅游妇女的生活活动和休闲活动的耗时也明显偏低.可见, 旅游业劳动对参与旅游妇女的时间利用分布影响较大.

图2 参与旅游妇女的时间利用分布Fig.2 Time-use daily distribution of engaged women

家务劳动高峰主要集中在三餐时段, 其他时段则较少, 表明参与旅游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就餐准备和餐后整理活动为主.农业劳动和其他生产劳动的时间利用曲线基本与X轴重合, 说明参与旅游妇女已基本脱离农业生产, 旅游业成为其主要谋生方式.生活活动时间利用曲线基本呈现“ W” 型, 极值主要出现在夜间, 以睡眠活动为主.白天的休闲活动耗时极少, 高峰集中在旅游接待需求较低的晚间19:0022:00, 可称为“ 夜间狂欢” .

在从事旅游接待活动以后, 参与旅游妇女逐渐脱离了以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为主导的时间利用方式, 她们日常各项活动耗时的时点分布受到来自旅游业劳动的强势影响, 主要表现为家务劳动在就餐时段的集中分布; 农业劳动和其他生产劳动的低值分布; 日间生活活动和休闲活动耗时的大量减少, 且二者的极值时段均回避了在旅游业劳动的高峰时段.以上分析证实参与旅游妇女的日常活动以旅游业劳动为中心, 旅游参与对其时间利用方式影响较大.

3.2.2 未参与旅游妇女

未参与旅游妇女的总体劳动时间利用曲线低于参与旅游妇女, 且高峰持续时间短, 受农业和其他生产劳动的影响, 变化趋势与其家务劳动的变化曲线不尽相同.

同参与旅游妇女相比, 未参与旅游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利用曲线变化平稳, 且高于其他劳动; 高峰不仅发生在就餐时段, 同时出现在9:0012:00, 说明家务劳动是未参与旅游妇女的主要劳动.未参与旅游妇女的生活活动亦呈“ W” 形分布, 以0:006:00, 12:0013:00, 17:0019:00和23:0024:00为主要极值点, 以夜间休息和午餐及晚餐活动为主.农业劳动和其他生产劳动的时间利用曲线的位置偏低, 对其他活动的影响较小.

未参与旅游妇女的休闲活动时间利用曲线总体呈阶梯状上升, 分布时段明显多于参与旅游妇女.其中, 上午休闲时间高峰超过农业劳动和其他生产劳动, 略低于家务劳动; 下午休闲时间高峰远远超过家务劳动; 晚间休闲时间高峰达到全天最高值, 同时段的其他活动时间利用曲线均处于低谷, 也存在“ 晚间狂欢” 特点; 总体上未参与旅游妇女的休闲活动在其时间利用分布中占有重要地位(见图3).

图3 未参与旅游妇女的时间利用分布Fig.3 Time-use daily distribution of unengaged women

同参与旅游妇女相比, 未参与旅游妇女日常生活围绕家务劳动和休闲活动开展.其劳动活动高峰时段短于参与旅游妇女, 且对于其他活动的影响偏弱; 而作为主要劳动的家务劳动和休闲活动发生在相同时段; 加之休闲活动分布时段和高峰持续时间均长于参与旅游妇女, 体现出未参与旅游妇女的生活节奏较悠闲.

4 讨论
4.1 旅游业劳动与时间利用方式

参与旅游妇女和未参与旅游妇女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羌族居民, 若无社区旅游的影响, 两类妇女目前的时间利用水平本应一致.而数据显示, 参与旅游妇女每天的劳动耗时比未参与旅游妇女多184.09 min(3.06 h), 且生活和休闲时间均少于未参与旅游妇女.GENTRY[38]的研究表明, 从事旅游业的伯利兹妇女被迫放弃自由和睡眠时间以保证职责的履行,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

参与旅游妇女的旅游业劳动耗时分布与总体劳动相一致, 且对其他活动的分布时段影响显著.参与旅游妇女的家务劳动与就餐活动发生时段一致, 表明她们缩短了就餐时间来确保无酬家务劳动和有酬旅游业劳动的完成.相比未参与旅游妇女休闲活动的多个高峰时段, 参与旅游妇女休闲活动单一的“ 夜间狂欢” 特点表明她们极大挤压了白天的休闲时间.

显然, 在参与旅游之后, 与未参与旅游妇女相比, 参与旅游妇女承担了更长时间的劳动, 生活和休闲时间被劳动时间挤压, 其中休闲时间被牺牲的可能性更大.可见, 在旅游参与为参与旅游妇女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 也剥夺了她们的休闲时间, 进而导致参与旅游妇女的日常生活节奏快于未参与旅游妇女.

参与旅游妇女旅游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耗时比例显示, 繁重的旅游业劳动和家务劳动是参与旅游妇女的劳动耗时远超过未参与旅游妇女的主要原因.显然, 参与旅游妇女不仅承担家庭中大量的旅游业劳动, 且仍是无酬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该现象可被称为“ 双重劳动” .已有研究表明, 从事旅游业的妇女存在“ 双重工作日” , 不仅要负责家庭以外的劳动, 而且要承担大部分家务琐事[38, 39], 本研究结果与其相近.然而“ 双重工作日” 虽然反映了劳动类型的重叠, 却并未体现劳动量的变化, 而这正是时间利用的优势所在.本文中的“ 双重劳动” 显示劳动类型和劳动量的同步增加, 通过与当地未参与旅游妇女的对比分析使得结果更为准确可信.

4.2 “ 双重劳动” 与家庭角色

在中国现代乡村社会, 家庭经济的提升成为丈夫与妻子的共同职责, 妇女通过参与工作从传统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我们的访谈中, 参与旅游妇女提到“ 过去靠种地和挖虫草过活, 收入少, 日子苦” 、“ 接待游客挣钱多, 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了” .在她们看来, 从事旅游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且不用承担过多体力劳动, 生活质量获得了提升.显然, “ 家庭收入创造者” 的角色对参与旅游妇女来说意义重大, 她们中的大多数表示愿意承担更多旅游业劳动, 即使减少生活时间或者休闲时间, 也不能错过参与旅游接待的机会.

然而, 在积极接纳新角色的同时, 参与旅游妇女无法放弃传统家庭角色.“ 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家庭分工观念对她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访谈中, 多数参与旅游妇女提到“ 男人做不来细活” “ 这些活儿还是要我们女人做” .在她们的意识里, 妇女天生就该承担清洗、照顾老人孩子等家务劳动.显然, 目前参与旅游妇女对其传统角色十分认同.

根据访谈内容可知, 桃坪羌寨的参与旅游妇女在其家庭中扮演着“ 双重角色” , 即在参与旅游之后, 她们在原有妻子与母亲角色的基础上复加了“ 家庭收入创造者” 这一新角色.因此, 传统家庭角色和新经济角色的复合或许是“ 双重劳动” 时间利用方式的原因所在.在这一角色的变化过程中, 她们既无法脱离传统角色, 又不得不迅速适应新角色.这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背景下, 乡村妇女的整体角色转变趋势一致.

4.3 社区旅游与当地妇女发展

在旅游开发之前, 由于需要照顾家庭, 加上文化水平偏低, 当地民族妇女很少有机会走出去或从事职业工作; 即使外出务工, 也多从事劳动量大而收入偏低的工作.而且乡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 比如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18].一定程度上, 乡村社区的旅游开发使得当地妇女不离家而就业, 从而缓解了这些问题.因此, 尽管民族社区旅游给参与旅游妇女带来了“ 双重劳动” , 但却极大地改善了她们的经济状况, 不仅为当地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 还使得她们在料理家事的情况下从家庭领域走向了公共领域.就收入提升和就业对于女性平等的正向效益而言, 参与旅游妇女获得了未参与旅游妇女所没有的机遇.因此,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社区旅游为参与旅游妇女协调传统家庭守护者角色和家庭经济新角色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

尽管民族社区旅游开发具有积极影响, 但承担“ 双重劳动” 对于桃坪羌寨的参与旅游妇女是不公平的.这种现状的改变需要家庭角色的合理转变, 如家务劳动在性别间更加均衡分配,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等等.CARLSON等[40]的研究显示, 更加平等的家务分配有利于性别平等.研究表明, 在中国的发达城市区域, 许多男性已广泛参与到家务劳动中[41].因此, 当社会和参与旅游妇女自身及其家人认可家务劳动耗时的市场价值时, “ 双重劳动” 的现象将会发生改变.

5 结论与展望

在参与社区旅游工作之后, 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参与旅游妇女的劳动耗时远超过未参与旅游妇女, 其生活和休闲活动耗时总量及开展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 日常生活十分忙碌.参与旅游妇女是家庭中旅游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劳动类型的增加伴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且, 参与旅游妇女“ 双重劳动” 时间利用方式的形成与其在家庭中扮演“ 双重角色” 有着密切关系.就目前而言, 社区旅游为参与旅游妇女协调传统家庭角色和家庭经济新角色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

本研究基于2012年78月的时间利用日志展开分析, 虽利用了半结构方式来补充其他时段资料, 但仍无法充分反映参与旅游妇女整体时间的利用情况.因此, 开展多时段的时间利用日志调查是进一步研究社区旅游对当地妇女时间利用行为影响的必要方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HARVEY A S. Time-use studies: A tool for macro and micro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3, 30(2): 3-7. [本文引用:2]
[2] GERSHUNY J. Time-use survey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well-being[R]. Centre for Time-Use Research, Oxfor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1. [本文引用:1]
[3] ROBINSON J P, YERBY J, FIEWEGER M, et al. Sex-role differences in time use[J]. Sex Roles, 1977, 3(5): 443-458. [本文引用:3]
[4] GARHAMMER M. Pace of life and enjoyment of life[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2, 3(3): 217-256. [本文引用:1]
[5] LADER D, SHORT S, GERSHUNY J. The Time Use Survey, 2005, How We Spend Our Time[M].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06. http://www.timeuse.org/information/publications/docs/timeuse2005.pdf.Luettu,15,2009. [本文引用:1]
[6] ROBINSON J P, GODBEY G.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M].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7. [本文引用:2]
[7] VAN den BROEK A, BREEDVELD K. Trends in Time: The Use and Organization of Time in the Netherland s, 1975-2000[M].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 s Sociaalen Cultureel Planbureau, 2004. [本文引用:1]
[8] BITTMAN M. Australians changing use of time, 1974-1987[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3, 30(2-3): 91-108. [本文引用:1]
[9] EGLITE P, ZARINS I. Changes of time use of the town population in Latvi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3, 30(2-3): 109-119. [本文引用:1]
[10] ZHOU H F, LI Z S, XUED Q, et al. Time use patterns between maintenance, subsistenc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in China[J]. Social Indictors Research, 2012, 105: 121-136. [本文引用:1]
[11] KURODA S. Do Japanese work shorter hours than before? Measuring trends in market work and leisure using 1976-2006 Japanese time-use survey[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10, 24(4): 481-502. [本文引用:1]
[12] MASUDA Y J, FORTMANN L, GUGERTY M K, et al. Pictorial approaches for measuring time use in rural Ethiopia[J]. Social Indictor Research, 2014, 115(1): 467-482. [本文引用:1]
[13] GIMENEZNADAL J I, SEVILLA A. Trends in time allocation: Across-country analysi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2, 56(6): 1338-1359. [本文引用:2]
[14] 孙樱, 陈田, 韩英. 北京市区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初探[J]. 地理研究, 2001, 20(5): 537-546.
SUN Ying, CHEN Tian, HAN Ying. A study on leisure behavior of the aged in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1, 20(5): 537-546. [本文引用:1]
[15] ANTMAN F M.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paternal migration on schooling and work: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ldren's time allocation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2): 200-208. [本文引用:1]
[16] MUCCIARDI M. Student time allocation and self-rate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sample survey in Sicily (Italy)[J]. Electron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ime Use Research, 2013, 10(1): 1-8. [本文引用:1]
[17] 句芳, 张正河, 高明华. 创新培训理念、培育新型农民的几点思考——基于河南省326个农户劳动时间利用情况的调查[J]. 技术经济, 2007, 26(11): 110-114.
GOU Fang, ZHANG Zhenghe, GAO Minghua. Thought on innovating training conception and creating new type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labor-time using situation of 326 domestics in Henan Province[J]. Technology Economics, 2007, 26(11): 110-114. [本文引用:1]
[18] CHANG H Q, DONG X Y, MACPHAIL F. Labor migration and time use pattern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2): 2199-2210. [本文引用:2]
[19] 兰宗敏, 冯健. 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基于北京若干典型城中村的调查[J]. 地理科学, 2012, 32(4): 409-417.
LAN Zongmin, FENG Jian. The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of migrant's daily activities of village in city: Case of typical villages in city of Beijing,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4): 409-417. [本文引用:1]
[20] EARLYA D M, IRUKAA I U, RITCHIE S, et al. How do pre-kindergartners spend their time?[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0, 25(2): 177-193. [本文引用:1]
[21] 齐良书, 安新莉, 董晓媛. 从时间利用统计看我国居民的有酬劳动[J]. 统计研究, 2012, 29(4): 72-80.
QI Liangshu, AN Xinli, DONG Xiaoyuan. A study on paid work based on time-use statistics in China[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12, 29(4): 72-80. [本文引用:1]
[22] ASLAKSEN I, KOREN C. Unpaid domestic work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xtended income: The norwegian experience[J]. Feminist Economics, 1996, 2(3): 65-80. [本文引用:1]
[23] ALVAREZ B, MILES D. Gender effect on housework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spanish two-earner couple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 2003, 16(2): 227-242. [本文引用:1]
[24] SAYER L C. Time and inequality: Trends in women’s and men’s paid work, unpaid work and free time[J]. Social Forces, 2005, 84(1): 285-303. [本文引用:2]
[25] FISHER K, EGERTON M, GERSHUNY J I, et al. Gender convergence in the American heritage time use study (AHTU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7, 82(1): 1-33. [本文引用:2]
[26] 杨菊华. 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 1990 ~2010年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4(5): 3-12.
YANG Juhua. Gender disparity in time use: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1990 to 2010[J].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4(5): 3-12. [本文引用:3]
[27] DEY J.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 Gambia: The gap between planners’ and farmers’ perceptions, expectations and objectives[J]. World Development, 1982, 10(5): 377-396. [本文引用:1]
[28] MACPHAIL F, BOWLES P. Technical change and Intra-Household Welfare: A case study of irrigated rice production in South Sulawesi, Indonesia[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9, 26(1): 58-80. [本文引用:1]
[29] BURDA M, HAMERMESH D S, WEIL P. Total work and gender: Facts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3, 26(1): 239-261. [本文引用:1]
[30] CHANG H Q, MACPHAIL F, DONG X Y. The feminization of labor and the time-use gender gap in rural China[J]. Feminist Economics, 2011, 17(4): 93-124. [本文引用:2]
[31] ZHANG L X, de BRAUW A, ROZELLE S.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ts gender implication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4, 15(2): 230-247. [本文引用:1]
[32] 郭凌, 王志章. 制度嵌入性与民族旅游社区参与——基于对泸沽湖民族旅游社区的案例研究[J]. 旅游科学, 2014, 28(2): 12-22.
GUO Ling, WANG Zhizhang. Institutional embeddability and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of Lugu Lake[J]. Tourism Science, 2014, 28(2): 12-22. [本文引用:1]
[33] 林清清, 丁绍莲. 旅游发展与东道主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研究综述[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3): 75-80.
LIN Qinqin, DING Shaolia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women in host society: A gender analysi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09(3): 75-80. [本文引用:1]
[34] MICHAEL B, OKSANA L. On the time allocation of married couples since 1960[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1, 33: 491-510. [本文引用:1]
[35] KILLEWALD A, GOUGH M. Money isn’t everything: Wives’ earnings and housework time[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0, 39: 987-1003. [本文引用:1]
[36] 杨慧. 中国城乡居民自我支配时间的性别差异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4): 44-48.
YANG Hui.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disposal time i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1(4): 44-48. [本文引用:1]
[37] 刘岚, 董晓媛, 陈功, . 照料父母对我国农村已婚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J]. 世界经济文汇, 2010(5): 1-15.
LIU Lan, DONG Xiaoyuan, CHEN Gong. The effect of taking care parents on the labor time alloca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rural China[J]. World Economic Papers, 2010(5): 1-15. [本文引用:1]
[38] GENTRY K M. Belizean women and tourism work opportunity or impedi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2): 477-496. [本文引用:2]
[39] CHANT S. Gender and tourism employment in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C]//SINCLAIR M. Gender, Work, and Tour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20-179. [本文引用:1]
[40] CARLSON D L, LYNCH J L. Housework: Cause and consequence of gender ideology?[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3, 42(6): 1505-1518. [本文引用:1]
[41] 张锦华, 胡军辉. 城乡差别对中国居民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以家务劳动时间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6): 83-92.
ZHANG Jinhua, HU Junhui.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on Chinese household time alloc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2(6): 83-92. [本文引用:1]